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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依据陈国庆编的《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并从内、外因的角度对书籍散佚的原因进行宏观上的分析，从战乱、统治者的态度、学派斗争、有无师说以及其他原因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对研究《汉书·艺文志》有所帮助。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 战乱 统治者态度 古今文之争 师说 书写材料
《汉书·艺文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记录了从古以迄汉代的许多珍贵的书籍，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用分类著录的方式，辨析古代学术思想的接受源流。从刘氏父子的《别录》、《七略》，再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别录》本有二十卷，《七略》删其为七卷，《汉书·艺文志》又删《七略》为一卷。对于删书的原因，班固认为是“以备篇籍”，颜师古的解释是“删去浮沉，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条、家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1]由于历史的原因，班固在删书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书籍因年代久远而无从考证，因而不得不将这些繁冗的部分删去。从中可知，在班固写《汉书·艺文志》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书籍不存于世。而《汉书·艺文志》之后，还是有很多书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散佚不闻。
《汉书·艺文志》既是一部关于图书的目录，也是一部关于书籍的历史。其目的除了追根溯源、分门别类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与书籍的散佚流失这一必然现象作“斗争”，即通过整理和保存书籍，减少其散佚的程度。所以在研究《汉书·艺文志》的时候，也不能够忽视那些导致书籍散佚的因素，如果看到写着“亡佚”二字的书籍，就简单地认为其没有学术价值，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整个学术思想史源流演变的宏观把握，以及树立正确的、以史为鉴的目录学观。因此，研究《汉书·艺文志》中书籍散佚的原因是十分重要的。
一.影响《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外因
《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外因是指导致书籍散失、亡佚的外部原因，主要与朝代战乱和历代统治者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的更替很少不经历战争的腥风血雨，而战乱对于书籍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班固认为由于学说的“纷然殽乱”，导致“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2]，秦朝焚烧掉了大部分诗书百家古籍，只有小部分由于藏于山崖屋壁中而得以幸免。如《古文易经》就是武帝末年从山崖屋壁中获得的，再如《古文尚书》则是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充其王宫而无意中从孔子壁中发现的。此外，也有许多书籍因为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如济南伏生就口述了二十九篇《尚书》，《诗经》也以其易于背誦的特点而得到传承。
除了秦火，历朝历代的战争无疑都对书籍的保存造成了破坏。有的书籍如《易经》由于为筮卜之书而躲过秦火，传者不绝，“迄于宣、元，有施、孟、良丘、京氏，列于学官”[3]，但是施、梁丘二家的书，却因遭永嘉之乱，而亡佚不存了。同样遭永嘉之乱的还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永嘉之乱是西晋惠帝时发生的一场内乱，由居于中原的匈奴人攻破洛阳，烧杀抢掠，焚毁宫殿，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选择南迁，而很多书籍就是在这个时候遭到了毁灭。
回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朝代更迭不断，战争频仍，想要在战火中保存所有书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当一个王朝步入相对平稳、和平的时期，当统治者再回过头来对书籍进行整理和收集时，往往也会发现很多书籍早已亡佚或者不全了。因此战争因素是影响书籍存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除了战争因素外，统治者所采取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书籍的“命运”。“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4]，班固认为，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积极收集和整理古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秦代焚书所带来的损失。
但是由于许多经典往往不止一人对其进行研究和传承，也因此有不同的家学并行于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5]，班固认为这种现象是导致秦代选择焚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汉代在广收书籍并进行整理、归类之后，也开始对其进行规范。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通常来说，被列于学官似乎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如有些现存或残缺的书籍就曾经被列于学官，如《京氏易》、《戴德礼》、《戴圣礼》、《左氏春秋》，这些书籍能够流传下来显然与统治者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当时被列于学官，但后来由于不受重视或其他别的原因而失传的情况，这里不作赘述。与之相对的，也有一些书籍由于未被列于学官而失传。最明显的例子是《古文尚书》，西汉时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并献于朝廷，由于“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6]。到了东汉时，又因为没有师说，《古文尚书》最终亡于魏晋之间。
