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是鲁迅所有小说中最难读的，最早对鲁迅的小说创作有较为深刻全面理解的评论家茅盾，在《伤逝》问世两年后，还坦率地承认：“《伤逝》的意义，我不大看得明白”。此后半个世纪以来评析《伤逝》的专文不能说少。20世纪80年代，《伤逝》被改编成电影，关于电影《伤逝》的评论也不少。其中著名学者王朔先生认为鲁迅的《伤逝》没有真正写出男女过日子的情形，他说“男女过日子的事，他老人家实在是生疏”。我认为王朔先生意在说鲁迅没有男女过日子的经验，在文本中没有写出男女过日子的情形。王朔先生不仅从文本来观照作家，更是从作家来观照文本，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鲁迅的小说《伤逝》较之于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池莉写实小说的写实性，是逊色了。《伤逝》确实没有过多的生活描写，因此，我们对王朔先生的评论无可厚非。
　　鲁迅在与许广平的恋情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向不敢”，不敢爱就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中去，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体验和感受就会很少。从这个层面来考虑王朔先生的评论就更加觉得合情合理了。
　　然而，当我再度解读鲁迅以及他的作品《伤逝》时，我发现王朔先生对于《伤逝》的解读也是不全面的。看来，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答语实非易事。
　　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关于《伤逝》，周作人只是指出小说中写到的景物—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与鲁迅的个人生活有关系。除此之外，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有关涓生和子君创造素材的信息。鲁迅自己说过：“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 这也许是鲁迅自己唯一一次谈到《伤逝》的文字了。他对《伤逝》的创作动机讳莫如深，简直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可供探索的资料。
　　既然《伤逝》如此费解，我们只有深入去探索《伤逝》的创作过程，特别是直接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灵感的触发点。我们可以分析鲁迅写作《伤逝》前后的生活来寻找蛛丝马迹。我认为可以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生活中出现的某些重大事态来探索鲁迅创作《伤逝》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灵感的触发点。
　　在鲁迅和许广平的这场恋爱中，鲁迅不能说是被动者，然而许广平显得更主动、更积极、更热情、更无所顾忌，因为许广平毕竟是27岁的新潮女性。这在许广平所作的《同行者》和《风子是我的爱》中可以得到完美的诠释，许广平不顾一切决然向道德家和流言家挑战，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照顾好鲁迅的生活，使鲁迅没有后顾之忧。鲁迅虽然对许广平的爱情同样深沉热烈，但在表象上我们看到的鲁迅却是谨慎的，然而现实确实需要他谨慎：第一，鲁迅有一个由母亲做主，比鲁迅大三岁，结婚将近20年却毫无情感可言的结发妻子——朱安女士。封建旧道德影响太深刻了，这种影响有的隐藏在潜意识深层，即使常作无情的自我解剖，也不一定全部都能够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也不一定能克服它而按照新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标准自行其是，因为鲁迅必须顾及母亲和朱安女士的意愿和利益。第二，许广平比鲁迅年轻17岁，而且还是鲁迅的学生，年纪悬殊，又是师生恋爱，都是旧道德的大忌，更重要的是倘若他们公开关系，鲁迅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困窘局面。第三，鲁迅已是文化名人，众目睽睽，而且在向封建营垒无畏的进攻中，自然四面树敌，鲁迅在个人生活方面必须小心谨慎，不给他的论敌以制造流言蜚语攻击他的口实。
　　谨慎的鲁迅和许广平约定，也就是后来实现了的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北平到上海，两人分开，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去广州。许广平这样回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厦门大学任教。……政治的压迫，个人生活的出发，驱使着他。尤其是没有半年可支持的生活费，一旦遇到什么，那是很危险的。我们约定：希望在比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人，一方面也稍可支持，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因为个性都未必安分，而又不放心对方的独自战斗，……而最能使战斗者气馁的，就是首先计划到围攻之后的生活困难。我们想，假使有半年的积聚，可以有支持几个月的生活费，那么，战斗起来必定减少顾虑。……曾经交换过一件：“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累一点必需的钱。”
　　许广平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第四个顾虑——钱。鲁迅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中的讲话《娜拉走后怎样》这样说过：“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可见钱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可见鲁迅对此重要性认识非常深刻。
　　我以为，《伤逝》是鲁迅和许广平确认爱情关系后，为“我们约定”而作的。这是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直接的动机，也是创作灵感的触发点。
　　子君和涓生相爱了。子君违逆了在北京胞叔和在家里的父亲，勇敢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的权利！”毅然和涓生同居。为此，涓生也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结果两个积蓄用完了，接踵而来的是社会压迫是涓生失业，是生计难以维持，是爱情变淡，变质和窒息，终于离异。子君回到父亲家里，默默死于无爱的人间，剩下只有如地狱的毒焰般烧灼涓生的悔恨和悲哀。造成悲剧的主观原因，正是他们对社会压迫缺乏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他们的同居不具备经济力量作后盾。
　　悲剧性的总体构思是通过子君涓生这两个形象而显示了它的艺术深度的。鲁迅告诉我们《伤逝》所展示的深层意蕴是：
　　第一，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好的，批判了男尊女卑和封建婚姻制度。子君和涓生以非凡的勇气争取到了这份自由。然而在没有人道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争取到了这份自由并不代表什么幸福都争取到了，能不能达到预期的幸福，还要看双方共同“培植” 、 “保养”。鲁迅与许广平的约定是一种“培植”，一种“保养”，这“培植”和“保养”使他们免遭子君和涓生的悲惨境遇及结局。
　　第二，要对恋爱后可能遭遇的一切做好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鲁迅与许广平约定的第二条，就是鲁迅出于对封建文化现实的深刻认识提出来的。子君和涓生没有这种物质准备，所以他们的爱情最后只能以悲剧告终。精神准备在小说里蕴含得更深，一方面，有足够的物质储备，也是对生活在封建社会作出的一种精神准备。另一方面，是更为深层的，在取得恋爱成功后要警惕传统意识的泛起而使爱情变质和庸俗化，在社会压迫面前，更要警惕自私被窃和虚伪的膨胀而窒息了爱情。
　　鲁迅站在思想的高度上去写作《伤逝》，也许没有过多的“男女过日子的情形”，然而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运用他那冷峻的艺术风格表现的涓生和子君的生活更让人觉得有艺术张力。
　　对于“男女过日子的事”，他更是想得多，他并不是一味沉醉于爱情的甜蜜中，他没有跟着感觉走，而是冷静而周密地理智分析，得出精神储备和物质储备这两个重要的准备在爱情中的重要性，并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分析。
　　生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因素，鲁迅用他的小说告诉我们在爱情的路上要有准备。鲁迅自己在爱中也是有诸多准备的，在爱的路上他是谨慎前行的。从他的谨慎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女过日子的经验，他的经验并非是通过一次次恋爱得来的，而是凭着他对爱情以及他与许广平爱情所在的社会土壤的认识而来的。我认为这样的经验更加深刻，更能警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