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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研究力量的薄弱，闽东革命史有许多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三个问题试作考辩，即：陶铸同志是否亲自指挥过“兰田夺抢”，阮英平同志是否直接参与了同国民党福建当局的合作抗日谈判，及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途经政和县城时的交涉与驻扎地点等问题，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 闵东革命史 问题 考辨
一、有关陶铸同志是否亲自指挥“兰田夺枪”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据叶飞同志回忆：陶铸同志到福安后，首先把几十个因受敌人迫害而不能回家的同志召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精干武装，“在中秋节前夕，亲自指挥马立峰、詹如柏、陈挺等同志率领二十多名勇敢的贫农团员打进兰田，取得胜利，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兰田暴动”。因叶飞同志曾为闽东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故其上述说法被研究者广为接受。
但是，据直接参加“兰田夺枪”行动、后为成为闽东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挺回忆，陶铸同志并未亲自指挥过“兰田夺枪”。他回忆说：1932年春末，我们秘密游击队正住在双洋村。有一天，詹如柏带来一位身穿蓝布长衫、围着浅棕色围巾的教员模样的陌生人，满口普通话，我听不懂，只猜想他可能是个领导同志，他来后经常同马立峰、詹如柏等县委领导同志一块讨论问题，外出活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当时的中共福州市委领导人陶铸。“这次他来福安、连江两地是指导、部署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中共福安县委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立即行动。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布置之后，决定夺取兰田地主民团的枪枝。”陈挺同志说得非常明确，陶铸到福安是“指导、布署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的，至于“兰田夺枪”这一具体行动，是中共福安县委“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布置之后”所采取的，而不是在陶铸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在“兰田夺枪”前一天的黄昏，中共福安县委的一些负责人，与挑选出来参加这次行动的秘密游击队员、农会骨干30多人，在离兰田五六里路的马山村秘密党员郭怀庆家集中，晚上开了一次布置这次行动的会议。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中共福安县委的联络员郭源同志回忆，陶铸同志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时他已离开福安了。
考虑到叶飞同志是1932年下半年奉命到闽东巡视工作，其来闽东的时间在陶铸之后，又没有亲历“兰田夺枪”行动，而亲自参加过这次行动的陈挺同志之上述说法还得到了郭源同志的佐证，因此，笔者认为陶铸同志亲自指挥“兰田夺枪”的说法可以排除。但从陶铸曾多次在詹如柏等人陪同下前往兰田附近的双洋村、马山村等地活动，还经常与马立峰、詹如柏等中共福安县委领导一块讨论等情况看，他在离开福安前，极可能参与有关夺枪地点的选定和行动计划的初步确定等事宜，而亲自指挥“兰田夺枪”行动的则是詹如柏同志。
二、有关阮英平同志是否直接参加过与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1983年1月20日，叶飞同志在忆及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时曾如是说：开始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我去，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特委认真進行了研究，作出决定：一、谈判可以，谈判本来就是我们提出的。二、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去了要上当，如果我被他们扣留了，当面就得接受他们的条件：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派一般人去，人家不相信，会说是，临阵谈判；除我之外，其他负责人都可以去。这样才决定派范式人同志去谈判，他去那不怕，因为当时我是主要负责人，这是公开的，国民党知道，别的人去，你扣留他没有用，反而不好，因为还有人做主哇。“为什么派范式人同志而不派阮英平同志去呢?因为阮英平同志比较暴躁，不适应做这种外交工作，要比较有涵养的，能够跟人家磨一磨，不然一下子就跟人家谈翻了。这方面，还是范式人同志比较合适”。
