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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家的一些故事，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的变迁和法治发展的曲折经过，但至少能从中看出一些关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和法律人内心秉持的精神
人物名片：
朱华荣：男，籍贯四川省璧山县，1929年出生于日本国京都市，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63年，朱华荣被下放支援安徽芜湖，直到1978年恢复重建华东政法学院，被调往上海任教。1980年，朱华荣教授参加司法部领导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律师组工作，被该案特别法庭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其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中国古代刑法史、比较刑法学和法律思想史。
朱华荣祖父朱大镛先生是晚清进士，参与发起过“公车上书”运动，并以律师身份当选过四川省议会议长；朱华荣父亲朱显祯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19路军少将，后弃官从教，历任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四川大学法律系主任、四川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86岁的法学家朱华荣见到《方圆》记者的时候，非常热情。他搬来一个半米见方的大纸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很多文件袋和文件夹。在其中一本朱家的大事记年表上，朱华荣密密麻麻地作了很多笔记。年表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载着朱华荣一家几代人的生平经历，就是这本年表，见证了朱家一门四代律师的辉煌。
事实上，记者寻访到这里的途中，就发现，即使同住一个小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朱华荣这引人瞩目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他是著名的比较刑法学家，他是江青的指定辩护人，以及他们一家是中国最早的律师世家……
一本纪年表上的故事
1907年，朱华荣祖父朱大镛到日本，次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1911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16年，朱华荣父亲朱显祯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学法律。1929年在日本出生的朱华荣，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1979年，朱华荣到华东政法学院当教授。1989年，朱华荣儿子朱晓斌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从事律师工作。2002年，朱华荣女儿朱晓音从日本归来，在一家外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
这是朱家大事记年表上记载的一些零星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太过低调，许多人对于朱华荣的记忆，还仅限于在当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中，他被指定为江青提供辩护。然而，朱家从朱华荣的祖父开始，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法律世家了：朱华荣的祖父朱大镛是中国近代有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代律师；父亲朱显祯先后在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法律系任教，兼任律师。
朱华荣告诉记者，关于朱家的一些故事，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的变迁和法治发展的曲折经过，但至少能从中看出一些关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和法律人内心秉持的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怀安给朱华荣寄过一封用毛笔字书写的私信，赞赏朱家人：“举家崇法世代传承，利在人民功在国家。”
这样的赞美无独有偶。早在1986年，朱华荣和上海市高级法院原院长顾念祖等人一起为加拿大律师讲学，加拿大律师协会负责人汉斯在听闻朱家四代皆为执业律师时，十分惊愕地说，这样的例子在整个加拿大都极为罕见，而在中国，一个因为历史原因中断了二十年律师职业的国度里竟然也有这样的家庭。
民国23号律师
2000年6月10日，朱华荣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旅行。他从浦东机场起飞，两个多小时后，飞临日本大阪市的上空时，看着整个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城市，心情此起彼伏。时隔近70年，再次来到这个国度，耄耋之年的朱华荣脑海中浮现出一些遥远的记忆，这里有他祖父、父亲求学生活的足迹，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而现在他的女儿正在翘首迎接他的到来。
那次日本之行有20天，朱华荣在留学日本攻读法学硕士的女儿朱晓音的陪同下，亲眼看到了《明治大学学丛》中关于祖父朱大镛的记载：“朱大镛1908年9月12日法学部入学，1911年7月12日于日本明治大学第五十六回法科大学卒业并获优等生。”
