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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亲爱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中国已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我万分激动，不由得回忆起1949年我在晋绥新华总分社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及随军南下的情景。
新训班生活
新训班共办了两期，是晋绥分局为满足解放大西南、建设新政权对新闻干部的需要而办的。成刀戈担任新训班指导员，李蔚然任新训班主任，黄照任新训班的专职老师，王宝臣任干事，事务长是贾宏斌。第二期学员56名，其中女同学7名。学员有来自临汾、运城专区的，还有来自北京的7位大学生，也有来自兴县老区的干部。我是1949年6月1日考入第二期的学员，当时16岁。班里共分6个学习小组。我是第六组成员，组长是从兴县下来的王锦。成员有北京的温磊，还有从兴县下来的张杰，蒲县籍的张毅，临汾籍的杜小均、杜晓鹏共7人。
新训班的住址在临汾市东大街扁担巷内的一座大门朝东的院子里。这个大院共有三进院子，前院最大，北房是一厅两房，靠西的一间住着李蔚然和王宝臣，靠东的一间住着成刀戈和他的爱人崔淑霭。南房最大，是我们的教室。东房住着四、五、六组的男同学。西房是厨房和事务长贾宏斌、炊事员的住房。后院要小一些，东房住着黄照老师。北房、西房住着一、二、三组的男同学。在前面大院北房角角里，有一个约1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北房是里外套间，住着我们6位女同学。南房是最小的房子，住着从北京来的、已经结婚的王瑶和谢德全同学。
新训班的行动完全军事化。早晨到离我们住得不远的一个操场出早操，晚上点名。上午听老师讲课，如《晋绥日报》常芝青社长、高丽生主任、邵挺军都给我们上过新闻专业课。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1948年4月2日毛主席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时，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的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主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又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关于无产阶级报纸的风格，毛主席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主席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这些思想对我们树立正确的新闻观作用非常大。
下午一般是小组讨论或者自习。每个人结合自己的思想，理论联系实际，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晚上康振平同学指挥同学们唱歌。高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又教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走，跟着毛泽东走》，以及向西南向西北的大进军歌曲：挺进！挺进！向西北、向西南，向一切蒋管区大进军。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多年来受着灾难与痛苦，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解救他们，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帮助穷人把身翻……从北京来的张愚夫同学还教同学们扭秧歌。
学习班里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同学们都争分夺秒地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又奋发图强地学习新闻业务知识、军事知识，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一日三餐，大院就是我们的餐厅，既无桌子，又无板凳， 七八个人蹲在地上围成一圈，中间放一瓷盔烩菜，热腾腾的白馍管饱吃。这对我这样一个从蒲县山沟沟出来的、天天吃玉米面窝窝、一年也难吃上一顿肉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堂。
我们还办了黑板报，每天的好人好事都登在上面。黑板报也有批评一栏，从老区来的同学爱看晋剧名角“二梅兰”的戏。有时，他们看戏回来晚了，校门关了，就翻墙进来。于是，第二天黑板报的批评专栏上就出现了他们的名字。
难忘10月1日那一天
1949年10月1日上午，成指导员通知我们下午要去参加大会，并要扭秧歌。我记得张愚夫同学让我扮老太婆，曹潮扮老头，张杰扮我的闺女。上午我和张杰到我家住的鼓楼西杜家院里，向房东杜家婶借她的绸子衣服给张杰穿，又给他梳了两个小辫子，还真像个小姑娘。同学们都化妆成工、农、兵、学、商，张强、徐茂森等同学扮工人，举着镰刀斧头，形象逼真。
10月1日下午，临汾地区的党政各机关干部、军队的全体指战员、西北艺术学校的师生们，财干校、卫校、新训班、临汾师范、临汾中学的师生们，各群众团体、工商界、市民代表，都欢天喜地地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西北艺校北门外的广场，也就是小飞机场(现在的临汾市宾馆旁边)。