在1988年出版的《叶飞回忆录》中，叶飞同志不仅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共进行了四轮谈判的说法，并明确提出，第一轮是特委，决定派范式人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的；第二轮谈判“还是范式人同志去”，后因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代表黄苏推说我党提出的条件他们不能解决，要我们到福州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第四轮谈判是“由范式人同志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了协议。唯独对第三轮谈判的情况，只简单提及“谈判也没有成功”，而未提及这一轮谈判的我方代表是谁。个别研究者便据此推断，阮英平同志参加了第三轮谈判。
但据范式人同志回忆，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共进行了五次，第一次谈判地点在霍童，而叶飞却误认为宁德县城，第二次的谈判地点才改在宁德县城，这两次谈判都是他去的。由于国民党谈判代表黄苏企图将闽东红军改编成保安旅，还许诺由叶飞任旅长。他和阮英平各任团长，被其严词拒绝。其后，据范式人同志说：黄苏又要郭文焕带陆凌汉来找我们，要求我再去宁德谈判。这时我正得了病，不能走路，但主要是为了压他们，没有答应。这样拖了七八天，他们又来催我们，叶飞同志和我商量，决定还是再去一趟。我不能走路，只好坐着桥子，还带了几名警卫员，到了宁德县城，黄苏还是吞吞吐吐地不正面答复，推言陈仪还没有复命。我临走时，黄苏为了张其声势，要我去看他们筑的工事，硬扶着我去看。后来我推说走不动，就转身走了。但黄苏这个家伙还是不死心，派人来说，如果叶飞不能去，就请阮英平去一趟。这样，阮英平同志又去了一次。黄苏还是耍那一套，又是办酒又是拉拢。但他这次不敢提出把我们改编到他那里去，只是说：我们的队伍扩充为二个团，成立一个旅，不是很好吗?阮英平同志当面严词拒绝。这次又没有结果。这时已是农历十月了。最后一次是去福州，是范式人同志去的。
按照范式人同志的上述回忆，阮英平同志代表闽东党参加了第四次谈判，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较为可信，理由有三：(1)叶飞同志当时只是在幕后指挥谈判，而且他是闽东党和红军的“一把手”，还要处理其他众多事务，因而其对具体谈判的情况自然没有处于谈判第一线的范式人同志清楚，其将第一次谈判的地点说成是宁德县城即是例证；(2)在第三轮谈判时，作为特委三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全权谈判代表的范式人同志已经生病，而按特委已研究定下的方针，这时派特委三个主要领导之一的阮英平同志去谈判，也在情理之中；(3)何况这次谈判，国民党当局还明确提出，要是叶飞不能去就请阮英平去一趟，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这一谈判要求，特委在上述情况下，显然不好拒绝，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范式人有关阮英平曾代表闽东党参加了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举行的第四次谈判的说法，可信度最高。
三、有关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途经政和县城时的交涉与驻扎地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亲历此事的叶飞、陈挺、黄垂明三位同志的说法，各有差异。
据叶飞同志回忆：“我们北上开进途中的第一站是政和县城，这是闽北的山区小县，却驻着一个保安团，看来是专门调来对付 我们的。我们派前站人员前去联系，国民党政府借口县城狭小，无地驻扎部队，不让我团进城，只准住在城外。但城外的广德寺等三个大庙都要经过县城，而城门戒备森严，看来不怀好意。部队通过县城之前集结了一下，作好战斗准备。第一营人数足，装备好，作为前卫，一律上好刺刀，向城门开进，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第一营营长陈挺同志带着部队，雄纠纠地直奔县城。城门紧闭…有个带队的军官，带着上尉领章，好象是个连长，神气十足地说：任何部队都不准通过。陈挺同志火气直冒，传下口令：‘准备战斗!’前卫排立即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跑步前进，直逼城门口。保安团的值班军官一见这架式，知道我们已作准备，有点慌张，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上司有令，我实在担当不起等等，立即转身命令士兵打开城门。陈挺同志火气未消：‘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谁敢阻挡就是汉奸!’回头一扬手，命令部队：‘进城!’前卫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了城。……大队人马随即通过县城，到城外广德寺时已是黄昏时分，部队分别驻在三个大庙里，互为犄角，以战备姿态宿营。”
