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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间自贸区的设立，将更加有利于各签约国资源环境利用效率的提升。本文采用贸易指数测算方法，分析了中、挪、韩在海水产品生产、加工及贸易流通中的各自优势。挪威因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先进的渔业技术，在海水产品养殖及加工领域中具有全球引领作用；韩国有相对更加严格的海水产品安全检疫检验体系，可以确保海水产品的品质安全。随着中韩自贸区的实施及中挪重启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三国海洋渔业彼此间将进入自贸型竞争态势。如何运用自贸区效应，积极促进渔业资源开发比较潜能的发挥，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对于我国，尤其是对山东省渔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都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山东省作为中国第一渔业大省，在继“海上山东”战略实施基础上，又率先提出“海上粮仓”建设规划设想。针对目前山东省渔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本文结合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模拟，在中挪、中韩自贸区背景下对各方海水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在当前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格局下，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应以自贸区制度所形成的倒逼机制为互动机理，切实落实海产品养殖生产的安全标准底线和生态系统水平提升的两个基准维度，全面践行可持续健康的渔业资源开发理念，在全国先行完成开放型“海上粮仓”示范体系的建设，以推动我国海水产品生产与加工从量到质的转型，实现海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提升我国海洋渔业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自贸区；海上山东；海上粮仓；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69-08DOI：10.12062/cpre.20170466
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背景下，山东省政府2014年颁发了《关于推进“海上粮仓”建设的实施意见》，这是继“海上山东”建设规划实施之后，山东省又一次围绕如何培植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新优势所提出的创新设想。其总体思路是“坚持生态优先、以养为主，增殖、捕捞、加工、休闲渔业协同推进，使山东渔业向生态化、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供更多绿色、安全、放心的海洋食品”[1]。本文结合当前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基本格局，结合中韩自贸协定签署、中挪自贸协定重开谈判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情势，认为：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基于渔业贸易竞争力的比较，要以韩国安全标准确立养殖生产底线，要以挪威生态科技提升养殖品质，在全国先行完成开放型“海上粮仓”示范体系的建设，全面践行可持续健康的渔业资源开发理念，以期为推动我国海水产品生产与加工从量到质的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模式及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
关于“海上粮仓”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探讨较多，涉及到的内容侧重于“蓝色粮仓”概念的相关阐述，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渔业，尤其是海水养殖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山东省为主，先后出现了以“藻-虾-贝-鱼-珍品”为主题的五次“蓝色养殖浪潮”。海水养殖技术的成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渔业牧耕化的希望。包建中首次提到了“蓝色农业”的概念，将人类社会利用高科技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定义为“蓝色农业”[2]。唐启升院士倡导“中国蓝色海洋食物计划”，系统性地提出了 “蓝色粮仓”的定义，着重阐述要保障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海洋生物产业由“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 的转型[3]。李嘉晓则围绕“蓝色粮仓”的建设基础、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潜力进行了论述[4]。秦宏等着眼于养殖区域规模的保障，指出“蓝色粮仓”建设要健全财政及投融资机制，加大海洋渔业科研投入，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有利于强化“蓝色粮仓”的建设效果[5]。
在相关国际视角的比较研究中，韩立民等着重介绍了日本、美国、韩国、挪威等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在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工厂化养殖等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措施[6]。围绕水产品贸易以及自贸区建设对水产品生产的影响分析，李金明得出目前我国水产品的比较优势为“粗放性的总量优势”，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结论[7]。吴成业着重介绍了主要贸易国家如日本、韩国、欧盟及美国对水产品安全管理的要求[8]。孙琛认为加入WTO后，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并提出了提高水产品品质及安全水平等具体方案[9]。陈伟则提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强化，使得我国在水产品生产和贸易发展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成为制约我国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外部因素[10]。赵蕾等在对中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分析后认为，中国水产品出口仍然面临着來自贸易伙伴国家对水产品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挑战[11]。蔡春林通过比较水产品进口数量、种类及品质，分析了中国与挪威等国家间的贸易互补性及竞争性，并探讨了中挪等自贸区的建立，将对我国水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及我国应当采取的相应策略[12]。冯丽基于中国—挪威“自贸区”建立的可行性视角，对中挪两国水产品贸易结构及中挪自贸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判定分析[13]。张婧茹和龚新蜀指出韩国国内市场的结构特征是影响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相对较低的竞争力以及竞争与结构的交叉效应，是阻碍中国出口韩国贸易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14]。
