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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使得乡村传统的族治自治难以为继,乡治的近代化转轨成为必然.为改变乡治窳败的状况,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官绅们或回溯传统的深处寻求可资济时的政治资源,或借西方宪政之石构筑新的乡治模式,更多的则是将二者熔为一炉,在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探求合理的支点.他们对团练、乡官、警察、地方自治制度的阐发和提倡,既反映了近代乡治思想的基本走向,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