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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在创建过程中，在反国民党军队围剿过程中，与外国传教士常常不期而遇，碰撞出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曾引来资产阶级报纸的造谣，也使传教士认识了红军。但这些故事却不为今人所知，笔者将这些故事记述下，以飨读者。
吉安战斗中被俘牧师说红军
1930年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株州确定了“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的战略决策。中共赣西南特委为贯彻总前委指示，迅速广泛动员和组织城乡工农群众， 进行配合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城的战斗准备。10月3日，红一军团依照计划围攻吉安城。4日拂晓，红四军在城北、红三军在城南、红二十军从正面在10万赤、少队员的配合下，向吉安城发起总攻。
此次战斗，红一军团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一部，俘虏200余人，缴获船只4艘和大批武器弹药。并将在吉安的4个男牧师与5个女牧师，押送到红军医院，让男牧师充当医生，女牧师充当看护。上海一些反动报纸对此造谣，说吉安等处拘捕外国教士，提出了1000万赎金之条件。为此，中共中央于1930年11月8日给各苏维埃党部发出通知：“苏维埃区域之中如有提议要求外国领事或国民党政府用赎款办法为释放此等罪犯之条件者，共产党党部应予以批评及驳斥，因为此等办法显然不是工农民权独裁政府所能适用，最近反动报纸宣传吉安等处拘捕外国教士而提出一千万之条件，苏维埃政府应当公布对全国全世界之电报，痛斥反革命派之造谣。”
12月底，红军将这些牧师全部释放。据1931年1月23日的《中国工人通讯》报道，牧师抵上海后说：“占领吉安的共产军其组织很好，纪律亦很好，枪支及善于作战的士兵数约三万之多。其领袖是很精通政治理论”，“我们男牧师在红军中充当医生，女牧师充当看护……我们未曾为红军所虐待”。
奈尔逊传教士说贺龙
1930年7月4日，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7日，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两军合编成红二军团，总指挥为贺龙。
1931年初，红二军团再次对石门发起攻击，但遭到较大损失，2月底退至枝柘坪一带休整。3月，红二军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改编成红三军，军长为贺龙。4月8日，贺龙率红三军占领长江南岸巴东后，渡江北上，迭陷秭归、兴山、远安，于16日克荆门，转往南漳，游击于汉水流域，准备向北进展。16日攻克荆门时，俘掳了两个女教士，于4月30日释放。其中一个女教士叫奈尔逊，被释后对美联社记者讲述了被扣留期间的情形说：“俘虏并未受虐待。贺龙为人极和蔼可亲。他饷她们（教士）以咖啡，餅干。他们讨论宗教及世界政治。贺龙并竭力向俘虏解释，说他不是土匪而是共产主义者，红军将要取得中国。他颇能在其防地内维持纪律。在那里吸鸦片是不允许的，若有不守纪律的就处死刑。”
西班牙传教士西布里亚诺·布拉阿说红军
1934年1月25日晨，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和第六师消灭了闽西地方军阀、国民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攻克福建沙县县城，西班牙驻此的传教士西布里亚诺·布拉阿被捉住，于3月初被送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然而，就在短短的时间内，布拉阿由听到关于红军的谣言而畏惧，变得在红军队伍中很安心，彻底改变了他对红军的印象。布拉阿在被送到瑞金国家保卫局后，用西班牙文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3月8日《红色中华》第159期第4版上，叙述了他被俘经过和对红军队伍的印象。译文全文如下：
我对于苏维埃的映象
红军未到沙县之前，我听见了许多关于红军的不好的谣言。那时我不大清楚，等到红军到了沙县，我才知道红军的真实情形。
本年一月八日，红军到了沙县西门外，即包围沙县。到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早晨即攻进城来。攻城时，系用地雷，这是证明了红军的军事技术是非常高明的，卢兴邦部在沙县的完全缴械，一月二十五日我完全知道了红军是怎样一回事。我在街上，一个红军士兵捉到我，把我的手腕捉着，为时不久，一个红军官长看见，就问我：“你是不是卢兴邦的官长？你是那个？做什么事的？”并要士兵不要捉我的手腕。送我到西门外红军司令部，问了我的国籍，名字，年岁，来中国好久，及传什么教等等，以后同我说：“你不要怕！”下午送我到师部，在那里看见了红军的士兵与官长是一样的穿吃，极平等。互相称同志，没有什么叫官长，士兵。吃晚饭的时候，我与几个红军官长一起吃饭。看见了红军对我是很好的，从此，我对于红军的畏惧心理，开始没有了，同我说好的话，吃好的饭，招呼我很好，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我的人。我同他们一天一天的更熟悉，就更不怕了。
夜里我同他们一个房子睡觉，白天出太阳的时候，我可以自由的散步，我自己首先还不敢出门外，他们叫我出去玩。在沙县住在红军司令部里两个星期，他们许多官长都来看我，同我讲话，待我极好。没有听见一个红军士兵骂过我，也没有打我，甚至没有看见一个人拿打和杀来恐骇我。
一般的红军中没有打骂的事，也没有杀过人，这是我看见的确实事情。以前那些说红军杀人放火和土匪一样的话，现在看来，是完全造谣诬蔑红军的。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没有把我关在监狱里一天，红军吃甚么我也吃什么，完全一样的生活。天天都有官长来说：“不要怕”，我是很安心的，快乐的过着日子。
