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病死的消息发布后，有网友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这是一群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他们身上没有“伤疤”。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在2005年，习惯所称的“四人帮”中，两个人的生命到达了终点，此前是88岁的张春桥病亡，时间是4月21日。至此，“四人帮”中的每一个人都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江青是1991年5月14日在囚禁中上吊自杀的；次年的8月3日，年岁最轻的王洪文病死。算起来，姚文元过了出狱后近十年的“公民生活”，算是最幸运的了。
　　用最简单的话说，这四个人是“祸国殃民”者。当然，他们祸国殃民的“特长”不一样。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发迹于文坛，在上海是被巴金怒斥过的“姚棍子”，后来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的台阶”的刀笔吏，进入了“中央文革”，成了“中央首长”，成了“舆论总管”，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真正成就了“戈培尔第二”的“美名”。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纪念日。众所周知，当年的“四五”运动是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动，悼念周总理的同时，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在当时这很让“舆论总管”姚文元着慌。《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4日转摘《党史博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姚文元1976年倒台前曾收到两封信，都扣了下来。其中一封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于1976年4月12日收到的匿名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读者看到了“戈培尔”，可见群众的眼睛是如何的雪亮。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报上登有《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报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而且，寄报人在报纸空白处写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此信后来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从姚文元后来的交代看，他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自己也要出事。把信藏起来，说明他的一种“心慌”和“意乱”。
　　当时真正的“戈培尔编辑”，其实就是姚文元。他的指令不仅直接体现在《人民日报》上，还反映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中。《情况汇编》当时是直送病中的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姚文元传》中评论说：“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向下欺诈、向上谎报，正是“戈培尔”式的伎俩。
　　姚文元的“焊接术”很是了得。他将“欲悲闻鬼叫 / 我哭豺狼笑 / 洒泪祭雄杰 / 扬眉剑出鞘”这首诗，改了其中的“洒泪”为“洒血”之后，焊接到另一首诗上，后面是“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这首诗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姚文元亲笔加了“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按语之后，《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里，“戈培尔”式的想象力终于发挥了最大效用：毛泽东看了这个有“001号反革命诗词”的《情况汇编》，“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见叶永烈著《姚文元传》）。
　　“戈培尔第二”通过“戈培尔”式的谎言制造法影响核心决策者，是其最大能耐。然而“戈培尔”们通常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谎言暂时欺骗一个人容易，要用它来长久欺骗广大的人民群众，却绝无可能。“戈培尔”式的欺骗闹腾不过半年，姚文元自己就跟着“女皇”锒铛入狱了，一切的疯狂，随即烟消云散。
　　在纳粹阵营中，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希特勒最忠实的鹰犬，至死陪伴自己的“元首”。他对希特勒竭尽美化之能事，给他套上“一贯正确”、“主宰世界”、“能够预测未来”等等“神圣光环”。当了12年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纳粹这部历史倒车中一个重要的驱动轮，他炮制种种“第三帝国不可战胜”神话的能力，一点不比希特勒差。
　　“戈培尔”们通常都是通过对舆论的“硬控制”、对主子的“软控制”来借刀杀人、戕害世界的。姚文元病死的消息发布后，许多网友跟帖发布评论，有的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这是一群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他们身上没有“伤疤”，没有“疼痛”。
　　遗忘是容易的，重现是可能的。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警惕“戈培尔第二”，提防第N个“戈培尔”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