综上可见，学术界已经对“海上粮仓”的一般内涵、建设意义，以及国际水产品贸易与自贸区建立等领域进行了探讨。目前，全球正处在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国际生产方式转换时期，在我国自贸区行动积极推进中，以开放的视角探究自贸区的签署对沿海区域发展，比如对“海上粮仓”建设所产生的针对性影响分析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
2开放视角：“海上粮仓”建设内涵的拓展认识
1991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建设“海上山东”，其量化指标主要体现于“海洋产业产值赶上1990年陆地农业产值”，探求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渔业的规模化发展。而面对新世纪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海上粮仓”建设是山东本着国家提出的“大粮食”“大食物”的全新构想，及时做出的依托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和先进生产设施装备，通过人工养殖、增殖、捕捞、后续加工及对外贸易等方式，将渔场开发建设成为能够持续高效适时地提供海洋食物的“粮仓”。目的是凭借资源保护与增殖养殖实现种“粮”于海，凭借海洋捕捞业及水产品贸易实现产“粮”于海，凭借海洋渔业物流业以及水产品贸易实现存“粮”于海，以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海上粮仓”建设是践行开放式国际合作实践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新模式，展现着山东省深化“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新路径。 “海上粮仓”建设过程中，围绕着区域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介于体制性、结构性、传统化等因素的影响：海洋科教大省整合优势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区域海洋资源环境日趋恶化，海洋产业发展呈现不可持续发展诸多问题；传统渔业结构优化态势趋缓，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展不快；在全国海洋经济大发展的坐标中，山东渔业增速相对减慢。同时，来自于国际经贸环境剧变所面临的挑战更显严峻：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实施，使山东省失去了50%以上的传统黄金渔场，捕捞业以及相关的修造船、网具、水产品加工、运销等相关产业年损失多达百亿元，还直接、间接地波及渔民转产转业、渔船报废和渔区社区稳定等等方面。尤其在WTO框架下，渔业的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标准均亟待提升，海洋渔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迫切需要深度调整。
目前，我国水产品生产标准中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污染物指标与国际标准（CAC标准）及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基本一致，但由于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以及检验方法技术落后、微量成分的检出率少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的水产品出口频频受阻。比如韩国、日本等为了保护本国水产业免受或者少受市场开放和进口产品增加的冲击，抓住水产品管理难度大、质量不易控制等特性，利用卫生标准和检验检疫等非关税壁垒重重设限。挪威占据独有的地理区位以及拥有优质的鱼类品种，渔业捕捞生产和养殖技术引领全球海洋渔业发展，比较我国传统海洋渔业的竞争优势愈加明显。
因此，伴随着我国与韩国、挪威等国家签署或即将签署自贸协定，在自贸区背景下，若干国家间原有的水产品竞争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将发生变化。自贸区的建成，使得品质标准、技术水平、贸易流动、生产环境等各要素更加统一化，体现出全要素全方位的竞争格局。各国原有的差异，无论在资源的自然布局、生产规模、技术水平、贸易措施，还是在人力资本、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将在“零关税的自由贸易”竞争中重新洗牌和重组。特别强调的是自贸区效应下，海洋渔业在全球水产品养殖大于捕捞的零增长格局中，自贸区的“零关税”效应会被放大更多。“海上粮仓”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全球水产品生产贸易格局将进入“养超过捕”时代，水产养殖产品将成为满足人们未来对水产品需求量增加的主要部分和水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货物载体。而养殖水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更多受制于养殖的海水资源与环境水准，所以，“海上粮仓”建设重在海水生态养殖、加工与贸易中，要全过程地创新渔业科技，生产优质高端水产品，打造赢得全球渔业竞争的底牌。因此，以中韩自贸区协议签署、中挪重开谈判为契机，以自贸区效应“杠杆”式的体系结构设计运用于“海上粮仓”实践之中，积极利用其形成的倒逼机制，充分重视实现海水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迫切性，强化提升渔民的环保意识，提高渔业企业蓝色竞争水平，加快补短板，着眼于渔业养殖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海上蓝色粮仓”建设新坐标，塑造我国现代渔业经济体系的新形象。
3基于中挪韩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界定的自贸区效应解构
3.1中挪韩海水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比较
本文对水产品研究范畴的选取，主要参考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国际贸易统计报告》中的所选对象。在国家间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结构关系分析中，一般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及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来界定。
