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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们经历得太多，已经习以为常；或许他们认为说了也不起作用；或许他们在默默等待——等待农民命运的变革，也等待他们自己命运的变革。
纷纷请辞
仁寿县某镇的党委书记杨士诚，已经两次向上级党委递交了辞职报告，但上级党委没有批准。县里的领导几次下来做思想工作，要他“以大局为重，思想不要开小差”。他说，如果不是以大局为重，他早就撂挑子了。“现在这个年头，随便在哪里开个小吃店，也能挣三五百一月，还不比当个书记强？”
杨士诚辞职的正式理由不是嫌钱少，而是认为“县里给的任务重，我当乡干部的，完不成对不起组织，完成了对不起农民，两头不讨好，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近年来，像杨士诚这样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辞职的乡镇干部还不少。据了解，四川西部仁寿县最近有32名乡官提出辞职，其中27人还是乡镇的“一把手”。而该省的某一地级市甚至有107名乡官提出过辞职。
没有正式提出过辞职，但有“辞职心态”的乡镇干部则更多。
据一位多年从事农村采访的记者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乡官是一个“肥缺”，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上爬”，但在落后地区，“乡官辞职”现象却有一定普遍性。
乡官辞职可分为4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作风正派、责任感强的乡镇干部，他们了解农村实际，体恤农民生活的疾苦，看不惯虚假浮夸的作风，不满意上级不切实际的硬性指标，但又不得不跟着做有损农民利益的事情。尽管他们有“为农民谋福利”的抱负，但客观上还是身不由己把自己置于和农民对立的位置，长期以来，不但身心疲惫，良心也颇受谴责。由于看不到真正“为农民办事”的路在哪里，干脆提出辞职。
第二种情况是原来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乡镇干部，发现以往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行不通：农民不再像原来那样“听话”，好管，一旦触犯农民利益，可能会引发上访，上告。而上级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稍不注意，就会面临“摘乌纱帽”的危险，与其被上面贬掉，不如自动请辞。
第三种情况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觉得当乡官不如干别的行当，整日操劳，报酬却少得可怜，有的甚至工资被长期拖欠。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乡干部还要自己贷款来维持乡政府的运转。权衡利弊，还不如早日下海。
第四种情况是那种本来就以牟取私利为当官动机的，原来当乡官有利可图，近年来，反腐败风声很紧，一伸手就有被捉住的危险。于是他们“见好就收”，另谋前程。
角色错位
在仁寿县的农旺乡，笔者连续问了几个农民觉得他们的乡长或者乡党委书记怎么样，他们大都回答：不知道，不认识。“我们种粮食的，哪里知道当官的在干什么？”再问“乡干部平时都下来看你们吗？”大多这样回答：“平时不来，收农业税的时候就来了。”
提起干部，许多农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官的，都贪得无厌”，“官越大越贪”。有的说：我们一个村的村长几年里就盖起了楼房，乡上的人谁不是有钱又有车？
有些农民则认为：中央天天在喊减负，而我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还年年有增加。显然，乡镇干部是罪魁祸首。
仁寿县组织部的汪部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现在基层党政干部中确有少数蛀虫，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但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还是党性强、讲原则、可信赖的好干部。
笔者在仁寿、中江县农村调查采访的时候，到过不少乡镇，很难见到乡镇的一把手。其他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正值农忙天旱，领导到一线抗旱去了。有的乡领导为征缴农业税，凌晨就出发，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笔者所遇到的不少乡镇干部勤奋务实的作风与农民眼中的乡镇干部也是颇有差距的。
