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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岁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
3月1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机构改革之后的新一届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决定易纲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任命是高层共识，亦在多数金融界人士意料之中。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事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
易纲领衔的此央行，已非周小川时代的彼央行，金融监管改革催生“一行两会”新格局，赋予了央行新的职责与权属，除了专注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还要统领银行保险重要性行业立法，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协调行业穿透式监管、宏观去杠杆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新使命和新挑战。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学界人士认为，易纲任职央行行长可谓众望所归。作为周小川任职央行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易纲身上与周小川有诸多相似点：良好的国际口碑、出众的专业素养、学者型官员。
既在预期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新格局下的领导班底，在2018年早春以极富中国特色的组合方式揭幕。
3月19日，全国“两会”期间，央行原副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21日，银监会原主席郭树清成为新组建的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加上留任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到位。
出人意料的是，6日后，郭树清再度获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这一安排在此前“一行三会”中从未出现。
郭树清当日的表态颇为谦逊：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易纲行长是央行具体业务的第一负责人。更多的分析则认为，易纲的确会是央行第一负责人，但涉及央行与银保监的监管协调方面，郭树清显然会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在全新“一行两会”格局中，这一交叉任职的创新人事组合，不仅表明中国对于防控金融风险的迫切需求，也缓释了金融分业监管旧格局下部门协调的不畅。业界认为，这亦是对各界预期的金融双峰监管模式的变通体现。
目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仍在原职坚守，尽管此前曾有传闻，其将转任地方大员，但至今未有新任命，因此很多人相信，刘士余或将在证监会继续其未完使命。即使未来刘士余的职位有所变化，从分工协作上看，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的“新三驾马车”格局已尘埃落定。而无论易纲、郭树清还是刘士余，都面临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棋局，可谓任重道远。
强势央行职能已不限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而是要扛鼎金融系统稳定，负责重要行业立法，统筹跨行业监管协调。
不同的是，易纲在进入央行体系之前的阅历颇为单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执教近十年，在199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7年入职央行后，磨砺20年，易纲成为中国第一个就任央行行长的海归经济学博士，成就学以致用的典范。
相比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一些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的金融官员，易纲则是在90年代中期才参与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操进程。
1997年，易纲凭借专业的理论体系和学识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了他的央行生涯。
此后20年间，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货币政策司司长再到行长助理、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成为很多政策的直接执行者，特别在货币政策和汇改上亲力亲为，留下诸多身影。
易纲的《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两部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其在1988年-2009年写的主要论文，特别是第二部论文集集中诠释了他对利率、汇率、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宏观调控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某货币政策权威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接受过完整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熟悉这种理论、语言，他接任央行行长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会使得中国央行国际化进一步加强。
易纲同时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与易纲有直接接触的经济学家认为，易纲的学者型体现在他能很认真听取并研究学者论文的深层次内涵和逻辑，这在学者型官员中也颇为少见。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易纲用三句话概括当前中国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上述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在国际俱乐部（非正式）中，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成员更容易获得认同感，而易纲具备这样条件。“易纲的英语发音很好，国际组织对易纲评价都很高，从这点来讲，易纲接任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
一位曾经陪韩国总统经济顾问见易纲的经济学家回忆，总统经济顾问对易纲的评价是考虑问题缜密、细致。
易纲获得较高国际认可，与其在中国央行历练20年不无关系。
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办人之一的教授易纲，走进位于长安街的央行大楼，就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从学者转换到政府官员的角色。那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从风暴眼泰国席卷了整个亚洲，中国经济亦受波及。
加盟央行的次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阐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重要。这一年，易纲还预警了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对策。 进入央行五年后，易纲升任秘书长（正司局级），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7年12月，在进入央行十年后，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主管货币政策、办公厅、人事司、国际司等多个举足轻重的司局。
因研究货币政策需要详细数据，所以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与易纲工作交集颇多。盛松成眼中的易纲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实事求是且表里如一。分管司局下属对易纲的评价是，对人对事客观公正、不谋私利，且工作效率颇高。
央行20年间，易纲的一个职业节点是2009年7月开始兼任外管局局长。与易纲相熟的香港中文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曾对媒体介绍，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后，取消了外管局的很多审批权，加强了对部门自身的约束，这对增强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自由度是很好的，对长远经济发展也有帮助。在他看来，作为政府部门领导，“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作为直接执行者，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中国汇改事件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负责货币政策兼外汇管理多年，他（易纲）协调的都很好。”盛松成说。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定价机制改革推出后，人民币兑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关注，人民币汇改也被推到风口浪尖，贬值成为敏感词。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紧急召开会议，成为提出 “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基础”的第一人，现在已经被转化为流行语“人无贬基”。这件事被国内学者认为“做的漂亮”。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7以内。
