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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人来说，烟草有着与时俱进的穿越感。它的角色、功能和性质如此复杂，难以一语道之。它衍生成香烟，或以喷云吐雾为性质的别的物事，如旱烟、水烟等，不为美色，却魅惑一众，不管社会人群予其好评恶评，它依然故我。
对于烟草的道德评价，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似乎不相容，但又隐隐兼容，它即是如此这般地纠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
现代社会中，烟草是一柄双刃剑。它给工业文明带来一定活力，让人们体会到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明快感；烟草还带来收益，一方“烟草”养活一方人，当世界被烟草的烟雾“熏黑”时，人们有了足够的理由和动力扩大烟草种植和生产的规模，趋利性下，为烟草呐喊和喝彩的人不在少数，“烟草”有了发声权。同时公众舆论认为它有害国民健康，危及国家未来，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有足够的依据支持这一点。
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待烟草有过截然不同的态度。国族领袖，不时实施“禁烟”“控烟”，或为了一己私利，或不得已而为之。烟草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社会性是烟草存在的根基，纵观烟草的起伏沉沦，道德旗帜的高扬无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动员。进行道德教化时，烟草曾被美化成拯救人灵魂的神奇物事。但人类历史发展，道德不再是愚昧的假装，剥去“伪善”的外衣，道德如烟草，赤裸裸地被众生审视。
回头再看烟草，双刃剑，但用现代社会的道德去评判烟草，双刃剑却并不是双刃一样锋利，孰优孰劣，孰轻孰重，已在世人心中有所评判。
自上而下的烟草文化运动
在中华大地，自清末民国以来，禁烟运动无疑受到近代越来越普及通俗化的科普书籍的影响，另外受西方医学科学以及宗教人士所广为传播的禁烟思潮的推动。控烟作为一种卫生政策逐步推行，而且越来越有一种迫切感。这也是对烟草危害不断深化认知的結果。
闵杰先生编撰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收录了从晚清报纸辑录的“不吸纸烟运动”史料，从中可知晚清不吸纸烟运动的兴起，以及在改良社会行为方面呈现的一些态势。
杨国安先生主编的《中国烟业史汇典》第五十章，则详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新生活运动中的反吸烟风潮”。新生活运动，是指1934年至1949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蒋介石发起的国民教育运动，其以“礼义廉耻”思想为主，意在使人民提升思想认识，从而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据说此前蒋公视察民间时，看到一个稚童在吸食纸烟，小小年纪即已成为瘾君子。他对类似社会堕落现象极为不满，因而发起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是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年代背景和政治形态有较大差异，“不吸纸烟”影响却日趋扩大，我们再联系其后中国社会数十年间屡有出现的“讨伐烟草”的行动，这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倡导“爱国卫生”的社会趋势。控烟与爱国顺历史时针走到了一起。
据刘文楠博士近著《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所述：晚清和民国的不吸纸烟运动，虽然基于不同的理由，有着不同的动员机制和组织模式，但在其追求的目的上相当一致，都是希望民众为了“爱国”而不吸烟。怎么把“爱国”这么崇高的事情和“吸烟”这种个人嗜好联系起来，则是不吸纸烟运动的核心内容。作为个人应自觉而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是国族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有责任”为了国家而“管理”好自己的个人习惯和身体健康——“吸烟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身体，更是作为国民的身体。”