乡镇干部这一整体形象被误解、扭曲，有其深刻的体制性因素。记者在四川的几个县市采访，面对基层干部的时候，他们都十分无奈：“按县里的规定，必须要有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才能接受采访，否则板凳可能坐不稳。”而县委宣传部的官员又明确表示：如果涉及负面报道，县里的领导看了会不高兴，找我们的麻烦，介绍信不能开。由于乡镇干部不能独立就基层情况向媒体作解释说明，使媒体在报道或透视某一现象时难免不会失之偏颇。在镜头面前，乡镇干部不论是拒绝采访，还是“无可奉告”，或者是“你问我我问谁”的无奈，都被老百姓当作“心里有鬼”的明证。而一旦造成社会影响，上级又以“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为由，拿乡镇干部开刀，以平民愤。
另外，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民主参与意识加强，对村务公开的呼声加大。但在许多地方，村里的事务还是由村干部一人说了算。一些村的村官确有贪污腐败、挥霍浪费、骄横跋扈的行为。农民把这种对村官的愤怒与不满转嫁到乡干部身上，认为“官官相护”，乡干部是村干部的后台。
自顾不暇
在河清镇，笔者看到一份税收任务表，记录了每季度落实到村的税收任务，任务的计算根据其实就是按人口分摊的。镇长魏某直言不讳地说：表上的任务总额是县里定的，乡镇没有讲价的余地。
魏镇长还说：税收任务与乡镇干部的工资挂钩，完不成任务，扣发干部工资。乡镇又按人口分摊给每个村，同样拿税收任务与村干部的待遇挂钩。“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完成了任务上面又会增加新任务。而事实上，这几年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魏镇长无奈地说。
魏镇长所在的地方在发展药材，政府给的收购价是28~32元/公斤，而离河清镇20多公里的百川镇的药材收购价是36~40元/公斤，农民种出药材后都愿挑到百川镇去卖。为防止农民异地出售，魏镇长安排了他的村长们昼夜派人拦截。“我这样做是坑害农民，但我没有办法。药价是县里定的，我们的收购价比别处定得低，县里压了那么大的收购任务，我不堵住他们，就完不成任务。”
乡镇财政困难，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维持政权机构运转，许多乡镇干部只好以个人的名义四处借贷。有些地方，平均一个乡镇干部的个人负债就有1万多元了。河清镇有2万多人口，乡镇负债达430多万元。而魏镇长以个人名义借款达50万元，债主有20多人。用魏的话说：“如果政府也像企业一样可以破产的话，全县90%的乡镇都已经破产了。”
许多乡镇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有的甚至一拖就是半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鼓动干部们激情饱满地工作，这真让乡镇的一把手们为难。吉新镇的党委书记经常在开会的时候，一边动员干部们克服困难，一边暗自想掉泪。
但仍然有人觊觎他们的口袋。吉新镇政府办公室负责人愤怒地控诉：短短几个月，县里各个部门连续来了各种培训通知：有文书培训、财务培训、公务员培训、涉外知识培训、计算机培训等等。少的70多元，多的几百元。有的培训只有3天，每人收了320元，仅发了一本薄薄的书。不参加培训就不给调工资。
该镇的一位老会计透露，为迎接北京方面的检查，县生态办要求各乡在炽热的5月到处调集核桃树苗，临时栽种在山腰供领导参观，后来成活率不到5%，让每个乡耗费了数万计的钱。
至于上边借各种检查的名义到乡镇大吃大喝，乡镇干部十分无奈：我们连工资都发不起了，还要在老百姓面前背骂名。
一位镇党委书记说：我们自顾不暇，连上面的任务都难以完成，怎么可能去增加农民负担呢？
乡官成了税官
湖北某山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乡干部向一户农家平摊并收取了两头牲猪的屠宰税，农民纳税人拿着索要的税票向县法院起诉，说乡村干部合谋偷了他家两头猪。法官进村调查后对原告说："你根本就没有养猪，哪能诬告乡村干部偷猪？"原告反问："我没养猪，为何要交屠宰税？"最后，法院判乡官因违法收税而败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种“刁民”，所以乡镇干部还没有闹到官司缠身的地步。但显然，现在的农民没有以前那么“听话”了，动辄会问收税的项目、依据，乃至索要税票。有的甚至直接指出：乡镇干部没有收税的权力。以此拒不交纳。
过去，许多地方的乡镇干部进农民家中，赶猪牵牛，抱走电视机，甚至动用公安、法警抓人，以此惩罚不交纳税费的农民。但现在，再使用这些粗暴的手段，恐怕连乌纱帽都保不住了。对于不按时缴纳税款的，也只能按税法规定收缴“滞纳金”。但如果正税都收不上来，“滞纳金”则更是希望渺茫。
现在的乡镇干部能动用的手段基本上只有“磨嘴皮，跑腿子”，因此，一到税收征缴的时节，乡镇干部都是由一把手亲自率领，到各处去走村串户，挨户收税。
玉兴镇的一位农技干部告诉笔者：在农村经济普遍不景气、农民收入低的情况下，征税工作十分困难。许多地方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田地抛荒，仅有维持基本生活的一点收入，不但税不容易收上来，稍不注意，就会激起干群矛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是“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完成税收征收任务”，而不是直接充当“征税人”，税款征收应由税务机关依法执行。因此，乡镇干部直接走乡串户地向农民征税，确实有“集体违法”之嫌。
