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了我国中老年人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主观幸福感整体评分较高，城市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自评健康、心理健康、收入及养老保险情况均优于农村中老年人，城市中老年人的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自评收入地位均低于农村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均对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稳健的显著影响，与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未来不仅要重视农村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也要提高城市中老年人社会层面的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满意度。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健康老龄化
随着“银发浪潮”的到来，中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生活质量备受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未来国家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17年《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提到，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推动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个体特征方面，吴芳等（2016）[1]得出，城市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状况、身体状况以及文化程度等。侯志阳（2018）[2]的研究发现，有养老保险的公众比没有养老保险的明显幸福。在生理健康层面，李峰等（2017）[3]认为，老人身体疼痛、日常活动能力、焦虑或抑郁状态等健康状况均对老人幸福感有影响。傅彤（2020）[4]认为身体状况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等。在心理健康层面，傅宏等（2017）[5]认为建立完整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有助于培养老年人的积极心理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傅瑜弘（2018）[6]认为激发个体积极情绪体验能提升老龄人口主观幸福感。在社会因素层面，田立法等（2020）[7]对天津市的研究得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政府的行为满意度、政治认同等有关。翟绍果等（2020）[8]认为，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老年人，对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三方面共同关注仍比较有限，因此，本文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分层面探讨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年面板数据。2018年的CFPS数据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对问卷数据进行清洗，共得45岁以上中老年人①有效样本7 578个，其中农村中老年人样本3 178个，城市中老年人样本4 400个。
由表1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在主观幸福感层面，城市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高、自评健康状况更好、持有养老保险的情况更普遍;农村中老年人平均年龄更高、学历更低、收入更低，负向心理问题更为严重，但总体评分较低;平均婚姻状况均倾向于已婚、在婚;样本BMI指数低于24.9，为正常偏高，总体处于一般健康状态;在社会因素中，城市中老年人的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自评收入地位均低于农村中老年人。
（二）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
本文选取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个人特征包括城乡、性别、年龄、学历、婚姻、收入和养老保险，生理健康包括个人BMI指数和自评健康状况，心理因素采用负向心理评分，社会因素包括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以及个人收入地位评分。
采用OLS回归模型研究我国中老年人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β1 β2*X2 β3*x3 …… βk*Xk
通过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三类解释变量，根据对照组和实验组先后建立3个模型。模型1为生理因素，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心理因素，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再纳入社会因素。由表2可以看出，卡方检验统计量参数在3个模型间逐步增大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模型拟合度较好。所有变量的VIF最大值均在1.3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表2回归结果可知，女性比男性主观幸福感更高;年龄越高的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自评分更高;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已婚、再婚对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3个模型均表示收入越高的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强。此外，学历变量在模型中不显著，城乡和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显著性水平不稳定。
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3个模型检验作用方向一致，保持稳健的显著相关性。BMI指数越高中老年人幸福感也越高，自评健康越好、越健康的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强，这可能是因为物质生活条件更好的中老年人更容易觉得幸福。
心理状态越好，负向心理情况更少发生的中老年人则主观幸福感越强。由表1可知农村中老年人负向心理发生情况更为普遍，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青年人外出工作，导致农村中老年人获得的陪伴与支持减少了，因此更容易出现负面心理情况。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老年人主观人缘关系每提升1分，其主观幸福感提升0.424分，对社会信任度每提升1分，其主观幸福感提升0.049分，收入地位每提升1个评级，其主观幸福感提升0.202分。可以看出，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收入在本地地位评分均与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生理、心理因素，中老年人对社会因素的依赖程度更高。
（三）穩健性检验
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9]指出大多数文献在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之后，结果是健康导致幸福而并不是幸福导致健康，因此对于内生性问题本文不作过多探讨。对于稳健性，本文采用CFPS2018的另一主观态度“生活满意度”替代“主观幸福感”，其中，1表示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代入总体回归方程中。结果显示，中老年人的BMI指数在5%水平下显著，自评健康、负向心理、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收入地位均在在1%水平下显著，且与表2预测方向结果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 二、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中老年人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一）个体特征对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影响
城乡、性别、年龄、婚姻、收入和养老保险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中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但学历变量不显著，除性别、年龄和婚姻外，其他个体特征变量的相关显著水平并不稳定。
（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是影响国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实证表明，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加强国民身体素质建设，积极促进心理疏导特别是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支持，是未来提升中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三）社会健康对中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影响较大
针对社会因素得分较低的城市中老年人，基层社区应引导居民营造积极的家庭氛围与互动关系，提升中老年人的社会获得感。同时，政府出台的社会经济政策应当考虑国民的获得感，完善健康保障，优化健康服务，以提高民众幸福感。
当然，本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未完整讨论内生性问题以及使用横截面数据而未将时间因素纳入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释：
①世界卫生组织将中老年人的岁数定义为45岁及以上。
参考文献：
[1]吴芳，等.城市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志，2016，36（19）.
[2]侯志阳.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基于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6）.
[3]李峰，等.家庭因素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健康教育，2017，33（10）.
[4]傅彤.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20（4）.
[5]傅宏，陈庆荣，王港.老龄化社会心理问题研究和心理服务实践——以江苏为例[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32（2）.
[6]傅瑜弘.积极心理学视域下老龄人口生活质量提升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
[7]田立法，刘艳阳.政府行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2）.
[8]翟绍果，等.社会支持能够增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N].中国人口报，2020-02-06.
[9]胡洪曙，鲁元平.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2（11）.