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指数是指一国某类产品在该国所有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与世界贸易中该类产品占所有产品总出口份额的比重的比值，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国k产品的出口值，Xi表示i国产品出口总值，Wk表示k产品的世界出口值，W表示世界产品出口总值，RCAxik表示i国k产品在i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与世界贸易中k产品占所有产品总出口份额的比重之比值。它通过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来间接地测定比较优势。一般认为，如果计算结果大于1，则表示该国此类商品的竞争力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表示竞争力弱，则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测算表明：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出口贸易均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挪威具有强比较优势，有逐年递增的趋势。韩国水产品贸易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而中国的水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除2006—2008年之间出现微弱的显性比较优势之外，其余年份比较稳定（见图1）。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 TC）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净出口额与该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國k产品的出口值，Mik表示i国k产品的进口值，TCik表示i国k产品的净出口额与k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TC指数的变化范围在-1和1之间，若为正数，表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数值越大表明竞争力越强；若为负数，则表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是此类产品的净进口国；若为零，则说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产品进出口交叉明显，纯属于国际间进行品种交互。
由图2，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测算显示：中挪两国的水产品贸易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挪威的竞争优势远远强于中国，其TC指数均在0.8以上，且有递增趋势。在中国与韩国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比较中，中国的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正数，说明中国水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而韩国的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负数，说明韩国水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
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TCI）是指国家间商品进出口结构的互补程度，公式为：
其中，RCAxik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家i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用进口来衡量的国家j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Wk表示k类产品的各国国际贸易总额，W表示世界所有产品的贸易额。若一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就大；反之，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较小。一般来讲，若TCI指数为0，则表示两国之间的该产品不存在贸易流动；若大于1则表示两国该产品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从图3中变化趋势可见，以挪威出口和中国进口来衡量的中挪水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远远强于以中国出口和挪威进口来衡量的双方水产品贸易互补性，表明中国对挪威的依赖性高。中国出口和韩国进口来衡量的中韩水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强于以韩国出口和中国进口来衡量的双方水产品贸易互补性，但是贸易互补性指数并不高。
产业内贸易指数（Index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IT）是用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指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同类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国k产品的出口值，Mik表示i国k产品的进口值，并且对Xik-Mik取绝对值；IITik表示i国k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实际状况。IIT指数的范围在0—1之间，IIT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贸易双方生产k产品的资源禀赋相似，产业内贸易越发达，在该产业上表现为既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又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相反，指数越接近于0，表明贸易双方生产k产品所用的生产要素投入有所不同，两国的资源禀赋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显示出一定的产业间互补关系，在该行业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间贸易。
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贸易互补指数（见图4）测算显示：中挪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正数且平均指
数值不超过0.1，表明中挪两国在渔业资源禀赋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显示出一定的产业间互补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倾向，进一步分析主要源于鱼种、消费偏好和加工技术的差异。而同期，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波动明显，产业内贸易指数最高值2008年达到0.33，平均指数值超过0.24。相比中挪贸易，中韩在主要的水产品上有一定的贸易互补性，呈现出相对的产业内贸易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挪威的水产品对中国而言有更强的竞争力，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这表明挪威水产品在质量上的竞争力远远大于中国水产品在数量上的优势，反映出挪威先进的养殖、生产、加工技术，尤其是目前挪威广泛推广的以达到生态系统水平的养殖技术，其技术领先效果显著，即挪威以生态系统水平的养殖技术实现了养殖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韩水产品贸易比较中，中国主要源于丰富的渔业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市场空间等方面的优势，相对于韩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优势。中国水产品出口结构与韩国水产品进口结构较为匹配，2006年之后中韩两国水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明显下降，产业内贸易指数上升，这主要源于韩国消费者对水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韩国先后实施了提高重金属检测标准等措施，对中国水产品出口韩国市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韩国政府专门制定了《水产品质量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对水产品的质量及安全标准要进行综合管理，韩国水产品进口检疫检验部门对中国水产品实施了高于国际水平的检验标准，加剧了我国水产品的出口阻力。中国如果要稳定扩大对韩国、日本以及美欧市场等发达国家海水产品贸易，基于韩国海水产品的安全基线是必须迈过的门槛。