然而，真正有收税权力的税务部门却稳坐钓鱼台。龙兴乡乡长介绍说：财税部门都知道，全乡税收任务完不成，乡干部就会被扣发工资。乡官还要讨好财税干部，请他们给予一定的宽限。税官也有征税任务，但税官一旦遇到个别“钉子户”、“硬骨头”，还是要扔给乡官去解决。
乡官们感慨道：我们一年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征税收款上，群众见了我们都怕，哪里还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乡镇干部，靠什么支撑？
合兴乡位于中江县的边远的山区。有一次，乡长吴德勤到农民的家里问老乡有什么要求。山里的农民说：吴乡长，我们希望能有水吃。吴乡长差点掉泪了。他说：“共和国诞生50周年了，共产党成立快80周年了，而我们的农民的要求是那样的微薄——要求吃水。”
那种强烈的震颤让他刻骨铭心。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事实上，许多基层干部，在面对各种压力、困难和委屈时，最终还能坚守岗位，靠的就是这种对党和人民朴实的信仰和感情。
省、县的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对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抓得也很紧。特别是近来大兴“三讲”、“三个代表”的学习之风，对基层干部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许多原来思想矛盾比较大的干部，通过学习，抛弃了个人的患得患失，以忍辱负重的姿态投入了新的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乡官难当”是一件好事，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政府的行政行为越来越走向“法治”。“乡官辞职”现象也表明，传统的官本位意识也正在开始没落。乡镇矛盾的积累客观上也会促进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目前，由于历史原因，让乡官们长期处于一种“体制性尴尬”和“角色错位”的痛苦中，这是与现代行政管理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系。
在采访中，乡官们对自己的难处谈得不多，偶尔发发牢骚，又打起精神干自己的工作。对于具体事例，他们更不愿多谈，只是说“太多了”。或许他们经历得太多，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许他们认为说了也不起作用；或许他们在默默等待，等待一次时代命运的变革，等待农民命运的变革，也等待他们自己命运的变革。□
（文中涉及部分人物、地名为化名）
纷纷请辞
仁寿县某镇的党委书记杨士诚，已经两次向上级党委递交了辞职报告，但上级党委没有批准。县里的领导几次下来做思想工作，要他“以大局为重，思想不要开小差”。他说，如果不是以大局为重，他早就撂挑子了。“现在这个年头，随便在哪里开个小吃店，也能挣三五百一月，还不比当个书记强？”
杨士诚辞职的正式理由不是嫌钱少，而是认为“县里给的任务重，我当乡干部的，完不成对不起组织，完成了对不起农民，两头不讨好，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近年来，像杨士诚这样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辞职的乡镇干部还不少。据了解，四川西部仁寿县最近有32名乡官提出辞职，其中27人还是乡镇的“一把手”。而该省的某一地级市甚至有107名乡官提出过辞职。
没有正式提出过辞职，但有“辞职心态”的乡镇干部则更多。
据一位多年从事农村采访的记者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乡官是一个“肥缺”，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上爬”，但在落后地区，“乡官辞职”现象却有一定普遍性。
乡官辞职可分为4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作风正派、责任感强的乡镇干部，他们了解农村实际，体恤农民生活的疾苦，看不惯虚假浮夸的作风，不满意上级不切实际的硬性指标，但又不得不跟着做有损农民利益的事情。尽管他们有“为农民谋福利”的抱负，但客观上还是身不由己把自己置于和农民对立的位置，长期以来，不但身心疲惫，良心也颇受谴责。由于看不到真正“为农民办事”的路在哪里，干脆提出辞职。
第二种情况是原来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乡镇干部，发现以往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行不通：农民不再像原来那样“听话”，好管，一旦触犯农民利益，可能会引发上访，上告。而上级对“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稍不注意，就会面临“摘乌纱帽”的危险，与其被上面贬掉，不如自动请辞。
