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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不知不觉间，人们身旁的鸟少了，天牛泛滥成灾，同时，整个地区的杨树被砍得干干净净，人称“赤地千里”。或许，我们还听说过鹰和蛇少了，于是老鼠成了草原的主人，鼠类分布之广，危害之烈，触目惊心。
刹那间，我们会被类似的故事触动。但或许之后，却很少会再为远处消失的生命，投注关切的一瞥。
无论鸟、鹰还是蛇，都与我们再无关联。
刻意或无意的冷漠，透露着我们心底的声音：远方的它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如今，一部由青年导演乔乔，带领摄制组历时三年，跋山涉水，完成的中国第一部野生动物电影，那个质朴的片名，回答的，恰是我们的疑问——《朋友》。
是的，近处的、远处的，可见的、未见的动物，归根到底，都是与人类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朋友。
别逃，你们和它们，是一个整体
《朋友》一片，以黄河湿地为背景。黄河中下游湿地是亚洲候鸟迁徙的中轴线，每年冬季和春夏季都会有数以万计的鸟类在此栖息、越冬、繁殖。同时，这里还有兽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丰富的动物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不可多得的湿地生物物种基因库。
三年来，摄制组辗转黄河沿线，拍摄到包括世界濒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黑鹳及刺猬、草兔、龟、黄河鲤鱼等野生动物50余种，拍摄影像素材超过1500个小时，原生态记录了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为了不惊扰动物并达到理想的拍摄效果，摄制组常常冒着危险寻找最佳机位进行拍摄。导演乔乔在博客中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2010年夏天，我们拍摄黄苇鹣繁殖，副摄影肩扛三脚架、手举摄影机等重型设备，艰难行走在齐腰深的黄河中，不料一条红点锦蛇迎面游来，副摄影一个趔趄，三脚架落入水中，摄影机则被他稳稳举在了头顶，当时正值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巨浪袭来，副摄影连同摄影机淹没在黄河中，幸好他水性好，才躲过了一劫。”
如果你抛给乔乔一个问题——如此艰苦拍摄《朋友》的意义何在？他会说：唤起更多人对自然的关爱。是的，整个自然——人类、动物，所有生物体赖以生存的家园。
其实，和乔乔做着类似事情的，还有很多人。有时，他们是为了告诉你，这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动物的事情，他们已经在他们的故事中，明确地“放入”了人的影子——别逃，你们和它们，是一个整体。
比如纪录片《拯救大熊猫》。这部深入山林寻找野生大熊猫的影片，实地捕捉了中国大熊猫在中国西部秦岭，那些它们在天然栖息地难得一见的生活情景，也记下了中国科学家潘文石和吕植发现大熊猫的故事——1985年3月，潘文石带着三位弟子，冒着春雪进入了秦岭南坡。进山后的第39天，年仅21岁的研究生曾周在寻找大熊猫踪迹时不幸坠崖牺牲，如今他静静地躺在佛坪的土地上。这个在逆境中诞生的研究小组，只剩下潘文石和女弟子吕植了。
根据片中记录，研究小组发现秦岭大熊猫都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这些都昭示了秦岭大熊猫是一个有希望继续繁衍下去的种群。但是，由于森林被肆意砍伐，使大熊猫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化。在秦岭主梁兴隆岭上，潘文石禁不住发问：“究竟是要木头还是要大熊猫？”
潘文石的女弟子，如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1999年在青海偶尔还接触到了另一种野生动物——普氏原羚。吕植对当年的 “偶然遭遇”记忆犹新：“我凌晨的时候爬起来，趴在沙丘后面等着羚羊，一缕清晨的阳光照在沙丘上，羚羊从沙丘后面的阴影里一个一个走出来，来到阳光下面吮吸露水，那情景太迷人了。但羚羊特别怕人，我们离着它有两公里远的距离，趴在沙丘后面，等我们的头一冒出沙丘，羚羊‘歘’就跑开了，如离弦的箭，四散而去。”
从那个时候起，吕植开始关注普氏原羚这个物种，并和夏勒等几位科学家写了报告，给相关部门，希望把青海湖区周边几个农场和种羊场进行管理，給普氏原羚留出一些生存空间。