朱华荣了解到，朱大镛能留学日本，并攻读日本明治大学法律得益于朱家一直以来殷实的家境。据说，朱大镛的父亲是前清举人，为朱家子女能从小习文识字营造了良好的物质环境。
那个时期，虽然经过封建文化的洗礼，但朱大镛对新思想新文化更有兴趣。受到改革维新思想的感召，朱大镛早年便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志同道合。
“1895年，梁启超等人发动‘公车上书’，朱大镛是最有力的支持者。”朱华荣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
然而，当戊戌变法失败之时，朱大镛只能遁走日本。在那里，他不仅熟悉了先进的法律制度和以法治政的法律理念，也结识了章太炎、蔡锷等人，为回国“创业”做好了准备。
1912年，朱大镛学成归来。正是这一年，近代中国律师制度得到确立与发展，北洋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明确了律师资格考试应具有法政学教育背景的条件，并通过考试和考核两种方式授予律师资格。
对于当时受困于战祸的人们而言，这样的条件显得有些苛刻，所以律师成为了一种上流知识分子才能享有的资格。而朱大镛凭借其扎实的法律功底，顺利地领到时任司法部长梁启超亲自签发的律师执照，编号23号。由此，他成为了中国近代有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代律师。
随后，朱大镛又在成都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朱大镛律师事务所”，也是国内最早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现在虽然已经无从查证朱大镛受理过哪些案件，但是朱华荣回忆：“他为人宽厚，常常义务为穷苦百姓打官司，在当地深得人心。”没过多久，朱大镛便以律师身份当选为四川省议会议长。
能言善辩是律师一大特点，作为议长的朱大镛时常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声。1913年，当时北洋政府的宪法草案到了征求意见的阶段，袁世凯却只电询各省长官，置省议会于不问。朱大镛当即在全国省议会中提出质问，认为“大总统”不顾地方省议会的意见，必将会引来非议。同年11月，对于增加赋税的要求，朱大镛又致电北京“为民请命”：“将副税总额略微减少、分配各县，以苏民困而昭大信。” 在烟毒犯罪泛滥的西南地区，年仅20多岁的朱华荣，不仅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而且还一次一次地亲眼目睹死刑犯的处决。1950年《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之罪暂行条例》颁布实施仅两个月时间，就有37名大毒枭被判处死刑。
朱华荣回忆说，人生中第一次去荒郊野外旁观死刑犯的枪决，这让他整整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枪决时死刑犯瘫倒在地上，枪决导致的四处溅开的鲜血，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久久地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死刑是必要的，但是从人道主义和公平正义的角度上看，死刑既残酷又具有不可逆性，眼下频频纠正的冤假错案更需要我们反思，减少死刑势在必行。”至今，朱华荣仍以法律人的思维不断思考着。
一直以来，朱华荣主要从事刑法研究，即使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安徽农村，他还是在每天接受“改造”的空闲时间研读法律，一本完整的《南斯拉夫刑法典》就在他住的草棚里的煤油灯下被翻译成中文。随后，朱华荣写下了《刑法学》、《各国刑法比较研究》等著作。
“十年磨一剑”，几度沉浮之后，朱华荣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并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刑法观”等新观点，他也成为最早提出“法人犯罪”的学者之一。
律师职业正步入黄金时代
如今，令朱华荣引以为傲的是他的一双儿女也都传承着家族的法律事业，儿子朱晓斌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律所，主要从事房地产法律业务，并为多家外企提供法律咨询；女儿朱晓音从日本获得民商法学博士学成归来之后早早地取得了律师资格，现在正担任着一家跨国公司的法律顾问。
朱华荣说，自己的儿女学习法律，做律师，完全是他们的兴趣使然，作为父亲从没有刻意安排过，只是在他们小时候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们的故事，耳濡目染间可能受到一些熏陶。
即使是现在，儿女来看望朱华荣的时候，他还会一如既往地讲一些家史，只不过聆听者更多了，有儿媳妇，还有孙子等。
“很有可能朱家第五代人还会继续当律师。”朱华荣的夫人在旁边插话道，而朱华荣默默地点了点头。或许，朱家几代人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律基因”早已形成，并正在传承。
“中国的律师职业正步入黄金时代。”在朱晓音与父亲交流的时候，曾这样描述中国目前的律师界环境。的确，从1996年5月15日的《律师法》颁布实施到其后的三次修订，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从砸烂公检法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前行。
朱华荣表示，也曾有人质疑过朱晓斌兄妹身为中国人为外企维护利益是否显得有失分寸。对于这样的问题，朱华荣并不以为然，“我们更应该反思学习、运用法律的意义”。
“只有法治才可以改革社会，促使社会进步，因为它不存在着阶级斗争问题，但它却与每一个时代紧密相连。”朱华荣深有感慨，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律师制度恰恰随着国家的命运此起彼伏，几经风雨，这其中的荣辱悲喜，朱家人体会得格外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朱家四代法律人分别以宪法、民法、刑法和商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富有各自时代的意义。