第三种情况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觉得当乡官不如干别的行当，整日操劳，报酬却少得可怜，有的甚至工资被长期拖欠。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乡干部还要自己贷款来维持乡政府的运转。权衡利弊，还不如早日下海。
第四种情况是那种本来就以牟取私利为当官动机的，原来当乡官有利可图，近年来，反腐败风声很紧，一伸手就有被捉住的危险。于是他们“见好就收”，另谋前程。
角色错位
在仁寿县的农旺乡，笔者连续问了几个农民觉得他们的乡长或者乡党委书记怎么样，他们大都回答：不知道，不认识。“我们种粮食的，哪里知道当官的在干什么？”再问“乡干部平时都下来看你们吗？”大多这样回答：“平时不来，收农业税的时候就来了。”
提起干部，许多农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官的，都贪得无厌”，“官越大越贪”。有的说：我们一个村的村长几年里就盖起了楼房，乡上的人谁不是有钱又有车？
有些农民则认为：中央天天在喊减负，而我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还年年有增加。显然，乡镇干部是罪魁祸首。
仁寿县组织部的汪部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现在基层党政干部中确有少数蛀虫，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但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还是党性强、讲原则、可信赖的好干部。
笔者在仁寿、中江县农村调查采访的时候，到过不少乡镇，很难见到乡镇的一把手。其他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正值农忙天旱，领导到一线抗旱去了。有的乡领导为征缴农业税，凌晨就出发，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笔者所遇到的不少乡镇干部勤奋务实的作风与农民眼中的乡镇干部也是颇有差距的。
乡镇干部这一整体形象被误解、扭曲，有其深刻的体制性因素。记者在四川的几个县市采访，面对基层干部的时候，他们都十分无奈：“按县里的规定，必须要有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才能接受采访，否则板凳可能坐不稳。”而县委宣传部的官员又明确表示：如果涉及负面报道，县里的领导看了会不高兴，找我们的麻烦，介绍信不能开。由于乡镇干部不能独立就基层情况向媒体作解释说明，使媒体在报道或透视某一现象时难免不会失之偏颇。在镜头面前，乡镇干部不论是拒绝采访，还是“无可奉告”，或者是“你问我我问谁”的无奈，都被老百姓当作“心里有鬼”的明证。而一旦造成社会影响，上级又以“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为由，拿乡镇干部开刀，以平民愤。
另外，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民主参与意识加强，对村务公开的呼声加大。但在许多地方，村里的事务还是由村干部一人说了算。一些村的村官确有贪污腐败、挥霍浪费、骄横跋扈的行为。农民把这种对村官的愤怒与不满转嫁到乡干部身上，认为“官官相护”，乡干部是村干部的后台。
自顾不暇
在河清镇，笔者看到一份税收任务表，记录了每季度落实到村的税收任务，任务的计算根据其实就是按人口分摊的。镇长魏某直言不讳地说：表上的任务总额是县里定的，乡镇没有讲价的余地。
魏镇长还说：税收任务与乡镇干部的工资挂钩，完不成任务，扣发干部工资。乡镇又按人口分摊给每个村，同样拿税收任务与村干部的待遇挂钩。“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完成了任务上面又会增加新任务。而事实上，这几年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魏镇长无奈地说。
魏镇长所在的地方在发展药材，政府给的收购价是28~32元/公斤，而离河清镇20多公里的百川镇的药材收购价是36~40元/公斤，农民种出药材后都愿挑到百川镇去卖。为防止农民异地出售，魏镇长安排了他的村长们昼夜派人拦截。“我这样做是坑害农民，但我没有办法。药价是县里定的，我们的收购价比别处定得低，县里压了那么大的收购任务，我不堵住他们，就完不成任务。”
乡镇财政困难，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维持政权机构运转，许多乡镇干部只好以个人的名义四处借贷。有些地方，平均一个乡镇干部的个人负债就有1万多元了。河清镇有2万多人口，乡镇负债达430多万元。而魏镇长以个人名义借款达50万元，债主有20多人。用魏的话说：“如果政府也像企业一样可以破产的话，全县90%的乡镇都已经破产了。”
许多乡镇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有的甚至一拖就是半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鼓动干部们激情饱满地工作，这真让乡镇的一把手们为难。吉新镇的党委书记经常在开会的时候，一边动员干部们克服困难，一边暗自想掉泪。
但仍然有人觊觎他们的口袋。吉新镇政府办公室负责人愤怒地控诉：短短几个月，县里各个部门连续来了各种培训通知：有文书培训、财务培训、公务员培训、涉外知识培训、计算机培训等等。少的70多元，多的几百元。有的培训只有3天，每人收了320元，仅发了一本薄薄的书。不参加培训就不给调工资。