易纲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据：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易纲在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货币深化论“monetization”，亦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2014年4月，身为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开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3月，由央行党委委员升任党委副书记。种种信号显示，易纲将获重用。据透露，任职央行行长15年的周小川一直颇为赏识易纲的才干。
《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去年4月初央行一副部级干部接受正部级投票考察，易纲作为央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被视为央行系统的首要人选，之后考察顺利通过，内部呼声较高。“主要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接近央行人士曾向《财经》记者表示。
学界预期，担任行长的易纲会重视中国原有的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根据经验教训采取合乎中国国情、适度的方法，从容不迫地推进一些政策，同时，会重视中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以及重要组织的协调，加强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交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紧密。
多位金融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对国内外保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多重使命，周小川卸任后的中国央行，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新任行长易纲来说，未来的工作显然并不轻松。
第一个摆在易纲眼前的挑战，便是本轮机构改革带来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构。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在新的“一行两会”结构中，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从已公布方案来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相关政策的制定，銀保监会主要负责行为监管，证监会相对独立。为此，央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此前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下，人民银行一直扮演牵头增强各监管机构间协调效率的角色。
执法和立法分开会有一定脱节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个部门密切配合。方案提出的“重要法律法规”，也意味着不是完全上收规则制定的权力。而央行上收的规则制定，也需要其对市场深刻了解，特别是保险市场和业务层面的政策。所以，央行不仅要做好协调工作，还要深入了解方针政策和相关的市场、业务。
在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央行须发挥强势作用，易纲在日后的强央行身份中能否顺利协调一行两会也是其将面临的重要问题。
3月26日，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金融混业监管进一步协调的特殊安排。
根据分工，在业务层面，央行全面工作由行长易纲负责。央行党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党委在组织、人事等方面的领导职责。
业内人士认为，易纲将面临的不仅仅是央行本身发展的问题，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央行以及他个人会承担更多责任。
金融监管改革起源于金融业快速发展衍生的风险，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易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去杠杆。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上曾表示，在中国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刘鹤提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
国际清算银行对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高杠杆背后是庞大的影子银行。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达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是表内资产规模1.09倍。
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导致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这些都是人民银行新任行长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某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事实上，对于债务以及杠杆率的问题，易纲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曾表示，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即要稳住总的杠杆率，或者让它每年少增、慢增。其次，易纲建议，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可以有一些优化。
而如何稳杠杆，易纲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稳杠杆这种事，要有资本金的补充机制，也就是要有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就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情，不能说没有资本金，光靠借贷去扩张太厉害，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的约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论什么所有制还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都要严格依法执行财务制度，资本金的约束。
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被认为是易纲接任行长之后需要花时间应对的长期改革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一定成绩。2017年，人民币继续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二大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储备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了长期向好趋势。
但是，某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在2009年—2014年发展很快，2014年以后便出现退潮，到最近已经退到一半了。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像我们想的那么好，这也是新行长需要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更是有所放缓。
自去年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7年1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份额重新回升;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也出现好转。同时，一年多以来首次有高收益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規模也止跌回升，触及一年来高点。
今年初，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好转，市场上再次出现央行应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
易纲则在去年12月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央行没有特别急切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想为人民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逐步便利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一定是市场驱动的过程”。
有关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在2018年面临的挑战，易纲今年初就曾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所阐述。