3.2自贸区政策效应对中挪韩海水产品贸易与生产的影响
GTAP模型由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汤姆斯·赫特（Thomas W.Hertel）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一种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其原理是建立对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描述的子模型，通过国际贸易关系，将各个子模型连接合并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采用最新GTAP_8数据库数据，对自贸区背景下水产品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模擬，分别从水产品的出口额、进口额、出口离岸价格及水产品产量等方面进行比较。
根据中国海关税率表可知，我国对挪威的水产品进口关税的基准税率在0—17.5%不等，挪威水产品进口关税的税率在0.3%—1.05%不等。依照中挪自贸区协定框架的内容和中韩自贸区中关税减让条款，模拟分析关税减让政策对各方市场供需及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由于中挪两国关税减免幅度不同，根据GTPA模型相关关税的标识使模拟后税率变为0或接近0。根据表1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对挪威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从长期来看，使挪威的出口离岸价格上升了0.17%，即关税完全降为0之后，将降低微弱的价格比较优势；使挪威出口水产品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进口数量有下降趋势；中国对挪威的关税减免使挪威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了0.04%。
根据表2模拟结果显示，挪威对中国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出口数量、产量及价格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挪威水产品进口关税本身很低，不超过1.5%。
根据中韩自贸协定中国对韩国的《关税承诺表》中的水产品税目降税分类可知，中国的水产品进口关税的基准税率从0—17.5%不等，花费10—15年时间几乎可以完成完全自贸区的状态。韩国对中国水产品进口关税的基准税率从0—43%不等，多数水产品的进口关税在20%，花费5—20年的时间逐渐完成税率为0的目标。在使用GTAP模型分析时，政策因素设定为关税减少量，进而分析对双方市场供需及价格等因素的影响。
由于中韩两国关税减免幅度不同，根据GTPA模型相关关税的标识使模拟后税率变为0或接近0。根据表3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对韩国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从长期来看，使韩国的出口离岸价格有微弱的上升，幅度为0.24%。即关税完全降为0之后，将降低一定的价格比较优势，使中国对韩国出口数量和进口数量均有增加的趋势，关税减免对韩国水产品产量有轻微幅度（0.01%）的上升。然而，中国对韩国减税的结果对世界其他国家水产品产量有负面影响的趋势。
根据表4模拟结果显示，韩国对中国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从长期来看，使中国的出口离岸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7.11%），降低了中国的价格比较优势；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离岸价格有较小幅度的下降，为0.26%，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他国家的价格比较优势。韩国对中国水产品出口数量有下降的趋势，进口水产品数量有上升的趋势；韩国对中国减税使中国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了0.09%，世界其他国家的产量下降了0.02%。 通过GTAP模型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自贸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各方水产品贸易的发展。基于上述中挪韩贸易竞争力的分析比较，三方由于在渔业资源分布、生产优势、养殖技术、管理体系以及更为重要的市场需求结构的不同，彼此间以及对于全球贸易而言，都应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借自贸区签署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效应，中国以及山东海水产品养殖生产与贸易在创新养殖技术体系和营养安全体系的重构上将面临严峻挑战。
4“自贸区”倒逼机制下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基准实现路径探讨
现代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一定意义上是以海水养殖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所以，海水养殖产品的品质能否达到或优于自然捕捞海产品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渔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当代国际贸易又是海产品生产与交换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渔业由捕捞贸易型向养殖贸易型转变过程中，自贸区零关税倒逼机制所界定的各国长线优势与短板不足，可以作为一国渔业实现跨越式持续发展的杠杆支点。
4.1自贸区倒逼机制效应下，重构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全方位的开放观
山东省是我国的渔业生产、渔业科技、渔业养殖生产以及加工贸易出口大省，同时也是人口大省。所以，建设 “海上粮仓”旨在可持续性地促进渔业发展，以保障粮食和营养安全。在未来全球海水产品以养殖增长为主的格局下，以“海上粮仓”建设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是要以中韩自贸区效应为基准，以达到和优于国际市场准入条件为前提，加强养殖水质环境改善，提高水产品冷藏、深加工、包装技术及运输水平，落实养殖安全基线，确保我国海水产品品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要全面借鉴和实践挪威的生态系统水平海水养殖理念，创新育种技术，严格鱼群生产控制，建设达到和优于生态系统水平的现代化粮仓体系。特别是在具体的生态化海洋牧场建设、碳汇渔业体系设计、深海养殖渔业区等等建设中，先行践行安全标准与生态技术双导向开放观，赋予“海上粮仓”规划以全球拓展性，实现我国海水产品在国际高端市场上的全面突破。
4.2科学辨析韩国水产品安全监管体系要求，全面提升“海上粮仓”建设的品质基准
目前，我国在水产品养殖生产与贸易加工中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问题，如原料生产过程中因企业过度使用限量或禁用药物所引起的药物残留，加工过程不完全、加工工艺技术落后及加工卫生条件较差所引起的二次污染等等。由于渔业生产的分散性较强，水产品养殖户以个体为主，往往出现水产品可追溯信息记录不规范，水产品安全检查制度执行上并不完善。应结合实际情况，借鉴世界成熟的安全追溯体系实施案例，建立有效的安全追溯体系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确保“海上粮仓”建设的品质基准。