下午3 点钟，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顿时，人们沸腾了，个个激动万分，喜泪顺颊而流。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云霄。与会者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任晋绥分局书记的李井泉同志讲了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游行时，走在最前面的是西北艺术学校的师生，他们高举着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彩色标准画像，又制作了很大的横幅标语，又有由百人组成的执旗队。我们新训班同学也兴高采烈地扭起了大秧歌，欢庆我们新中国的诞生。我们从北扭到鼓楼西，又扭到鼓楼南，最后扭到东大街、东关，直扭到灯火通明。临汾城的几条主要街道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准备南下
1949 年7月16日，时任晋绥军分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毛主席要求他率10万人入四川的电报。在新中国诞生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听了贺老总动员南下的报告。他要求同志们克服困难去解放受苦的老百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贺老总在会上表扬王瑞在红军长征途中受过重伤，但这次他坚决要求南下。时任晋绥分局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也作了报告。
1949年10月8日，《晋绥日报》的摄影记者刘正挺来到新训班给全体工作人员、学员照了像。
从9号起，我们不上课了，全天进行军事训练。还记得在练习射击打靶时，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才打了一枪，时任晋绥分局书记的李井泉来考察我们来了。李书记说：“起来吧！这些女娃娃们在行军路上能跑，不掉队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给我们发了黄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棉军装。我们高兴地跳起来了，脱下灰色的衣服，换上了军装。头戴闪闪发光的红五角星军帽，身穿军装，左胸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腰里系着军用皮带，小腿上打着绑腿，神气十足，多么威武雄壮啊！我和关桂荣同学还去剪了个平头。
我们新训班50多名同学，一部分到重庆，一部分到成都。到重庆的有9位。他们是：彭雨、段惠、张怀珍、张杰、温磊、荆子蔚、侯克强、贾杨管、刘振。由常芝青社长、李蔚然主任、黄照老师带领。他们从临汾出发坐火车到榆次，出了娘子关到石家庄，又到郑州，后到了武汉，坐轮船到达重庆。后来，他们办了西南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常芝青任社长。到成都的有30名同学，跟随贺龙司令员，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第三梯队一大队一中队二分队。大队长是杨效农，副队长是水江。由杨效农、毛大风、成刀戈指导员带领。这30名同学分别是：王锦、张尔杰、张强、徐茂森、张鹏翥、王克、王广矩、林捷、高文、解庆寿、康振平、白云昭、李文科、谢德全、王瑶、杨庚虎、曹潮、杜晓鹏、任百科、陈东汉、王长庚、曹国玺、陈志青、范继贞、李英、张毅、关桂荣、贺万山、贺模、席新梅。 我们这30人是路经西安到达成都的。
张愚夫、李培常、杜小均、秦洪彦等同学留在山西工作，有的上了大学进行深造。
叔父西戎严厉批评了我
1949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我们在临汾人民欢送南下干部的口号声中，向大西南进军了。
我们女同学组织上照顾坐汽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当汽车路过我家门口时，我听见妈妈问李英婶子：“春芳（她原来的名字），咱新梅呢？”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同学们照顾我坐到中间，我赶快站起来，叫了声：“妈，我在这儿！”母亲笑嘻嘻地欢送着我们。一路上看到的是村子的墙上都写着“欢送南下干部”的标语。我们兴奋，我们自豪，我们为能参加到解放大西南的行列而骄傲，而感到无尚荣光。当天晚上大约7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宿营地——运城。
10月31日，在永虞宿营，后到永韩镇，又到赵村。
1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们渡过了黄河。在学校里上地理课时，听老师指着地图讲过的黄河，今天终于看到了它，我真高兴啊！
次日，我们到了美丽的古城西安，住在西小街222号。在西安我们参加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晚上看了苏联影片《万世师表》，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
11月10日，我们坐汽车下乡到了距西安城的十里铺，轮流做饭，住了四天。
11月15日，我们来到距西安八里的刚家寨。在刚家寨，我们学习了《四川概况》《成都市概况》，并整顿了队伍。杨效农还宣布每个新训班学员到成都的工作岗位，我分在总编室做抄写文章的工作。我们住在老乡家里，每天给老乡挑水、打扫院子，严格的军纪，受到人民的赞扬。