易纲认为，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易纲提出以下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993年，曾为中国首批留学生，并已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经济系终身教授的易纲回国，与北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以及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人，在次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于为何回国，易纲曾在2013年CCER Club创办的《朗润之声》第三期刊登的一篇专访文章中谈到，他回国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所致，是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既有文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报效祖国，这些话太大”。在易纲看来，人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并不难，难的是选择以后你要承担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
易纲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开始着手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1994年，易纲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研究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彼时，易纲关注到央行的一、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在1995年对此做了调研。1996年，易纲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
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的过程中，易纲没有管中窥豹，而是同时对美、日、德三国的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他在1996年还关注到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把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对于金融专业的人来说，易纲最知名的著作是其编篡的《货币银行学》。该书至今仍是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一些金融专业的学生评价，若论国内货币银行学的写作水平，易纲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20年前，易纲作为在海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名教授，被央行揽至旗下，开始由学者向监管者转型。王健曾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是他接触过的非常独特、非常有潜力的官员。而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又非常低调和内敛。
一位央行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属于学者型官员，平日里对待下属平易近人。不过，易纲的另一面是工作狂，同事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周末时在金融街遇到还在加班的他。
熟悉易纲的人士介绍，央行早上大小会议时间一般是8点半到9点召开，但是易纲主持召开会议基本都是8点开始。这样的会议节奏也带给一些人唠叨，因为每一次易纲开会，央行的司局长都要较以往早起半个小时。
会议中易纲从来不讲虚话，准确地说，最多用两秒钟时间说一句诸如“大家早起开会辛苦”的含蓄用语，然后直奔主题。易纲召开的会最短十分钟散会，最长三小时不散会。
与易纲共事过的同事都知道易纲有一个特点——勤奋。倾听下属汇报工作时习惯用语“你说，你说”，然后不忘做记录。虽然早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但是善于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易纲之前对票据不熟，于是在交流中非常谦虚地问，你给我拿一个票据看看。
“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官员，我只想说我的最终理想还是做老师。但是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指作为官员），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易纲的理想是，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当一名老师。“我希望做一个普通人，普及国民素质，传授一些知识，做一些有用的事。”易纲对燕园学子们曾如是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
不过，对于刚刚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易纲来说，这样的退休生活恐怕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实现。
3月1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机构改革之后的新一届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决定易纲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任命是高层共识，亦在多数金融界人士意料之中。
易纲领衔的此央行，已非周小川时代的彼央行，金融监管改革催生“一行两会”新格局，赋予了央行新的职责与权属，除了专注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还要统领银行保险重要性行业立法，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协调行业穿透式监管、宏观去杠杆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新使命和新挑战。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学界人士认为，易纲任职央行行长可谓众望所归。作为周小川任职央行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易纲身上与周小川有诸多相似点：良好的国际口碑、出众的专业素养、学者型官员。
既在预期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新格局下的领导班底，在2018年早春以极富中国特色的组合方式揭幕。
3月19日，全国“两会”期间，央行原副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21日，银监会原主席郭树清成为新组建的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加上留任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到位。
出人意料的是，6日后，郭树清再度获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这一安排在此前“一行三会”中从未出现。
郭树清当日的表态颇为谦逊：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易纲行长是央行具体业务的第一负责人。更多的分析则认为，易纲的确会是央行第一负责人，但涉及央行与银保监的监管协调方面，郭树清显然会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在全新“一行两会”格局中，这一交叉任职的创新人事组合，不仅表明中国对于防控金融风险的迫切需求，也缓释了金融分业监管旧格局下部门协调的不畅。业界认为，这亦是对各界预期的金融双峰监管模式的变通体现。
目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仍在原职坚守，尽管此前曾有传闻，其将转任地方大员，但至今未有新任命，因此很多人相信，刘士余或将在证监会继续其未完使命。即使未来刘士余的职位有所变化，从分工协作上看，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的“新三驾马车”格局已尘埃落定。而无论易纲、郭树清还是刘士余，都面临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棋局，可谓任重道远。
强势央行职能已不限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而是要扛鼎金融系统稳定，负责重要行业立法，统筹跨行业监管协调。
不同的是，易纲在进入央行体系之前的阅历颇为单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执教近十年，在199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7年入职央行后，磨砺20年，易纲成为中国第一个就任央行行长的海归经济学博士，成就学以致用的典范。
相比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一些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的金融官员，易纲则是在90年代中期才参与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操进程。
1997年，易纲凭借专业的理论体系和学识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了他的央行生涯。
此后20年间，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货币政策司司长再到行长助理、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成为很多政策的直接执行者，特别在货币政策和汇改上亲力亲为，留下诸多身影。