“原先广阔无垠的草原，现在由于无限蔓延的网围栏，已经被人为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独立斑块，栖息地已经严重破碎化。当时我们设想如果农场空出一些地方来，普氏原羚就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吕植觉得普氏原羚这个物种虽然不像大熊猫那么知名，但是它的濒危状况要比熊猫更严重，亟待需要保护。
在吕植看来，无限蔓延的网围栏对普氏原羚的威胁还在于，它阻止了动物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俗话说“狗急跳墙”，羚羊类也是一样，被逼急了也会不顾一切地跳。可结果却是被网围栏挂住，甚至挂死，尤其是怀孕期间的普氏原羚更是难以逾越。吕植展示了一张触目惊心的图片：一只普氏原羚残骸仰卧在网围栏外的草地上，脚还挂在网围栏上，身体已经被狼吃空了。
吕植的学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保护生物学博士张璐，有几十个小本子，记录的，都是类似的数字：“带刺，高139厘米”；“不带刺，高107厘米”；“带刺，高 133厘米”……这都是张璐用两年时间，走了1500多公里普氏原羚调查样线后，记录的网围栏的铁刺和高度等信息。“带刺的网围栏比不带刺的网围栏要高出平均20厘米以上，母羊和小羊很难跳过去！”张璐满脸担心。
其实，普氏原羚面临最严峻的一个威胁，就是和牧民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草场的竞争，也就是人和家畜与野生动物之间关乎生存空间的竞争。但山水自然的工作小组在走访中发现，其实很多牧民，却在做着自发的，保护普氏原羚的事情。
当地牧民阿合洛老人从1997年开始就主动让出自己的草场，让普氏原羚同自己家的牛羊一起吃草，并用退休工资在别处租草场放牧。在他的草场上经常可以看到70多只普氏原羚一起吃草的情景。普氏原羚的产仔季节，他会经常在自己的草场巡逻，看看有没有被遗弃的小原羚。
放弃自己的草场给普氏原羚，花钱另外租草场，对一个牧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但阿合洛老人常对别人说：“是我们占了黄羊（当地人对普氏原羚的称呼）的草场，它们生活在这里比我们还早，现在黄羊都那么少了，让它吃点草又怎么了？”
正是有了很多类似阿合洛一样的牧民，加之各方努力，尽管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普氏原羚仍顽强地生活在青海湖畔。
“藏鹀啊，我跟你说句话啊”
在人们以自己的行为、视角记录动物时，除了那些心痛与揪心，同时，也会有温暖与温情。2011年4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报告厅里，来自青海果洛、玉树等州县的十几位生态保护实践者与政府、企业、环保组织、研究机构等各界人士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三江源的新希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的研讨。身穿绛红色喇嘛服的扎西桑俄在人群中本来就很显眼，而他“鸟语者”的身份，则更显眼。
扎西桑俄爱鸟，从13岁起开始观察各种鸟类，从未学过绘画的他，画出的鸟儿栩栩如生。他每年在野外观察拍摄鸟类时间长达9个月，他熟知安多藏族民间关于鸟类及藏传佛教中的鸟类文化，记录了迈400余种鸟类，其中很多是青藏高原独有的，比如藏鹀。
扎西桑俄和藏鹀的故事很多。有时，他会趴在地上，对着一窝小藏鹀倾诉衷肠。扎西的语调，就像面对自己的老友：“藏鹀啊，我跟你说一句话啊。你以后做窝的时候不能做在地下，应该做在有刺的树杆上，要不然的话，猪獾啊，黄鼠狼啊都要吃你的蛋，所以你就只能那么少，我们都没有办法保护你！你听明白了没有！”
如今，扎西桑俄最忧心的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藏鹀生存的影响。“干旱、高温、雪山消融、湖泊消失、降水剧减、草场退化、人口剧增，藏鹀的生存环境不断退化。”扎西桑俄举例说，比如高原草场退化造成了放牧和藏鹀觅食之间的矛盾——自然生态中的生灵，其实，都是一体的。
鲜活的生命，该鲜活地活着
对城市里更多的普通人，比如你我，或许很难像吕植、张璐、乔乔、扎西桑俄他们一样，深入丛林湖泊，和那些动人的野外生命，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但我们或许都听说过“子非鱼”的典故。一条鱼游在水中，画家可能着意于它的游姿之美好，玩家可能惊叹于它的品种之珍稀，食家则可能琢磨它的尺寸和斤两，以及用何种办法烹饪吃起来口感最佳，而让庄子入眼入心的，是鱼儿戏水的动态中洋溢的生命活力和喜悦。这个结论的得出，只因有一颗关怀所有生命的仁慈之心，以及不曾被人类自大的偏狭所蒙蔽的第三只眼。