我从沙县到瑞金的途中，也没有看见红军打骂人的事。从沙县到鹤山（六十里）路上很热，有个红军官长替我背我的大衣。每天到了住宿的地方，都有人倒滚水来给我洗面洗足。到了归化，我走路走得很疲倦，身体很痛苦，红军官长请医官来看我，给药与我吃。归化到宁化，我走不得路，红军给了我一匹马骑。在路上我都同送我的官长士兵一块住，没有关押我。在宁化九天，食住同他们一起，还常常自由地东去西去的散步。保卫局的局长，有时同我一路散步，他是上海人。
宁化到瑞金，沿途看见田里的种植很好，到了江西地界，油菜花铺满了田野，好像一个大花园，路上也很清洁，山上都栽有树木，成了林子。湖陂到瑞金，修了很宽的马路。从归化到瑞金，没有看见一个讨饭的乞丐。在瑞金我也没有坐监狱。我常常出来，在篮球场上散步。生活的招待都很周到，没有难为我。 （西班牙驻沙县神甫）西布里亚诺，布拉阿
三月三日于瑞金
美国传教士史进信说贺龙
1934年5月9日，贺龙指挥红三军一举攻克川东南的彭水县城，抓获了福音堂的传教士史进信。史进信是美国人，幼年随父母来中国武汉传教，九一八事变后，带着夫人到彭水县城，成为彭水县城福音堂美国基督教宣道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防止出现意外引出不必要的麻烦，贺龙命令红军战士把史进信送到了军部。贺龙十分和气地询问了他的情况。政委关向应也出面解释，说明红军保护宗教的政策，消除他对红军的恐惧和误解。为照顾史进信的生活习惯，贺龙让炊事员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
5月10日清晨，红三军急着向黔东北地区进发。因为史进信懂医术，会照相，而部队中缺医少药，伤病员很多，贺龙要求史进信随军同行，并委任他为军部秘书，为红军服务。贺龙尊重史进信的要求，派红军将他夫人、儿子专程送到了武汉。
5月14日，红三军越过川黔边界的鸡公岭、凉风丫、由朗溪进入贵州原属后坪县的塘坝区石界乡，在塘坝欧圆坨处决了攻占彭水时抓获的团防局长、征收局长和一名乡长。因为天天打仗，又整天都在狭小的山路上行军，物质生活十分困难，弹药也无法补充，伤亡也很大，部队不断减员，急需休养生息。6月10日，史进信跟随红三军到达酉阳县的南腰界后，变得整天忐忑不安，愁眉不展，忧心忡忡。贺龙为消除他的顾虑，请他到军部谈心，还常抽空与他对弈，以缓解他的焦躁与不安。7月4日，史进信避开跟随他的红军战士，悄悄离开了红军队伍，从酉阳的龚滩乘船回到了武汉，与家人团聚。后来，又回到了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史进信听说贺龙成了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很想来中国拜见，但终不能如愿。1969年6月，他在美国得知贺龙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 给家人讲述了自己与贺龙交往的这段传奇经历，并说：“当时大家都说贺龙是恶魔，但我觉得他非常友好，我们成了朋友。”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1982年史进信的儿子雷·史密斯随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遵照父亲的遗言，在北京拜见了贺龙的夫人薛明，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感谢贺将军保护父亲生命之恩。”并代表他的父亲向贺将军的家人问好，实现了他父亲的夙愿。
跟随红军长征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
勃沙特，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父母都是瑞士人。1923年春被教会派往我国贵州遵义的教堂任教士，还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薄复礼。不久，他遇到了也来自瑞士法语区、在贵州的女传教士罗斯。两人一见钟情，于1931年结婚。1934年8月，红六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撤离湘赣苏区，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10月1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部队攻占了贵州黄平老县城——旧州，与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夫妇、加拿大籍英国牧师海曼夫妇一家和新西兰籍英国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7人不期而遇。当时，红军对传教的外国人印象不佳，加上当时红六军团西征以来，已经转战了50多天，伤、病员日多，又苦于无药医治。红六军团领导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就扣留了他们。红六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告诉他们：“红军的行动需要保密，你们暂时不能离开红军。”并提出释放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当红军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后，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被释放，只将薄复礼、海曼和埃米扣留。
