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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提前预警，有两个前提：第一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部门，及时给公众预报；第二要把各个部门的检验检测、评估和标准整合在一起
日前，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建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专员毛振斌先后接受记者采访，就农业生产标准化、流通体系和监管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
源头状况
记者：食品安全的源头，即我国农业生产形态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改变？
毛振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需要适度的规模化、标准化，只有形成标准技术，才能控制食品质量。
比如农业生产环节，分散的农户很难利用先进理念和标准技术。有些牛奶企业建立饲养小区，给奶农提供厂房、设备，把奶农集中起来，但是牛还是属于奶农自己的，产权单位还是小的个体，奶农向牛奶里面添了什么、添多少，这个过程还是很难控制。
食品安全从源头上讲，还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农民能够标准化地去生产。比如，欧盟实行牛奶生产的配额管理，对草地的承载率有严格的规定，即明确规定多大草地所养奶牛的数量。奶牛拉的粪便，草地能够把它消化掉，如果养牛太多，拉的粪就容易形成污染，主要是氮，即亚硝酸盐，污染地下水。
流通体系
记者：目前流通体系的现状存在哪些制约？
顾建国：我到郑州的农贸市场参观过（11月上旬的第十届全国连锁会议期间——编者注），产品经纪人仔细检查裸装产品后，才放心地进行包装。改革开放30年了，各个领域都在迅速发展，唯独农产品流通领域依然没有大的发展。
国家应当鼓励连锁超市的发展，连锁超市可以引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组织化的生产，也会相应提高农业单位产品的价格。
胡定寰：1998年以后，日本农产品的80％经批发市场、再由零售商进行销售，2003年以后，农产品的50％以上由农民的协会组织直接提供给超市。
日本的消费者很注意食品安全，在超市的产品包装上，还有农社（农民的协会组织）的署名、电话，甚至还有农社负责人的照片，出了问题由他们直接负责。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
监管层面
记者：基层监管目前的现状如何？整个监管框架中，存不存在重复重合的问题？如何进行整合？
毛振斌：有些基层的食品监管力量非常薄弱。我知道内蒙有一个县，30多万人，4000多平方公里，只有四五个监管人员，连一部车都没有。
除了卫生部门之外，其他部门都是垂直管理。县、乡一级政府认为你们有主管部门，你们的工资都不在财政的盘子内，所以我没有义务再给你钱。
一方面是监管部门经费不足，人员短缺；另一方面，我们资源的浪费问题很严重。比如在我们的市、县这一级政府，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甚至还有工商部门，只要是跟食品监管有关的，都有自己的检验检测机构，都要配备相关的仪器，存在严重的同质化。有些部门的资金，有一大部分是花在了设备和人头的经费上。
同时这样也会产生执法趋利现象，一个食品安全事件，或多或少跟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只要有联系了，每个部门都可以到企业去检查。因此企业反映负担过重。
各个部门的检测机构受部门利益的驱使，不可能把所有检测的东西免费提供出来，另外，受经费的限制，它的信息量不一定全。信息的分散造成信息的缺乏，信息缺乏就不能进行很好地评估，去发现问题。
比如动物饲养中长期使用的链霉素，究竟什么时间用，用了多大的量？在动物体内残留多少，对人体又有什么危害？由于信息的分散，没有多年来的跟踪监测，到现在我们也很难拿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来。包括这次针对“三聚氰胺”事件规定的临时管理限量，也是如此。
食品安全应该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德国有一个专门的消费者食品安全保护局，还有个联邦食品安全研究所，就是专门收集材料来做评估、做标准的。当然我们的卫生部也有部门在做这些事，但就全国来说，资源还没有很好地整合在一块儿。
记者：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危害性评估方面的差距是什么？
毛振斌：我国没有采取和国际接轨的危害性评估技术，无法给消费者提前预警。
发达国家的食品监管往往有一个技术支撑部门，这个技术支撑部门定期不定期地收集大量的信息。比如在爱尔兰，将要上市一批海洋贝类产品，爱尔兰权威机构很早就把贝类产品以及该贝类的生活区域的海水进行实验室的化验分析、含量测定，测定完后，证明它是绝对安全的，就立即在网站上发布信息，信息包括今年贝类产量、各项物质的含量等。如果发现在某个区域贝类存在污染，也要及时将信息提供给民众，该机构还会公布污染对人体的具体损害程度，由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这就叫风险评估，它把生产环境和产品都检测了。风险评估了以后，消费者心里就踏实了。
现在好多风险评估，也可能小范围里面做了，但是面对公众的信息发布基本上还是个空白。我们先是检测出三聚氰胺牛奶，现在是三聚氰胺鸡蛋，那么万一在肉里面又发现三聚氰胺怎么办？我们工作的前瞻性不够，不能给消费者预警。