近代中国人最早开始反对吸食纸烟是在1899年，而原因竟是保守的清廷官员将之视为一种西化的标志——这也就是说，“吸烟”在当时本身就是现代性体验。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纸烟在中国获得飞跃式发展，在现代广告技术的视觉冲击下，纸烟被视为是“一种摩登、时尚、愉悦、卫生、方便的嗜好”，老上海的月份牌上的美女往往手上夹着一支烟，其意味不言而喻。正像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样，“吸烟”以及“反对吸烟”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两者共为现代性的同一个进程的两面。
沉迷人生琐碎的感官欲望的自我满足，是大多平常小民的常态。他们脑子很难容下太多的家国情怀，对政经大事更是无从谈起。说到底，他们时时在心的只有自己小家那一亩二分地的事儿。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就有必要警醒、动员、改造和提升他们，尤其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战乱时期。纸烟成为一种作为批判的工具，于是“不吸烟”被置于一种很高的意识形态。
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大，随之无疾而终。这在意料之中。在旧中国，传统习惯势力是极为强大的。“国情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生活运动提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自上而下推行戒除纸烟，应该说其边际效应却并不理想，而且几乎是越来越差，社会边缘处风波不起，无动于衷。“基层”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净了所有对它来说不可接受的外界波澜。这里只认可小地方多年形成的所谓道理。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猴子不上树，多打十遍锣也没用。
这是地质断层般的阻隔，个人的理由天大地大。
社会底层“你敬我一支，我敬你几根”的悠闲
我已过世的父亲原是一位抗日军人，他从民国过来，曾亲身感受到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并由此成为一个“新生活”的虔诚信徒。后来，不管他沦落到什么处境，如开小铺、做劳工，直至后半生当农民，却始终是一个“新生活运动”的诚笃信徒。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信鬼神。在乡村，几乎人人抽烟，他是见一个告诫一个，劝阻人家抽烟，但每每受到众人抵制、嘲弄，几乎成为大伙笑柄。他依然坚持不懈，愈挫愈勇。
据我所知，没人听他劝诫，他的话在那个时代几乎没起过效用。父亲的劝诫从无回应。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作为一介孩童的我，随父母家人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一个移民村庄。那里的老少爷们人人抽烟，连带着不少妇女儿童也以此为乐。 这是他们选择的经久不衰的乐事。只不过由于收入微薄，一些人只能选择劣质的纸烟。而更多人是在自留地种上一小块烟草，自收自食。他们把收获的烟叶晾晒干后，切成细丝，拌上一点香油，于是烟丝香气悠悠。这种自制的烟丝成本很低，而质地却不错。由于其色泽呈黄铜色，被称为“黄烟”，抽烟的烟具则称为“黄烟袋”。长期抽黄烟丝的人对再好的纸烟也不屑一顾，你哪怕递上“中华”，他笑而不纳。村中的老人大多抽黄烟，干活休息时往那儿舒服地盘腿一坐，先点燃草纸卷就的“纸媒子”，再一袋一袋地吸吮。他们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家的烟丝，那样子既自得又自尊。有的人早晨要靠在床上先抽一两袋烟，然后才起床干活。有人深夜断烟，烟瘾发作，急得到处找人讨烟抽。
那时，村里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对于“吃香的，喝辣的”无不仰慕。这“吃香的”，我理解抽烟是其中之一吧！他们评议说抽烟喝酒是有本事的人，没听到哪个人抽烟喝酒搞穷的，是算计不到才受穷。于是就取笑那些连最劣质的烟都抽不上或者不抽烟的人。
实际上，大多普通人的认知是，抽烟是一种男子汉的象征，显示他有本事，吃得开。尤其烟的档次更显出你在社会上混得怎么样。有些人要面子，身上揣着两种香烟，一种高档的专门在人际场合抽，另一种十分低廉的则在没人处自己抽。
除了本地几种牌子香烟，产自不同地域的名烟，尤其是外国纸烟则更为稀罕，成为大多男人们聚在一起时的交流物。你敬我一支，我敬你几根，人抬人高，在这个场合特别能够体现出来。各种各样的烟袋，烟荷包，烟标图案，打火机，成为显摆，特别能引发饶有意味的民间话题。一边共同喷云吐雾，一边联想到都市芳华，联想到外国异邦，那种快乐可以想见。和香烟有关联的这些物事，几乎成了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共融。著名相声艺术家马季的相声中有“宇宙牌”香烟，一时间家喻户晓，人们都喜欢模仿马季先生说“宇宙牌香烟”时的腔调做派。兴许并不存在的“宇宙牌香烟”，一时成为烟民四处寻觅的稀罕物。