紅六军团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3人跟随部队一同前行。艰苦的行军生活，埃米·布劳斯尤其吃不消，负责看管他们的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把丈夫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穿。一周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军团领导决定无条件地释放埃米。这样，红六军团中只剩下了薄复礼和海曼两名男性传教士。木黄会师之后，红六军团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为了摆脱敌人，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戚元德好不容易给他们找来一头骡子，让他们轮换着骑。1935年11月18日，在湖南桑植，身体虚弱的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从此，只剩薄复礼一人继续跟随红六军团一起长征。长征路上，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想尽办法照顾簿复礼，令他非常感动。他后来回忆说：“行军途中鞋破了，有战士从脚上脱下来给我穿；住宿时总是让我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地板上，而同我一起的士兵们，则全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红军还特地给我配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我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我购买鸡鸭鱼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炼乳罐头等食物。”
在旧州教堂，红军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贵州省的外文地图，面积足有1平方米。这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非常珍贵，但却没人能看得懂。萧克命人把薄复礼叫来，让他看这张地图。薄复礼看了，说这是法文地图。萧克让他把地图上的法文山脉、村镇、河流等一一口译成汉语，由参谋军官在法文边上一一标注上中文。薄复礼后来回忆说，这是他随红军长征以来，“从真正意义上直接帮助他们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张地图，对红军在贵州的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萧克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我们从湖南进入贵州，用的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图中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而且它只有20平方分米大。得到这样一张1平方米的贵州省地图，我们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传教士的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
1936年4月红六军团抵达云南富民县城，薄复礼随军也行进近万里，历时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在外宿营达300多处。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考虑到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团领导决定无条件释放薄复礼。在云南曲靖，军团长萧克为他设宴饯行，并亲手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王震、萧克及吴德峰等红军领导人在饭桌上和他谈宗教、信仰，谈共产主义和基督精神，作陪的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的张振汉。饭后，吴德峰问薄复礼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要4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10块。
薄复礼离开红军部队以后，对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本书《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并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描述友善而客观。他在书中写道：“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尽管红军在危险地带常派人在那儿协助，必要时帮上一把，但大家还是没少摔跤。”在跟随红军长征期间，薄复礼还惊讶地看到了许多令他不解的事：曾是贺龙部下，后投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被俘后，不仅没有被杀，还当了红军的军事教官，萧克也拿着马扎去听课。他看到原来抽烟的战士戒了烟，没人赌博，没人抽鸦片；他看到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满清秀才、绅士周素园，57岁时还坐着滑杆随红军到延安；他还看到面对艰难毫无惧色的红军中的女性，红军中奋勇杀敌、有着传奇般经历的黄炳炎、余秋里等10位独臂将军，他的结论是：“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真理。”
薄复礼夫妇于1936年10月返回英国。1940年，他绕道美国、日本，再次来到中国，在贵州盘县教会工作，直到1951年冬离开，最后定居于英国曼彻斯特。尽管跟随红军长征使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但他自豪地说：“18个月的艰难困苦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薄复礼离开红军后，消息迅速远播国内外，在伦敦、巴黎出版发行的报纸，都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原红六军团长萧克和薄复礼，通过各种渠道互致问候。