危害性评估技术的应用以及及时的信息发布，有助于政府管理者、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在责任和义务方面达成平衡。我们现在则是严重的不平衡，消费者一听说啥，就拒绝一切产品，这个时侯，消费者是很强大的；可是，消费者又是很弱势的，有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还要依据检验检测，所以说现在亟需提前给消费者预警预报。
要做到提前预警，有两个前提：第一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部门，及时给公众预报；第二要把各个部门的检验检测、评估和标准整合在一起，现在检验检测部门太多，很难互通，各说各的。国务院信息管理条例刚刚出来，在食品安全这方面，怎么使信息发布更加及时透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记者：在监管方式和手段上如何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毛振斌：我国应该成立强有力的综合协调部门，树立全程监管理念，消弭分段监管盲点。
中国的分段监管确实存在很多盲点：“三聚氰胺”事件中，往奶里面加三聚氰胺的奶站，到底由谁管？另外，猪在运到屠宰厂之前，在运输途中被灌水了或是猪死了，由谁管？也不明确。
再比如，一家公司既种菜，又把菜收割、清洗后包装销售，这到底由谁去进行监管？这按照现在的划分，这家公司既由农业部门来管，又由质检部门管。
对于市面上的某种产品，没有哪个部门敢公开说这种产品绝对安全。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分段管理不能全程来追踪、来管制，不能做到心中有数。
表面上这个产品分成几段，都有人管，但是该产品从头至尾的安全状况评估、信息发布、监督查处，却没有机构、没有人来做。
美国是品种和分段监管相结合的国家，以品种监管为主。种植养殖环节归农业部管，生产消费环节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除了分段管理，还有非常具体的品种划分，比如肉、蛋、奶这三种产品，从饲养到进入超市，都是农业部来管理，包括海关查验进口的肉类，也是农业部负责。它的重要的特点就是环节之间无缝连接，没有或者很少有空白和盲点。这样能更清楚地划分责任，落实责任。
在品种管理方面，上海做了一些探索。从生猪屠宰到肉品上市，全部环节都由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局来管理。
除了在品种管理方面加强之外，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一个有关食品安全的前瞻性的、宏观综合协调的强有力机构。食品安全关系重大，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设有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日本则成立有直接对首相负责的日本内阁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日前，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建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专员毛振斌先后接受记者采访，就农业生产标准化、流通体系和监管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
源头状况
记者：食品安全的源头，即我国农业生产形态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改变？
毛振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需要适度的规模化、标准化，只有形成标准技术，才能控制食品质量。
比如农业生产环节，分散的农户很难利用先进理念和标准技术。有些牛奶企业建立饲养小区，给奶农提供厂房、设备，把奶农集中起来，但是牛还是属于奶农自己的，产权单位还是小的个体，奶农向牛奶里面添了什么、添多少，这个过程还是很难控制。
食品安全从源头上讲，还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农民能够标准化地去生产。比如，欧盟实行牛奶生产的配额管理，对草地的承载率有严格的规定，即明确规定多大草地所养奶牛的数量。奶牛拉的粪便，草地能够把它消化掉，如果养牛太多，拉的粪就容易形成污染，主要是氮，即亚硝酸盐，污染地下水。
流通体系
记者：目前流通体系的现状存在哪些制约？
顾建国：我到郑州的农贸市场参观过（11月上旬的第十届全国连锁会议期间——编者注），产品经纪人仔细检查裸装产品后，才放心地进行包装。改革开放30年了，各个领域都在迅速发展，唯独农产品流通领域依然没有大的发展。
国家应当鼓励连锁超市的发展，连锁超市可以引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组织化的生产，也会相应提高农业单位产品的价格。
胡定寰：1998年以后，日本农产品的80％经批发市场、再由零售商进行销售，2003年以后，农产品的50％以上由农民的协会组织直接提供给超市。
日本的消费者很注意食品安全，在超市的产品包装上，还有农社（农民的协会组织）的署名、电话，甚至还有农社负责人的照片，出了问题由他们直接负责。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
监管层面
记者：基层监管目前的现状如何？整个监管框架中，存不存在重复重合的问题？如何进行整合？
毛振斌：有些基层的食品监管力量非常薄弱。我知道内蒙有一个县，30多万人，4000多平方公里，只有四五个监管人员，连一部车都没有。
除了卫生部门之外，其他部门都是垂直管理。县、乡一级政府认为你们有主管部门，你们的工资都不在财政的盘子内，所以我没有义务再给你钱。