在烟民占有绝对多数的地方，控烟运动即便拥有国族的强大意识形态，遭遇基层的抵抗也是毫无疑义的。烟草在基层总是受到“连亲带故”的接纳，很少受到控烟运动的影响。
烟草，社会的病变
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这句话曾诱惑我去尝试“饭后一支烟”。可惜的是，我并没有体验到“神仙”之乐，因此我也庆幸没有成为烟民中的一员。
以我的观察（当然有更多权威的医学科学证明），烟草对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认识的农民老鲍，他长年抽烟，患有支气管哮喘，仍然在每天早晨下地干活时，一边伛偻着身体，绝望痛苦地咳喘，一边用力吮吸着黄烟袋，脑壳青筋暴起。那姿态的惨烈，简直是以抽烟和死神抗争。不少有病的老人，其得病和抽烟直接或间接相关。为了抽烟过瘾，有时真是不惜命呵。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没有随着大浪起伏，奔腾出人生闪亮的巅峰，平常的我，过着平常人的日子。中国十多亿人口，相信如我者，不在少数。
我们都度过了几乎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日子，粮票、油票、布票、烟票……曾经为了毛脚女婿上门或者婚礼宴席上的一条烟，不得不躲躲闪闪，托人情、走后门，在无情可托的情况下，甚至写下过“今欠张三烟票两张，保证明年归还……”这样的字据。物质的稀缺，挡不住精神的渴望。不管是为了面子撑场面，还是为了满足欲望纯享受，香烟和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一样，是富足生活的一种寓意、幸福日子的一种期盼。小人物，为伊消得人憔悴，却付出得心甘情愿。
渐渐地，各种“票”销声匿迹，大街上富丽的百货店、街角不起眼的烟纸店随时都能买到一包烟。烟不再是个稀罕的事物，烟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不富裕的年代，烟因其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而是少数人的享受品，加上其独特的寓意，所以，吸烟是一项被尊重的行为。烟也被当做一种礼品，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烟“礼”的含义超过了烟本身这个东西，与其说人们抽烟，不如说人们“用”烟。
遍地都能买到烟后，烟便迅速走入寻常百姓家。烟仿佛与那个膨胀的时代一样，在无拘无束中，点燃的屡屡轻烟迅速将自由、财富等元素裹挟其中。吸烟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自我的行为。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还是不抽烟。但我赫然发现，身边的人，不管西装笔挺还是衣衫褴褛，都被烟的“魅力”所俘虏。
烟似乎真的是个好东西。卡拉OK房、台球房、麻将室，吞云吐雾的人，在喧闹嘈杂中，交换着彼此的心情，仿佛只有通过烟雾朦胧的轻罩，才能窥得人生的悠闲与自在；酒店中、餐桌上、办公室里，抽烟的人，无时无地，仿佛“不烟不人生”，人生就是用烟草去诠释的一种肆意活法。渐渐地，我麻木了。烟不就是个东西么，没什么大不了。所以很长时间，我对烟视若无睹。
但烟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关于烟的各种报道，不绝于媒体，如“假、私、非、超”烟的泛滥。在经济浪潮的奔腾汹涌之下，西方文明攻城略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被抛之脑后，私欲无穷无尽地膨胀，人性变得虚伪而善变，随之而来的，是乱象丛生。烟，注定是社会的病变，是病变，必然会成为社会的毒瘤。
就在此刻，你为了思考而吸食它，或为了它的存在而陷入思考。一缕香烟气息不期而至，透入鼻孔。寻找烟味的源头，不免连带打量香烟后面嘈杂不已的世界。
不论你是千般喜爱沉溺其中，还是无比厌恶声声诅咒，你都得面对它。它披挂着时间的环珮，叮咚作响。它身上有着诸多可能性，或者说不确定性，甚或是某种黑白不彰的神秘感。
从烟草最初出现，人类对于它总有得乐其间、飘飘若仙的意思。烟草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桥段，同样反映人类自身，从亘古到现代社会的心理变迁。
在烟草的世界中，与生俱来似乎就有两道明线，一道暗线。
两道明线，一条是自上而下的，教化性或强制性的禁烟、控烟，但是路线太长，贯彻不到底；另一条是烟草总在基层泛滥，不听前者号令，直到其危害震动上方。
一代代煙民在烟雾中生成、湮灭，对于烟草的言说由局内外人共同形成。烟草的内涵外延，到底是让地球子民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个问题将长久存在下去。