西汉时期，今文经盛行。而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王莽改制，古文经则受到重视。这些都与统治者对于今古文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至于由此引发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亦或是前、后者之间的互相影响，都放在下文的内因分析中继续探讨。
总之，无论是战乱还是统治者的态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籍是否能够继续流传于后世。不过，战争对书籍总是没有偏爱地进行破坏，算是“人祸”;而统治者则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挑选，多数时候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内因
《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内因是指导致书籍散失、亡佚的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师说以及其他原因。
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主要和书写所用文字的今古有关，汉以前用籀文或小篆书写的书籍叫“古文”，汉代用隶书书写的书籍则是“今文”。而古今文之争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但由于今文经学一直被列为学官，占据优势，许多古文经只能私藏并流行于民间，或致失传。到东汉时，古文经才引起重视，并有经学大家为其作传注疏，许多古文经也因此才得以流传。如《费氏经》因与《古文易经》相同，在汉初并未引起重视。但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作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7]可知由于《费氏经》得到了经学家的重视并为之传注，因而得以流传。再如《毛诗》作为古文经，虽亦未被列为学官，但却在东汉时受到重视，后因郑玄为《毛诗故训传》作注，因而流传至今。至于三家诗则渐渐衰败，最终全部亡佚。也有一些古文经虽然在汉代受到了重视，但又因为其他各种原因散佚于后世，从某种程度来说，一部书籍能传承至今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除了有经文家作传注疏外，书籍的传承也需要有师说。而有些书籍的散佚，则正是因为没有师说造成的。其实，《汉书·艺文志》这部目录学著作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注重师传。就是在记录书籍时，会把杂乱无章的书籍，按学术性质、派别等分门别类，并于每种书后有小序，很注意授受源流。如欧阳氏、大小夏侯均从伏生授《尚书》。但是，仅欧阳氏之学就历经数人传承才形成，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伏生口诵二十九篇，授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授同郡儿宽，宽又从孔安国受业，以授欧阳生之子，欧阳氏传其业，至曾孙高，作尚书章句，为欧阳氏学。”[8]只可惜都因战乱而不存。由此可见，古人是十分重视师说的。
对于《孟氏易经》，《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的编者按语认为其因没有师说而不传，并认为《古文尚书》也是由于“西汉时因为没有列为学官，东汉时因为没有师说，因此，在魏晋之间，便都亡佚了。”[9]此外还有《鄒氏传》也因为无师说而亡佚，据隋志“王莽之乱，鄒氏无师，夹氏亡。此固先有其书，故二刘，著录，至班志乃绝耳。”[10]从以上可以看出，有无师传亦是影响书籍存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一些自然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有些书籍因为存书年代久远，导致模糊不清或莫究其用，因而在整理时只能选择放弃。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通常在书籍后面加上篇或卷，这是因为汉代及以前的人一般将文字记于竹简和帛书之上。但是这些书写材料也有缺点，竹简既重又占地方，且不方便携带，遇到战乱还容易丢失;而且容易斷裂，可能会造成内容混乱或残缺。而帛书一方面造价昂贵，不便于流传;另一方面则容易腐蚀，不利于保存。就算后来改进了书写材料，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依然有很多书籍无法流传下来。许多残缺的书籍如《尚书传》就“在宋代已无完本，自明代以来，仅留大传残本，脱落漫漶，殆不可读。”[11]此外，也有一些书籍则是优胜劣汰，又或者随时代需要和发展而变化或消亡。如《小戴记》就是个例子，《清四库全书》著录礼记正义四十九篇六十三卷，其提要云：“至明永乐中，因为修礼记大全，始改用陈澔集说，郑注遂废，然终为说礼家之根柢也。”[12]
《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原因还有很多，而本文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资料匮乏，且限于论文篇幅，不能一一展开探讨。总之，对《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分析仍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7）
[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
[3]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
[4]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5]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
[6]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
[7]魏征.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
[9]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24）
[10]魏征.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6）