记得有一天，轮我值日帮厨时失手打翻了油瓶，我吓坏了，悄悄地一个人步行到西安城买油赔偿。我走了不久，我叔父西戎便向同志们打听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说不知道，等我回到军营，叔父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他说：“你这种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向领导请假，就一个人去西安，要是出了事咋办？这可是革命阵营，不比在家里，你想咋就咋。”我当时很想不通，心想我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有啥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叔父的耐心说服，我终于想通了。一个革命战士，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我没有请假擅自外出，这就是不遵守纪律的大错。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
行军途中
12月12日，我们在鹅毛大雪中踏上了进军的途程。这次行军女同志共10位，组织上决定由魏枫（三八式老革命，老党员，山西河曲人）担任班长，我任副班长。每个战士发一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干粮袋、军用水壶，我们全副武装起来了，背上背着背包。
在西安火车站，我很幸运地见到了临汾师范的丁琦老师，还见到了李效春处长和他的爱人梁杰，又见到了我父亲的同窗好友段云叔叔，他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很关心地问我的近况。
我们从西安乘坐的是到宝鸡的三等客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车上共72个座位，我们人多，都挤着坐。下车后，我们的宿营地在一个庙宇里，铺着草，打开背包和衣而宿 。
在10位女同志中，最值得敬佩的是卫群。她祖籍四川南充，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红军，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幸存者。我们听她讲长征的艰苦岁月，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12月14日，我们翻越了海拔2000多米的秦岭。我们努力地爬着，前面有一支鼓动队，不停地向同志们发出号令：“同志们！加油，再有几分钟就到顶峰了。”啊！终于爬到顶峰太白山了。太白山海拔3767米，是秦岭的最高峰。我们无比兴奋，欢呼着：“我们胜利了！”
12月18日，我们要翻一座叫柴关岭的大山。同志们排成一行，前面有引路的，一个踏着一个的脚印走，不敢偏了，走偏了会遇到地雷。沿路上都写着“小心地雷”，我们只有躲着走。印象最深的是走到半山腰时，突然听到“嗡”的一声巨响，大家都在听哪来的炸声。原来是一位同志不听指挥，骑了一匹白马抄小路踩到地雷上了，当时马和人腾空而飞，被炸得很惨。我们是遵守纪律的，小心翼翼地一个跟着一个地走，终于平安地离开了险地。
12月19日，大队长杨效农命令，女同志今天仍坐汽车到褒城。出发地离褒城180里，我们由魏枫率领，先装好粮食，后扛上行李坐车。我们10个人，加上梯队的5位同志，共15人坐一辆车。西北风刮得特大，但我们有颗火热的心。每个人都笑着迎风歌唱。到了褒城，走出了狭窄的深沟 ，前面是一马平川，似乎天也大了。我们高喊着：“出大山了，出大山了！”褒城这个地方很热闹。在褒城吃了饭，我们又坐车到了张寨，我们和四梯队的同志住在一起。更巧的是，在这里，我见到了我的老同学史荣珍、芦鲜叶。她们伸出热情的手，帮我们收拾房子和行李，我们太激动、太兴奋了，能在行军途中相逢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又经过十多天的跋涉，于1950年1月5日，我们到了绵阳城。我们的宿营地在距城18里的普明寺。在这里我们休息、整顿、学习了几天后，13日到了广汉，14日到了距新都县城有7里的福羊镇。
1950年1月16日（农历11月28 日），是我们行军的最后一天。下午2点钟，到了天府之国的成都。成都是一个盆地，连山也看不到了，天好像更大了。我们到北大街狮马路《川西日报》二厂。下车后，受到第一批来成都的同志们的接待。他们都在胳膊上戴着“成都市军管会”的臂章，多么荣幸，多么骄傲哟。
新的起点
成都是1949年12月27日和平解放的。先到成都的同志们，军事接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央日报》《新新新闻》《战斗报》《扫荡报》等反动报刊，创办了人民的报纸——川西区党委的机关报《川西日报》。
《川西日报》社长是川西区党委的宣传部长杜心源，副社长兼总编辑是杨效农，副总编辑是李超。毛大风任编辑部主任。编委兼城市组组长是成刀戈，编委兼农村组组长是梅端，我叔父西戎任编委，负责编副刊。
当我们看到了《川西日报》于1950年1月1日的创刊报时，心情万分激动。我们是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啊！
组织上分配我和徐茂森、关桂荣到《川西日报》二厂搞校对工作。徐茂森任组长。担任校对的还有原在伪中央日报搞校对的林世沛。他教我们校对符号，如何搞好校对。我们校对了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写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等。还校对川西区党委的文件。
1950年1月28日，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成都北较场里，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大会，庆祝大西南解放、庆祝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当然，这一天，也是我革命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