而据陈挺同志回忆，从屏南出发时，他所率的一营担任全团的后卫，走到下午3点钟抵达政和城外时，忽然前面部队停下来了，一会传来消息说，政和县国民党当局不让我们进城，正在同他们交涉。部队就停下等着，一等一个钟头过去了，部队还没有起步，他便跑到前面去，见叶飞、阮英平他们正在交代一名团部副官再次进城找县政府交涉。但政和县当局一再推诿，借口县城没有房子可供部队住宿，要我们自己在城外找地方住。这下叶飞火了，现在不是住或不住的问题，而是明目张胆地刁难我们。叶飞最后派人通知县城当局，我们已经同你们协商了两个多小时，好话说尽，但你们对抗日部队的正当理由蛮横拒绝，既然如此，我们就按与国民党省当局的协议办理，今晚这城里住定了，不让住就打进城来住，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即叫陈挺把一营拉上来。陈挺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回去马上把全营拉上来，叫战士全部上了刺刀，拿出手榴弹，摆开攻城架势，直插城门。正僵持着，城门开了一条逢，挤出个中年绅士，一见我方部队就点头哈腰，连声说误会了误会了。又自我介绍说他是县长，要见部队带队的长官。陈挺他们边应酬边挤开城门涌进城去。当晚，陈挺所带的一营就住在城门进去西侧街上几座比较牢固的大房子里，团部和二、三营则住在城外。
另据当时编在六团三营的黄垂明同志回忆，当时他所在的营为团的先头部队，在副团长阮英平同志率领下到达政和城外时，政和县国民党当局竟然关起城门不让部队进城。阮英平便派代表与其交涉，折腾了一个晚上，没有结果，“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到第二天太阳落山时，叶飞率领的一、二营及团部始抵达，得知情况后，马上派人通知国民党政和县长，說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你们凭什么阻挠?请马上打开城门，否则我们将用武力解决。这一来，吓得国民党的县长赶忙打开城门，亲自带了一些人，迎接我们进城，还连连赔礼。政和县城后山筑有国民党的炮台、碉堡等，叶飞敏锐地察觉这对我军仍然存在很大的威胁，就命令他们把岗哨统统撤下来。国民党县长只得点头照办。待换完岗，已近晚上八九点钟，部队开进了县城。第二天一早，部队吃完饭又继续北上。
比对上述三个当事人的回忆，笔者认为：
(1)由于黄垂明同志是先头部队第三营的一员，也就是叶飞所说的派前去联系的前站人员中的一员，因而其关于阮英平同志先派人与国民党政和县当局交涉，及交涉的时间持续了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的说法，自然较第二天太阳落山时抵达政和城下的叶飞、陈挺二人的说法为确。
(2)此事不仅事关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事关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因而可以肯定，叶飞在抵达政和城下后，不可能马上就采取如他在回忆中所说的，令陈挺率第一营武力威胁逼其打开城门的措施，相反，在决定采取这一行动之前，肯定会派人与政和县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而关于这次交涉，陈、黄二人的有关回忆可弥补之不足，即叶飞同志派人与国民党政和县当局进行交涉，晓以大义，却依旧遭其蛮横拒绝的情况下，始决定调陈挺率一营为前卫武力威胁进城。
(3)因陈挺同志为奉命率部以武力威胁方法迫使国民党政和当局打开城门、使我方部队得以进城的主官，故其有关我方先头部队是如何进城的说法，应较叶、黄的有关说法为准确。
(4)至于当晚部队的驻扎地点问题。按理说，叶飞作为主帅，他关于部队当晚宿营于政和城外广德寺的三个大庙里的说法应最为权威。但是考虑到我方初始的目的就是入城宿营，然而这一合理要求却一再遭到国民党政和县当局的无理拒绝，使我军长时间被迫滞留城外而不得进，既严重损害了我党我军的威信，也严重破坏了先前国民党福建当局与我方达成的协议。何况政和县城是我方部队北上开进途中所经过的第一个县城，如果我方在采用武力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和县当局打开城门，随之却又完全屈从于其当初拒绝我军人城的无理要求而全部驻扎到城外，显然是一种不可取的示弱表现。不难想象，一旦采取这种示弱的措施，势必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在随后更加胆大妄为地刁难我军，从而使我军的北上开进更加困难。但因政和县城的确比较狭小，且已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因而笔者比较认同陈挺同志的说法，即当晚其所率的一营驻于城内，而团部与第二、三营则驻于城外。这种做法，既压制了国民党地方当局企图刁难我军的气焰，维护了我军的威信，又考虑到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可谓有理有节。陈挺的说法笔者之所以认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其所率的一营，正如叶飞所说，是当时六团中人数既足装备又好的部队，且其驻扎地点为靠近城门的西侧街上，一旦发生不测，进有实力攻击城内的国民党军，与城外的部队相互支援，退亦有路。