一方面是监管部门经费不足，人员短缺；另一方面，我们资源的浪费问题很严重。比如在我们的市、县这一级政府，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甚至还有工商部门，只要是跟食品监管有关的，都有自己的检验检测机构，都要配备相关的仪器，存在严重的同质化。有些部门的资金，有一大部分是花在了设备和人头的经费上。
同时这样也会产生执法趋利现象，一个食品安全事件，或多或少跟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只要有联系了，每个部门都可以到企业去检查。因此企业反映负担过重。
各个部门的检测机构受部门利益的驱使，不可能把所有检测的东西免费提供出来，另外，受经费的限制，它的信息量不一定全。信息的分散造成信息的缺乏，信息缺乏就不能进行很好地评估，去发现问题。
比如动物饲养中长期使用的链霉素，究竟什么时间用，用了多大的量？在动物体内残留多少，对人体又有什么危害？由于信息的分散，没有多年来的跟踪监测，到现在我们也很难拿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来。包括这次针对“三聚氰胺”事件规定的临时管理限量，也是如此。
食品安全应该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德国有一个专门的消费者食品安全保护局，还有个联邦食品安全研究所，就是专门收集材料来做评估、做标准的。当然我们的卫生部也有部门在做这些事，但就全国来说，资源还没有很好地整合在一块儿。
记者：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危害性评估方面的差距是什么？
毛振斌：我国没有采取和国际接轨的危害性评估技术，无法给消费者提前预警。
发达国家的食品监管往往有一个技术支撑部门，这个技术支撑部门定期不定期地收集大量的信息。比如在爱尔兰，将要上市一批海洋贝类产品，爱尔兰权威机构很早就把贝类产品以及该贝类的生活区域的海水进行实验室的化验分析、含量测定，测定完后，证明它是绝对安全的，就立即在网站上发布信息，信息包括今年贝类产量、各项物质的含量等。如果发现在某个区域贝类存在污染，也要及时将信息提供给民众，该机构还会公布污染对人体的具体损害程度，由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这就叫风险评估，它把生产环境和产品都检测了。风险评估了以后，消费者心里就踏实了。
现在好多风险评估，也可能小范围里面做了，但是面对公众的信息发布基本上还是个空白。我们先是检测出三聚氰胺牛奶，现在是三聚氰胺鸡蛋，那么万一在肉里面又发现三聚氰胺怎么办？我们工作的前瞻性不够，不能给消费者预警。
危害性评估技术的应用以及及时的信息发布，有助于政府管理者、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在责任和义务方面达成平衡。我们现在则是严重的不平衡，消费者一听说啥，就拒绝一切产品，这个时侯，消费者是很强大的；可是，消费者又是很弱势的，有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还要依据检验检测，所以说现在亟需提前给消费者预警预报。
要做到提前预警，有两个前提：第一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部门，及时给公众预报；第二要把各个部门的检验检测、评估和标准整合在一起，现在检验检测部门太多，很难互通，各说各的。国务院信息管理条例刚刚出来，在食品安全这方面，怎么使信息发布更加及时透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记者：在监管方式和手段上如何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毛振斌：我国应该成立强有力的综合协调部门，树立全程监管理念，消弭分段监管盲点。
中国的分段监管确实存在很多盲点：“三聚氰胺”事件中，往奶里面加三聚氰胺的奶站，到底由谁管？另外，猪在运到屠宰厂之前，在运输途中被灌水了或是猪死了，由谁管？也不明确。
再比如，一家公司既种菜，又把菜收割、清洗后包装销售，这到底由谁去进行监管？这按照现在的划分，这家公司既由农业部门来管，又由质检部门管。
对于市面上的某种产品，没有哪个部门敢公开说这种产品绝对安全。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分段管理不能全程来追踪、来管制，不能做到心中有数。
表面上这个产品分成几段，都有人管，但是该产品从头至尾的安全状况评估、信息发布、监督查处，却没有机构、没有人来做。
美国是品种和分段监管相结合的国家，以品种监管为主。种植养殖环节归农业部管，生产消费环节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除了分段管理，还有非常具体的品种划分，比如肉、蛋、奶这三种产品，从饲养到进入超市，都是农业部来管理，包括海关查验进口的肉类，也是农业部负责。它的重要的特点就是环节之间无缝连接，没有或者很少有空白和盲点。这样能更清楚地划分责任，落实责任。
在品种管理方面，上海做了一些探索。从生猪屠宰到肉品上市，全部环节都由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局来管理。
除了在品种管理方面加强之外，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一个有关食品安全的前瞻性的、宏观综合协调的强有力机构。食品安全关系重大，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设有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日本则成立有直接对首相负责的日本内阁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