所以，在我们凝望四周时，处处是和我们共享一片天空的鲜活的生灵。
于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是否该有些反思：北京麋鹿苑中，一只放养的驯鹿，在想要“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游人的投喂下，不治而终。想象一下，人将面包、饼干，这些不属于驯鹿的食物，伸向它时，身旁，说不定会响起“咔咔”按动快门的声音——人，笑了。但这笑容，有多少是因为驯鹿那双纯真的、信任的眼睛？
写作过《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的作家蒋子丹在谈论对待动物的态度时说，一个真正将动物视为独立的有情生命的人，不可能为了议题的严肃性，为了避免论敌用“动物宠爱者”的可疑形象来玷污动物解放运动，而把这些生灵的血肉抽空，制作成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模型或标本。“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智能生物，人类有义务对所有生命的和谐相处负更大的责任，救赎动物的过程，也是人类的心灵自我救赎的过程。”
或许，和蒋子丹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很多人——动物只是一个切口，它提醒的是人类自身，对生命、对万物的尊重——毕竟，当人类把这个地球弄得千疮百孔后，它的溃疡就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医治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讲尊重吧。是的，不是宠爱，不是怜悯，是尊重的“味道”。
这种“味道”很动人。可以借着美国探险家克雷格•查尔兹笔下的那些“遇见动物的时刻”些许感受一下。
比如，克雷格在广袤的荒凉的土地上，发现了一只熊留下的足迹。他想象着这个黑色王子在向前漫步，出现在熊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一个流浪汉现迹于纪念谷的大红柱子间，穿过石化林的荒原和大风不断的多色沙漠。它如果向左走，会到达墨西哥与美國边界处的鲁卡楚山。也有可能转而向右，爬上纳瓦霍保护区内的黑台地森林……”克雷格为他的朋友设想着。
克雷格睡在那只熊曾经睡过的地方，太阳下山时他起来，吻了吻潮湿的岩壁。
之后，他眺望着远方，在心里和那位与他一样同为“行者”的黑色王子说：祝你好运，旅行者！
刹那间，我们会被类似的故事触动。但或许之后，却很少会再为远处消失的生命，投注关切的一瞥。
无论鸟、鹰还是蛇，都与我们再无关联。
刻意或无意的冷漠，透露着我们心底的声音：远方的它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如今，一部由青年导演乔乔，带领摄制组历时三年，跋山涉水，完成的中国第一部野生动物电影，那个质朴的片名，回答的，恰是我们的疑问——《朋友》。
是的，近处的、远处的，可见的、未见的动物，归根到底，都是与人类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朋友。
别逃，你们和它们，是一个整体
《朋友》一片，以黄河湿地为背景。黄河中下游湿地是亚洲候鸟迁徙的中轴线，每年冬季和春夏季都会有数以万计的鸟类在此栖息、越冬、繁殖。同时，这里还有兽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丰富的动物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不可多得的湿地生物物种基因库。
三年来，摄制组辗转黄河沿线，拍摄到包括世界濒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黑鹳及刺猬、草兔、龟、黄河鲤鱼等野生动物50余种，拍摄影像素材超过1500个小时，原生态记录了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为了不惊扰动物并达到理想的拍摄效果，摄制组常常冒着危险寻找最佳机位进行拍摄。导演乔乔在博客中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2010年夏天，我们拍摄黄苇鹣繁殖，副摄影肩扛三脚架、手举摄影机等重型设备，艰难行走在齐腰深的黄河中，不料一条红点锦蛇迎面游来，副摄影一个趔趄，三脚架落入水中，摄影机则被他稳稳举在了头顶，当时正值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巨浪袭来，副摄影连同摄影机淹没在黄河中，幸好他水性好，才躲过了一劫。”