有关闽东革命史研究中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还有许多，笔者不顾才疏学浅与笔力不逮，对上述三个问题试作考辨，是否成理还有待探讨。此举只是想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研究者关注闽东革命史中那些尚无确论的问题并加大研究力度而已。
[关键词] 闵东革命史 问题 考辨
一、有关陶铸同志是否亲自指挥“兰田夺枪”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据叶飞同志回忆：陶铸同志到福安后，首先把几十个因受敌人迫害而不能回家的同志召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精干武装，“在中秋节前夕，亲自指挥马立峰、詹如柏、陈挺等同志率领二十多名勇敢的贫农团员打进兰田，取得胜利，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兰田暴动”。因叶飞同志曾为闽东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故其上述说法被研究者广为接受。
但是，据直接参加“兰田夺枪”行动、后为成为闽东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挺回忆，陶铸同志并未亲自指挥过“兰田夺枪”。他回忆说：1932年春末，我们秘密游击队正住在双洋村。有一天，詹如柏带来一位身穿蓝布长衫、围着浅棕色围巾的教员模样的陌生人，满口普通话，我听不懂，只猜想他可能是个领导同志，他来后经常同马立峰、詹如柏等县委领导同志一块讨论问题，外出活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当时的中共福州市委领导人陶铸。“这次他来福安、连江两地是指导、部署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中共福安县委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立即行动。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布置之后，决定夺取兰田地主民团的枪枝。”陈挺同志说得非常明确，陶铸到福安是“指导、布署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军游击队”的，至于“兰田夺枪”这一具体行动，是中共福安县委“根据陶铸同志的指示”，“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布置之后”所采取的，而不是在陶铸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在“兰田夺枪”前一天的黄昏，中共福安县委的一些负责人，与挑选出来参加这次行动的秘密游击队员、农会骨干30多人，在离兰田五六里路的马山村秘密党员郭怀庆家集中，晚上开了一次布置这次行动的会议。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中共福安县委的联络员郭源同志回忆，陶铸同志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时他已离开福安了。
考虑到叶飞同志是1932年下半年奉命到闽东巡视工作，其来闽东的时间在陶铸之后，又没有亲历“兰田夺枪”行动，而亲自参加过这次行动的陈挺同志之上述说法还得到了郭源同志的佐证，因此，笔者认为陶铸同志亲自指挥“兰田夺枪”的说法可以排除。但从陶铸曾多次在詹如柏等人陪同下前往兰田附近的双洋村、马山村等地活动，还经常与马立峰、詹如柏等中共福安县委领导一块讨论等情况看，他在离开福安前，极可能参与有关夺枪地点的选定和行动计划的初步确定等事宜，而亲自指挥“兰田夺枪”行动的则是詹如柏同志。
二、有关阮英平同志是否直接参加过与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1983年1月20日，叶飞同志在忆及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时曾如是说：开始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我去，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特委认真進行了研究，作出决定：一、谈判可以，谈判本来就是我们提出的。二、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去了要上当，如果我被他们扣留了，当面就得接受他们的条件：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派一般人去，人家不相信，会说是，临阵谈判；除我之外，其他负责人都可以去。这样才决定派范式人同志去谈判，他去那不怕，因为当时我是主要负责人，这是公开的，国民党知道，别的人去，你扣留他没有用，反而不好，因为还有人做主哇。“为什么派范式人同志而不派阮英平同志去呢?因为阮英平同志比较暴躁，不适应做这种外交工作，要比较有涵养的，能够跟人家磨一磨，不然一下子就跟人家谈翻了。这方面，还是范式人同志比较合适”。