60多年来，我们新训班的同学，分赴祖国各地，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尽职尽责。有的同学已60年没见过面了，但当年风雨兼程、生死与共的南下使我们这些新闻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深化了我们追求光明的理想与精神。在迎接中国共产党90华诞的日子里，回顾往昔，永不言悔。
（责编 肖黎）
新训班生活
新训班共办了两期，是晋绥分局为满足解放大西南、建设新政权对新闻干部的需要而办的。成刀戈担任新训班指导员，李蔚然任新训班主任，黄照任新训班的专职老师，王宝臣任干事，事务长是贾宏斌。第二期学员56名，其中女同学7名。学员有来自临汾、运城专区的，还有来自北京的7位大学生，也有来自兴县老区的干部。我是1949年6月1日考入第二期的学员，当时16岁。班里共分6个学习小组。我是第六组成员，组长是从兴县下来的王锦。成员有北京的温磊，还有从兴县下来的张杰，蒲县籍的张毅，临汾籍的杜小均、杜晓鹏共7人。
新训班的住址在临汾市东大街扁担巷内的一座大门朝东的院子里。这个大院共有三进院子，前院最大，北房是一厅两房，靠西的一间住着李蔚然和王宝臣，靠东的一间住着成刀戈和他的爱人崔淑霭。南房最大，是我们的教室。东房住着四、五、六组的男同学。西房是厨房和事务长贾宏斌、炊事员的住房。后院要小一些，东房住着黄照老师。北房、西房住着一、二、三组的男同学。在前面大院北房角角里，有一个约1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北房是里外套间，住着我们6位女同学。南房是最小的房子，住着从北京来的、已经结婚的王瑶和谢德全同学。
新训班的行动完全军事化。早晨到离我们住得不远的一个操场出早操，晚上点名。上午听老师讲课，如《晋绥日报》常芝青社长、高丽生主任、邵挺军都给我们上过新闻专业课。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1948年4月2日毛主席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时，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的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主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又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关于无产阶级报纸的风格，毛主席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主席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这些思想对我们树立正确的新闻观作用非常大。
下午一般是小组讨论或者自习。每个人结合自己的思想，理论联系实际，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晚上康振平同学指挥同学们唱歌。高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又教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走，跟着毛泽东走》，以及向西南向西北的大进军歌曲：挺进！挺进！向西北、向西南，向一切蒋管区大进军。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多年来受着灾难与痛苦，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解救他们，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帮助穷人把身翻……从北京来的张愚夫同学还教同学们扭秧歌。
学习班里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同学们都争分夺秒地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又奋发图强地学习新闻业务知识、军事知识，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一日三餐，大院就是我们的餐厅，既无桌子，又无板凳， 七八个人蹲在地上围成一圈，中间放一瓷盔烩菜，热腾腾的白馍管饱吃。这对我这样一个从蒲县山沟沟出来的、天天吃玉米面窝窝、一年也难吃上一顿肉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堂。
我们还办了黑板报，每天的好人好事都登在上面。黑板报也有批评一栏，从老区来的同学爱看晋剧名角“二梅兰”的戏。有时，他们看戏回来晚了，校门关了，就翻墙进来。于是，第二天黑板报的批评专栏上就出现了他们的名字。
难忘10月1日那一天
1949年10月1日上午，成指导员通知我们下午要去参加大会，并要扭秧歌。我记得张愚夫同学让我扮老太婆，曹潮扮老头，张杰扮我的闺女。上午我和张杰到我家住的鼓楼西杜家院里，向房东杜家婶借她的绸子衣服给张杰穿，又给他梳了两个小辫子，还真像个小姑娘。同学们都化妆成工、农、兵、学、商，张强、徐茂森等同学扮工人，举着镰刀斧头，形象逼真。
10月1日下午，临汾地区的党政各机关干部、军队的全体指战员、西北艺术学校的师生们，财干校、卫校、新训班、临汾师范、临汾中学的师生们，各群众团体、工商界、市民代表，都欢天喜地地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西北艺校北门外的广场，也就是小飞机场(现在的临汾市宾馆旁边)。
下午3 点钟，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顿时，人们沸腾了，个个激动万分，喜泪顺颊而流。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云霄。与会者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任晋绥分局书记的李井泉同志讲了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游行时，走在最前面的是西北艺术学校的师生，他们高举着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彩色标准画像，又制作了很大的横幅标语，又有由百人组成的执旗队。我们新训班同学也兴高采烈地扭起了大秧歌，欢庆我们新中国的诞生。我们从北扭到鼓楼西，又扭到鼓楼南，最后扭到东大街、东关，直扭到灯火通明。临汾城的几条主要街道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准备南下
