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亲祀汾阴后土庙.这次仿效唐玄宗东封西祀的国家大礼,是盛唐时期国家礼制改革在宋初的延续.西祀前,品类繁多而有序的祥瑞奏报与请祀活动,为大礼的开展提供了依据.在西祀活动中,真宗朝廷有意混淆民间后土崇拜与国家地神祭祀的概念,将"古礼"与民间祠祀及道教信仰融合,让国家大礼更容易为地方士民所理解与接受.与此同时,通过批准乡民自发营建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部分祠庙,北宋王朝的威权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深入地方.这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地方士民对国家祭祀的参与,使宋初的国家"大祀"从贵族社会的权力垄断活动,
【机 构】
：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亲祀汾阴后土庙.这次仿效唐玄宗东封西祀的国家大礼,是盛唐时期国家礼制改革在宋初的延续.西祀前,品类繁多而有序的祥瑞奏报与请祀活动,为大礼的开展提供了依据.在西祀活动中,真宗朝廷有意混淆民间后土崇拜与国家地神祭祀的概念,将"古礼"与民间祠祀及道教信仰融合,让国家大礼更容易为地方士民所理解与接受.与此同时,通过批准乡民自发营建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部分祠庙,北宋王朝的威权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深入地方.这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地方士民对国家祭祀的参与,使宋初的国家"大祀"从贵族社会的权力垄断活动,演变成帝制国家王朝形象的宣传.
其他文献
个人大额现金收付存在巨大风险,严重威胁国家经济金融秩序和安全稳定。美国通过对个人现金收付申报进行系统的立法规范,对打击洗钱、涉税、涉毒、涉恐等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尚未对个人大额现金收付申报进行立法规范,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需要不相适应,故亟需借鉴国际管理经验与教训,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大额现金收付申报制度,以弥补制度短板。
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在“强化国家干预”与“强化市场作用”两个方面做着摇摆,极大地制约了社会保障持续稳定的改革发展,究其根源在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力量的失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与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观念的循序协调发展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经历了由嵌入市场经济体系到逐步回归社会本位系统的历程。国家治理对社会保障的积极影响相较于西方表现出了巨大的制度优势:一是国家政府能够自觉地不断推进自我规范和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升,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研究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治理的理论建构问题对于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平台用工关系的治理,当前在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传统劳动关系理论与双边市场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二者对平台用工关系的性质、平台从业者的定位以及平台用工关系的治理模式等问题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在这种认识分歧背后隐含着制度治理逻辑与市场治理逻辑之间的争论。为了弥合围绕平台用工关系治理所产生的理论建构分歧,我们尝试将体现伦理治理逻辑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资源引入平台用工关系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兼顾了平台商业模式的创新与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学科建设开始形成独有的学科语言及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和学术共同体逐步壮大。但对社会保障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涉及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学科基础等。无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实践还是学科建设,都应注重国内风险、国际风险、应急响应和长效机制四个维度。社会保障学科建设还应处理好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不断提升学科地位,夯实学科基础,凝练学科核心问题,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空洞口号或抽象符号,而是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作为理性认识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论从知识形态、认识功能还是思维特征来说,它提供的事实性认识都不能满足现实实践的需要,因而不能直接指导中国实践。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对实践活动发生作用,就要将其转化为中国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认识、转化为中国实践目标,并进而转化为中国实践方案,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因此,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不辩自明的“公理”,它内含了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
复仇是重要的文学母题,在百余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丰饶的艺术表现。鲁迅《铸剑》中“眉间尺/黑色人”的复仇主体更迭,显示了鲁迅对于复仇文化心理的警惕和强力矫正,以命相酬式的复仇策略,暗含“保存青年”与“舍身复仇”的群己纠葛;汪曾祺的初版《复仇》,以人物角色的交叠延伸了鲁迅设定的复仇边界,重写之作实现了“物化复仇”到“抒情复仇”的写作转向,也建构了“父系三角”的复仇伦理命题;余华的《鲜血梅花》消解了传统复仇叙事的“必然性”,进而反思“父系强权”这一问题,呼应鲁迅的同时又建构了新
20世纪,社会主义对东欧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对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其中,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自治社会主义构想最为著名。事实上,布达佩斯学派也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只是这种探索往往被其文化批判理论所掩盖。布达佩斯学派阐释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与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反差,进而对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文化批判,得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基于总体性的革命形成的,并探讨了在微观层面上促进社会主义的人道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布达佩斯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探讨
《反垄断法》难以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判定滥用行为,对数字企业的反垄断规制失效。《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价格法》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数字企业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制的僵局,数字经济的反垄断规则亟需重构。必要设施、滥用优势地位、滥用跨市场竞争影响的新机制不断涌现,体现了反垄断法对数字巨头单独建制的国际趋势。作为特别立法的代表,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守门人”制度仅适用于核心数字服务提供者,以量化标准界定适用对象,是结构主义和本身违法原则的体现。应当打破固有的反垄断法框架,从数字企业的自我规制
义勇作为宋朝西北乡兵的一种,是国家出于防御的需要,为解决正兵不足的难题而设置.义勇招置采取依户强征,或从强壮、保毅中拣刺,基本上实行"三丁刺一"的原则.起初义勇只"刺手背",后"止于右臂上刺字"."番上"或出于"阅教",更多则为满足"防秋""防春"之需,开始戍于本州、本府之境,后来被征戍边,番戍的兵力有颇多变化.义勇的"廪给"很不稳定,虽上番"给奉廪",但所获"口食"很少,而"酱菜钱"与"招刺钱"又供给不常,且数额极少,但政府通过税收、力役的"优待"以为补偿.义勇番戍兵力的变化与廪给标准的调整,体现宋代国
为了回答"文学史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对文学史本体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文学史哲学是文学史理论的基础理论,即对文学史进行哲学反思,深入探讨文学史述史的历史观念、逻辑线索以及合法性等根本问题.历史包括"客观的真实"与"呈现的真实"两种情形,文学史述史把握的历史仅仅是"呈现的真实".这种"呈现"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历史记忆的书写的结果.从事文学史进行研究和写作,会面临"如何实现文学史述史的真实性"以及"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如何记录文学史"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上都指向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问题,即文学史书写的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