[1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仪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0
（作者介绍：陈君忆，湘潭大学2016级古代文学研究生）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 战乱 统治者态度 古今文之争 师说 书写材料
《汉书·艺文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记录了从古以迄汉代的许多珍贵的书籍，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用分类著录的方式，辨析古代学术思想的接受源流。从刘氏父子的《别录》、《七略》，再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别录》本有二十卷，《七略》删其为七卷，《汉书·艺文志》又删《七略》为一卷。对于删书的原因，班固认为是“以备篇籍”，颜师古的解释是“删去浮沉，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条、家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1]由于历史的原因，班固在删书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书籍因年代久远而无从考证，因而不得不将这些繁冗的部分删去。从中可知，在班固写《汉书·艺文志》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书籍不存于世。而《汉书·艺文志》之后，还是有很多书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散佚不闻。
《汉书·艺文志》既是一部关于图书的目录，也是一部关于书籍的历史。其目的除了追根溯源、分门别类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与书籍的散佚流失这一必然现象作“斗争”，即通过整理和保存书籍，减少其散佚的程度。所以在研究《汉书·艺文志》的时候，也不能够忽视那些导致书籍散佚的因素，如果看到写着“亡佚”二字的书籍，就简单地认为其没有学术价值，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整个学术思想史源流演变的宏观把握，以及树立正确的、以史为鉴的目录学观。因此，研究《汉书·艺文志》中书籍散佚的原因是十分重要的。
一.影响《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外因
《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外因是指导致书籍散失、亡佚的外部原因，主要与朝代战乱和历代统治者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的更替很少不经历战争的腥风血雨，而战乱对于书籍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班固认为由于学说的“纷然殽乱”，导致“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2]，秦朝焚烧掉了大部分诗书百家古籍，只有小部分由于藏于山崖屋壁中而得以幸免。如《古文易经》就是武帝末年从山崖屋壁中获得的，再如《古文尚书》则是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充其王宫而无意中从孔子壁中发现的。此外，也有许多书籍因为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如济南伏生就口述了二十九篇《尚书》，《诗经》也以其易于背誦的特点而得到传承。
除了秦火，历朝历代的战争无疑都对书籍的保存造成了破坏。有的书籍如《易经》由于为筮卜之书而躲过秦火，传者不绝，“迄于宣、元，有施、孟、良丘、京氏，列于学官”[3]，但是施、梁丘二家的书，却因遭永嘉之乱，而亡佚不存了。同样遭永嘉之乱的还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永嘉之乱是西晋惠帝时发生的一场内乱，由居于中原的匈奴人攻破洛阳，烧杀抢掠，焚毁宫殿，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选择南迁，而很多书籍就是在这个时候遭到了毁灭。
回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朝代更迭不断，战争频仍，想要在战火中保存所有书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当一个王朝步入相对平稳、和平的时期，当统治者再回过头来对书籍进行整理和收集时，往往也会发现很多书籍早已亡佚或者不全了。因此战争因素是影响书籍存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除了战争因素外，统治者所采取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书籍的“命运”。“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4]，班固认为，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积极收集和整理古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秦代焚书所带来的损失。
但是由于许多经典往往不止一人对其进行研究和传承，也因此有不同的家学并行于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5]，班固认为这种现象是导致秦代选择焚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汉代在广收书籍并进行整理、归类之后，也开始对其进行规范。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通常来说，被列于学官似乎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如有些现存或残缺的书籍就曾经被列于学官，如《京氏易》、《戴德礼》、《戴圣礼》、《左氏春秋》，这些书籍能够流传下来显然与统治者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当时被列于学官，但后来由于不受重视或其他别的原因而失传的情况，这里不作赘述。与之相对的，也有一些书籍由于未被列于学官而失传。最明显的例子是《古文尚书》，西汉时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并献于朝廷，由于“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6]。到了东汉时，又因为没有师说，《古文尚书》最终亡于魏晋之间。