作者简介：马思婷（1999—），女，广东云浮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健康保险、健康经济研究;林白桦（1998—），女，广东阳江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健康保险、健康经济研究;李雅诗（1991—），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健康保险、健康经济研究。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健康老龄化
随着“银发浪潮”的到来，中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生活质量备受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未来国家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17年《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提到，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推动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个体特征方面，吴芳等（2016）[1]得出，城市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状况、身体状况以及文化程度等。侯志阳（2018）[2]的研究发现，有养老保险的公众比没有养老保险的明显幸福。在生理健康层面，李峰等（2017）[3]认为，老人身体疼痛、日常活动能力、焦虑或抑郁状态等健康状况均对老人幸福感有影响。傅彤（2020）[4]认为身体状况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等。在心理健康层面，傅宏等（2017）[5]认为建立完整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有助于培养老年人的积极心理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傅瑜弘（2018）[6]认为激发个体积极情绪体验能提升老龄人口主观幸福感。在社会因素层面，田立法等（2020）[7]对天津市的研究得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政府的行为满意度、政治认同等有关。翟绍果等（2020）[8]认为，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老年人，对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三方面共同关注仍比较有限，因此，本文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分层面探讨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年面板数据。2018年的CFPS数据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具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对问卷数据进行清洗，共得45岁以上中老年人①有效样本7 578个，其中农村中老年人样本3 178个，城市中老年人样本4 400个。
由表1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在主观幸福感层面，城市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高、自评健康状况更好、持有养老保险的情况更普遍;农村中老年人平均年龄更高、学历更低、收入更低，负向心理问题更为严重，但总体评分较低;平均婚姻状况均倾向于已婚、在婚;样本BMI指数低于24.9，为正常偏高，总体处于一般健康状态;在社会因素中，城市中老年人的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自评收入地位均低于农村中老年人。
（二）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
本文选取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个人特征包括城乡、性别、年龄、学历、婚姻、收入和养老保险，生理健康包括个人BMI指数和自评健康状况，心理因素采用负向心理评分，社会因素包括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以及个人收入地位评分。
采用OLS回归模型研究我国中老年人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β1 β2*X2 β3*x3 …… βk*Xk
通过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三类解释变量，根据对照组和实验组先后建立3个模型。模型1为生理因素，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心理因素，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再纳入社会因素。由表2可以看出，卡方检验统计量参数在3个模型间逐步增大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模型拟合度较好。所有变量的VIF最大值均在1.3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表2回归结果可知，女性比男性主观幸福感更高;年龄越高的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自评分更高;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已婚、再婚对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3个模型均表示收入越高的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强。此外，学历变量在模型中不显著，城乡和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显著性水平不稳定。
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3个模型检验作用方向一致，保持稳健的显著相关性。BMI指数越高中老年人幸福感也越高，自评健康越好、越健康的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强，这可能是因为物质生活条件更好的中老年人更容易觉得幸福。
心理状态越好，负向心理情况更少发生的中老年人则主观幸福感越强。由表1可知农村中老年人负向心理发生情况更为普遍，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青年人外出工作，导致农村中老年人获得的陪伴与支持减少了，因此更容易出现负面心理情况。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老年人主观人缘关系每提升1分，其主观幸福感提升0.424分，对社会信任度每提升1分，其主观幸福感提升0.049分，收入地位每提升1个评级，其主观幸福感提升0.202分。可以看出，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收入在本地地位评分均与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生理、心理因素，中老年人对社会因素的依赖程度更高。
（三）穩健性检验
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9]指出大多数文献在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之后，结果是健康导致幸福而并不是幸福导致健康，因此对于内生性问题本文不作过多探讨。对于稳健性，本文采用CFPS2018的另一主观态度“生活满意度”替代“主观幸福感”，其中，1表示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代入总体回归方程中。结果显示，中老年人的BMI指数在5%水平下显著，自评健康、负向心理、人缘关系、社会信任度、收入地位均在在1%水平下显著，且与表2预测方向结果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 二、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中老年人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一）个体特征对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影响
城乡、性别、年龄、婚姻、收入和养老保险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中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但学历变量不显著，除性别、年龄和婚姻外，其他个体特征变量的相关显著水平并不稳定。
（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是影响国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实证表明，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加强国民身体素质建设，积极促进心理疏导特别是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心理支持，是未来提升中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三）社会健康对中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影响较大
针对社会因素得分较低的城市中老年人，基层社区应引导居民营造积极的家庭氛围与互动关系，提升中老年人的社会获得感。同时，政府出台的社会经济政策应当考虑国民的获得感，完善健康保障，优化健康服务，以提高民众幸福感。
当然，本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未完整讨论内生性问题以及使用横截面数据而未将时间因素纳入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释：
①世界卫生组织将中老年人的岁数定义为45岁及以上。
参考文献：
[1]吴芳，等.城市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志，2016，36（19）.
[2]侯志阳.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基于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6）.
[3]李峰，等.家庭因素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健康教育，2017，33（10）.
[4]傅彤.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20（4）.
[5]傅宏，陈庆荣，王港.老龄化社会心理问题研究和心理服务实践——以江苏为例[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32（2）.
[6]傅瑜弘.积极心理学视域下老龄人口生活质量提升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
[7]田立法，刘艳阳.政府行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2）.
[8]翟绍果，等.社会支持能够增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N].中国人口报，2020-02-06.
[9]胡洪曙，鲁元平.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2（11）.
作者简介：马思婷（1999—），女，广东云浮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健康保险、健康经济研究;林白桦（1998—），女，广东阳江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健康保险、健康经济研究;李雅诗（1991—），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健康保险、健康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