4.3依靠科技持续改善海水养殖生态环境，提高“海上粮仓”建设的发展基准
近十年来，挪威通过科技进步，养殖成本下降了约40挪威克朗/kg[15]，其成本下降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科技进步：一是采用多种手段提高网箱养殖效益。例如采用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有效及时传递养殖育苗情况，保证各部门对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先进的生物测量技术使网箱保持最适养殖密度；运用基因工程技术增加水产品品质、产量以及抗病能力；通过科学投饵控制网箱的水体质量，使网箱养殖整体向高端方向发展[16]。二是运用循环水系统进行工厂化养殖。我国要加大渔业科研的投入，全面吸收挪威的先进科技与管理技术，利用后发优势，使得“海上粮仓”建设更加体现出技术科学化、环境生态化以及生产规模化，以创新技术为发展基准建设具有国际声誉的“海上粮仓”。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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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背景下，山东省政府2014年颁发了《关于推进“海上粮仓”建设的实施意见》，这是继“海上山东”建设规划实施之后，山东省又一次围绕如何培植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新优势所提出的创新设想。其总体思路是“坚持生态优先、以养为主，增殖、捕捞、加工、休闲渔业协同推进，使山东渔业向生态化、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供更多绿色、安全、放心的海洋食品”[1]。本文结合当前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基本格局，结合中韩自贸协定签署、中挪自贸协定重开谈判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情势，认为：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基于渔业贸易竞争力的比较，要以韩国安全标准确立养殖生产底线，要以挪威生态科技提升养殖品质，在全国先行完成开放型“海上粮仓”示范体系的建设，全面践行可持续健康的渔业资源开发理念，以期为推动我国海水产品生产与加工从量到质的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模式及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
关于“海上粮仓”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探讨较多，涉及到的内容侧重于“蓝色粮仓”概念的相关阐述，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渔业，尤其是海水养殖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山东省为主，先后出现了以“藻-虾-贝-鱼-珍品”为主题的五次“蓝色养殖浪潮”。海水养殖技术的成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渔业牧耕化的希望。包建中首次提到了“蓝色农业”的概念，将人类社会利用高科技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定义为“蓝色农业”[2]。唐启升院士倡导“中国蓝色海洋食物计划”，系统性地提出了 “蓝色粮仓”的定义，着重阐述要保障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海洋生物产业由“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 的转型[3]。李嘉晓则围绕“蓝色粮仓”的建设基础、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潜力进行了论述[4]。秦宏等着眼于养殖区域规模的保障，指出“蓝色粮仓”建设要健全财政及投融资机制，加大海洋渔业科研投入，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有利于强化“蓝色粮仓”的建设效果[5]。
在相关国际视角的比较研究中，韩立民等着重介绍了日本、美国、韩国、挪威等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在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工厂化养殖等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措施[6]。围绕水产品贸易以及自贸区建设对水产品生产的影响分析，李金明得出目前我国水产品的比较优势为“粗放性的总量优势”，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结论[7]。吴成业着重介绍了主要贸易国家如日本、韩国、欧盟及美国对水产品安全管理的要求[8]。孙琛认为加入WTO后，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并提出了提高水产品品质及安全水平等具体方案[9]。陈伟则提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强化，使得我国在水产品生产和贸易发展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成为制约我国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外部因素[10]。赵蕾等在对中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分析后认为，中国水产品出口仍然面临着來自贸易伙伴国家对水产品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挑战[11]。蔡春林通过比较水产品进口数量、种类及品质，分析了中国与挪威等国家间的贸易互补性及竞争性，并探讨了中挪等自贸区的建立，将对我国水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及我国应当采取的相应策略[12]。冯丽基于中国—挪威“自贸区”建立的可行性视角，对中挪两国水产品贸易结构及中挪自贸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判定分析[13]。张婧茹和龚新蜀指出韩国国内市场的结构特征是影响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相对较低的竞争力以及竞争与结构的交叉效应，是阻碍中国出口韩国贸易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14]。
综上可见，学术界已经对“海上粮仓”的一般内涵、建设意义，以及国际水产品贸易与自贸区建立等领域进行了探讨。目前，全球正处在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国际生产方式转换时期，在我国自贸区行动积极推进中，以开放的视角探究自贸区的签署对沿海区域发展，比如对“海上粮仓”建设所产生的针对性影响分析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
2开放视角：“海上粮仓”建设内涵的拓展认识
