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多一个顾客也没有的酒吧，傍晚的香港北角长凳上消磨时间的陌生青年，凌晨地铁站出口偶遇的路人，马路上一寸一寸移动步履的老伯……日常的脸孔，日常的声音，日常的剧情，这些我们早已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在黄灿然的笔下获得极其精准生动的表呈，恰如黄灿然钟爱的沃尔科特形容菲利普·拉金的那句话：“他发明了一个缪斯，她的名字是庸常。”
　　是的，庸常，这个如空气般不为人注意的客观存在，在这本《奇迹集》中奇迹般地获得某种赋形。
　　从物质层面而言，这种赋形是给予日常生活一种纸面的呈现，一回刹那的留影。诗人好比一位速写家，将转瞬即逝的庸常实景刻印下来，“凌晨我经过一棵棕榈树，它很高，但它旁边一根灯柱比它还高，灯光投下跟白天一样浓厚而清晰的树荫”，没有任何主见的刻印是记录，也是放大，相对我们那窄小、贫乏、易忘的脑袋，一棵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根比棕榈树还高大的灯柱，或许足以让我们暂时察觉庸常的不平常，当然很可能五分钟后我们再度回到窄小、贫乏、易忘的状态。
　　于是，我们发现世界的无数细节，发现无数细节构成的世界。“晚饭后我打算去菜市场买个木瓜，等绿灯的时候站在一位少妇身边，她一身浅黑色衣服，我略微转过头看她时，她也正好略微转过头看我”；或是“我躺在露台上，凝望明亮的星星。然后摘下眼镜，天空便一片黑暗”。在这样简单简洁的诗句中，世界的广大精微悄然展现，以一种朴素的美感呈示，它使得我们没有理由继续鄙薄我们的生活。
　　比起那些动辄要动用全部精力和理解力来阅读的现代诗，这些对于庸常的描绘同时也使诗歌本身反转过来获得一种庸常的感觉。当艾略特煊赫地慨叹“我已经用咖啡勺量出了我的生命”，黄灿然至多“在想自己好久没发愁了”。在前者那里，诗人的生命与其说是由咖啡勺量出的，毋宁说即便连生命的计算，诗人都必须显得与众不同，哪怕他声称只是借助最普通不过的咖啡勺；而后者猛然憬悟到自己好久没发愁了，原来是因为“天天工作，把愁都忘了”，这大概是我们，除了那些大明星和大独裁者，都能感受到的情绪吧。
　　所以，在黄灿然那里，我们不会读到那些佶屈聱牙繁复冗赘的所谓现代诗，不会一再在原本理应赋予我们光明和美感的诗歌面前感到自卑。或许在很多诗人那里，诗，必须套上层峦叠嶂的外饰，或是棱角兀然的盔甲，才对得起他们对自我的期许。他们企求的并非读者，而是奖赏，他们渴盼的并非回应，而是裁断，适合他们的地方并非读者的床头枕边，而是所谓文学史的光华殿堂。当然，总有人喜欢并且需要这些大人物，因为似乎这样可以让我们离不朽和伟大近一些。但另外有些人，却不愿领受煊赫诗人的指教，因为他们所要在诗里寻获的是自赫利孔山上蜿蜒而下的一泓清泉，它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静水流深。
　　黄灿然是否要成为大诗人，我不确知。但至少我在他的诗歌中从未读到大诗人的作态，他不需我们仰望。他只是居住在生活本身中，和我们一起站在生活的横道线旁，不试图站在我们身前，充当领导人的角色。他需要的只是将“我”化身融入在不同的角度，又或是将不同的角度化融为一个“我”，自在地出入万事万物。
　　然而这不代表他没有自己，失去自己。在生活速写中，黄灿然并未放弃表陈主见的机会。凌晨的裁缝店，灯火通明，一位身材清瘦、两鬓斑白的老者独自熨衣服，一边开着收音机。“我”每每路过看见这个场景，总会失落，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他，像他那样安安静静地工作，“像天堂一样没有干扰，让黑夜无限延长”，但“我”的灵魂告诉我，“这是个奇迹，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一部分”。多么庸常的场景，多么匆忙的注视，黄灿然却让这静态的场面成为一种永恒的宣告。
　　诚如黄灿然自言，“他们对世界对生命都有与我相同的体验，也与宗教的洞见一致，而我希望他们在这本诗集中感受到这种同源性的东西”，正因诗人和读者对世界对生命都有“相同的体验”，诗人的言说才有被理解的可能，也正因体认到这种“相同的体验”，诗人才能站在人群里，凡俗生活才不因凡俗而失去被开掘的可能。庸常不仅是诗的一种材料，很可能还是一种宝贵的养料，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理性，也知道世界的好处，懂得欢乐，也懂得歌唱，每天在大街小巷细察和感受城市的光影。但是，内心深处仍不断涌起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