该镇的一位老会计透露，为迎接北京方面的检查，县生态办要求各乡在炽热的5月到处调集核桃树苗，临时栽种在山腰供领导参观，后来成活率不到5%，让每个乡耗费了数万计的钱。
至于上边借各种检查的名义到乡镇大吃大喝，乡镇干部十分无奈：我们连工资都发不起了，还要在老百姓面前背骂名。
一位镇党委书记说：我们自顾不暇，连上面的任务都难以完成，怎么可能去增加农民负担呢？
乡官成了税官
湖北某山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乡干部向一户农家平摊并收取了两头牲猪的屠宰税，农民纳税人拿着索要的税票向县法院起诉，说乡村干部合谋偷了他家两头猪。法官进村调查后对原告说："你根本就没有养猪，哪能诬告乡村干部偷猪？"原告反问："我没养猪，为何要交屠宰税？"最后，法院判乡官因违法收税而败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种“刁民”，所以乡镇干部还没有闹到官司缠身的地步。但显然，现在的农民没有以前那么“听话”了，动辄会问收税的项目、依据，乃至索要税票。有的甚至直接指出：乡镇干部没有收税的权力。以此拒不交纳。
过去，许多地方的乡镇干部进农民家中，赶猪牵牛，抱走电视机，甚至动用公安、法警抓人，以此惩罚不交纳税费的农民。但现在，再使用这些粗暴的手段，恐怕连乌纱帽都保不住了。对于不按时缴纳税款的，也只能按税法规定收缴“滞纳金”。但如果正税都收不上来，“滞纳金”则更是希望渺茫。
现在的乡镇干部能动用的手段基本上只有“磨嘴皮，跑腿子”，因此，一到税收征缴的时节，乡镇干部都是由一把手亲自率领，到各处去走村串户，挨户收税。
玉兴镇的一位农技干部告诉笔者：在农村经济普遍不景气、农民收入低的情况下，征税工作十分困难。许多地方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田地抛荒，仅有维持基本生活的一点收入，不但税不容易收上来，稍不注意，就会激起干群矛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是“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完成税收征收任务”，而不是直接充当“征税人”，税款征收应由税务机关依法执行。因此，乡镇干部直接走乡串户地向农民征税，确实有“集体违法”之嫌。
然而，真正有收税权力的税务部门却稳坐钓鱼台。龙兴乡乡长介绍说：财税部门都知道，全乡税收任务完不成，乡干部就会被扣发工资。乡官还要讨好财税干部，请他们给予一定的宽限。税官也有征税任务，但税官一旦遇到个别“钉子户”、“硬骨头”，还是要扔给乡官去解决。
乡官们感慨道：我们一年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征税收款上，群众见了我们都怕，哪里还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乡镇干部，靠什么支撑？
合兴乡位于中江县的边远的山区。有一次，乡长吴德勤到农民的家里问老乡有什么要求。山里的农民说：吴乡长，我们希望能有水吃。吴乡长差点掉泪了。他说：“共和国诞生50周年了，共产党成立快80周年了，而我们的农民的要求是那样的微薄——要求吃水。”
那种强烈的震颤让他刻骨铭心。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事实上，许多基层干部，在面对各种压力、困难和委屈时，最终还能坚守岗位，靠的就是这种对党和人民朴实的信仰和感情。
省、县的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对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抓得也很紧。特别是近来大兴“三讲”、“三个代表”的学习之风，对基层干部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许多原来思想矛盾比较大的干部，通过学习，抛弃了个人的患得患失，以忍辱负重的姿态投入了新的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乡官难当”是一件好事，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政府的行政行为越来越走向“法治”。“乡官辞职”现象也表明，传统的官本位意识也正在开始没落。乡镇矛盾的积累客观上也会促进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目前，由于历史原因，让乡官们长期处于一种“体制性尴尬”和“角色错位”的痛苦中，这是与现代行政管理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系。
在采访中，乡官们对自己的难处谈得不多，偶尔发发牢骚，又打起精神干自己的工作。对于具体事例，他们更不愿多谈，只是说“太多了”。或许他们经历得太多，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许他们认为说了也不起作用；或许他们在默默等待，等待一次时代命运的变革，等待农民命运的变革，也等待他们自己命运的变革。□
（文中涉及部分人物、地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