（责编 五一）
吉安战斗中被俘牧师说红军
1930年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株州确定了“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的战略决策。中共赣西南特委为贯彻总前委指示，迅速广泛动员和组织城乡工农群众， 进行配合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城的战斗准备。10月3日，红一军团依照计划围攻吉安城。4日拂晓，红四军在城北、红三军在城南、红二十军从正面在10万赤、少队员的配合下，向吉安城发起总攻。
此次战斗，红一军团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一部，俘虏200余人，缴获船只4艘和大批武器弹药。并将在吉安的4个男牧师与5个女牧师，押送到红军医院，让男牧师充当医生，女牧师充当看护。上海一些反动报纸对此造谣，说吉安等处拘捕外国教士，提出了1000万赎金之条件。为此，中共中央于1930年11月8日给各苏维埃党部发出通知：“苏维埃区域之中如有提议要求外国领事或国民党政府用赎款办法为释放此等罪犯之条件者，共产党党部应予以批评及驳斥，因为此等办法显然不是工农民权独裁政府所能适用，最近反动报纸宣传吉安等处拘捕外国教士而提出一千万之条件，苏维埃政府应当公布对全国全世界之电报，痛斥反革命派之造谣。”
12月底，红军将这些牧师全部释放。据1931年1月23日的《中国工人通讯》报道，牧师抵上海后说：“占领吉安的共产军其组织很好，纪律亦很好，枪支及善于作战的士兵数约三万之多。其领袖是很精通政治理论”，“我们男牧师在红军中充当医生，女牧师充当看护……我们未曾为红军所虐待”。
奈尔逊传教士说贺龙
1930年7月4日，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7日，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两军合编成红二军团，总指挥为贺龙。
1931年初，红二军团再次对石门发起攻击，但遭到较大损失，2月底退至枝柘坪一带休整。3月，红二军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改编成红三军，军长为贺龙。4月8日，贺龙率红三军占领长江南岸巴东后，渡江北上，迭陷秭归、兴山、远安，于16日克荆门，转往南漳，游击于汉水流域，准备向北进展。16日攻克荆门时，俘掳了两个女教士，于4月30日释放。其中一个女教士叫奈尔逊，被释后对美联社记者讲述了被扣留期间的情形说：“俘虏并未受虐待。贺龙为人极和蔼可亲。他饷她们（教士）以咖啡，餅干。他们讨论宗教及世界政治。贺龙并竭力向俘虏解释，说他不是土匪而是共产主义者，红军将要取得中国。他颇能在其防地内维持纪律。在那里吸鸦片是不允许的，若有不守纪律的就处死刑。”
西班牙传教士西布里亚诺·布拉阿说红军
1934年1月25日晨，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和第六师消灭了闽西地方军阀、国民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攻克福建沙县县城，西班牙驻此的传教士西布里亚诺·布拉阿被捉住，于3月初被送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然而，就在短短的时间内，布拉阿由听到关于红军的谣言而畏惧，变得在红军队伍中很安心，彻底改变了他对红军的印象。布拉阿在被送到瑞金国家保卫局后，用西班牙文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3月8日《红色中华》第159期第4版上，叙述了他被俘经过和对红军队伍的印象。译文全文如下：
我对于苏维埃的映象
红军未到沙县之前，我听见了许多关于红军的不好的谣言。那时我不大清楚，等到红军到了沙县，我才知道红军的真实情形。
本年一月八日，红军到了沙县西门外，即包围沙县。到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早晨即攻进城来。攻城时，系用地雷，这是证明了红军的军事技术是非常高明的，卢兴邦部在沙县的完全缴械，一月二十五日我完全知道了红军是怎样一回事。我在街上，一个红军士兵捉到我，把我的手腕捉着，为时不久，一个红军官长看见，就问我：“你是不是卢兴邦的官长？你是那个？做什么事的？”并要士兵不要捉我的手腕。送我到西门外红军司令部，问了我的国籍，名字，年岁，来中国好久，及传什么教等等，以后同我说：“你不要怕！”下午送我到师部，在那里看见了红军的士兵与官长是一样的穿吃，极平等。互相称同志，没有什么叫官长，士兵。吃晚饭的时候，我与几个红军官长一起吃饭。看见了红军对我是很好的，从此，我对于红军的畏惧心理，开始没有了，同我说好的话，吃好的饭，招呼我很好，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我的人。我同他们一天一天的更熟悉，就更不怕了。
夜里我同他们一个房子睡觉，白天出太阳的时候，我可以自由的散步，我自己首先还不敢出门外，他们叫我出去玩。在沙县住在红军司令部里两个星期，他们许多官长都来看我，同我讲话，待我极好。没有听见一个红军士兵骂过我，也没有打我，甚至没有看见一个人拿打和杀来恐骇我。
一般的红军中没有打骂的事，也没有杀过人，这是我看见的确实事情。以前那些说红军杀人放火和土匪一样的话，现在看来，是完全造谣诬蔑红军的。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没有把我关在监狱里一天，红军吃甚么我也吃什么，完全一样的生活。天天都有官长来说：“不要怕”，我是很安心的，快乐的过着日子。
我从沙县到瑞金的途中，也没有看见红军打骂人的事。从沙县到鹤山（六十里）路上很热，有个红军官长替我背我的大衣。每天到了住宿的地方，都有人倒滚水来给我洗面洗足。到了归化，我走路走得很疲倦，身体很痛苦，红军官长请医官来看我，给药与我吃。归化到宁化，我走不得路，红军给了我一匹马骑。在路上我都同送我的官长士兵一块住，没有关押我。在宁化九天，食住同他们一起，还常常自由地东去西去的散步。保卫局的局长，有时同我一路散步，他是上海人。
