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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得先机，必须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技、思想、制度、教育等方面入手，强化资源配置的顶层设计，完善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营造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进而产生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6年，国家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为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创新发展指明了目标任务和前进的方向。
专家强调，中国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动、抢得先机，必须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技、思想、制度、教育等方面入手，强化资源配置的顶层设计，完善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营造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建立健全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
创新之路 任重道远
“我国科技创新成效瞩目，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差距，亟待加强和改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國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认为，问题和差距主要表现为三点，分别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不够和激励创新、转化体制机制不顺畅。
首先，研发投入不足，使用效率尚待改进。李毅中表示，2015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1%，规划到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这和先进国家比还有一定差距，比如北欧一些国家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3%-3.5%。但是我国研发投入绝对量很大，总量超过了1.4万亿人民币，“关键是怎么用好”，李毅中表示。
其次，科技成果转化不够，科技进步贡献率有待提升。“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有不同的统计版本，30%算是高估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全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它还有改革的红利、有管理和文化软实力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升等要素的推动。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核心和关键技术，但是经济对外依存度仍然高达50%，而国际公认的先进国家核心和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应该小于30%。当前重要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和关键新材料自给率只有20%。”
再次，激励创新和转化的体制机制不顺畅。李毅中认为，有些科技成果在国内不受重视，成果持有人不得不先绕道国外，成果得以应用后再返回国内市场。“尤其是一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山寨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成果转化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少科研人员由于研发机制在国内的特殊性，而奔赴海外搞创新。特别是现有的经费使用、出国管理等制度亟需改进。”他指出，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松绑加激励的科技创新政策措施，但是尚待落地和彻底的贯彻实施。
创新环境 软性提升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对创新体系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他表示，创新体系首先一点是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机制，还有创新环境。创新主体是活动的行为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研究机构是知识的创新主体，社会组织是联系创新主体之间的关键点，政府是创造创新环境的关键主体。
“在人才、经费和大数据等创新资源中，人才最重要，大数据是一个战略资源，也是创新资源。在创新体系和机制中，通行的现有的说法是四个机制，即激励、竞争、评价和监督，其中评价最重要。科技评价也是难题，多年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包括对论文成果、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不能唯论文是举，所以，对创新的评价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齐让认为，在创新环境中，软环境包括政策、法律法规、科学素质等，硬环境涵盖了信息网络、科研设施以及外部的创新环境。硬环境相对容易满足和提升，只要有经费就很容易获得。但是软环境，包括创新人员的科学素质等，即使有钱也未必能实现。
“如今，中国已连续几年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稳居榜首。”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综合航天和信息技术的成果，中国北斗现在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GPS，将很快开动全球服务。“尽管我们取得那么多成绩，我们还要很客观看到在网络信息领域，我们还是有不足之处。”
“今天我们都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到了办公室用电脑，这是桌面终端。智能终端里，全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手机持有量高达几十亿台，甚至近百亿。那么，大量的智能终端的核心操作系统，全世界只有三家。接近100亿终端，只有三家系统，分别是iOS、安卓和Windows，这三家公司垄断了智能终端市场。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很多的创新成果，但在网络信息的核心计算方面，仍然受制于人。”
他强调，必须改变现状，人们还要继续努力，势必要依靠自主创新。通过自主创新，发展网络信息核心技术，而不是把外国的东西包装一下变成中国的东西，中国超级计算机已经在世界稳居榜首，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能建成网络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找到痛点 才有价值
“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增长的挑战，而创新是企业增长的核心动力。首先，创新一定要围绕客户或消费者，以客户为中心。其次，要把创新定义得更加广泛，创新不是发明，而是任何好的想法只要能转变成生产力和利润，都可以说是创新。再次，创新不只来自于科研人员，还可以来自一个公司、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有创新的职责。”京东集团熊青云认为，当京东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那时市场在电商领域已经有大型C2C电商企业存在，但京东一入世就切入到自营式B2C模式，这本身就是创新。
“创新要真正服务客户，这样的创新才有价值。”中关村发展集团总经理助理盛紫瑾认为，创新环境是核心，体制创新是根本。中关村被称作“中国的硅谷”，经常与硅谷进行对标。“拜杜法案”的出台给整个美国科技创新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它成为美国科技创新最强大的激励体制，也是美国多年来在科技体制方面走到全球前沿的最重要的保障。中国也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进步，2015年“中国版拜杜法案”出台，国家发布了《科技成果转化法》，紧接着北京市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通过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创新，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创新，从国企角度而言，推动政府在企业市场化创新上作出一系列举措，这是最好的制度基础。
机遇当前 要把握好
“再制造是以环保为主导的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实现将废旧的再制造产品进行恢复和修复改造，最后达到新品或者不低于新品的程度。“我们做了几十年的维修表面工程技术再制造出来的产品，通过再制造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从他的研究领域表达了创新的意义所在。
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2025》指出，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实施高端再制造、智能再制造、在役再制造，推进产品认定，促进再制造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30多年的努力，再制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首创性的再制造技术群，包括激光再制造技术、微束等离子熔覆技术等。另外，中国再制造模式已经为很多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认为，再制造对未来的科技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世界科技大致经历了五次革命，包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两次技术革命。中国与前四次科技革命无缘，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表现平平，收获不多。在未来的第六次科技革命中，有人推测将在2020年发生，而那一年也是我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间，所以创新创业者要积极把握本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进而产生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6年，国家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为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创新发展指明了目标任务和前进的方向。