易纲的《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两部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其在1988年-2009年写的主要论文，特别是第二部论文集集中诠释了他对利率、汇率、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宏观调控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某货币政策权威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接受过完整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熟悉这种理论、语言，他接任央行行长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会使得中国央行国际化进一步加强。
易纲同时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与易纲有直接接触的经济学家认为，易纲的学者型体现在他能很认真听取并研究学者论文的深层次内涵和逻辑，这在学者型官员中也颇为少见。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易纲用三句话概括当前中国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央行历练20年
上述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在国际俱乐部（非正式）中，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成员更容易获得认同感，而易纲具备这样条件。“易纲的英语发音很好，国际组织对易纲评价都很高，从这点来讲，易纲接任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
一位曾经陪韩国总统经济顾问见易纲的经济学家回忆，总统经济顾问对易纲的评价是考虑问题缜密、细致。
易纲获得较高国际认可，与其在中国央行历练20年不无关系。
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办人之一的教授易纲，走进位于长安街的央行大楼，就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从学者转换到政府官员的角色。那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从风暴眼泰国席卷了整个亚洲，中国经济亦受波及。
加盟央行的次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阐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重要。这一年，易纲还预警了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对策。 进入央行五年后，易纲升任秘书长（正司局级），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7年12月，在进入央行十年后，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主管货币政策、办公厅、人事司、国际司等多个举足轻重的司局。
因研究货币政策需要详细数据，所以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与易纲工作交集颇多。盛松成眼中的易纲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实事求是且表里如一。分管司局下属对易纲的评价是，对人对事客观公正、不谋私利，且工作效率颇高。
央行20年间，易纲的一个职业节点是2009年7月开始兼任外管局局长。与易纲相熟的香港中文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曾对媒体介绍，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后，取消了外管局的很多审批权，加强了对部门自身的约束，这对增强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自由度是很好的，对长远经济发展也有帮助。在他看来，作为政府部门领导，“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作为直接执行者，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中国汇改事件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负责货币政策兼外汇管理多年，他（易纲）协调的都很好。”盛松成说。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定价机制改革推出后，人民币兑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关注，人民币汇改也被推到风口浪尖，贬值成为敏感词。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紧急召开会议，成为提出 “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基础”的第一人，现在已经被转化为流行语“人无贬基”。这件事被国内学者认为“做的漂亮”。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7以内。
易纲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据：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易纲在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货币深化论“monetization”，亦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2014年4月，身为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开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3月，由央行党委委员升任党委副书记。种种信号显示，易纲将获重用。据透露，任职央行行长15年的周小川一直颇为赏识易纲的才干。
《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去年4月初央行一副部级干部接受正部级投票考察，易纲作为央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被视为央行系统的首要人选，之后考察顺利通过，内部呼声较高。“主要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接近央行人士曾向《财经》记者表示。
学界预期，担任行长的易纲会重视中国原有的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根据经验教训采取合乎中国国情、适度的方法，从容不迫地推进一些政策，同时，会重视中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以及重要组织的协调，加强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交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紧密。
新使命、新挑战
多位金融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对国内外保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多重使命，周小川卸任后的中国央行，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新任行长易纲来说，未来的工作显然并不轻松。
第一个摆在易纲眼前的挑战，便是本轮机构改革带来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构。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在新的“一行两会”结构中，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从已公布方案来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相关政策的制定，銀保监会主要负责行为监管，证监会相对独立。为此，央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此前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下，人民银行一直扮演牵头增强各监管机构间协调效率的角色。
执法和立法分开会有一定脱节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个部门密切配合。方案提出的“重要法律法规”，也意味着不是完全上收规则制定的权力。而央行上收的规则制定，也需要其对市场深刻了解，特别是保险市场和业务层面的政策。所以，央行不仅要做好协调工作，还要深入了解方针政策和相关的市场、业务。
在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央行须发挥强势作用，易纲在日后的强央行身份中能否顺利协调一行两会也是其将面临的重要问题。
3月26日，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金融混业监管进一步协调的特殊安排。
根据分工，在业务层面，央行全面工作由行长易纲负责。央行党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党委在组织、人事等方面的领导职责。
业内人士认为，易纲将面临的不仅仅是央行本身发展的问题，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央行以及他个人会承担更多责任。
金融监管改革起源于金融业快速发展衍生的风险，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易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去杠杆。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上曾表示，在中国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刘鹤提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
