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海地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人称“老杜”）宣称：“上帝和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而我接管了这些权力，也会将这该死的东西永远握在手里。”他于1971年去世，随后其子“小杜”继任，又统治了15年。
　　这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却不然。我的家人来自海地，尽管全家在我小时候就移民到了美国，但大家似乎始终未能摆脱杜瓦利埃残暴政权的影响。我从未忘记海地人在杜瓦利耶家族执政期间领教到的血泪教训，包括后者如何定期利用自然灾害和国家危机来加强对权力的掌控。
　　而我们必须在当前留心这一教训。新型冠状病毒不仅威胁公共健康，同时也危及人权。
　　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政府下达了为期21天的封锁令，但只提前4个小时公告，根本没有为数百万全球最为穷苦的民众留下储存食物和水的机会。更糟糕的是，自那以后印度执法部门一直在利用封锁手段，来加大对该国穆斯林的针对性歧视。
　　同时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军警对那些似乎未能足够迅速地遵守社会隔离规定的人大打出手。在匈牙利，多年来一直巩固权力的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推行了一部法律，将自己的绝对地位实实在在地写进了法典。
　　为免让美国人觉得自己可以不受这种权力掠夺的影响，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司法部曾在3月下旬请求国会授权可以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留美国公民（而不仅仅是无证移民）。
　　那些政府都用打击疫情来为上述做法辩护。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抵制自由的领导人绝少—甚至永远不会—让自己手中的紧急权力过期作废。
　　例如，不经审判就拘留平民，恰恰是在政府最需要民众信任的时候，破坏了这种信任；取消选举也打消了政治领导人必须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的一切动机。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我们还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民主体制的健康。更重要之处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许多方面来说捍卫公共卫生和捍卫民主是同属一场战役的两条战线。
　　我们必须动用手中所有的工具来保护公民自由。疫情要求社会隔离，但并不是警察野蛮执法和政府滥权的理由。必须在其刚开始触犯这些限制时，就立即追究其责任。
　　我们也必须抵制那种寻找替罪羊的行为。为了应对这场疫情，太多的政府试图将新型冠状病毒冠以“中国”之名，从而为监视和污蔑本国华裔民众的行径奠定基础。
　　作为一名海地裔美国人，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HIV/AIDS危机中亲眼看见了这种迫害。当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艾滋病正在“同性恋者、海洛因吸食者、血友病人和海地人”之间传播。由于这种不科学且带有偏见的信息，美国开始在恐怖的关塔那摩监狱关押来自海地的寻求庇护者，而这实际上扰乱了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努力。
　　最后，我们必须解决可能因疫情加剧的潜在经济和社会差距。如果想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是如何揭露了美国的严重不平等状况，就请看看纽约市的主要监狱里克斯岛—也是目前全球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地方。從更广泛的角度看，这场危机再次表明，有太多的美国家庭无法拥有医疗保健、带薪病假、劳动者保障、个人储蓄以及其他基本需求。
　　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治理体系，它还是一个用来观察这个世界以及个人在其中所处位置的镜头。如果我们在紧急状态下把镜头摔坏了，那么就可能永远无法再以同样的方式看见自己。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帕特里克·加斯帕德，曾任美国驻南非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