西汉时期，今文经盛行。而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王莽改制，古文经则受到重视。这些都与统治者对于今古文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至于由此引发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亦或是前、后者之间的互相影响，都放在下文的内因分析中继续探讨。
总之，无论是战乱还是统治者的态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籍是否能够继续流传于后世。不过，战争对书籍总是没有偏爱地进行破坏，算是“人祸”;而统治者则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挑选，多数时候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内因
《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内因是指导致书籍散失、亡佚的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师说以及其他原因。
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主要和书写所用文字的今古有关，汉以前用籀文或小篆书写的书籍叫“古文”，汉代用隶书书写的书籍则是“今文”。而古今文之争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但由于今文经学一直被列为学官，占据优势，许多古文经只能私藏并流行于民间，或致失传。到东汉时，古文经才引起重视，并有经学大家为其作传注疏，许多古文经也因此才得以流传。如《费氏经》因与《古文易经》相同，在汉初并未引起重视。但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作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7]可知由于《费氏经》得到了经学家的重视并为之传注，因而得以流传。再如《毛诗》作为古文经，虽亦未被列为学官，但却在东汉时受到重视，后因郑玄为《毛诗故训传》作注，因而流传至今。至于三家诗则渐渐衰败，最终全部亡佚。也有一些古文经虽然在汉代受到了重视，但又因为其他各种原因散佚于后世，从某种程度来说，一部书籍能传承至今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除了有经文家作传注疏外，书籍的传承也需要有师说。而有些书籍的散佚，则正是因为没有师说造成的。其实，《汉书·艺文志》这部目录学著作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注重师传。就是在记录书籍时，会把杂乱无章的书籍，按学术性质、派别等分门别类，并于每种书后有小序，很注意授受源流。如欧阳氏、大小夏侯均从伏生授《尚书》。但是，仅欧阳氏之学就历经数人传承才形成，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伏生口诵二十九篇，授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授同郡儿宽，宽又从孔安国受业，以授欧阳生之子，欧阳氏传其业，至曾孙高，作尚书章句，为欧阳氏学。”[8]只可惜都因战乱而不存。由此可见，古人是十分重视师说的。
对于《孟氏易经》，《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的编者按语认为其因没有师说而不传，并认为《古文尚书》也是由于“西汉时因为没有列为学官，东汉时因为没有师说，因此，在魏晋之间，便都亡佚了。”[9]此外还有《鄒氏传》也因为无师说而亡佚，据隋志“王莽之乱，鄒氏无师，夹氏亡。此固先有其书，故二刘，著录，至班志乃绝耳。”[10]从以上可以看出，有无师传亦是影响书籍存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一些自然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有些书籍因为存书年代久远，导致模糊不清或莫究其用，因而在整理时只能选择放弃。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通常在书籍后面加上篇或卷，这是因为汉代及以前的人一般将文字记于竹简和帛书之上。但是这些书写材料也有缺点，竹简既重又占地方，且不方便携带，遇到战乱还容易丢失;而且容易斷裂，可能会造成内容混乱或残缺。而帛书一方面造价昂贵，不便于流传;另一方面则容易腐蚀，不利于保存。就算后来改进了书写材料，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依然有很多书籍无法流传下来。许多残缺的书籍如《尚书传》就“在宋代已无完本，自明代以来，仅留大传残本，脱落漫漶，殆不可读。”[11]此外，也有一些书籍则是优胜劣汰，又或者随时代需要和发展而变化或消亡。如《小戴记》就是个例子，《清四库全书》著录礼记正义四十九篇六十三卷，其提要云：“至明永乐中，因为修礼记大全，始改用陈澔集说，郑注遂废，然终为说礼家之根柢也。”[12]
《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原因还有很多，而本文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资料匮乏，且限于论文篇幅，不能一一展开探讨。总之，对《汉书·艺文志》书籍散佚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分析仍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7）
[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
[3]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
[4]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5]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
[6]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
[7]魏征.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
[9]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24）
[10]魏征.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6）
[1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仪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0
（作者介绍：陈君忆，湘潭大学2016级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