人物名片：
朱华荣：男，籍贯四川省璧山县，1929年出生于日本国京都市，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63年，朱华荣被下放支援安徽芜湖，直到1978年恢复重建华东政法学院，被调往上海任教。1980年，朱华荣教授参加司法部领导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律师组工作，被该案特别法庭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其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中国古代刑法史、比较刑法学和法律思想史。
朱华荣祖父朱大镛先生是晚清进士，参与发起过“公车上书”运动，并以律师身份当选过四川省议会议长；朱华荣父亲朱显祯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19路军少将，后弃官从教，历任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四川大学法律系主任、四川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86岁的法学家朱华荣见到《方圆》记者的时候，非常热情。他搬来一个半米见方的大纸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很多文件袋和文件夹。在其中一本朱家的大事记年表上，朱华荣密密麻麻地作了很多笔记。年表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载着朱华荣一家几代人的生平经历，就是这本年表，见证了朱家一门四代律师的辉煌。
事实上，记者寻访到这里的途中，就发现，即使同住一个小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朱华荣这引人瞩目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他是著名的比较刑法学家，他是江青的指定辩护人，以及他们一家是中国最早的律师世家……
一本纪年表上的故事
1907年，朱华荣祖父朱大镛到日本，次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1911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16年，朱华荣父亲朱显祯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学法律。1929年在日本出生的朱华荣，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1979年，朱华荣到华东政法学院当教授。1989年，朱华荣儿子朱晓斌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从事律师工作。2002年，朱华荣女儿朱晓音从日本归来，在一家外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
这是朱家大事记年表上记载的一些零星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太过低调，许多人对于朱华荣的记忆，还仅限于在当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中，他被指定为江青提供辩护。然而，朱家从朱华荣的祖父开始，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法律世家了：朱华荣的祖父朱大镛是中国近代有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代律师；父亲朱显祯先后在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法律系任教，兼任律师。
朱华荣告诉记者，关于朱家的一些故事，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的变迁和法治发展的曲折经过，但至少能从中看出一些关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和法律人内心秉持的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怀安给朱华荣寄过一封用毛笔字书写的私信，赞赏朱家人：“举家崇法世代传承，利在人民功在国家。”
这样的赞美无独有偶。早在1986年，朱华荣和上海市高级法院原院长顾念祖等人一起为加拿大律师讲学，加拿大律师协会负责人汉斯在听闻朱家四代皆为执业律师时，十分惊愕地说，这样的例子在整个加拿大都极为罕见，而在中国，一个因为历史原因中断了二十年律师职业的国度里竟然也有这样的家庭。
民国23号律师
2000年6月10日，朱华荣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旅行。他从浦东机场起飞，两个多小时后，飞临日本大阪市的上空时，看着整个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城市，心情此起彼伏。时隔近70年，再次来到这个国度，耄耋之年的朱华荣脑海中浮现出一些遥远的记忆，这里有他祖父、父亲求学生活的足迹，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而现在他的女儿正在翘首迎接他的到来。
那次日本之行有20天，朱华荣在留学日本攻读法学硕士的女儿朱晓音的陪同下，亲眼看到了《明治大学学丛》中关于祖父朱大镛的记载：“朱大镛1908年9月12日法学部入学，1911年7月12日于日本明治大学第五十六回法科大学卒业并获优等生。”
朱华荣了解到，朱大镛能留学日本，并攻读日本明治大学法律得益于朱家一直以来殷实的家境。据说，朱大镛的父亲是前清举人，为朱家子女能从小习文识字营造了良好的物质环境。
