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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昕，近年走红的新生代女作家，她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城市爱情》、《百年沉浮》赢得很大的社会反响。然而人们很少知道，她的人生道路却充满了坎坷和磨难。
我来自最为卑微的社会底层，这种卑微的程度，你用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词儿来形容都不为过。我写作的目的，就像杰克·伦敦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从小，我就不知道生父是谁
我出生在安徽西部的一个穷乡僻壤。母亲是农民的女儿，解放前，有个土财主的独生儿子相中了她。那个男人恐怕是真心的，他冲破当时十分森严的门第界限与她结了婚。婚后他们一直没孩子，作为一个女人，这在旧社会，她的家庭境遇可想而知。妈妈常遭婆婆的谩骂和羞辱。
1948年，村里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受苦受难的妇女典型，母亲被“救”了出来。有个工作组组长对我母亲异乎寻常地热情，帮她办了离婚，还让她到处去诉苦，说自己翻身解放后得到的好处。不久，母亲便当“官”了，她从村民小组长干到团支部书记，以后又干过妇女主任。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吃的，母亲再次得到了那位已当上公社书记的工作组长的“关怀”，也就在这个时候她怀上了我。
1964年3月，我出生了，从小我就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尽管我一再怀疑他就是那位工作组组长。这个不明不白的身份，给我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屈辱和歧视。也许是为了遮人耳目，在我出世前，母亲匆忙嫁给了邻村一个离了婚的木匠。木匠和他前妻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母亲嫁给他后，又生了3个弟妹，加上我一共6个孩子。
这就注定了我在这个家庭内会有什么样的境遇。脾气暴躁的养父动辄以老拳相加。有一次，我实在是饿坏了，把家里的半根黄瓜给偷吃了，养父回家后发现了，揪起我的衣领，一把就将我从窗子里扔了出去。我被摔昏过去，躺在泥地上半天没有知觉。
穷人的孩子，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挣扎着。五六岁时，为了能上学，我就自己养兔子攒学费，天气冷，我就把兔子养在背篓里，用破棉絮和杂草裹着，天天扛在肩上背进背出。每次就养两只，长到三四斤后就抱到集市上卖，每次都能卖个十块八块的，这样，我不仅能攒够上学的费用，还能为自己挣来过年时的新衣裳。那时我还不到10岁，缺少别人起码的关心，我只有自己照料自己。
12岁那年，有一次养父骑自行车带着我过一座木桥，结果连人带车一起掉到了干枯的河床上，他爬起来，扛起车就独自走了，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不管不问。我哪里爬得起来，因为我的腿已经摔断了，只好一步一步，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爬回了家。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能再上学了。家里人都把我看成要死的人，没人来管我。这时，也许是良心发现吧，养父终于来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我想吃糖。糖真的买来了，是1分钱一粒的那种硬糖。我第一次知道，糖竟然那么甜。我心里却觉得很苦，心想，吃过这些糖后，我就要死了。
我后来发现自己死不了，就拼命地补习那段荒废了的学业。我知道，最终想要离开这个冷酷的家，自己只有多学知识才有出路。
屋里那盏煤油灯总是长时间地亮着，怕养父责怪，我只能把灯火拨到最小，因为看不清课本上的字，我就把头与灯火凑得很近，火苗便会燎焦我的头发。
通过努力，我终于考上了幼儿师范学校。尽管只是一所中专，但却是我们那个贫困地区最难考的，因为在这里念书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15元钱的生活补助以及32斤粮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上工作。那年，我才17岁。
孤独中的我，不知该走什么路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开始学画画。
有一次，我正画黄昏落日，却突然感到，其实任何一种色彩都画不出那种令人忧伤的美丽。于是我收了画笔，回到宿舍后，怀着那份挥之不去的沉重心情，我写了一篇日记，起名《艺术也会羞愧》。过了两个月，我随手翻看自己的日记，发现这是一篇很完整的散文，就把它寄给了《青年文学》杂志。没想到三个月后，这篇小文章竟被刊登了出来。
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不足30元，还要给养父寄去15元。学画画，我买不起颜料和画布，搞文学则不同，只需要一支笔和几张纸。当幼儿教师，多的就是笔和本。这样一来，我干脆一心走文学之路。
刚到小镇上班，我似乎就开始了初恋。我长得还算漂亮，惹得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常托人上门来提亲，今天是镇长的弟弟，明天是局长的儿子，我都一一拒绝了。我的初恋对象是一个从合肥来我们小镇实习的大学生，因为没地方住，碰巧幼儿园放暑假，房子空着，所以他就住到了幼儿园里。一天我值班，从门缝里发现了他的求爱信，没有署名。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觉得很兴奋很紧张，连拿信的手都在发抖。
过了很长时间，当他实习结束准备回合肥时，才怯生生地跑来敲开我的房门，问我收到信没有。他和我想像的大不一样，长相普通得毫无特点。但从小缺少亲情爱护的我，需要的只是一份关怀和温情。似乎未加任何思考，我就默许了他的求爱。
此后的几个周末，我的宿舍门前总会按时响起阵阵清脆的声音，那是他花了30多元钱买来的一辆破自行车的铃声。他是从合肥骑了几十里路跑来看我的。他的生活费用全部由他父母供给，手头自然也很拮据，乘长途汽车往返，来回要花8元钱路费，30块钱最多只能使我们相聚4个周末，但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却可以让我们相聚无数个周末。
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婚姻与爱情。他说，他爱我的真正目的就是想和我组成家庭，然后生儿育女。我却用当时最时髦的腔调来反驳他：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吗?