如果你抛给乔乔一个问题——如此艰苦拍摄《朋友》的意义何在？他会说：唤起更多人对自然的关爱。是的，整个自然——人类、动物，所有生物体赖以生存的家园。
其实，和乔乔做着类似事情的，还有很多人。有时，他们是为了告诉你，这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动物的事情，他们已经在他们的故事中，明确地“放入”了人的影子——别逃，你们和它们，是一个整体。
比如纪录片《拯救大熊猫》。这部深入山林寻找野生大熊猫的影片，实地捕捉了中国大熊猫在中国西部秦岭，那些它们在天然栖息地难得一见的生活情景，也记下了中国科学家潘文石和吕植发现大熊猫的故事——1985年3月，潘文石带着三位弟子，冒着春雪进入了秦岭南坡。进山后的第39天，年仅21岁的研究生曾周在寻找大熊猫踪迹时不幸坠崖牺牲，如今他静静地躺在佛坪的土地上。这个在逆境中诞生的研究小组，只剩下潘文石和女弟子吕植了。
根据片中记录，研究小组发现秦岭大熊猫都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这些都昭示了秦岭大熊猫是一个有希望继续繁衍下去的种群。但是，由于森林被肆意砍伐，使大熊猫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化。在秦岭主梁兴隆岭上，潘文石禁不住发问：“究竟是要木头还是要大熊猫？”
潘文石的女弟子，如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1999年在青海偶尔还接触到了另一种野生动物——普氏原羚。吕植对当年的 “偶然遭遇”记忆犹新：“我凌晨的时候爬起来，趴在沙丘后面等着羚羊，一缕清晨的阳光照在沙丘上，羚羊从沙丘后面的阴影里一个一个走出来，来到阳光下面吮吸露水，那情景太迷人了。但羚羊特别怕人，我们离着它有两公里远的距离，趴在沙丘后面，等我们的头一冒出沙丘，羚羊‘歘’就跑开了，如离弦的箭，四散而去。”
从那个时候起，吕植开始关注普氏原羚这个物种，并和夏勒等几位科学家写了报告，给相关部门，希望把青海湖区周边几个农场和种羊场进行管理，給普氏原羚留出一些生存空间。
“原先广阔无垠的草原，现在由于无限蔓延的网围栏，已经被人为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独立斑块，栖息地已经严重破碎化。当时我们设想如果农场空出一些地方来，普氏原羚就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吕植觉得普氏原羚这个物种虽然不像大熊猫那么知名，但是它的濒危状况要比熊猫更严重，亟待需要保护。
在吕植看来，无限蔓延的网围栏对普氏原羚的威胁还在于，它阻止了动物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俗话说“狗急跳墙”，羚羊类也是一样，被逼急了也会不顾一切地跳。可结果却是被网围栏挂住，甚至挂死，尤其是怀孕期间的普氏原羚更是难以逾越。吕植展示了一张触目惊心的图片：一只普氏原羚残骸仰卧在网围栏外的草地上，脚还挂在网围栏上，身体已经被狼吃空了。
吕植的学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保护生物学博士张璐，有几十个小本子，记录的，都是类似的数字：“带刺，高139厘米”；“不带刺，高107厘米”；“带刺，高 133厘米”……这都是张璐用两年时间，走了1500多公里普氏原羚调查样线后，记录的网围栏的铁刺和高度等信息。“带刺的网围栏比不带刺的网围栏要高出平均20厘米以上，母羊和小羊很难跳过去！”张璐满脸担心。
其实，普氏原羚面临最严峻的一个威胁，就是和牧民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草场的竞争，也就是人和家畜与野生动物之间关乎生存空间的竞争。但山水自然的工作小组在走访中发现，其实很多牧民，却在做着自发的，保护普氏原羚的事情。
当地牧民阿合洛老人从1997年开始就主动让出自己的草场，让普氏原羚同自己家的牛羊一起吃草，并用退休工资在别处租草场放牧。在他的草场上经常可以看到70多只普氏原羚一起吃草的情景。普氏原羚的产仔季节，他会经常在自己的草场巡逻，看看有没有被遗弃的小原羚。
放弃自己的草场给普氏原羚，花钱另外租草场，对一个牧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但阿合洛老人常对别人说：“是我们占了黄羊（当地人对普氏原羚的称呼）的草场，它们生活在这里比我们还早，现在黄羊都那么少了，让它吃点草又怎么了？”
正是有了很多类似阿合洛一样的牧民，加之各方努力，尽管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普氏原羚仍顽强地生活在青海湖畔。
“藏鹀啊，我跟你说句话啊”
