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长春，北京人氏
　　1983年，最早上路走长城的人。
　　1987年，走完长城接着走黄河，再没收住。
　　1995年夏，走独龙江、纵贯怒江峡谷；
　　1996年夏，走澜沧江峡谷；
　　1997年夏，走黄河内蒙古段；
　　1998年夏，走墨脱，雅鲁藏布大拐弯；
　　1999年夏，走青海、穿越甘肃宁夏交界处的黑山峡、漂流黄河；
　　2000年冬，走海南岛西海岸；
　　2000年夏，走黑龙江中俄边界；
　　2002年冬，走怒江，随马帮走玉曲大峡谷；
　　2002年夏，穿越川藏公路塌方区，走帕隆藏布；
　　2004年夏，走梅里雪山转经之路；
　　2005年夏，爬太白山。
　　
　　1983年
　　
　　上路时是静静的早晨，1983年冬，天蒙蒙亮，我27岁。红日在海平线上。背着沉重背包随长城爬上角山，天黑了，我搭起帐篷。风刮到天亮，凌晨冒雪爬到山顶，长城没了。没有退路，跟随一条冰河走入乱山。下山，雪越下越大，天空在我看来是一种凶吉难测的灰红色。那一年，我开始走长城，一年又一年，再没收住。
　　那年代，没有户外概念，更无装备。我用大量精力缝制皮睡袋、帐篷、还有狐狸皮背心，还用厚牛皮做了个护脖套以防狼咬。我连夜磨刀外加一把短斧，还腌制整羊腿肉，够吃半个月，最后做个极大的亚麻布背包装入。凌晨想起父辈的绑腿布，胡乱绑在自己瘦腿上。当时我体重117斤，背包48斤。上山发现，最大的错误在于背包太重。当年我们长征小分队每人也就一个“军挎”、几段毛主席语录，走热了一片江山。
　　山野中，我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既然天生两条好腿和肩膀，就该充分使用，它们不仅支撑思索和精神，还有别的用，这个上帝知道。要像保护野生动物一样保护自己的能力：长途跋涉，野外生存，甚至以暴力回击暴力的能力。生活不会回到洪荒年代了，也许一生都不再有机会使用，可我要保留，完整意义上的人不仅是精神的，也是自然的。
　　一天天向西。长城在广袤的红土丘陵已风化成为一道绵长的土坎，没有烽火台。漫坡生长着一些稀疏的莜麦、黄花，河西走廊南侧祁连山影在1987年夏天的阴云中时隐时现。海洋、平原、山岭、草原、荒漠和一场生活都在身后很远的地方。刮过世界的风吹起我当年的头发，风给我一种阻力，我身体迎风随长城成公里地推进，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活着，一大片中国被我不长的双腿丈量过了。
　　在山坡我遇见个牧羊小孩，我问他：“这是什么？”“长城。”他说。他的羊群像毛绒绒的厚毯铺在长城两边，呈现优美的起伏，他一声吆喝就轻易地越过了伟大而威严的长城线。
　　七月的阳光下，一个农民在耕地，赶着骡子，看得出他每年都往长城土坎上多耕一点，那翻起土块犁痕已耕到长城中轴线上了。我问他：
　　“这是什么？”“长城。”他说。“你把长城耕了。”“我想多打粮食。”他坦然地说。我爬上高坡，踏着长城圆滑的脊背上山。发现自己随长城走到老乡家房顶上了，右侧则是从腾格里沙漠吹来的大沙丘，左侧齐崭崭向下挖出的土崖下是这家，这家在长城脚下掏了个窑洞。也许我站在高处的身影落在这家院子的空地上了，屋里主人就看见了，他出来抬头发现是个生人犹豫一下，说：“下来歇歇吧！”并笨拙地一个劲做着“请”的手势。我绕下长城落脚在亲切的院落。进入窑洞照例爬上宽阔如怀的大炕，他家穷得除了一个老婆一群孩子什么也没有，但不乏阳光和热情。他拿出锅盖大的饼款待我，我就着砖茶水吃了一顿午饭，他把大约五斤的大饼装进我的背包里说路上慢慢吃吧。这种大饼极顶饥且能长期保存，我吃了好多天，最后在我背包里干了、碎了，直到嘉峪关我走完万里长城时，从肮脏的背囊往外抖落，一些大饼碎屑落在那片热土上，我一一拈起来放进嘴里品尝，真香。他家窑洞前那片莜麦想必收了吧，他撒在老婆肚子里那第六个娃娃种儿也想必生了吧？
　　
