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中国梦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其实早在80年前，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曾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截至12月5日，共收到回函160余封。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发表了其中142人的答函。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从这些作者的职业和教育背景来看，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钱君陶、严灵峰、邹韬奋、张君劢、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夏丐尊、俞颂华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細品味。

对民族复兴的渴望

　　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但其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备受欺凌，已经让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屈辱，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机更是空前加重。日本继“九一八”侵占东北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战事，甚至悍然下令炸毁了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日军罄竹难书的侵略暴行，怎能不令人愤慨？与此同时，国内的军阀混战也达到了顶峰。1930年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旷日持久，给百姓带来了严重灾难。此后，蒋介石又接连对苏区发动了多次“围剿”。面对这种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局面，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
　　1932年10月，《东方杂志》在废墟中顽强复刊，新任主编胡愈之在卷首《本刊的新生》一文中表示：“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不久后，他就发起了这次“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并在征稿函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言词中饱含了对民族复兴的渴望。
　　胡愈之的这种渴望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其同事金仲华回复说：“我想到一个时候，中国已不在侵略它和毁坏它者的掌下。那时候的中国，显然已经通过了历史中的变乱期，而踏上新生的道路。要形容那时候中国的状况，不必用‘富’‘强’这种单代表一种表象的字眼；就最低限度说，那时候每个人可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饥馑和死亡不再追袭着大部分的中国人。”郑振铎也希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施蛰存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呢？有人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想：“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决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显而易见，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与此相反，章乃器提出“非革命无以图存”的主张就颇接近后来的事实了：“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当时还有人盼望：从1933年起，大家“真诚地蠲除私见，不分地域和派别，共同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有能力的、廉洁的政府”，“表现出抵抗精神，渐次恢复以前失去的地方”。甚至有人还梦见：在外敌大举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终于奋起，“各地民众团体纷电中央，表示信任中央，愿以全民力量赞助中国国民党作民族复兴运动”，“中国统治组织与无产阶级合组了新政府……所有监牢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欢天喜地地释放了出来。共产军和剿共军先后向边疆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3个月的苦战，收复了东三省的失地”，并“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无效”。这些梦想虽不免幼稚，但却真切反映了做梦者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其中对国共合作的展望，亦不乏历史的远见。

对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憧憬

　　翻阅这期“新年的梦想”专栏，还有一个现象颇让人惊奇，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和大同思想大行其道、十分流行，可能是所有答案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汇。诗人柳亚子是第一个交卷者，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他明确表示：“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第二个应征者、女作家谢冰莹同样写道：“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而中国“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燕京大学当教授的郑振铎，则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此外，郁达夫也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在诸多答卷中，还有不少人对“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充满了梦想，认为“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甚至连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都说：“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当时，有很多应答者皆以“社会主义者”为荣，纷纷以此相标榜。胡秋原便公开声明：“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已失业三年的读者也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诚然，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尚有一定差别。但无论如何，在四处弥漫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宣扬社会主义，都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今天看来，大致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与孙中山的大同思想相契合。大同世界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描述的一种理想社会，《礼记·礼运》即日：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种思想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终生倡导“天下为公”，而且在国民革命时期，为了解释与中共合作的原因，他还曾阐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由于其尊崇的地位，孙中山这一论断即使到国民党“清党”后仍无人敢予以否定。也正缘此，社会主义和大同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在这次征文活动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就说：“我梦想中的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这与孙中山所构建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自然也较具有安全性。
　　其次，与苏俄经济建设成就产生的影响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许多问题。当时有人便指出：“出现于一九三二年末者，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将来的深刻的怀疑”，“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各国与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而相反地，蘇联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这当然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从而掀起了一股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次征稿中，便有一位读者设想：未来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胡适在1933年也说：“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

