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晚明的民众运动,无论是农民起义、奴变或者是城市的民众事件,往往统统称之为民变.如李文治先生著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事而成其名著《晚明民变》.近读樊树志先生《晚明史》,有述临清、湖广民变之章节,亦有述陕北民变之章节,对民众运动亦归入民变范围.然而,晚明城市民变与此后不久发生的农民起义虽然都是社会阶级的斗争,但亦有着明显的不同.以今日对于此类事件的定义,城市民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似应属社会阶层复杂之群体事件.对此,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不仅不以“阶级斗争”论之,且不以“民变”论之,甚至不以“事件”论之.他所著《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一文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1]367,已明显不同于以往之论述,所论重于集体行动之社会层面及与政府政策关系诸方面内容.其近期出版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对此更有深入系统研究.笔者较为同意巫教授关于群众集体行动的论点,但以为此类行动仍为当时之民众群体事件.本篇小文,仅拟就此类群体事件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国家权力异化之关系略作述论,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