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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名为《1978，历史不会再徘徊》的著作。该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闻喜县南郭三队的19户人家偷偷地“包产到户”，而且竟然得到县委书记张世贤的支持。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年初，早于凤阳“包干到组”至少10个月。到了1979年年初，张世贤又在他属下的877个生产队里推广南郭的办法。他的计划如能善终，则日后人们在寻找农村改革的开路英雄时，一定不会忘记将之载入史册。可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一向不能允许任何个人具有左右功名荣辱的力量。下级官员的成败常须仰仗上级官员的意志。张世贤的运气不好，他在山西居官而不是在安徽。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不是安徽万里。所以在陈庭元为英雄之举，在张世贤却是叛逆行径。尽管南郭三队的粮食亩产在那一年里增加了3倍，这件事情还是令王谦极为恼火。他当着几百官员对张世贤威胁道：“你讲过没有讲过，责任田搞错了，你负责。”此话等于是要张世贤知趣地交出辞职报告。张世贤承认讲过此话，却没有辞职。不过事情已经容不得他来作决定。几个月后，他奉命离职去学习，他的一意孤行的实验也就悲壮地夭折。
该文所记述的闻喜县，乃山西省闻喜县。历史就是这样的令人悲喜交集。山西闻喜县的南郭村默默无闻，而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却蜚声寰宇。为真实记录历史，现由当年的当事人之一张世贤把当年史实记述于后。
一
闻喜县地处山西南部。这里山河雄伟壮丽，东部中条山层峦叠翠，西部稷王孤峰独标，中部涑水河谷平坦富饶，但在改革开放前，这里的农民生活却十分穷困。
1977年冬天，23岁的孙炳新就任闻喜县裴社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他上任伊始，面临的是“穷”，每年，生产队不仅交不齐征购粮，而且社员还要吃国家的返销粮，有不少户还要到黑市上买粮吃，人们说：“南郭”“难过”。孙炳新不知怎么样才能当好生产队长。于是，他走东家、串西家，问计于村里的大叔大婶，怎样才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问来问去，多数人的意见是像60年代初那样，把土地承包给农民。
当时改革开放还没拉开序幕，在那时搞包产到户被看作大逆不道，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孙炳新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他豁出去了，于是他同两个副队长商量，于1978年2月把103亩棉田承包给19户社员，并签订了“秘密合同”：一是谁也不能说出去，不能让上级知道；二是一定要把生产搞好，不能让人找出毛病；三是年底合同一定要兑现，让社员吃定心丸。真是联产连心。
合同签订后，社员们起早贪黑，忙于备耕。这年，虽然天旱，他们浇水施肥，棉花出了全苗。吃大锅饭时，一到雨天给棉田施肥，谁也不愿去。承包后，队长不用敲钟派活，社员们就自动背上化肥追肥。人常说：棉花锄七遍，棉桃赛蒜瓣。承包的19户社员，都锄过八九遍。还有打药治虫、整枝，承包户都精心管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秋后，19户社员承包的棉田，总产8442斤，亩产81.5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除了每个社员留了3斤皮棉，全部上交生产队卖给国家。
初战告捷，孙炳新更加坚定了包产到户的决心。到了1979年年初，南郭大队3个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不仅把土地承包给社员，而且把牲口、农具也分给社员。
第三生产队19户社员在承包103亩棉田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一开始，大家都捏把汗，生怕队长孙炳新犯法，心里总是不安。不过，大家都守口如瓶，谁也不对外人讲。到了1979年年初，大队党支部书记苗大来无意间向公社党委书记郑喜贵提到了此事，想不到得到郑喜贵的支持。在公社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郑喜贵把“秘密合同”贴在公社大院的墙壁上，并镶了红边，让参会人员观看。
我当时担任闻喜县县委书记，知道此事后，见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苗大来和三队生产队长孙炳新，并说：“你们干得好，为全县联产承包带了个好头，我代表县委支持你们。”之后，我派人员到南郭大队总结三队经验，县委不仅发了红头文件，而且组织报告团，让孙炳新到东镇、河底、凹底、阳隅、薛店、郭家庄、城关等公社巡回报告，有力地推动了全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二
万万想不到的是，1980年10月下旬我到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当时运城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原闻喜县县委书记带领工作组到闻喜“纠偏”，要求各公社办了为期7天的学习班，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但孙炳新是个硬汉子，任他们怎么批如何斗，硬是顶住了。地委工作组在闻喜“纠偏”两个多月，只收回27个生产大队社员的地，社员们骂地委工作组是“纠偏队”，是“复辟队”。待我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27个生产大队的土地重新承包给社员。
1981年3月2日，我陪同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霍士廉同志和行署专员宁烈同志共9人到南郭大队考察，听了孙炳新同志的汇报，召开了座谈会并深入到社员户家访，霍士廉同志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运城地委大力推广南郭大队第三队的经验，鼓励南郭大队继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同社员们合影留念。
如今的南郭村，常年在外打工的有300余人，每人每月纯收入1000余元。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4000余元，而在1978年承包棉田的19户社员，人均纯收入都在5000元以上。新近，我在同当年承包的8户村民座谈时，他们都感谢我当年支持他们搞承包，特别是感谢党中央的惠民政策，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们表示，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风文明的新农村。