1991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建设“海上山东”，其量化指标主要体现于“海洋产业产值赶上1990年陆地农业产值”，探求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渔业的规模化发展。而面对新世纪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海上粮仓”建设是山东本着国家提出的“大粮食”“大食物”的全新构想，及时做出的依托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和先进生产设施装备，通过人工养殖、增殖、捕捞、后续加工及对外贸易等方式，将渔场开发建设成为能够持续高效适时地提供海洋食物的“粮仓”。目的是凭借资源保护与增殖养殖实现种“粮”于海，凭借海洋捕捞业及水产品贸易实现产“粮”于海，凭借海洋渔业物流业以及水产品贸易实现存“粮”于海，以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海上粮仓”建设是践行开放式国际合作实践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新模式，展现着山东省深化“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新路径。 “海上粮仓”建设过程中，围绕着区域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介于体制性、结构性、传统化等因素的影响：海洋科教大省整合优势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区域海洋资源环境日趋恶化，海洋产业发展呈现不可持续发展诸多问题；传统渔业结构优化态势趋缓，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展不快；在全国海洋经济大发展的坐标中，山东渔业增速相对减慢。同时，来自于国际经贸环境剧变所面临的挑战更显严峻：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实施，使山东省失去了50%以上的传统黄金渔场，捕捞业以及相关的修造船、网具、水产品加工、运销等相关产业年损失多达百亿元，还直接、间接地波及渔民转产转业、渔船报废和渔区社区稳定等等方面。尤其在WTO框架下，渔业的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标准均亟待提升，海洋渔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迫切需要深度调整。
目前，我国水产品生产标准中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污染物指标与国际标准（CAC标准）及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基本一致，但由于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以及检验方法技术落后、微量成分的检出率少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的水产品出口频频受阻。比如韩国、日本等为了保护本国水产业免受或者少受市场开放和进口产品增加的冲击，抓住水产品管理难度大、质量不易控制等特性，利用卫生标准和检验检疫等非关税壁垒重重设限。挪威占据独有的地理区位以及拥有优质的鱼类品种，渔业捕捞生产和养殖技术引领全球海洋渔业发展，比较我国传统海洋渔业的竞争优势愈加明显。
因此，伴随着我国与韩国、挪威等国家签署或即将签署自贸协定，在自贸区背景下，若干国家间原有的水产品竞争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将发生变化。自贸区的建成，使得品质标准、技术水平、贸易流动、生产环境等各要素更加统一化，体现出全要素全方位的竞争格局。各国原有的差异，无论在资源的自然布局、生产规模、技术水平、贸易措施，还是在人力资本、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将在“零关税的自由贸易”竞争中重新洗牌和重组。特别强调的是自贸区效应下，海洋渔业在全球水产品养殖大于捕捞的零增长格局中，自贸区的“零关税”效应会被放大更多。“海上粮仓”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全球水产品生产贸易格局将进入“养超过捕”时代，水产养殖产品将成为满足人们未来对水产品需求量增加的主要部分和水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货物载体。而养殖水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更多受制于养殖的海水资源与环境水准，所以，“海上粮仓”建设重在海水生态养殖、加工与贸易中，要全过程地创新渔业科技，生产优质高端水产品，打造赢得全球渔业竞争的底牌。因此，以中韩自贸区协议签署、中挪重开谈判为契机，以自贸区效应“杠杆”式的体系结构设计运用于“海上粮仓”实践之中，积极利用其形成的倒逼机制，充分重视实现海水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迫切性，强化提升渔民的环保意识，提高渔业企业蓝色竞争水平，加快补短板，着眼于渔业养殖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海上蓝色粮仓”建设新坐标，塑造我国现代渔业经济体系的新形象。
3基于中挪韩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界定的自贸区效应解构
3.1中挪韩海水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比较
本文对水产品研究范畴的选取，主要参考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国际贸易统计报告》中的所选对象。在国家间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结构关系分析中，一般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及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来界定。
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指数是指一国某类产品在该国所有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与世界贸易中该类产品占所有产品总出口份额的比重的比值，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国k产品的出口值，Xi表示i国产品出口总值，Wk表示k产品的世界出口值，W表示世界产品出口总值，RCAxik表示i国k产品在i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与世界贸易中k产品占所有产品总出口份额的比重之比值。它通过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来间接地测定比较优势。一般认为，如果计算结果大于1，则表示该国此类商品的竞争力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表示竞争力弱，则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测算表明：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出口贸易均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挪威具有强比较优势，有逐年递增的趋势。韩国水产品贸易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而中国的水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除2006—2008年之间出现微弱的显性比较优势之外，其余年份比较稳定（见图1）。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 TC）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净出口额与该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國k产品的出口值，Mik表示i国k产品的进口值，TCik表示i国k产品的净出口额与k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TC指数的变化范围在-1和1之间，若为正数，表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数值越大表明竞争力越强；若为负数，则表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是此类产品的净进口国；若为零，则说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产品进出口交叉明显，纯属于国际间进行品种交互。