宁化到瑞金，沿途看见田里的种植很好，到了江西地界，油菜花铺满了田野，好像一个大花园，路上也很清洁，山上都栽有树木，成了林子。湖陂到瑞金，修了很宽的马路。从归化到瑞金，没有看见一个讨饭的乞丐。在瑞金我也没有坐监狱。我常常出来，在篮球场上散步。生活的招待都很周到，没有难为我。 （西班牙驻沙县神甫）西布里亚诺，布拉阿
三月三日于瑞金
美国传教士史进信说贺龙
1934年5月9日，贺龙指挥红三军一举攻克川东南的彭水县城，抓获了福音堂的传教士史进信。史进信是美国人，幼年随父母来中国武汉传教，九一八事变后，带着夫人到彭水县城，成为彭水县城福音堂美国基督教宣道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防止出现意外引出不必要的麻烦，贺龙命令红军战士把史进信送到了军部。贺龙十分和气地询问了他的情况。政委关向应也出面解释，说明红军保护宗教的政策，消除他对红军的恐惧和误解。为照顾史进信的生活习惯，贺龙让炊事员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
5月10日清晨，红三军急着向黔东北地区进发。因为史进信懂医术，会照相，而部队中缺医少药，伤病员很多，贺龙要求史进信随军同行，并委任他为军部秘书，为红军服务。贺龙尊重史进信的要求，派红军将他夫人、儿子专程送到了武汉。
5月14日，红三军越过川黔边界的鸡公岭、凉风丫、由朗溪进入贵州原属后坪县的塘坝区石界乡，在塘坝欧圆坨处决了攻占彭水时抓获的团防局长、征收局长和一名乡长。因为天天打仗，又整天都在狭小的山路上行军，物质生活十分困难，弹药也无法补充，伤亡也很大，部队不断减员，急需休养生息。6月10日，史进信跟随红三军到达酉阳县的南腰界后，变得整天忐忑不安，愁眉不展，忧心忡忡。贺龙为消除他的顾虑，请他到军部谈心，还常抽空与他对弈，以缓解他的焦躁与不安。7月4日，史进信避开跟随他的红军战士，悄悄离开了红军队伍，从酉阳的龚滩乘船回到了武汉，与家人团聚。后来，又回到了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史进信听说贺龙成了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很想来中国拜见，但终不能如愿。1969年6月，他在美国得知贺龙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 给家人讲述了自己与贺龙交往的这段传奇经历，并说：“当时大家都说贺龙是恶魔，但我觉得他非常友好，我们成了朋友。”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1982年史进信的儿子雷·史密斯随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遵照父亲的遗言，在北京拜见了贺龙的夫人薛明，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感谢贺将军保护父亲生命之恩。”并代表他的父亲向贺将军的家人问好，实现了他父亲的夙愿。
跟随红军长征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
勃沙特，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父母都是瑞士人。1923年春被教会派往我国贵州遵义的教堂任教士，还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薄复礼。不久，他遇到了也来自瑞士法语区、在贵州的女传教士罗斯。两人一见钟情，于1931年结婚。1934年8月，红六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撤离湘赣苏区，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10月1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部队攻占了贵州黄平老县城——旧州，与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夫妇、加拿大籍英国牧师海曼夫妇一家和新西兰籍英国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7人不期而遇。当时，红军对传教的外国人印象不佳，加上当时红六军团西征以来，已经转战了50多天，伤、病员日多，又苦于无药医治。红六军团领导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就扣留了他们。红六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告诉他们：“红军的行动需要保密，你们暂时不能离开红军。”并提出释放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当红军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后，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被释放，只将薄复礼、海曼和埃米扣留。
紅六军团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3人跟随部队一同前行。艰苦的行军生活，埃米·布劳斯尤其吃不消，负责看管他们的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把丈夫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穿。一周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军团领导决定无条件地释放埃米。这样，红六军团中只剩下了薄复礼和海曼两名男性传教士。木黄会师之后，红六军团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为了摆脱敌人，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戚元德好不容易给他们找来一头骡子，让他们轮换着骑。