1949 年7月16日，时任晋绥军分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毛主席要求他率10万人入四川的电报。在新中国诞生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听了贺老总动员南下的报告。他要求同志们克服困难去解放受苦的老百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贺老总在会上表扬王瑞在红军长征途中受过重伤，但这次他坚决要求南下。时任晋绥分局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也作了报告。
1949年10月8日，《晋绥日报》的摄影记者刘正挺来到新训班给全体工作人员、学员照了像。
从9号起，我们不上课了，全天进行军事训练。还记得在练习射击打靶时，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才打了一枪，时任晋绥分局书记的李井泉来考察我们来了。李书记说：“起来吧！这些女娃娃们在行军路上能跑，不掉队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给我们发了黄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棉军装。我们高兴地跳起来了，脱下灰色的衣服，换上了军装。头戴闪闪发光的红五角星军帽，身穿军装，左胸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腰里系着军用皮带，小腿上打着绑腿，神气十足，多么威武雄壮啊！我和关桂荣同学还去剪了个平头。
我们新训班50多名同学，一部分到重庆，一部分到成都。到重庆的有9位。他们是：彭雨、段惠、张怀珍、张杰、温磊、荆子蔚、侯克强、贾杨管、刘振。由常芝青社长、李蔚然主任、黄照老师带领。他们从临汾出发坐火车到榆次，出了娘子关到石家庄，又到郑州，后到了武汉，坐轮船到达重庆。后来，他们办了西南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常芝青任社长。到成都的有30名同学，跟随贺龙司令员，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第三梯队一大队一中队二分队。大队长是杨效农，副队长是水江。由杨效农、毛大风、成刀戈指导员带领。这30名同学分别是：王锦、张尔杰、张强、徐茂森、张鹏翥、王克、王广矩、林捷、高文、解庆寿、康振平、白云昭、李文科、谢德全、王瑶、杨庚虎、曹潮、杜晓鹏、任百科、陈东汉、王长庚、曹国玺、陈志青、范继贞、李英、张毅、关桂荣、贺万山、贺模、席新梅。 我们这30人是路经西安到达成都的。
张愚夫、李培常、杜小均、秦洪彦等同学留在山西工作，有的上了大学进行深造。
叔父西戎严厉批评了我
1949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我们在临汾人民欢送南下干部的口号声中，向大西南进军了。
我们女同学组织上照顾坐汽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当汽车路过我家门口时，我听见妈妈问李英婶子：“春芳（她原来的名字），咱新梅呢？”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同学们照顾我坐到中间，我赶快站起来，叫了声：“妈，我在这儿！”母亲笑嘻嘻地欢送着我们。一路上看到的是村子的墙上都写着“欢送南下干部”的标语。我们兴奋，我们自豪，我们为能参加到解放大西南的行列而骄傲，而感到无尚荣光。当天晚上大约7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宿营地——运城。
10月31日，在永虞宿营，后到永韩镇，又到赵村。
1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们渡过了黄河。在学校里上地理课时，听老师指着地图讲过的黄河，今天终于看到了它，我真高兴啊！
次日，我们到了美丽的古城西安，住在西小街222号。在西安我们参加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晚上看了苏联影片《万世师表》，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
11月10日，我们坐汽车下乡到了距西安城的十里铺，轮流做饭，住了四天。
11月15日，我们来到距西安八里的刚家寨。在刚家寨，我们学习了《四川概况》《成都市概况》，并整顿了队伍。杨效农还宣布每个新训班学员到成都的工作岗位，我分在总编室做抄写文章的工作。我们住在老乡家里，每天给老乡挑水、打扫院子，严格的军纪，受到人民的赞扬。
记得有一天，轮我值日帮厨时失手打翻了油瓶，我吓坏了，悄悄地一个人步行到西安城买油赔偿。我走了不久，我叔父西戎便向同志们打听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说不知道，等我回到军营，叔父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他说：“你这种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向领导请假，就一个人去西安，要是出了事咋办？这可是革命阵营，不比在家里，你想咋就咋。”我当时很想不通，心想我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有啥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叔父的耐心说服，我终于想通了。一个革命战士，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我没有请假擅自外出，这就是不遵守纪律的大错。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