国际清算银行对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高杠杆背后是庞大的影子银行。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达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是表内资产规模1.09倍。
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导致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这些都是人民银行新任行长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某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事实上，对于债务以及杠杆率的问题，易纲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曾表示，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即要稳住总的杠杆率，或者让它每年少增、慢增。其次，易纲建议，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可以有一些优化。
而如何稳杠杆，易纲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稳杠杆这种事，要有资本金的补充机制，也就是要有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就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情，不能说没有资本金，光靠借贷去扩张太厉害，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的约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论什么所有制还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都要严格依法执行财务制度，资本金的约束。
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被认为是易纲接任行长之后需要花时间应对的长期改革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一定成绩。2017年，人民币继续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二大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储备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了长期向好趋势。
但是，某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在2009年—2014年发展很快，2014年以后便出现退潮，到最近已经退到一半了。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像我们想的那么好，这也是新行长需要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更是有所放缓。
自去年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7年1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份额重新回升;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也出现好转。同时，一年多以来首次有高收益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規模也止跌回升，触及一年来高点。
今年初，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好转，市场上再次出现央行应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
易纲则在去年12月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央行没有特别急切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想为人民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逐步便利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一定是市场驱动的过程”。
有关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在2018年面临的挑战，易纲今年初就曾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所阐述。
易纲认为，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易纲提出以下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勤奋学者型官员
1993年，曾为中国首批留学生，并已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经济系终身教授的易纲回国，与北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以及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人，在次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于为何回国，易纲曾在2013年CCER Club创办的《朗润之声》第三期刊登的一篇专访文章中谈到，他回国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所致，是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既有文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报效祖国，这些话太大”。在易纲看来，人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并不难，难的是选择以后你要承担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
易纲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开始着手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1994年，易纲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研究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彼时，易纲关注到央行的一、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在1995年对此做了调研。1996年，易纲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
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的过程中，易纲没有管中窥豹，而是同时对美、日、德三国的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他在1996年还关注到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把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对于金融专业的人来说，易纲最知名的著作是其编篡的《货币银行学》。该书至今仍是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一些金融专业的学生评价，若论国内货币银行学的写作水平，易纲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20年前，易纲作为在海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名教授，被央行揽至旗下，开始由学者向监管者转型。王健曾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是他接触过的非常独特、非常有潜力的官员。而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又非常低调和内敛。
一位央行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属于学者型官员，平日里对待下属平易近人。不过，易纲的另一面是工作狂，同事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周末时在金融街遇到还在加班的他。
熟悉易纲的人士介绍，央行早上大小会议时间一般是8点半到9点召开，但是易纲主持召开会议基本都是8点开始。这样的会议节奏也带给一些人唠叨，因为每一次易纲开会，央行的司局长都要较以往早起半个小时。
会议中易纲从来不讲虚话，准确地说，最多用两秒钟时间说一句诸如“大家早起开会辛苦”的含蓄用语，然后直奔主题。易纲召开的会最短十分钟散会，最长三小时不散会。
与易纲共事过的同事都知道易纲有一个特点——勤奋。倾听下属汇报工作时习惯用语“你说，你说”，然后不忘做记录。虽然早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但是善于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易纲之前对票据不熟，于是在交流中非常谦虚地问，你给我拿一个票据看看。
“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官员，我只想说我的最终理想还是做老师。但是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指作为官员），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易纲的理想是，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当一名老师。“我希望做一个普通人，普及国民素质，传授一些知识，做一些有用的事。”易纲对燕园学子们曾如是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
不过，对于刚刚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易纲来说，这样的退休生活恐怕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