由图2，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测算显示：中挪两国的水产品贸易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挪威的竞争优势远远强于中国，其TC指数均在0.8以上，且有递增趋势。在中国与韩国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比较中，中国的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正数，说明中国水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而韩国的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负数，说明韩国水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
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TCI）是指国家间商品进出口结构的互补程度，公式为：
其中，RCAxik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家i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用进口来衡量的国家j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Wk表示k类产品的各国国际贸易总额，W表示世界所有产品的贸易额。若一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就大；反之，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较小。一般来讲，若TCI指数为0，则表示两国之间的该产品不存在贸易流动；若大于1则表示两国该产品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 从图3中变化趋势可见，以挪威出口和中国进口来衡量的中挪水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远远强于以中国出口和挪威进口来衡量的双方水产品贸易互补性，表明中国对挪威的依赖性高。中国出口和韩国进口来衡量的中韩水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强于以韩国出口和中国进口来衡量的双方水产品贸易互补性，但是贸易互补性指数并不高。
产业内贸易指数（Index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IT）是用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指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同类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国k产品的出口值，Mik表示i国k产品的进口值，并且对Xik-Mik取绝对值；IITik表示i国k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实际状况。IIT指数的范围在0—1之间，IIT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贸易双方生产k产品的资源禀赋相似，产业内贸易越发达，在该产业上表现为既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又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相反，指数越接近于0，表明贸易双方生产k产品所用的生产要素投入有所不同，两国的资源禀赋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显示出一定的产业间互补关系，在该行业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间贸易。
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贸易互补指数（见图4）测算显示：中挪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正数且平均指
数值不超过0.1，表明中挪两国在渔业资源禀赋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显示出一定的产业间互补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倾向，进一步分析主要源于鱼种、消费偏好和加工技术的差异。而同期，中韩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波动明显，产业内贸易指数最高值2008年达到0.33，平均指数值超过0.24。相比中挪贸易，中韩在主要的水产品上有一定的贸易互补性，呈现出相对的产业内贸易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挪威的水产品对中国而言有更强的竞争力，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这表明挪威水产品在质量上的竞争力远远大于中国水产品在数量上的优势，反映出挪威先进的养殖、生产、加工技术，尤其是目前挪威广泛推广的以达到生态系统水平的养殖技术，其技术领先效果显著，即挪威以生态系统水平的养殖技术实现了养殖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韩水产品贸易比较中，中国主要源于丰富的渔业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市场空间等方面的优势，相对于韩国水产品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优势。中国水产品出口结构与韩国水产品进口结构较为匹配，2006年之后中韩两国水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明显下降，产业内贸易指数上升，这主要源于韩国消费者对水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韩国先后实施了提高重金属检测标准等措施，对中国水产品出口韩国市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韩国政府专门制定了《水产品质量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对水产品的质量及安全标准要进行综合管理，韩国水产品进口检疫检验部门对中国水产品实施了高于国际水平的检验标准，加剧了我国水产品的出口阻力。中国如果要稳定扩大对韩国、日本以及美欧市场等发达国家海水产品贸易，基于韩国海水产品的安全基线是必须迈过的门槛。
3.2自贸区政策效应对中挪韩海水产品贸易与生产的影响
GTAP模型由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汤姆斯·赫特（Thomas W.Hertel）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一种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其原理是建立对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描述的子模型，通过国际贸易关系，将各个子模型连接合并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采用最新GTAP_8数据库数据，对自贸区背景下水产品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模擬，分别从水产品的出口额、进口额、出口离岸价格及水产品产量等方面进行比较。
