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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向来以温文尔雅示人，一生谦恭和善，在他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得以集中体现。但是，一向不喜欢发脾气的周恩来也有例外，为了革命成功，为了我党的前途未来，周恩来对事不对人，曾几次怒拍桌子，大发雷霆之怒。
对张国焘“拍桌子”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策划和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7月中旬，党中央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同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召集在九江的领导同志开会，最后商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共产国际在接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报告后，并没有立即做出明确的答复，而是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复电。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在武汉举行会议，对共产国际的复电内容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会议因此决定派张国焘去前敌委员会，目的是“坚决前敌之发动”。但张国焘对南昌暴动一事保留自己的意见。
7月27日抵达九江后，张国焘立即召集贺昌、恽代英等人开会，重新讨论南昌暴动的问题，并给南昌有关方面发了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时再解决”。30日凌晨，张国焘到达了南昌。在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歪曲党中央“坚决前敌之发动”的意图，说中央的意见是“宜慎重”，并把共产国际当成“帽子”压人。张国焘的这一意见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的强烈反对。会议一直围绕起义的事情争论不休，足足持续了几个小时。
在激烈的争论中，为保证武装起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他“啪”的一声对张国焘拍了桌子，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没有想到平时对人温和的周恩来竟然发这么大的火，十分震惊。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张国焘只好表示服从大多数的意见。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來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在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对李德“拍桌子”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失败了。中央苏区陷于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的危险境地。而且由于常年征战，中央苏区内资源枯竭，红军对敌作战行动受到了更大的限制。193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率领下，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采用了“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导致红军行军速度和作战机动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另外，由于“左”倾领导人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伤亡巨大，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残酷的现实令疲惫不堪的红军部队“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黎平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于18日举行黎平会议，继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讨论，解决当时最为紧迫、争议最大、关系全局的进军方向问题。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博古不顾围剿的国民党军兵力是中央红军的五六倍且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已待这一客观事实，仍然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他也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在会上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
李德看到黎平会议的决定后，十分生气，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对李德的霸道也十分生气，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当时“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在李德印象中，“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周恩来，这次“显得有些激动”，他“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周恩来对李德“拍桌子”的举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在会议上说：“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也是老实人不发火的缘故吧。”
黎平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它促使了“三人团”的进一步分化，“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使中央红军从极端危险的境地走了出来，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一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的一言一行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周恩来的革命生涯中，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视党的团结为党的生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但同时，为了党的前途命运，为了人民的福祉，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曾怒拍桌子。他“拍桌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是为了党的革命能够成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在党为党的崇高精神。
对张国焘“拍桌子”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策划和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7月中旬，党中央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同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召集在九江的领导同志开会，最后商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共产国际在接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报告后，并没有立即做出明确的答复，而是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复电。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在武汉举行会议，对共产国际的复电内容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会议因此决定派张国焘去前敌委员会，目的是“坚决前敌之发动”。但张国焘对南昌暴动一事保留自己的意见。
7月27日抵达九江后，张国焘立即召集贺昌、恽代英等人开会，重新讨论南昌暴动的问题，并给南昌有关方面发了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时再解决”。30日凌晨，张国焘到达了南昌。在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歪曲党中央“坚决前敌之发动”的意图，说中央的意见是“宜慎重”，并把共产国际当成“帽子”压人。张国焘的这一意见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的强烈反对。会议一直围绕起义的事情争论不休，足足持续了几个小时。
在激烈的争论中，为保证武装起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他“啪”的一声对张国焘拍了桌子，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没有想到平时对人温和的周恩来竟然发这么大的火，十分震惊。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张国焘只好表示服从大多数的意见。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來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在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对李德“拍桌子”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失败了。中央苏区陷于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的危险境地。而且由于常年征战，中央苏区内资源枯竭，红军对敌作战行动受到了更大的限制。193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率领下，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采用了“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导致红军行军速度和作战机动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另外，由于“左”倾领导人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伤亡巨大，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残酷的现实令疲惫不堪的红军部队“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黎平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于18日举行黎平会议，继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讨论，解决当时最为紧迫、争议最大、关系全局的进军方向问题。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博古不顾围剿的国民党军兵力是中央红军的五六倍且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已待这一客观事实，仍然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他也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在会上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
李德看到黎平会议的决定后，十分生气，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对李德的霸道也十分生气，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当时“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在李德印象中，“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周恩来，这次“显得有些激动”，他“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周恩来对李德“拍桌子”的举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在会议上说：“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也是老实人不发火的缘故吧。”
黎平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它促使了“三人团”的进一步分化，“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使中央红军从极端危险的境地走了出来，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一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的一言一行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周恩来的革命生涯中，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视党的团结为党的生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但同时，为了党的前途命运，为了人民的福祉，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曾怒拍桌子。他“拍桌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是为了党的革命能够成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在党为党的崇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