1935年11月18日，在湖南桑植，身体虚弱的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从此，只剩薄复礼一人继续跟随红六军团一起长征。长征路上，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想尽办法照顾簿复礼，令他非常感动。他后来回忆说：“行军途中鞋破了，有战士从脚上脱下来给我穿；住宿时总是让我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地板上，而同我一起的士兵们，则全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红军还特地给我配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我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我购买鸡鸭鱼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炼乳罐头等食物。”
在旧州教堂，红军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贵州省的外文地图，面积足有1平方米。这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非常珍贵，但却没人能看得懂。萧克命人把薄复礼叫来，让他看这张地图。薄复礼看了，说这是法文地图。萧克让他把地图上的法文山脉、村镇、河流等一一口译成汉语，由参谋军官在法文边上一一标注上中文。薄复礼后来回忆说，这是他随红军长征以来，“从真正意义上直接帮助他们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张地图，对红军在贵州的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萧克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我们从湖南进入贵州，用的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图中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而且它只有20平方分米大。得到这样一张1平方米的贵州省地图，我们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传教士的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
1936年4月红六军团抵达云南富民县城，薄复礼随军也行进近万里，历时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在外宿营达300多处。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考虑到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团领导决定无条件释放薄复礼。在云南曲靖，军团长萧克为他设宴饯行，并亲手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王震、萧克及吴德峰等红军领导人在饭桌上和他谈宗教、信仰，谈共产主义和基督精神，作陪的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的张振汉。饭后，吴德峰问薄复礼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要4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10块。
薄复礼离开红军部队以后，对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本书《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并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描述友善而客观。他在书中写道：“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尽管红军在危险地带常派人在那儿协助，必要时帮上一把，但大家还是没少摔跤。”在跟随红军长征期间，薄复礼还惊讶地看到了许多令他不解的事：曾是贺龙部下，后投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被俘后，不仅没有被杀，还当了红军的军事教官，萧克也拿着马扎去听课。他看到原来抽烟的战士戒了烟，没人赌博，没人抽鸦片；他看到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满清秀才、绅士周素园，57岁时还坐着滑杆随红军到延安；他还看到面对艰难毫无惧色的红军中的女性，红军中奋勇杀敌、有着传奇般经历的黄炳炎、余秋里等10位独臂将军，他的结论是：“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真理。”
薄复礼夫妇于1936年10月返回英国。1940年，他绕道美国、日本，再次来到中国，在贵州盘县教会工作，直到1951年冬离开，最后定居于英国曼彻斯特。尽管跟随红军长征使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但他自豪地说：“18个月的艰难困苦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薄复礼离开红军后，消息迅速远播国内外，在伦敦、巴黎出版发行的报纸，都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原红六军团长萧克和薄复礼，通过各种渠道互致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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