根据中国海关税率表可知，我国对挪威的水产品进口关税的基准税率在0—17.5%不等，挪威水产品进口关税的税率在0.3%—1.05%不等。依照中挪自贸区协定框架的内容和中韩自贸区中关税减让条款，模拟分析关税减让政策对各方市场供需及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由于中挪两国关税减免幅度不同，根据GTPA模型相关关税的标识使模拟后税率变为0或接近0。根据表1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对挪威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从长期来看，使挪威的出口离岸价格上升了0.17%，即关税完全降为0之后，将降低微弱的价格比较优势；使挪威出口水产品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进口数量有下降趋势；中国对挪威的关税减免使挪威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了0.04%。
根据表2模拟结果显示，挪威对中国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出口数量、产量及价格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挪威水产品进口关税本身很低，不超过1.5%。
根据中韩自贸协定中国对韩国的《关税承诺表》中的水产品税目降税分类可知，中国的水产品进口关税的基准税率从0—17.5%不等，花费10—15年时间几乎可以完成完全自贸区的状态。韩国对中国水产品进口关税的基准税率从0—43%不等，多数水产品的进口关税在20%，花费5—20年的时间逐渐完成税率为0的目标。在使用GTAP模型分析时，政策因素设定为关税减少量，进而分析对双方市场供需及价格等因素的影响。
由于中韩两国关税减免幅度不同，根据GTPA模型相关关税的标识使模拟后税率变为0或接近0。根据表3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对韩国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从长期来看，使韩国的出口离岸价格有微弱的上升，幅度为0.24%。即关税完全降为0之后，将降低一定的价格比较优势，使中国对韩国出口数量和进口数量均有增加的趋势，关税减免对韩国水产品产量有轻微幅度（0.01%）的上升。然而，中国对韩国减税的结果对世界其他国家水产品产量有负面影响的趋势。
根据表4模拟结果显示，韩国对中国进口关税的减少直至为0的政策效应，从长期来看，使中国的出口离岸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7.11%），降低了中国的价格比较优势；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离岸价格有较小幅度的下降，为0.26%，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他国家的价格比较优势。韩国对中国水产品出口数量有下降的趋势，进口水产品数量有上升的趋势；韩国对中国减税使中国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了0.09%，世界其他国家的产量下降了0.02%。 通过GTAP模型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自贸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各方水产品贸易的发展。基于上述中挪韩贸易竞争力的分析比较，三方由于在渔业资源分布、生产优势、养殖技术、管理体系以及更为重要的市场需求结构的不同，彼此间以及对于全球贸易而言，都应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借自贸区签署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效应，中国以及山东海水产品养殖生产与贸易在创新养殖技术体系和营养安全体系的重构上将面临严峻挑战。
4“自贸区”倒逼机制下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基准实现路径探讨
现代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一定意义上是以海水养殖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所以，海水养殖产品的品质能否达到或优于自然捕捞海产品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渔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当代国际贸易又是海产品生产与交换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渔业由捕捞贸易型向养殖贸易型转变过程中，自贸区零关税倒逼机制所界定的各国长线优势与短板不足，可以作为一国渔业实现跨越式持续发展的杠杆支点。
4.1自贸区倒逼机制效应下，重构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全方位的开放观
山东省是我国的渔业生产、渔业科技、渔业养殖生产以及加工贸易出口大省，同时也是人口大省。所以，建设 “海上粮仓”旨在可持续性地促进渔业发展，以保障粮食和营养安全。在未来全球海水产品以养殖增长为主的格局下，以“海上粮仓”建设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是要以中韩自贸区效应为基准，以达到和优于国际市场准入条件为前提，加强养殖水质环境改善，提高水产品冷藏、深加工、包装技术及运输水平，落实养殖安全基线，确保我国海水产品品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要全面借鉴和实践挪威的生态系统水平海水养殖理念，创新育种技术，严格鱼群生产控制，建设达到和优于生态系统水平的现代化粮仓体系。特别是在具体的生态化海洋牧场建设、碳汇渔业体系设计、深海养殖渔业区等等建设中，先行践行安全标准与生态技术双导向开放观，赋予“海上粮仓”规划以全球拓展性，实现我国海水产品在国际高端市场上的全面突破。
4.2科学辨析韩国水产品安全监管体系要求，全面提升“海上粮仓”建设的品质基准
目前，我国在水产品养殖生产与贸易加工中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问题，如原料生产过程中因企业过度使用限量或禁用药物所引起的药物残留，加工过程不完全、加工工艺技术落后及加工卫生条件较差所引起的二次污染等等。由于渔业生产的分散性较强，水产品养殖户以个体为主，往往出现水产品可追溯信息记录不规范，水产品安全检查制度执行上并不完善。应结合实际情况，借鉴世界成熟的安全追溯体系实施案例，建立有效的安全追溯体系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确保“海上粮仓”建设的品质基准。
4.3依靠科技持续改善海水养殖生态环境，提高“海上粮仓”建设的发展基准
近十年来，挪威通过科技进步，养殖成本下降了约40挪威克朗/kg[15]，其成本下降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科技进步：一是采用多种手段提高网箱养殖效益。例如采用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有效及时传递养殖育苗情况，保证各部门对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先进的生物测量技术使网箱保持最适养殖密度；运用基因工程技术增加水产品品质、产量以及抗病能力；通过科学投饵控制网箱的水体质量，使网箱养殖整体向高端方向发展[16]。二是运用循环水系统进行工厂化养殖。我国要加大渔业科研的投入，全面吸收挪威的先进科技与管理技术，利用后发优势，使得“海上粮仓”建设更加体现出技术科学化、环境生态化以及生产规模化，以创新技术为发展基准建设具有国际声誉的“海上粮仓”。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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