有些时候，道德力量和经济形态并不完全匹配，甚或是相互制衡。烟草问世后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赞美它、利用它；我们又谴责它，甚至焚毁它。这真是一种有趣的并存。
对于烟草的道德评价，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似乎不相容，但又隐隐兼容，它即是如此这般地纠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
现代社会中，烟草是一柄双刃剑。它给工业文明带来一定活力，让人们体会到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明快感；烟草还带来收益，一方“烟草”养活一方人，当世界被烟草的烟雾“熏黑”时，人们有了足够的理由和动力扩大烟草种植和生产的规模，趋利性下，为烟草呐喊和喝彩的人不在少数，“烟草”有了发声权。同时公众舆论认为它有害国民健康，危及国家未来，而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有足够的依据支持这一点。
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待烟草有过截然不同的态度。国族领袖，不时实施“禁烟”“控烟”，或为了一己私利，或不得已而为之。烟草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社会性是烟草存在的根基，纵观烟草的起伏沉沦，道德旗帜的高扬无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动员。进行道德教化时，烟草曾被美化成拯救人灵魂的神奇物事。但人类历史发展，道德不再是愚昧的假装，剥去“伪善”的外衣，道德如烟草，赤裸裸地被众生审视。
回头再看烟草，双刃剑，但用现代社会的道德去评判烟草，双刃剑却并不是双刃一样锋利，孰优孰劣，孰轻孰重，已在世人心中有所评判。
自上而下的烟草文化运动
在中华大地，自清末民国以来，禁烟运动无疑受到近代越来越普及通俗化的科普书籍的影响，另外受西方医学科学以及宗教人士所广为传播的禁烟思潮的推动。控烟作为一种卫生政策逐步推行，而且越来越有一种迫切感。这也是对烟草危害不断深化认知的結果。
闵杰先生编撰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收录了从晚清报纸辑录的“不吸纸烟运动”史料，从中可知晚清不吸纸烟运动的兴起，以及在改良社会行为方面呈现的一些态势。
杨国安先生主编的《中国烟业史汇典》第五十章，则详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新生活运动中的反吸烟风潮”。新生活运动，是指1934年至1949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蒋介石发起的国民教育运动，其以“礼义廉耻”思想为主，意在使人民提升思想认识，从而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据说此前蒋公视察民间时，看到一个稚童在吸食纸烟，小小年纪即已成为瘾君子。他对类似社会堕落现象极为不满，因而发起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是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年代背景和政治形态有较大差异，“不吸纸烟”影响却日趋扩大，我们再联系其后中国社会数十年间屡有出现的“讨伐烟草”的行动，这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倡导“爱国卫生”的社会趋势。控烟与爱国顺历史时针走到了一起。
据刘文楠博士近著《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所述：晚清和民国的不吸纸烟运动，虽然基于不同的理由，有着不同的动员机制和组织模式，但在其追求的目的上相当一致，都是希望民众为了“爱国”而不吸烟。怎么把“爱国”这么崇高的事情和“吸烟”这种个人嗜好联系起来，则是不吸纸烟运动的核心内容。作为个人应自觉而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是国族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有责任”为了国家而“管理”好自己的个人习惯和身体健康——“吸烟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身体，更是作为国民的身体。”
近代中国人最早开始反对吸食纸烟是在1899年，而原因竟是保守的清廷官员将之视为一种西化的标志——这也就是说，“吸烟”在当时本身就是现代性体验。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纸烟在中国获得飞跃式发展，在现代广告技术的视觉冲击下，纸烟被视为是“一种摩登、时尚、愉悦、卫生、方便的嗜好”，老上海的月份牌上的美女往往手上夹着一支烟，其意味不言而喻。正像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样，“吸烟”以及“反对吸烟”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两者共为现代性的同一个进程的两面。