在1988年出版的《叶飞回忆录》中，叶飞同志不仅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共进行了四轮谈判的说法，并明确提出，第一轮是特委，决定派范式人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的；第二轮谈判“还是范式人同志去”，后因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代表黄苏推说我党提出的条件他们不能解决，要我们到福州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第四轮谈判是“由范式人同志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了协议。唯独对第三轮谈判的情况，只简单提及“谈判也没有成功”，而未提及这一轮谈判的我方代表是谁。个别研究者便据此推断，阮英平同志参加了第三轮谈判。
但据范式人同志回忆，闽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共进行了五次，第一次谈判地点在霍童，而叶飞却误认为宁德县城，第二次的谈判地点才改在宁德县城，这两次谈判都是他去的。由于国民党谈判代表黄苏企图将闽东红军改编成保安旅，还许诺由叶飞任旅长。他和阮英平各任团长，被其严词拒绝。其后，据范式人同志说：黄苏又要郭文焕带陆凌汉来找我们，要求我再去宁德谈判。这时我正得了病，不能走路，但主要是为了压他们，没有答应。这样拖了七八天，他们又来催我们，叶飞同志和我商量，决定还是再去一趟。我不能走路，只好坐着桥子，还带了几名警卫员，到了宁德县城，黄苏还是吞吞吐吐地不正面答复，推言陈仪还没有复命。我临走时，黄苏为了张其声势，要我去看他们筑的工事，硬扶着我去看。后来我推说走不动，就转身走了。但黄苏这个家伙还是不死心，派人来说，如果叶飞不能去，就请阮英平去一趟。这样，阮英平同志又去了一次。黄苏还是耍那一套，又是办酒又是拉拢。但他这次不敢提出把我们改编到他那里去，只是说：我们的队伍扩充为二个团，成立一个旅，不是很好吗?阮英平同志当面严词拒绝。这次又没有结果。这时已是农历十月了。最后一次是去福州，是范式人同志去的。
按照范式人同志的上述回忆，阮英平同志代表闽东党参加了第四次谈判，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较为可信，理由有三：(1)叶飞同志当时只是在幕后指挥谈判，而且他是闽东党和红军的“一把手”，还要处理其他众多事务，因而其对具体谈判的情况自然没有处于谈判第一线的范式人同志清楚，其将第一次谈判的地点说成是宁德县城即是例证；(2)在第三轮谈判时，作为特委三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全权谈判代表的范式人同志已经生病，而按特委已研究定下的方针，这时派特委三个主要领导之一的阮英平同志去谈判，也在情理之中；(3)何况这次谈判，国民党当局还明确提出，要是叶飞不能去就请阮英平去一趟，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这一谈判要求，特委在上述情况下，显然不好拒绝，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范式人有关阮英平曾代表闽东党参加了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举行的第四次谈判的说法，可信度最高。
三、有关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途经政和县城时的交涉与驻扎地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亲历此事的叶飞、陈挺、黄垂明三位同志的说法，各有差异。
据叶飞同志回忆：“我们北上开进途中的第一站是政和县城，这是闽北的山区小县，却驻着一个保安团，看来是专门调来对付 我们的。我们派前站人员前去联系，国民党政府借口县城狭小，无地驻扎部队，不让我团进城，只准住在城外。但城外的广德寺等三个大庙都要经过县城，而城门戒备森严，看来不怀好意。部队通过县城之前集结了一下，作好战斗准备。第一营人数足，装备好，作为前卫，一律上好刺刀，向城门开进，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第一营营长陈挺同志带着部队，雄纠纠地直奔县城。城门紧闭…有个带队的军官，带着上尉领章，好象是个连长，神气十足地说：任何部队都不准通过。陈挺同志火气直冒，传下口令：‘准备战斗!’前卫排立即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跑步前进，直逼城门口。保安团的值班军官一见这架式，知道我们已作准备，有点慌张，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上司有令，我实在担当不起等等，立即转身命令士兵打开城门。陈挺同志火气未消：‘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谁敢阻挡就是汉奸!’回头一扬手，命令部队：‘进城!’前卫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了城。……大队人马随即通过县城，到城外广德寺时已是黄昏时分，部队分别驻在三个大庙里，互为犄角，以战备姿态宿营。”