　　当时我坐在土炕上问老乡：“窑洞上头是什么？”他望望窑洞拱形的顶部说：“还用问吗，是长城。”“你的屋子挖了长城的墙脚，也就是挖了咱中国的墙脚。”他回答：“长城夯土结实，我得活人哪！”他问我：“你是考察长城吗？”“我从长城紧东头来。”他眼睛亮了一下：“东边是海吗？”“是。”“海啥样？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海。”“海是蓝的，跟您梦见的一模一样。”我很负责地地告诉他。他也很负责地告诉我：“长城的紧西头不远了，也就是半个月的路程，你是能走路的人，你腿脚好。我也想看海，可我老了。”
　　最初,背包重量占体重1/3。到后来精简到一个网兜：一根牙刷，一件雨衣、一个军用水壶。白汗衫蓝裤子（不换洗）。1988年冬开始走黄河。我研制出一件羊皮袄，白天穿着，晚上放下来，就是个睡袋。我连续缝了好几夜。有军绿色的罩衣，由于两层叠在一起显得很大。1989年我在晋陕峡谷。腊月天，身穿羊皮袄袖着手，剃个短头背干粮袋，从内蒙古喇嘛湾一路南下。在黄土高原深深的缝里二十多天不见天日。大年初一翻山越岭走回黄河岸。阴沉的氛围中，我看到黄河是红的。飘起雪花，一片乱山。整个黄河谷就我一人在走，揣着手，不动声色像个古人。
　　每年一次电话来自冬夜另一端。旦真去佩，老盲流、我藏族哥们。说蹩脚的汉语：“老婆好呗？娃娃好呗？成冲（常椿）身体好呗？”他在海拔四千米寒冷的大草原打电话。 大约1990年冬我走黄河认识他。旦真去佩翻喜马拉雅山到印度，返回后和另一盲流尖措在一个叫做曲乃亥的山沟挖个地窝子越冬。这儿有个据说包治百病的神泉，他每天泡温泉疗养枪伤，开春上山挖虫草挣钱，重返印度。这是他的如意算盘。
　　那年冬天暖洋洋的中午，我，35岁，靠在青海东部无数黄土沟壑间一条沟谷内，闭眼，感到空间。最初有色院大礼堂来自全国各地精英的齐唱：“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时我眼前浮现出广大山河，五十年代，我还是孩子。到六几年，一晴朗的下午父亲没事带我乘大１路车穿过整个城市，沿笔直宽敞大道坐到头，不为什么就带我出门看看。记得灰色门楼外一条河，一座木头桥，当时北京最东，桥对面是郊区，大地辽阔，天空向无限展开。到1983年上路走长城走黄河，山河在我一生中闪过，不知道会成为什么？它们在视野中连绵成片，最终超越我自己。有个诗人叫海子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幸福呀。最后他在山海关—卧轨了；有个姑娘叫李洁，她家有张布满红点的地图，她去过许多地方，并且重复去，最后一年她纷纷把各地的收藏送给朋友，她跳楼啦！有个常椿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个怀旧的人。我在黄河源头背一只牦牛头走过草原，遇见一个牧羊人。他说家附近有一只更大的，约定次日同样时辰同样地点见面，他要送我。放下自己捡来的牛头我走了，住玛多县城。次日按时到位，茫茫草原空空荡荡。地平线渐渐白了，越来越白，七八百只羊群朝我涌来，牧羊人骑在牦牛背上如约而来。我感到自己一生的追求幸福业已到达。至今，那只巨大的牦牛头还挂在我家西墙上。
　　1995年，我眼光落在中国地图的左下角横断山某个点，这地方就渐渐热了、红了。这是云南西北边，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碰撞、挤压、扭曲成最高的山和最深的谷。三条大江挤着，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隔着怒山和云岭，一路狂下。多年来我瞄着那个犄角。那年随一支藏族人马帮翻越高黎贡雪山垭口进入独龙江，那马锅头是个女的，带个十几岁的小孩。随马帮翻越海拔3800的高黎贡山口，在原始森里狂走两天，到独龙江峡谷。朝中缅边界走，到马库村，住小学校。下午独自穿越虫蛇肆虐的原始森林竟用了一个小时，再用一小时爬出炼狱般的江岸。当晚去老乡家买了把弩弓，次日在独龙村寨跟小孩比箭。也许一路下坡，也许跟孩子比箭赢了。一种古老的情感在心头升起：自足，豪迈。我肩背弩弓腰挎短刀在高山大谷间，很可能祖先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