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主张索赔的情况，许多与疫苗本身的质量无关，而是与肩部疼痛有关。因为成年人常常要在肩膀和上臂进行注射，因此一些物理性的疼痛和不适，往往被误认为疫苗所致。好在公共卫生官员也正在组织更完善的卫生服务培训，尽量减少接种者的不适。

和两个世纪前不一样的是，近年的反疫苗运动不是因为对科学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对科学一知半解。

　　从程序上看，拥有严格的、跟踪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监管程序和临床试验，疫苗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医疗产品之一。
　　疫苗开发和生产中的监管因素相当严格，包括使用具有明确特征的、具有明确来源的均质原材料，以及包括细胞在内的可接受质量；对生产过程进行充分验证，以证明同样的条件对于不同的生产批次是可重现的；证明生产一致性，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目标人群中产品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售前和售后监控。
　　临床测试在确定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无论中外，三期临床一般耗时最长，耗资最大。这是疫苗获批上市前最后阶段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试验阶段，接种疫苗的试验组还要和没有接种疫苗的试验组直接进行比较。也有一些疫苗可以不进行临床试验，但极其稀少。像被CDC认定为A类病菌（危害性最高级别）的炭疽杆菌，不可能在人身上进行试验，所以FDA对该疫苗豁免临床试验。当然一般民众也无需接种此类疫苗，美国也主要是用于战略储备。
　　在批准后的阶段，疫苗的安全性会被持续监测。美国FDA要求所有的疫苗生产商在每个批次的疫苗上市之前要提交样品，并且，疫苗生产商还要将他们对疫苗安全性、效力和纯度的检测结果同时提交给FDA。
　　今年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疫苗的第一批临床试验已于3月份启动，目前已经开展了20余项试验，诸如阿斯利康（AstraZeneca）、摩德纳（Moderna）、诺华（Novavax）和辉瑞（Pfizer）等医药公司开始分享乐观的早期结果：到目前为止，它们仅检测到志愿者身上有轻度或中度症状，而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志愿者还产生了冠状病毒抗体，在某些情况下，前者的抗体比染病后恢复的人产生的抗体还要多。
　　但是，早期结果的乐观，未必代表着三期试验结果的乐观。
　　因为三期试验需要长期的、大型的随机对照，疫苗或安慰剂会发放给成千上万的人，并等待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和病毒“迎头相撞”，还要再观察他们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复杂各异的反应。
　　可以说，经历过这些一波三折的连续考验，上市的疫苗才能保证安全。

警惕“提速”

　　然而，和一部分反疫苗运动参与者的担忧一样，在经济停摆、社会困顿等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没通过三期试验的情况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8月上旬宣布俄罗斯已经批准了一种冠状病毒疫苗上市，不少疫苗专家对此感到担忧。俄罗斯并未提供新疫苗已经通过大规模临床试验的证据，并试图跳过三期试验直接投放。关键是，和给病人使用实验药物不同，疫苗的對象是无数个健康人，所以，疫苗必须保持非常高的安全标准，否则，样本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罕见副作用都会出现。
　　6月的时候，俄罗斯联邦卫生部Gamaleya流行病学和微生物研究所注册了一项名为Gam-COVID-Vac Lyo疫苗的联合一期和二期试验。研究人员计划对38名志愿者进行测试。

和一部分反疫苗运动参与者的担忧一样，在经济停摆、社会困顿等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没通过三期试验的情况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罗斯当局称，这种疫苗是由带有冠状病毒基因的腺病毒制成的，类似于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在其疫苗中使用的基因。腺病毒疫苗采用的是新技术：世界首个腺病毒疫苗刚刚于6月获批用于预防埃博拉病毒。
　　随后俄罗斯官员声称疫苗将迅速投入生产。普京的宣布相当于宣告了疫苗的“面世”。但是，该研究所从未发布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试验数据。俄罗斯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说：“所有志愿者都产生了高滴度的抗COVID-19抗体。同时，他们都没有严重的免疫并发症。”
　　纽约市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病毒学家约翰·摩尔这样评价：“普京没有疫苗，他只是在发表政治声明。”
　　政治决策“入侵”科学领域，并强迫疫苗遵守政治性的规定，而不是医学安全意义上的标准，相当危险。一方面，其有很大的概率影响健康人的身体健康，并造成更为严重和难以预料的医学后果；一方面，其会促使人们更加不信任“疫苗”的安全性，从而无法用有效的医学手段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疫苗的上市时间不是不能“缩短”，但它应该在安全加速的意义上操作，而不是由于政治性的目的被直接忽略。比如监管机构提前准备好每批疫苗的试验数据结果，以便生产者更快拿到数据，调整方案，缩短不同阶段试验之间的时间。
　　更复杂的是，就算有些步骤可以“提速”，但掣肘的因素还是没法略过。直到今天，研究人员还没有完全彻底搞清楚SARS-CoV-2如何绕开人类的免疫系统、使人类生病。除此之外，疫苗生产商正在测试几乎所有可用于COVID-19疫苗的技术，一些旧技术似乎可用，但其中有一部分从未被批准用于人类的任何疾病。
　　免疫接种是21世纪20年代“社会矛盾”的最有力体现之一。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固守偏见的人们如何以科学之名反对科学，也能看到数字社交媒体如何持续强化偏见，也能看到一种类似面对“电车难题”的集体性选择，又能看到政府权威的滑落和失效，还能发现集体的碎片化如何使公共利益分崩离析。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到底是疫苗撕裂了我们的社会，还是社会本来已经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