沉迷人生琐碎的感官欲望的自我满足，是大多平常小民的常态。他们脑子很难容下太多的家国情怀，对政经大事更是无从谈起。说到底，他们时时在心的只有自己小家那一亩二分地的事儿。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就有必要警醒、动员、改造和提升他们，尤其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战乱时期。纸烟成为一种作为批判的工具，于是“不吸烟”被置于一种很高的意识形态。
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大，随之无疾而终。这在意料之中。在旧中国，传统习惯势力是极为强大的。“国情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生活运动提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自上而下推行戒除纸烟，应该说其边际效应却并不理想，而且几乎是越来越差，社会边缘处风波不起，无动于衷。“基层”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净了所有对它来说不可接受的外界波澜。这里只认可小地方多年形成的所谓道理。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猴子不上树，多打十遍锣也没用。
这是地质断层般的阻隔，个人的理由天大地大。
社会底层“你敬我一支，我敬你几根”的悠闲
我已过世的父亲原是一位抗日军人，他从民国过来，曾亲身感受到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并由此成为一个“新生活”的虔诚信徒。后来，不管他沦落到什么处境，如开小铺、做劳工，直至后半生当农民，却始终是一个“新生活运动”的诚笃信徒。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信鬼神。在乡村，几乎人人抽烟，他是见一个告诫一个，劝阻人家抽烟，但每每受到众人抵制、嘲弄，几乎成为大伙笑柄。他依然坚持不懈，愈挫愈勇。
据我所知，没人听他劝诫，他的话在那个时代几乎没起过效用。父亲的劝诫从无回应。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作为一介孩童的我，随父母家人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一个移民村庄。那里的老少爷们人人抽烟，连带着不少妇女儿童也以此为乐。 这是他们选择的经久不衰的乐事。只不过由于收入微薄，一些人只能选择劣质的纸烟。而更多人是在自留地种上一小块烟草，自收自食。他们把收获的烟叶晾晒干后，切成细丝，拌上一点香油，于是烟丝香气悠悠。这种自制的烟丝成本很低，而质地却不错。由于其色泽呈黄铜色，被称为“黄烟”，抽烟的烟具则称为“黄烟袋”。长期抽黄烟丝的人对再好的纸烟也不屑一顾，你哪怕递上“中华”，他笑而不纳。村中的老人大多抽黄烟，干活休息时往那儿舒服地盘腿一坐，先点燃草纸卷就的“纸媒子”，再一袋一袋地吸吮。他们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家的烟丝，那样子既自得又自尊。有的人早晨要靠在床上先抽一两袋烟，然后才起床干活。有人深夜断烟，烟瘾发作，急得到处找人讨烟抽。
那时，村里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对于“吃香的，喝辣的”无不仰慕。这“吃香的”，我理解抽烟是其中之一吧！他们评议说抽烟喝酒是有本事的人，没听到哪个人抽烟喝酒搞穷的，是算计不到才受穷。于是就取笑那些连最劣质的烟都抽不上或者不抽烟的人。
实际上，大多普通人的认知是，抽烟是一种男子汉的象征，显示他有本事，吃得开。尤其烟的档次更显出你在社会上混得怎么样。有些人要面子，身上揣着两种香烟，一种高档的专门在人际场合抽，另一种十分低廉的则在没人处自己抽。
除了本地几种牌子香烟，产自不同地域的名烟，尤其是外国纸烟则更为稀罕，成为大多男人们聚在一起时的交流物。你敬我一支，我敬你几根，人抬人高，在这个场合特别能够体现出来。各种各样的烟袋，烟荷包，烟标图案，打火机，成为显摆，特别能引发饶有意味的民间话题。一边共同喷云吐雾，一边联想到都市芳华，联想到外国异邦，那种快乐可以想见。和香烟有关联的这些物事，几乎成了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共融。著名相声艺术家马季的相声中有“宇宙牌”香烟，一时间家喻户晓，人们都喜欢模仿马季先生说“宇宙牌香烟”时的腔调做派。兴许并不存在的“宇宙牌香烟”，一时成为烟民四处寻觅的稀罕物。
在烟民占有绝对多数的地方，控烟运动即便拥有国族的强大意识形态，遭遇基层的抵抗也是毫无疑义的。烟草在基层总是受到“连亲带故”的接纳，很少受到控烟运动的影响。