专家强调，中国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动、抢得先机，必须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技、思想、制度、教育等方面入手，强化资源配置的顶层设计，完善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营造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建立健全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
创新之路 任重道远
“我国科技创新成效瞩目，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差距，亟待加强和改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國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认为，问题和差距主要表现为三点，分别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不够和激励创新、转化体制机制不顺畅。
首先，研发投入不足，使用效率尚待改进。李毅中表示，2015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1%，规划到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这和先进国家比还有一定差距，比如北欧一些国家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3%-3.5%。但是我国研发投入绝对量很大，总量超过了1.4万亿人民币，“关键是怎么用好”，李毅中表示。
其次，科技成果转化不够，科技进步贡献率有待提升。“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有不同的统计版本，30%算是高估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全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它还有改革的红利、有管理和文化软实力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升等要素的推动。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核心和关键技术，但是经济对外依存度仍然高达50%，而国际公认的先进国家核心和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应该小于30%。当前重要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和关键新材料自给率只有20%。”
再次，激励创新和转化的体制机制不顺畅。李毅中认为，有些科技成果在国内不受重视，成果持有人不得不先绕道国外，成果得以应用后再返回国内市场。“尤其是一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山寨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成果转化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少科研人员由于研发机制在国内的特殊性，而奔赴海外搞创新。特别是现有的经费使用、出国管理等制度亟需改进。”他指出，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松绑加激励的科技创新政策措施，但是尚待落地和彻底的贯彻实施。
创新环境 软性提升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对创新体系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他表示，创新体系首先一点是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机制，还有创新环境。创新主体是活动的行为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研究机构是知识的创新主体，社会组织是联系创新主体之间的关键点，政府是创造创新环境的关键主体。
“在人才、经费和大数据等创新资源中，人才最重要，大数据是一个战略资源，也是创新资源。在创新体系和机制中，通行的现有的说法是四个机制，即激励、竞争、评价和监督，其中评价最重要。科技评价也是难题，多年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包括对论文成果、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不能唯论文是举，所以，对创新的评价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齐让认为，在创新环境中，软环境包括政策、法律法规、科学素质等，硬环境涵盖了信息网络、科研设施以及外部的创新环境。硬环境相对容易满足和提升，只要有经费就很容易获得。但是软环境，包括创新人员的科学素质等，即使有钱也未必能实现。
“如今，中国已连续几年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稳居榜首。”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综合航天和信息技术的成果，中国北斗现在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GPS，将很快开动全球服务。“尽管我们取得那么多成绩，我们还要很客观看到在网络信息领域，我们还是有不足之处。”
“今天我们都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到了办公室用电脑，这是桌面终端。智能终端里，全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手机持有量高达几十亿台，甚至近百亿。那么，大量的智能终端的核心操作系统，全世界只有三家。接近100亿终端，只有三家系统，分别是iOS、安卓和Windows，这三家公司垄断了智能终端市场。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很多的创新成果，但在网络信息的核心计算方面，仍然受制于人。”
他强调，必须改变现状，人们还要继续努力，势必要依靠自主创新。通过自主创新，发展网络信息核心技术，而不是把外国的东西包装一下变成中国的东西，中国超级计算机已经在世界稳居榜首，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能建成网络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找到痛点 才有价值
“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增长的挑战，而创新是企业增长的核心动力。首先，创新一定要围绕客户或消费者，以客户为中心。其次，要把创新定义得更加广泛，创新不是发明，而是任何好的想法只要能转变成生产力和利润，都可以说是创新。再次，创新不只来自于科研人员，还可以来自一个公司、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有创新的职责。”京东集团熊青云认为，当京东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那时市场在电商领域已经有大型C2C电商企业存在，但京东一入世就切入到自营式B2C模式，这本身就是创新。
“创新要真正服务客户，这样的创新才有价值。”中关村发展集团总经理助理盛紫瑾认为，创新环境是核心，体制创新是根本。中关村被称作“中国的硅谷”，经常与硅谷进行对标。“拜杜法案”的出台给整个美国科技创新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它成为美国科技创新最强大的激励体制，也是美国多年来在科技体制方面走到全球前沿的最重要的保障。中国也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进步，2015年“中国版拜杜法案”出台，国家发布了《科技成果转化法》，紧接着北京市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通过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创新，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创新，从国企角度而言，推动政府在企业市场化创新上作出一系列举措，这是最好的制度基础。
机遇当前 要把握好
“再制造是以环保为主导的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实现将废旧的再制造产品进行恢复和修复改造，最后达到新品或者不低于新品的程度。“我们做了几十年的维修表面工程技术再制造出来的产品，通过再制造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从他的研究领域表达了创新的意义所在。
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2025》指出，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实施高端再制造、智能再制造、在役再制造，推进产品认定，促进再制造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30多年的努力，再制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首创性的再制造技术群，包括激光再制造技术、微束等离子熔覆技术等。另外，中国再制造模式已经为很多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认为，再制造对未来的科技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世界科技大致经历了五次革命，包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两次技术革命。中国与前四次科技革命无缘，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表现平平，收获不多。在未来的第六次科技革命中，有人推测将在2020年发生，而那一年也是我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间，所以创新创业者要积极把握本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