那个时期，虽然经过封建文化的洗礼，但朱大镛对新思想新文化更有兴趣。受到改革维新思想的感召，朱大镛早年便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志同道合。
“1895年，梁启超等人发动‘公车上书’，朱大镛是最有力的支持者。”朱华荣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
然而，当戊戌变法失败之时，朱大镛只能遁走日本。在那里，他不仅熟悉了先进的法律制度和以法治政的法律理念，也结识了章太炎、蔡锷等人，为回国“创业”做好了准备。
1912年，朱大镛学成归来。正是这一年，近代中国律师制度得到确立与发展，北洋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明确了律师资格考试应具有法政学教育背景的条件，并通过考试和考核两种方式授予律师资格。
对于当时受困于战祸的人们而言，这样的条件显得有些苛刻，所以律师成为了一种上流知识分子才能享有的资格。而朱大镛凭借其扎实的法律功底，顺利地领到时任司法部长梁启超亲自签发的律师执照，编号23号。由此，他成为了中国近代有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代律师。
随后，朱大镛又在成都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朱大镛律师事务所”，也是国内最早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现在虽然已经无从查证朱大镛受理过哪些案件，但是朱华荣回忆：“他为人宽厚，常常义务为穷苦百姓打官司，在当地深得人心。”没过多久，朱大镛便以律师身份当选为四川省议会议长。
能言善辩是律师一大特点，作为议长的朱大镛时常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声。1913年，当时北洋政府的宪法草案到了征求意见的阶段，袁世凯却只电询各省长官，置省议会于不问。朱大镛当即在全国省议会中提出质问，认为“大总统”不顾地方省议会的意见，必将会引来非议。同年11月，对于增加赋税的要求，朱大镛又致电北京“为民请命”：“将副税总额略微减少、分配各县，以苏民困而昭大信。” 在烟毒犯罪泛滥的西南地区，年仅20多岁的朱华荣，不仅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而且还一次一次地亲眼目睹死刑犯的处决。1950年《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之罪暂行条例》颁布实施仅两个月时间，就有37名大毒枭被判处死刑。
朱华荣回忆说，人生中第一次去荒郊野外旁观死刑犯的枪决，这让他整整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枪决时死刑犯瘫倒在地上，枪决导致的四处溅开的鲜血，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久久地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死刑是必要的，但是从人道主义和公平正义的角度上看，死刑既残酷又具有不可逆性，眼下频频纠正的冤假错案更需要我们反思，减少死刑势在必行。”至今，朱华荣仍以法律人的思维不断思考着。
一直以来，朱华荣主要从事刑法研究，即使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安徽农村，他还是在每天接受“改造”的空闲时间研读法律，一本完整的《南斯拉夫刑法典》就在他住的草棚里的煤油灯下被翻译成中文。随后，朱华荣写下了《刑法学》、《各国刑法比较研究》等著作。
“十年磨一剑”，几度沉浮之后，朱华荣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并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刑法观”等新观点，他也成为最早提出“法人犯罪”的学者之一。
律师职业正步入黄金时代
如今，令朱华荣引以为傲的是他的一双儿女也都传承着家族的法律事业，儿子朱晓斌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律所，主要从事房地产法律业务，并为多家外企提供法律咨询；女儿朱晓音从日本获得民商法学博士学成归来之后早早地取得了律师资格，现在正担任着一家跨国公司的法律顾问。
朱华荣说，自己的儿女学习法律，做律师，完全是他们的兴趣使然，作为父亲从没有刻意安排过，只是在他们小时候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们的故事，耳濡目染间可能受到一些熏陶。
即使是现在，儿女来看望朱华荣的时候，他还会一如既往地讲一些家史，只不过聆听者更多了，有儿媳妇，还有孙子等。
“很有可能朱家第五代人还会继续当律师。”朱华荣的夫人在旁边插话道，而朱华荣默默地点了点头。或许，朱家几代人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律基因”早已形成，并正在传承。
“中国的律师职业正步入黄金时代。”在朱晓音与父亲交流的时候，曾这样描述中国目前的律师界环境。的确，从1996年5月15日的《律师法》颁布实施到其后的三次修订，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从砸烂公检法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前行。
朱华荣表示，也曾有人质疑过朱晓斌兄妹身为中国人为外企维护利益是否显得有失分寸。对于这样的问题，朱华荣并不以为然，“我们更应该反思学习、运用法律的意义”。
“只有法治才可以改革社会，促使社会进步，因为它不存在着阶级斗争问题，但它却与每一个时代紧密相连。”朱华荣深有感慨，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律师制度恰恰随着国家的命运此起彼伏，几经风雨，这其中的荣辱悲喜，朱家人体会得格外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朱家四代法律人分别以宪法、民法、刑法和商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富有各自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