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寒鸦，莽莽高原，唢呐声咽，归鸿声断。
　　一队披麻戴孝、悲痛欲绝的孝子，扶着亲人的棂枢，心事重重、脚步沉沉地行走在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陪伴着自己亡故的亲人走完红尘中的最后一段路程。路边是霜染的秋草、凋零的枯杨，眼前是恍惚的遗像、飞扬的纸钱，再加上唢呐那无与伦比的尖利悲音，那种交织着凄惶与悲切、哀叹与孤独的吹响，更是将这种悲凉肃杀的气氛渲染得愈加悲壮、愈加浓烈。那一声声从唢呐铜碗中滚滚而出的曲调，或高亢嘹亮，或低沉哀婉。高亢时，慷慨激越，凄凄切切，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直抵人心；低徊时，婉转缠绵，九曲回肠，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直穿灵府。那潮水般喧嚣的唢呐，在天地之间肆意地奔突，在黄土高坡纵情地激荡，大悲大恸，大起大落，令天地为之动容，使鬼神为之变色。
　　唢呐俗称吹响，据说公元3世纪从波斯、阿托伯传来。金元时期，传人中原。明朝时始有记载，当时的杰出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把唢呐用之于军乐之中，并在《纪效新书·武备志》中说：“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到了明朝后期，唢呐已经进入民间戏曲领域。明朝王磐在《朝天子·咏喇叭》中写道：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来往官船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清朝时，唢呐被称为“苏尔奈”，编进宫廷《回部乐》中。
　　至于唢呐何时开始在甘谷一带流行，史料并无确切记载，但至少在宋代已盛行于甘谷。这与甘谷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宋朝时作为西部边陲要地有重大关系。宋至金元，秦陇之地轮番易手吐蕃、党项与宋朝之间，金戈铁马踏碎了北国宁静，滚滚狼烟阻隔了丝路商道。但是，生命不息，红尘不断。文化的根脉会如游丝般坚韧地穿越历史的废墟，在只要有人行走、逗留的地方，就顽强地留下它的痕迹。在两宋风雨飘摇、硝烟弥漫的旷野上，那些出生入死的吐蕃士兵、那些尊祟佛教的吐蕃贵族、那些弘法传道的吐蕃喇嘛，在带来战火、带来宗教、带来异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带来了异域的文化种子，唢呐也就这样被自然而然地带到了黄土高原，带到了秦陇，带到了甘谷。奇妙的是，这股来自异域的文化之风迅速习卷了包括甘谷在内的秦陇大地，那高亢嘹亮、刚硬质野、铁骨柔情、荡气回肠的唢呐之声，有如天籁之音，它与黄土高原苍凉浑厚、坦荡豪迈的品质是那么和谐，它与西北汉子粗犷剽悍、大气豪爽的性格是那么般配，它与高原女子那细腻婉约的性情又是那么的相似，因此，它那独特的音调，颤抖的旋律，一经出现，就抓住了他们的灵魂，扣住了他们的心弦。用之于丧葬，唢呐是那么的悲怆激昂，哀怨缠绵，仿佛只有那高亢的声音才能穿透人生的悲凉，陪伴亡人的灵魂踏入天国的程途，使亡魂真正得以安息；用之于嫁娶，它是那么的嘹亮悠扬、荡气回肠，仿佛只有唢呐热情的调子才能烘托生命的热烈，引领一对新人进入庄重的婚姻，迎接一个高贵生命的降临。
　　甘谷唢呐至今仍广泛流行于民间，盛行于城乡，应用于祭祀、丧葬、悼怀等礼仪之中，红白俱用，神人共享，唢呐已深深融入到甘谷民俗文化之中，保留着内容丰富的唢呐曲牌，有用于祭祀的《大开门》、《升官图》、《将军令》，用于丧葬的《爹落亲》、《哭男山》、《五更盘》、《黄草坡吊孝》，用于悼怀的《姜维招魂曲》等。在甘谷农村，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丑般丑，三班手，钱儿票子八个斗，不如一班好吹手。”唢呐班子少则数村一支，多则每村几支，每支唢呐班一般由两名吹手、一名鼓手、一名锣手组成。而专业的唢呐队则由64名民间艺人组成，外出表演时，列成队形，边走边吹，数十名演奏者头顶火种图徽，身穿皂色伏羲服，脚穿红穗麻鞋，迈着矫健的步伐，交换着吹奏各种曲牌，时而婉转低吟，时而粗犷雄壮，时而古朴深沉，曲曲无词皆有词，声声是歌亦是泪。
　　岁月轮回，沧海桑田，世事早已不复当年，但那一管唢呐，吹过宋时的烟雨、明清的原野，一直吹到盛世的今朝，一如既往地陪伴着世世代代辛勤耕耘的芸芸众生，见证着生生死死、悲喜交加的苦乐人生，它把人生的悲壮与情爱的缠绵同时倾诉，它将生命的高贵与红尘的悲喜一并演奏，吹醒了如梦人生，吹破了红尘生死，吹透了绵绵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