行军途中
12月12日，我们在鹅毛大雪中踏上了进军的途程。这次行军女同志共10位，组织上决定由魏枫（三八式老革命，老党员，山西河曲人）担任班长，我任副班长。每个战士发一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干粮袋、军用水壶，我们全副武装起来了，背上背着背包。
在西安火车站，我很幸运地见到了临汾师范的丁琦老师，还见到了李效春处长和他的爱人梁杰，又见到了我父亲的同窗好友段云叔叔，他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很关心地问我的近况。
我们从西安乘坐的是到宝鸡的三等客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车上共72个座位，我们人多，都挤着坐。下车后，我们的宿营地在一个庙宇里，铺着草，打开背包和衣而宿 。
在10位女同志中，最值得敬佩的是卫群。她祖籍四川南充，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红军，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幸存者。我们听她讲长征的艰苦岁月，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12月14日，我们翻越了海拔2000多米的秦岭。我们努力地爬着，前面有一支鼓动队，不停地向同志们发出号令：“同志们！加油，再有几分钟就到顶峰了。”啊！终于爬到顶峰太白山了。太白山海拔3767米，是秦岭的最高峰。我们无比兴奋，欢呼着：“我们胜利了！”
12月18日，我们要翻一座叫柴关岭的大山。同志们排成一行，前面有引路的，一个踏着一个的脚印走，不敢偏了，走偏了会遇到地雷。沿路上都写着“小心地雷”，我们只有躲着走。印象最深的是走到半山腰时，突然听到“嗡”的一声巨响，大家都在听哪来的炸声。原来是一位同志不听指挥，骑了一匹白马抄小路踩到地雷上了，当时马和人腾空而飞，被炸得很惨。我们是遵守纪律的，小心翼翼地一个跟着一个地走，终于平安地离开了险地。
12月19日，大队长杨效农命令，女同志今天仍坐汽车到褒城。出发地离褒城180里，我们由魏枫率领，先装好粮食，后扛上行李坐车。我们10个人，加上梯队的5位同志，共15人坐一辆车。西北风刮得特大，但我们有颗火热的心。每个人都笑着迎风歌唱。到了褒城，走出了狭窄的深沟 ，前面是一马平川，似乎天也大了。我们高喊着：“出大山了，出大山了！”褒城这个地方很热闹。在褒城吃了饭，我们又坐车到了张寨，我们和四梯队的同志住在一起。更巧的是，在这里，我见到了我的老同学史荣珍、芦鲜叶。她们伸出热情的手，帮我们收拾房子和行李，我们太激动、太兴奋了，能在行军途中相逢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又经过十多天的跋涉，于1950年1月5日，我们到了绵阳城。我们的宿营地在距城18里的普明寺。在这里我们休息、整顿、学习了几天后，13日到了广汉，14日到了距新都县城有7里的福羊镇。
1950年1月16日（农历11月28 日），是我们行军的最后一天。下午2点钟，到了天府之国的成都。成都是一个盆地，连山也看不到了，天好像更大了。我们到北大街狮马路《川西日报》二厂。下车后，受到第一批来成都的同志们的接待。他们都在胳膊上戴着“成都市军管会”的臂章，多么荣幸，多么骄傲哟。
新的起点
成都是1949年12月27日和平解放的。先到成都的同志们，军事接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央日报》《新新新闻》《战斗报》《扫荡报》等反动报刊，创办了人民的报纸——川西区党委的机关报《川西日报》。
《川西日报》社长是川西区党委的宣传部长杜心源，副社长兼总编辑是杨效农，副总编辑是李超。毛大风任编辑部主任。编委兼城市组组长是成刀戈，编委兼农村组组长是梅端，我叔父西戎任编委，负责编副刊。
当我们看到了《川西日报》于1950年1月1日的创刊报时，心情万分激动。我们是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啊！
组织上分配我和徐茂森、关桂荣到《川西日报》二厂搞校对工作。徐茂森任组长。担任校对的还有原在伪中央日报搞校对的林世沛。他教我们校对符号，如何搞好校对。我们校对了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写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等。还校对川西区党委的文件。
1950年1月28日，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成都北较场里，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大会，庆祝大西南解放、庆祝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当然，这一天，也是我革命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
60多年来，我们新训班的同学，分赴祖国各地，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尽职尽责。有的同学已60年没见过面了，但当年风雨兼程、生死与共的南下使我们这些新闻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深化了我们追求光明的理想与精神。在迎接中国共产党90华诞的日子里，回顾往昔，永不言悔。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