烟草，社会的病变
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这句话曾诱惑我去尝试“饭后一支烟”。可惜的是，我并没有体验到“神仙”之乐，因此我也庆幸没有成为烟民中的一员。
以我的观察（当然有更多权威的医学科学证明），烟草对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认识的农民老鲍，他长年抽烟，患有支气管哮喘，仍然在每天早晨下地干活时，一边伛偻着身体，绝望痛苦地咳喘，一边用力吮吸着黄烟袋，脑壳青筋暴起。那姿态的惨烈，简直是以抽烟和死神抗争。不少有病的老人，其得病和抽烟直接或间接相关。为了抽烟过瘾，有时真是不惜命呵。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没有随着大浪起伏，奔腾出人生闪亮的巅峰，平常的我，过着平常人的日子。中国十多亿人口，相信如我者，不在少数。
我们都度过了几乎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日子，粮票、油票、布票、烟票……曾经为了毛脚女婿上门或者婚礼宴席上的一条烟，不得不躲躲闪闪，托人情、走后门，在无情可托的情况下，甚至写下过“今欠张三烟票两张，保证明年归还……”这样的字据。物质的稀缺，挡不住精神的渴望。不管是为了面子撑场面，还是为了满足欲望纯享受，香烟和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一样，是富足生活的一种寓意、幸福日子的一种期盼。小人物，为伊消得人憔悴，却付出得心甘情愿。
渐渐地，各种“票”销声匿迹，大街上富丽的百货店、街角不起眼的烟纸店随时都能买到一包烟。烟不再是个稀罕的事物，烟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在不富裕的年代，烟因其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而是少数人的享受品，加上其独特的寓意，所以，吸烟是一项被尊重的行为。烟也被当做一种礼品，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烟“礼”的含义超过了烟本身这个东西，与其说人们抽烟，不如说人们“用”烟。
遍地都能买到烟后，烟便迅速走入寻常百姓家。烟仿佛与那个膨胀的时代一样，在无拘无束中，点燃的屡屡轻烟迅速将自由、财富等元素裹挟其中。吸烟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自我的行为。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还是不抽烟。但我赫然发现，身边的人，不管西装笔挺还是衣衫褴褛，都被烟的“魅力”所俘虏。
烟似乎真的是个好东西。卡拉OK房、台球房、麻将室，吞云吐雾的人，在喧闹嘈杂中，交换着彼此的心情，仿佛只有通过烟雾朦胧的轻罩，才能窥得人生的悠闲与自在；酒店中、餐桌上、办公室里，抽烟的人，无时无地，仿佛“不烟不人生”，人生就是用烟草去诠释的一种肆意活法。渐渐地，我麻木了。烟不就是个东西么，没什么大不了。所以很长时间，我对烟视若无睹。
但烟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关于烟的各种报道，不绝于媒体，如“假、私、非、超”烟的泛滥。在经济浪潮的奔腾汹涌之下，西方文明攻城略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被抛之脑后，私欲无穷无尽地膨胀，人性变得虚伪而善变，随之而来的，是乱象丛生。烟，注定是社会的病变，是病变，必然会成为社会的毒瘤。
就在此刻，你为了思考而吸食它，或为了它的存在而陷入思考。一缕香烟气息不期而至，透入鼻孔。寻找烟味的源头，不免连带打量香烟后面嘈杂不已的世界。
不论你是千般喜爱沉溺其中，还是无比厌恶声声诅咒，你都得面对它。它披挂着时间的环珮，叮咚作响。它身上有着诸多可能性，或者说不确定性，甚或是某种黑白不彰的神秘感。
从烟草最初出现，人类对于它总有得乐其间、飘飘若仙的意思。烟草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桥段，同样反映人类自身，从亘古到现代社会的心理变迁。
在烟草的世界中，与生俱来似乎就有两道明线，一道暗线。
两道明线，一条是自上而下的，教化性或强制性的禁烟、控烟，但是路线太长，贯彻不到底；另一条是烟草总在基层泛滥，不听前者号令，直到其危害震动上方。
一代代煙民在烟雾中生成、湮灭，对于烟草的言说由局内外人共同形成。烟草的内涵外延，到底是让地球子民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个问题将长久存在下去。
有些时候，道德力量和经济形态并不完全匹配，甚或是相互制衡。烟草问世后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赞美它、利用它；我们又谴责它，甚至焚毁它。这真是一种有趣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