闻喜县南郭三队的19户人家偷偷地“包产到户”，而且竟然得到县委书记张世贤的支持。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年初，早于凤阳“包干到组”至少10个月。到了1979年年初，张世贤又在他属下的877个生产队里推广南郭的办法。他的计划如能善终，则日后人们在寻找农村改革的开路英雄时，一定不会忘记将之载入史册。可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一向不能允许任何个人具有左右功名荣辱的力量。下级官员的成败常须仰仗上级官员的意志。张世贤的运气不好，他在山西居官而不是在安徽。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不是安徽万里。所以在陈庭元为英雄之举，在张世贤却是叛逆行径。尽管南郭三队的粮食亩产在那一年里增加了3倍，这件事情还是令王谦极为恼火。他当着几百官员对张世贤威胁道：“你讲过没有讲过，责任田搞错了，你负责。”此话等于是要张世贤知趣地交出辞职报告。张世贤承认讲过此话，却没有辞职。不过事情已经容不得他来作决定。几个月后，他奉命离职去学习，他的一意孤行的实验也就悲壮地夭折。
该文所记述的闻喜县，乃山西省闻喜县。历史就是这样的令人悲喜交集。山西闻喜县的南郭村默默无闻，而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却蜚声寰宇。为真实记录历史，现由当年的当事人之一张世贤把当年史实记述于后。
一
闻喜县地处山西南部。这里山河雄伟壮丽，东部中条山层峦叠翠，西部稷王孤峰独标，中部涑水河谷平坦富饶，但在改革开放前，这里的农民生活却十分穷困。
1977年冬天，23岁的孙炳新就任闻喜县裴社公社南郭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他上任伊始，面临的是“穷”，每年，生产队不仅交不齐征购粮，而且社员还要吃国家的返销粮，有不少户还要到黑市上买粮吃，人们说：“南郭”“难过”。孙炳新不知怎么样才能当好生产队长。于是，他走东家、串西家，问计于村里的大叔大婶，怎样才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问来问去，多数人的意见是像60年代初那样，把土地承包给农民。
当时改革开放还没拉开序幕，在那时搞包产到户被看作大逆不道，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孙炳新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他豁出去了，于是他同两个副队长商量，于1978年2月把103亩棉田承包给19户社员，并签订了“秘密合同”：一是谁也不能说出去，不能让上级知道；二是一定要把生产搞好，不能让人找出毛病；三是年底合同一定要兑现，让社员吃定心丸。真是联产连心。
合同签订后，社员们起早贪黑，忙于备耕。这年，虽然天旱，他们浇水施肥，棉花出了全苗。吃大锅饭时，一到雨天给棉田施肥，谁也不愿去。承包后，队长不用敲钟派活，社员们就自动背上化肥追肥。人常说：棉花锄七遍，棉桃赛蒜瓣。承包的19户社员，都锄过八九遍。还有打药治虫、整枝，承包户都精心管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秋后，19户社员承包的棉田，总产8442斤，亩产81.5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除了每个社员留了3斤皮棉，全部上交生产队卖给国家。
初战告捷，孙炳新更加坚定了包产到户的决心。到了1979年年初，南郭大队3个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不仅把土地承包给社员，而且把牲口、农具也分给社员。
第三生产队19户社员在承包103亩棉田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一开始，大家都捏把汗，生怕队长孙炳新犯法，心里总是不安。不过，大家都守口如瓶，谁也不对外人讲。到了1979年年初，大队党支部书记苗大来无意间向公社党委书记郑喜贵提到了此事，想不到得到郑喜贵的支持。在公社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郑喜贵把“秘密合同”贴在公社大院的墙壁上，并镶了红边，让参会人员观看。
我当时担任闻喜县县委书记，知道此事后，见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苗大来和三队生产队长孙炳新，并说：“你们干得好，为全县联产承包带了个好头，我代表县委支持你们。”之后，我派人员到南郭大队总结三队经验，县委不仅发了红头文件，而且组织报告团，让孙炳新到东镇、河底、凹底、阳隅、薛店、郭家庄、城关等公社巡回报告，有力地推动了全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二
万万想不到的是，1980年10月下旬我到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当时运城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原闻喜县县委书记带领工作组到闻喜“纠偏”，要求各公社办了为期7天的学习班，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但孙炳新是个硬汉子，任他们怎么批如何斗，硬是顶住了。地委工作组在闻喜“纠偏”两个多月，只收回27个生产大队社员的地，社员们骂地委工作组是“纠偏队”，是“复辟队”。待我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27个生产大队的土地重新承包给社员。
1981年3月2日，我陪同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霍士廉同志和行署专员宁烈同志共9人到南郭大队考察，听了孙炳新同志的汇报，召开了座谈会并深入到社员户家访，霍士廉同志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运城地委大力推广南郭大队第三队的经验，鼓励南郭大队继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同社员们合影留念。
如今的南郭村，常年在外打工的有300余人，每人每月纯收入1000余元。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4000余元，而在1978年承包棉田的19户社员，人均纯收入都在5000元以上。新近，我在同当年承包的8户村民座谈时，他们都感谢我当年支持他们搞承包，特别是感谢党中央的惠民政策，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们表示，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风文明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