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

　　由于在内忧外患面前，国民党应对无方，不仅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而且日益暴露出其自身的专制与腐败，导致民怨沸腾。因此，很多答卷都表达了对国民党的统治极为不满。暨南大学教授区克宣就写道：“在百孔千疮的目前的中国，谁都在诅咒着现实而梦想着将来。”画家钱君陶更是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深信着我的梦想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照目前的情形而看，而推测，要他不一团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们的生存的苦，将跟着逐渐加浓。”还有人说：“在这个受难的时期，在这样不景气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哪里还有做甜蜜而舒适之梦的权利？……与其做一场空梦，毋宁还是做些实地的工作。”对国民党显然不抱任何幻想。
　　具体说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北大教授李宗武提出：“我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我希望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也表示：“我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救。”这明显是在讽刺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不抵抗主义”。
　　其次是政治上的专制与腐败。著名学者周予同严厉质问：“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作家韦息予也说：“生在现今的中国，最使人感觉痛苦的，莫若要吃饭，要说话，要行动，都受到不法势力的妨害和钳制。”二人均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林语堂则巧妙地迂回表示：“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绩”，“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言词中用一种戏谑的语气，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怪现状作了辛辣讽刺。 　　那么，如何改变专制？时年94岁的老人马相伯提出：“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思想发现权、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暨南大学教授卫聚贤则主张：“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式……最上一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也说：“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我就梦想一个政府，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而《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更是疾声呼吁：“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

　　至于腐败问题，实业家穆藕初指出：“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还有人希望：“从二十二年元旦起，应有一群有办法有力量的纯洁同志，在社会上政治上做改变现状的活动。从混沌黑暗的局面，领导民众走上光明的路。从政治方面言，应是货真价实的廉洁，应是不尚空言但知实行。”有人甚至还放言：“在我的梦想中，民众武力最后必能颠覆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人格的统治阶级，在自己武力的支撑上，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权。到民众政权巩固之后，中国便没有什么军阀官僚买办资本家一类的特权阶级、榨取阶级、寄生阶级。每一个人做他能够做的工作，每一个人享他应该享有的幸福。”这已经是在倡言暴力革命了。
　　再次是民不聊生。这也是最让人们不满的问题。在当时有人“天天在挨饿受冻，且有易子而食者”的情况下，巴金就拒绝做梦，他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孙伏园也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虱子和跳蚤，有的是刺客和强盗，还哪儿来的‘一兩个甜蜜的舒适的梦？’”二人不约而同地都用“饿”和“冷”来形容当时生活的窘况。小说家章依萍也感叹：“这个中国是太老太旧太腐败了……我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而前面提到的那位彭芳草，在谈及个人生活梦想时更是简单至极：“饿不死，卖得出书稿，买得起必要的书籍，并且有时间看，如是而已。”其生活之凄惨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在民族、民权还是民生方面，国民党政府都乏善可陈，这叫人怎么对其空洞宣传的三民主义产生信仰？难怪当时便有人指斥：“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可以说，国民党最终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抛弃，自此已初露端倪。

“梦想”引发的思考

　　尽管这次征稿活动得到了十分踊跃的回应，但在发起者胡愈之看来，还是留下了一些缺憾。他在《读后感》中写道：“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知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憬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这段清醒的文字，确实触及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民族的复兴，端赖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觉醒。
　　作为那个时代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鲁迅虽然没有参加征文，但当他看到《东方杂志》这期《新年的梦想》专栏后，也写下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来谈自己的感想。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首先体会到编者的苦心是“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梦话之真”。接着，他又把这些“梦”概括为两点：“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的不安定，其次，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但他认为，编者这回“却大大的失败了”，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由此可见，鲁迅更推崇的是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然而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正如茅盾所言：“梦想是危险的”，胡愈之这次大规模发起知识界集体做梦的行为终于还是惹出了事端。据他回忆，这期杂志的清样印出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找他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他坚决不同意，不久后就被迫离开了《东方杂志》。而曾梦想过大同社会的杨杏佛，也在1933年6月被特务暗杀。渴望实现“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的邹韬奋，则在7月被迫流亡国外。1936年11月，邹韬奋和章乃器等七君子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激起了社会舆论的公愤。也正是在与大众的梦想背道而驰的过程中，国民党统治逐渐走向了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