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这个疑问人们困绕和热议了很久。落后就要挨打在人类历史上已铁证如山!回顾令人不堪回首的中国近代史,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在科技与体制上的落后。于是今天,当我们拥有较为民主的现代社会体系时,中国人民心中对先进科技的渴望化作了对诺贝尔奖的呼吁与呐喊。这个问题寄托着国人以强大科技促进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向往,而不再仅仅停留在涉及民族自尊心层次。
　　湖北大学物理学与电子技术学院的甘永超先生通过20多年研究,不仅揭示了“第三种波粒二象性(经典电磁场在结构上的粒子性)”,理顺了“三种波粒二象性之间的π型结构关系”,实现了“三种波粒二象性的和谐统一”,而且还在此基础上预言了“太极粒子波——构成我们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单元”的存在。
　　但凡了解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授奖情况和物理学史的人见到这些系列成果必将大受震惊!相关资料显示:“第一种波粒二象性(光的波粒二象性)”是1905年由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揭示,1916年被密立根验证,分别获1921、1923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二种波粒二象性(电子的波粒二象性)”由德布罗意1923年揭示、1927年由戴维逊和小汤姆逊验证,分别获1929、193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第三种波粒二象性”的提出是否有可能成为中国在世界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痕迹的一个有利契机呢?
　　更值得一提的是甘永超还将“三种波粒二象性”和谐统一,解决了“波”与“粒子”的矛盾,提出了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结构单元为“太极粒子波”。这吻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太极的内涵。如果能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其价值意义将更为撩人遐思……
　　
　　不畏艰辛破难题
　　
　　现代科学是现代工程、技术之母。只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具有高效益、低风险。甘永超认为:通过科学上新理论的创新与构建将给我国带来更大的利益与回报,必须避免尾随西方的简单缝补,因为但凡科技强国必定拥有科学大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科学界,甘永超也算是一个偏执的叛逆者。他挑战传统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直指教科书上观点的不是。为了科学向往,甘永超“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不惜与权威“为敌”。他说:“占据统治地位且已经流行了80年的主流理论至今找不到一个实验证据。我这20多年受压制,在夹缝中求生存,只为真理昭示的那天。”
　　甘永超是一个视野开阔的学者。除主攻物理学之外,他对哲学、科学史都有涉猎:不仅是中国科技史学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而且还是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曾在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上作过大会报告。他的科研工作——提出“波粒二象性的相变假说”、揭示“第三种波粒二象性”、理顺三种波粒二象性之间的π型结构关系、完美统一“波”与“粒子”并预言构成我们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单元“太极粒子波”的存在——就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思辨。从本体论上看,“波”与“粒子”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除非将“波”与“粒子”在存在的时间上错开,或者以不同的形式(“虚”或“实”)同时存在。这正是破解“波粒二象性”的关键。甘永超说:“科学工作者看不起哲学,科学哲学工作者又远离科学第一线,这是我国科学大师难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物理学尚未征服的山峰中的最高峰(瑞德尼克语),甘永超孜孜以求,力克难关。他苦苦求索,不畏艰险,在各方面的社会压力下,不易其志,是一名纯粹的科学斗士。他的理论一旦得以验证,光的本性、波粒二象性、粒子与场的关系、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结构单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
　　也许,人们会担心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思路会像一些民间科学家的思想一样因缺乏知识积累而流为一场闹剧。对此,记者进行了背景的了解:甘永超是以量子光学为专业方向的科班出生,1992-1995年经科学界泰斗、两弹一星功臣、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先生(前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推荐入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门下师从物理系主任沈文达教授(沈先生早年曾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光学之父、哈佛大学教授罗伊•格劳伯)读研究生并获理学硕士学位。由此可见,他只是在自己所属的领域针对困绕科学界的重大命题提出独到的理论见解,并没有不懂装懂的在别人的领域指手划脚。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艰难曲折的。甘永超的这些理论就是在毫无希望、在与传统理论的艰苦抗争中慢慢呈现希望并壮大起来的。挑战传统本应非常孤立,高处不胜寒!可是,英国科学家马歇尔、中国科学家佘卫龙却得出了一些与甘永超类似的结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甘永超的理论会得到普遍的承认。
　　难得的双赢判决实验
　　科学理论如果没有可复制的实验论证,就只能流于一种假说。甘永超的那套理论就本质而言,与已经写进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是完全相悖的。如果传统理论有成千上万个铁的实验证据,那么,甘永超的理论就只有死路一条!甘永超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该传统理论尽管风光无限、占据统治地位80年,然迄今为止却不能给出一个过硬的实验证据!这就是我在夹缝中生存、挺而不倒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甘永超又发现了现代光学在经典与量子衔接区域的“三大死穴”与“五大佯谬”,形成了有利于新理论的证据链,并设计了一个敏感而又可行的双赢判决性实验——“在经典条件下比较光的量子理论与光的经典电磁理论究竟哪一个更为精确”。
　　“仅花费百万就可能给国内带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判决实验值不值得做?”我想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机遇姓抓不姓等。甘永超的判决性实验只需百万的科研投入,技术的可操作性也很强,是个双赢的判决实验,这在科学上并不多见。相关专家指出:如果该判决实验能够得出肯定性结果,那么,甘永超的理论就可以从“科学假说”转化为“科学理论”。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有了冲击诺贝尔物理奖、圆国人一个百年之梦的有利契机,而且还会因为“物质世界最基本结构单元”的揭示、把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写进世界科学的旗帜上而流芳百世。如果该判决实验得出否定性结果,那么,我们至少也可以收获传统理论的一个过硬的实验证据,从而填补80年来的一个实验物理学空白。这是一个难得的双赢判决!弄得好可以完成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弄得不好也可以填补80年来的一个实验物理学空白。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耗资70亿英镑,运转将近2年,还没有发现“希格斯粒子”、证明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现在又在吆喝集中全球的人力物力,耗资85亿英镑而建造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直线对撞机(ILC),以探索宇宙的起源问题。在这个世界科技千帆齐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或许我们还是需要增加一点魄力与勇气,让勇于创新的科技娇子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甘永超对待科学的态度让笔者油然生敬。我们呼吁相关主管部门及同行专家尽快行动起来,赶快介入,以国家意志抢占这个世界物理学高峰的桥头堡,参与这个中国未来科学大师的塑造行动。
　　如果这个项目获得成功,相信可以慰籍中国人渴望伟大科学家已久的心灵,树立世界大国的科技标签,激发全民的科技创新热潮,为民族复兴再添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