在人们以自己的行为、视角记录动物时，除了那些心痛与揪心，同时，也会有温暖与温情。2011年4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报告厅里，来自青海果洛、玉树等州县的十几位生态保护实践者与政府、企业、环保组织、研究机构等各界人士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三江源的新希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的研讨。身穿绛红色喇嘛服的扎西桑俄在人群中本来就很显眼，而他“鸟语者”的身份，则更显眼。
扎西桑俄爱鸟，从13岁起开始观察各种鸟类，从未学过绘画的他，画出的鸟儿栩栩如生。他每年在野外观察拍摄鸟类时间长达9个月，他熟知安多藏族民间关于鸟类及藏传佛教中的鸟类文化，记录了迈400余种鸟类，其中很多是青藏高原独有的，比如藏鹀。
扎西桑俄和藏鹀的故事很多。有时，他会趴在地上，对着一窝小藏鹀倾诉衷肠。扎西的语调，就像面对自己的老友：“藏鹀啊，我跟你说一句话啊。你以后做窝的时候不能做在地下，应该做在有刺的树杆上，要不然的话，猪獾啊，黄鼠狼啊都要吃你的蛋，所以你就只能那么少，我们都没有办法保护你！你听明白了没有！”
如今，扎西桑俄最忧心的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藏鹀生存的影响。“干旱、高温、雪山消融、湖泊消失、降水剧减、草场退化、人口剧增，藏鹀的生存环境不断退化。”扎西桑俄举例说，比如高原草场退化造成了放牧和藏鹀觅食之间的矛盾——自然生态中的生灵，其实，都是一体的。
鲜活的生命，该鲜活地活着
对城市里更多的普通人，比如你我，或许很难像吕植、张璐、乔乔、扎西桑俄他们一样，深入丛林湖泊，和那些动人的野外生命，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但我们或许都听说过“子非鱼”的典故。一条鱼游在水中，画家可能着意于它的游姿之美好，玩家可能惊叹于它的品种之珍稀，食家则可能琢磨它的尺寸和斤两，以及用何种办法烹饪吃起来口感最佳，而让庄子入眼入心的，是鱼儿戏水的动态中洋溢的生命活力和喜悦。这个结论的得出，只因有一颗关怀所有生命的仁慈之心，以及不曾被人类自大的偏狭所蒙蔽的第三只眼。
所以，在我们凝望四周时，处处是和我们共享一片天空的鲜活的生灵。
于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是否该有些反思：北京麋鹿苑中，一只放养的驯鹿，在想要“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游人的投喂下，不治而终。想象一下，人将面包、饼干，这些不属于驯鹿的食物，伸向它时，身旁，说不定会响起“咔咔”按动快门的声音——人，笑了。但这笑容，有多少是因为驯鹿那双纯真的、信任的眼睛？
写作过《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的作家蒋子丹在谈论对待动物的态度时说，一个真正将动物视为独立的有情生命的人，不可能为了议题的严肃性，为了避免论敌用“动物宠爱者”的可疑形象来玷污动物解放运动，而把这些生灵的血肉抽空，制作成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模型或标本。“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智能生物，人类有义务对所有生命的和谐相处负更大的责任，救赎动物的过程，也是人类的心灵自我救赎的过程。”
或许，和蒋子丹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很多人——动物只是一个切口，它提醒的是人类自身，对生命、对万物的尊重——毕竟，当人类把这个地球弄得千疮百孔后，它的溃疡就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医治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讲尊重吧。是的，不是宠爱，不是怜悯，是尊重的“味道”。
这种“味道”很动人。可以借着美国探险家克雷格•查尔兹笔下的那些“遇见动物的时刻”些许感受一下。
比如，克雷格在广袤的荒凉的土地上，发现了一只熊留下的足迹。他想象着这个黑色王子在向前漫步，出现在熊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一个流浪汉现迹于纪念谷的大红柱子间，穿过石化林的荒原和大风不断的多色沙漠。它如果向左走，会到达墨西哥与美國边界处的鲁卡楚山。也有可能转而向右，爬上纳瓦霍保护区内的黑台地森林……”克雷格为他的朋友设想着。
克雷格睡在那只熊曾经睡过的地方，太阳下山时他起来，吻了吻潮湿的岩壁。
之后，他眺望着远方，在心里和那位与他一样同为“行者”的黑色王子说：祝你好运，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