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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此前，习总书记曾多次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垃圾主管部门应首先从改造硬件入手，改变目前垃圾流向中混合的壁垒，改造分类收运体系，改建堆肥厂的构造，给垃圾分类社区里分出后的厨余开辟通道，不再一路混合。
从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有效办法，但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源头、中转、末端消化等环节层层推进。而目前我国的垃圾分类处理还没有形成体系，末端处理时往往“分了又和”，一埋了之或者一烧了之，造成垃圾处理的恶性循环，无法实现变废为宝。
垃圾处理状况堪忧
北京昌平区阿苏卫是北京北部最大的垃圾处理基地，是北京东城、西城和朝阳区部分垃圾以及昌平区所有垃圾的终结之地。
“我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会来阿苏卫，已经10年了，我看到的是每年不断增高和扩容的填埋场，不断扩大的混合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种类，从填埋场、堆肥厂到现在的3000吨焚烧厂，但是我们所期待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的调整却一直没有到来。”长年致力于推广垃圾分类的知名环保人士陈立雯说。
阿苏卫这个巨大的垃圾混合处理基地，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她一直所期待的垃圾分类。她说，要实现垃圾分类，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公众的全面参与，而要实现公众参与，那就得让公众有机会了解目前的垃圾处理状况，以及混合垃圾处理的压力。但目前我们的垃圾分类教育中，关于垃圾流向的信息传递和教育却是缺失的，公众对于垃圾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投进垃圾桶的那一刻，垃圾桶里的垃圾去了哪里，公众并不完全知晓。
据介绍，居民丢到垃圾桶里的垃圾，通常由物业和社区管理者运送到附近的垃圾楼，大部分垃圾楼是吊装式的混合集装箱式容器，也有一些是经改造后，分成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的封闭式箱体。垃圾楼里的垃圾，其中大部分由运力3吨左右的车运往位于北五环附近的大屯垃圾转运站，在转运站再由运力10吨左右的大车运往直线距离20公里以外的阿苏卫处理厂。
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开始新一轮的垃圾分类，那时有些区域比如东城和西城区都有专门的厨余运输车，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垃圾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了，但直到2010年陈立雯去参观大屯垃圾转运站时，方才得知大屯转运站的垃圾都是混合的，他们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厨余通道，所有进入转运站的垃圾车，不管是厨余还是其他垃圾，又都再次汇集成了混合垃圾。这些混合垃圾经大屯转运站被转运到阿苏卫，每天有1600吨混合垃圾会优先进入阿苏卫所在的堆肥厂，剩余部分则进入填埋场。也就是说，到达此终端的全部都是混合垃圾。
全民参与方可持续
唐莹莹曾是一名高校教师，辞职后创办了北京泽乡惠众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专门从事环保事业。她于2016年参与发起北京辛庄村垃圾分类项目，并且曾深入多个城乡社区一线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她说，目前北京的堆肥厂不管是阿苏卫这个，还是大兴区南宫那个，都只能通过机械方式来分类，但是，混合垃圾再怎么机械分选，最后堆出来的肥料还是混有大量塑料。从北京垃圾的基本流向可以看出，在整个系统配置中，并没有给垃圾分类处理留下空间，垃圾分类止于转运站之前。如果在这之前可以做好分类，并且又有比较好的后续分类处理去向的话，这就完全有可能实现分类处理，否则只能是一路混合到了最后，所有前端的努力就會前功尽弃。
唐莹莹说，垃圾分类是一个链条，需要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科学、合理、有效，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这些年来，她经常奔走于街道、乡镇、高校进行深入宣传，并通过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宣教。
今年“六一”儿童节，北京五中分校组织学生到昌平区“爱分类垃圾分类分拣中心”进行现场体验，公司总经理徐源鸿推掉了当天的所有工作，全程引领参观和讲解。他说：“垃圾分类我已经为之努力了10年，我们公司在国内率先提出干湿分类且付诸实践，至今算是在业内赢得了一点口碑，也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垃圾分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分拣车间的作业流水线和现场播放的《垃圾围城》宣传片，让同学们感到新奇和惊讶。带队参观的冯雅老师说，现场亲身体验和学校的课堂教育完全不同，不但可以让人有更直观的感受，而且更容易唤起同学们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
“垃圾分类意识需要从娃娃抓起，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很多中小学都在大力倡导垃圾分类和环保理念，为此我本人很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徐源鸿说。
自上而下政策护航
作为全国首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城市，北京市早在2000年就开展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2012年3月推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行为的地方性法规。然而，垃圾分类至今尚未成为北京居民的普遍行动和生活习惯。民意调查显示，居民对垃圾“四分类”知晓率达到了80%，但是居民分类投放的自觉性和参与率仍然较低，对厨余垃圾的准确投放率仅有两成。可以说，居民在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2019年1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干湿分开”为重点，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引入市场化专业化力量，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规范城市拾荒行为;加强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实施分类垃圾价差调控、区域垃圾减量激励、异地处理环境补偿等政策。
近日，习近平再次提出，从政策设计上，应充分加入公众参与设施改造和垃圾分类的空间，并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据了解，近年来垃圾分类工作正在由点到面逐步启动，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到2020年年底，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北京市的目标是，到2020年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率实现35%。
毫无疑问，垃圾分类已是大势所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任重而道远。在这个整体思路和大方向之下，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居民的垃圾投放行为，其次是不断攻克垃圾分类持续监管中的各种问题。在实现垃圾分类的漫长路途中，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多方协力，相信有了自上而下政策的实施，前行之路会变得通畅。