而据陈挺同志回忆，从屏南出发时，他所率的一营担任全团的后卫，走到下午3点钟抵达政和城外时，忽然前面部队停下来了，一会传来消息说，政和县国民党当局不让我们进城，正在同他们交涉。部队就停下等着，一等一个钟头过去了，部队还没有起步，他便跑到前面去，见叶飞、阮英平他们正在交代一名团部副官再次进城找县政府交涉。但政和县当局一再推诿，借口县城没有房子可供部队住宿，要我们自己在城外找地方住。这下叶飞火了，现在不是住或不住的问题，而是明目张胆地刁难我们。叶飞最后派人通知县城当局，我们已经同你们协商了两个多小时，好话说尽，但你们对抗日部队的正当理由蛮横拒绝，既然如此，我们就按与国民党省当局的协议办理，今晚这城里住定了，不让住就打进城来住，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即叫陈挺把一营拉上来。陈挺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回去马上把全营拉上来，叫战士全部上了刺刀，拿出手榴弹，摆开攻城架势，直插城门。正僵持着，城门开了一条逢，挤出个中年绅士，一见我方部队就点头哈腰，连声说误会了误会了。又自我介绍说他是县长，要见部队带队的长官。陈挺他们边应酬边挤开城门涌进城去。当晚，陈挺所带的一营就住在城门进去西侧街上几座比较牢固的大房子里，团部和二、三营则住在城外。
另据当时编在六团三营的黄垂明同志回忆，当时他所在的营为团的先头部队，在副团长阮英平同志率领下到达政和城外时，政和县国民党当局竟然关起城门不让部队进城。阮英平便派代表与其交涉，折腾了一个晚上，没有结果，“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到第二天太阳落山时，叶飞率领的一、二营及团部始抵达，得知情况后，马上派人通知国民党政和县长，說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你们凭什么阻挠?请马上打开城门，否则我们将用武力解决。这一来，吓得国民党的县长赶忙打开城门，亲自带了一些人，迎接我们进城，还连连赔礼。政和县城后山筑有国民党的炮台、碉堡等，叶飞敏锐地察觉这对我军仍然存在很大的威胁，就命令他们把岗哨统统撤下来。国民党县长只得点头照办。待换完岗，已近晚上八九点钟，部队开进了县城。第二天一早，部队吃完饭又继续北上。
比对上述三个当事人的回忆，笔者认为：
(1)由于黄垂明同志是先头部队第三营的一员，也就是叶飞所说的派前去联系的前站人员中的一员，因而其关于阮英平同志先派人与国民党政和县当局交涉，及交涉的时间持续了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的说法，自然较第二天太阳落山时抵达政和城下的叶飞、陈挺二人的说法为确。
(2)此事不仅事关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事关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因而可以肯定，叶飞在抵达政和城下后，不可能马上就采取如他在回忆中所说的，令陈挺率第一营武力威胁逼其打开城门的措施，相反，在决定采取这一行动之前，肯定会派人与政和县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而关于这次交涉，陈、黄二人的有关回忆可弥补之不足，即叶飞同志派人与国民党政和县当局进行交涉，晓以大义，却依旧遭其蛮横拒绝的情况下，始决定调陈挺率一营为前卫武力威胁进城。
(3)因陈挺同志为奉命率部以武力威胁方法迫使国民党政和当局打开城门、使我方部队得以进城的主官，故其有关我方先头部队是如何进城的说法，应较叶、黄的有关说法为准确。
(4)至于当晚部队的驻扎地点问题。按理说，叶飞作为主帅，他关于部队当晚宿营于政和城外广德寺的三个大庙里的说法应最为权威。但是考虑到我方初始的目的就是入城宿营，然而这一合理要求却一再遭到国民党政和县当局的无理拒绝，使我军长时间被迫滞留城外而不得进，既严重损害了我党我军的威信，也严重破坏了先前国民党福建当局与我方达成的协议。何况政和县城是我方部队北上开进途中所经过的第一个县城，如果我方在采用武力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和县当局打开城门，随之却又完全屈从于其当初拒绝我军人城的无理要求而全部驻扎到城外，显然是一种不可取的示弱表现。不难想象，一旦采取这种示弱的措施，势必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在随后更加胆大妄为地刁难我军，从而使我军的北上开进更加困难。但因政和县城的确比较狭小，且已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因而笔者比较认同陈挺同志的说法，即当晚其所率的一营驻于城内，而团部与第二、三营则驻于城外。这种做法，既压制了国民党地方当局企图刁难我军的气焰，维护了我军的威信，又考虑到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可谓有理有节。陈挺的说法笔者之所以认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其所率的一营，正如叶飞所说，是当时六团中人数既足装备又好的部队，且其驻扎地点为靠近城门的西侧街上，一旦发生不测，进有实力攻击城内的国民党军，与城外的部队相互支援，退亦有路。
有关闽东革命史研究中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还有许多，笔者不顾才疏学浅与笔力不逮，对上述三个问题试作考辨，是否成理还有待探讨。此举只是想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研究者关注闽东革命史中那些尚无确论的问题并加大研究力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