此前，习总书记曾多次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垃圾主管部门应首先从改造硬件入手，改变目前垃圾流向中混合的壁垒，改造分类收运体系，改建堆肥厂的构造，给垃圾分类社区里分出后的厨余开辟通道，不再一路混合。
从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有效办法，但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源头、中转、末端消化等环节层层推进。而目前我国的垃圾分类处理还没有形成体系，末端处理时往往“分了又和”，一埋了之或者一烧了之，造成垃圾处理的恶性循环，无法实现变废为宝。
垃圾处理状况堪忧
北京昌平区阿苏卫是北京北部最大的垃圾处理基地，是北京东城、西城和朝阳区部分垃圾以及昌平区所有垃圾的终结之地。
“我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会来阿苏卫，已经10年了，我看到的是每年不断增高和扩容的填埋场，不断扩大的混合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种类，从填埋场、堆肥厂到现在的3000吨焚烧厂，但是我们所期待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的调整却一直没有到来。”长年致力于推广垃圾分类的知名环保人士陈立雯说。
阿苏卫这个巨大的垃圾混合处理基地，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她一直所期待的垃圾分类。她说，要实现垃圾分类，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公众的全面参与，而要实现公众参与，那就得让公众有机会了解目前的垃圾处理状况，以及混合垃圾处理的压力。但目前我们的垃圾分类教育中，关于垃圾流向的信息传递和教育却是缺失的，公众对于垃圾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投进垃圾桶的那一刻，垃圾桶里的垃圾去了哪里，公众并不完全知晓。
据介绍，居民丢到垃圾桶里的垃圾，通常由物业和社区管理者运送到附近的垃圾楼，大部分垃圾楼是吊装式的混合集装箱式容器，也有一些是经改造后，分成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的封闭式箱体。垃圾楼里的垃圾，其中大部分由运力3吨左右的车运往位于北五环附近的大屯垃圾转运站，在转运站再由运力10吨左右的大车运往直线距离20公里以外的阿苏卫处理厂。
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开始新一轮的垃圾分类，那时有些区域比如东城和西城区都有专门的厨余运输车，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垃圾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了，但直到2010年陈立雯去参观大屯垃圾转运站时，方才得知大屯转运站的垃圾都是混合的，他们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厨余通道，所有进入转运站的垃圾车，不管是厨余还是其他垃圾，又都再次汇集成了混合垃圾。这些混合垃圾经大屯转运站被转运到阿苏卫，每天有1600吨混合垃圾会优先进入阿苏卫所在的堆肥厂，剩余部分则进入填埋场。也就是说，到达此终端的全部都是混合垃圾。
全民参与方可持续
唐莹莹曾是一名高校教师，辞职后创办了北京泽乡惠众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专门从事环保事业。她于2016年参与发起北京辛庄村垃圾分类项目，并且曾深入多个城乡社区一线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她说，目前北京的堆肥厂不管是阿苏卫这个，还是大兴区南宫那个，都只能通过机械方式来分类，但是，混合垃圾再怎么机械分选，最后堆出来的肥料还是混有大量塑料。从北京垃圾的基本流向可以看出，在整个系统配置中，并没有给垃圾分类处理留下空间，垃圾分类止于转运站之前。如果在这之前可以做好分类，并且又有比较好的后续分类处理去向的话，这就完全有可能实现分类处理，否则只能是一路混合到了最后，所有前端的努力就會前功尽弃。
唐莹莹说，垃圾分类是一个链条，需要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科学、合理、有效，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这些年来，她经常奔走于街道、乡镇、高校进行深入宣传，并通过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宣教。
今年“六一”儿童节，北京五中分校组织学生到昌平区“爱分类垃圾分类分拣中心”进行现场体验，公司总经理徐源鸿推掉了当天的所有工作，全程引领参观和讲解。他说：“垃圾分类我已经为之努力了10年，我们公司在国内率先提出干湿分类且付诸实践，至今算是在业内赢得了一点口碑，也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垃圾分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分拣车间的作业流水线和现场播放的《垃圾围城》宣传片，让同学们感到新奇和惊讶。带队参观的冯雅老师说，现场亲身体验和学校的课堂教育完全不同，不但可以让人有更直观的感受，而且更容易唤起同学们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
“垃圾分类意识需要从娃娃抓起，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很多中小学都在大力倡导垃圾分类和环保理念，为此我本人很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徐源鸿说。
自上而下政策护航
作为全国首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城市，北京市早在2000年就开展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2012年3月推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行为的地方性法规。然而，垃圾分类至今尚未成为北京居民的普遍行动和生活习惯。民意调查显示，居民对垃圾“四分类”知晓率达到了80%，但是居民分类投放的自觉性和参与率仍然较低，对厨余垃圾的准确投放率仅有两成。可以说，居民在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2019年1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干湿分开”为重点，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引入市场化专业化力量，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规范城市拾荒行为;加强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实施分类垃圾价差调控、区域垃圾减量激励、异地处理环境补偿等政策。
近日，习近平再次提出，从政策设计上，应充分加入公众参与设施改造和垃圾分类的空间，并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据了解，近年来垃圾分类工作正在由点到面逐步启动，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到2020年年底，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北京市的目标是，到2020年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率实现35%。
毫无疑问，垃圾分类已是大势所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任重而道远。在这个整体思路和大方向之下，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居民的垃圾投放行为，其次是不断攻克垃圾分类持续监管中的各种问题。在实现垃圾分类的漫长路途中，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多方协力，相信有了自上而下政策的实施，前行之路会变得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