这样，还不到第十个周末，我就开始对他有些厌烦，并想办法躲避他。曾经有许多次，他在深秋的寒风中往返四五个小时跑来找我，最后却连我的影子也见不着。那年过春节，他再一次来找我，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竟然感到紧张，并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担心他会掏出硫酸、刀片，做出毁容、伤人之类的非常举动，于是我叫上一大帮朋友责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眼里虽然没有泪水，却有一种无以名状的伤心绝望，这种眼神所透露出来的寒意，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后悔不迭。
我和他再相见，已是6年多以后的事了。这6年中，我稍有闲暇就会想起他。我真的很孤独，需要用这样的回忆来温暖我接近冰点的心。6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再次推开了我的那扇小门。那一刻，我被他感动了，我便抱出所有关于他的日记让他阅读，当时我有一种预感，似乎自己孤独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这一次，他掉下了眼泪。他说，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的拒绝，他一气之下去了西藏。在那里，他拾牛粪、放牧羊群，忍受失恋的痛苦，完全变成了一个牧民。因为父母很想让他回到合肥来，就寄去一张姑娘的照片要他回来结婚，当初他还不知道那是一个残疾姑娘，只是从长相上看，那姑娘跟我相像。现在，他马上就要做父亲了。
可以想像，当时的我是多么震惊和内疚。我的心像是被刀剜似的难受，哭得伤心至极。我哭着求他，让我做一夜他的妻子。他却执著地轻声劝我，应当把自己的贞操留给未来爱我和我爱的丈夫。临走时，他说：“当你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记着，我便是你最后的一条路!”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他说这话蕴含着怎样的分量。
8年婚姻生活，4次自杀
几年来我在影视界不断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些成就。1990年夏天，我创作的一部电视剧在黄山开拍，去参加开镜仪式时认识了一个作家，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王川。他比我大10岁，尝遍了他们那一代人所有的苦头：失学、下乡、挨饿、没有爱情的婚姻，后来又为了离婚，弄得穷困潦倒，欠下一屁股的债。
毫不夸张地说，当初我是铁了心要嫁给王川的。但不久我却发现，王川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可他的理想与现实始终不能同步。他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文字的价值，瞧不起我写的所有电视剧本，但显然我的成功率要比他高，这就使他的心理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并开始不断地朝我身上发泄。我渐渐进入了由王川制造的暴力生活中，而他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经历了无数次的原谅，无数次的重演，无数次的绝望后，我身心疲惫不堪。当我第一次提出要和他离婚时，我发现王川再次发出的忏悔确实是真诚的，他的“保证”是那样的斩钉截铁。事实上，家境的贫寒也确实让我离不了婚，我想真要离婚了，我连买一口锅、一张床的钱都没有，这叫我如何去过独立的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整整8年。而在这8年中，我曾经4次自杀。有一次，他把我打得小便都失禁了，我实在忍受不下去，就抓过两瓶安眠药，未做任何思考，一仰头通通灌进了嘴里。开始王川还以为我是在吓唬他，连理都没理我。等我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王川躲在一边哭。药性使我足足昏睡了三天三夜。护士后来告诉我，我被王川送进医院时，瞳孔都放大了。
出院时，王川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以后他若再发脾气，就同意跟我离婚。结果，没过几天时间，他又旧病复发，不仅把我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电视机也砸了个稀烂。他自知理亏，更知道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他了，便取走了家里仅有的5000元存款，离家出走了。
眼里流出的是泪，而心里淌出的却是血。我一贫如洗，这时肝脏也出了问题，常常痛得起不来床。无奈之下，我只好给一向很少联系的娘家打了个求助电话。亲戚来后，却没有一个先到病床前问问我的病情，因为在他们眼里，我这个私生女始终都是多余之人。一大群人大吃了一顿我抱着病痛给他们做的丰盛晚餐，接下去又打了一整夜的麻将，天一亮，全都走了。
走投无路的我，最后终于想到了他——那个曾经为我而去了西藏的初恋情人。他的那句“我是你最后的一条路”的话，使我动了心。但是，已经8年过去了，他还愿意兑现当初的承诺吗?电话打过去，我还没有报出名字，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放下电话不到半小时，他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小屋子里。他还保留着初恋时的那份热切，但是显得比以前成熟多了。
第二天，他怀揣着厚厚一沓钞票，说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帮我把病治好。他告诉我，昨晚和妻子商量这件事，他那位身有残疾的妻子并没有反对的意思。这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之后便是住院、治病，他倾其所有悉心照料我，还把我女儿接到他母亲那里，请老人家替我照顾孩子。那天我支吾着问他，该如何感谢你呢?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回答令我顿时泪流满面。他说：“你只要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因为他——我的初恋情人，尽管我遭遇了那么多磨难，但至今我都不怀疑人性的美好。也因为此，我才能从绝境中走出，重新面对人生。对那个被王川砸烂了的家，我请来一位专业电视摄像师，全都拍了下来，并提供给法庭。有了这些证据，1997年法院终于在王川缺席的情况下判决我们离了婚。用抱病卧榻写成的20集电视剧《秋天里的玫瑰》所得的稿酬，我在合肥市区租到一间房子。忙完这一切，他又回到了残疾妻子的身边。
我的女儿和我的写作
在合肥，我一边在一家晚报打工，一边继续写作。1998年，因为上海有线电视台准备开拍我新写的《浮情缘》(播放时已改名《城市爱情》)一剧，我就孤身一人南下了。临行前，我把女儿托付给了保姆。
上海确实是一个文化大都市，我刚把那部电视剧的初稿改完，又来了新的稿约。结果，那年成了我获得大丰收的一年，经济上翻了身，也渐渐有了一点小名气。
怕女儿一个人太孤独，我和前夫王川取得联系，让他住进我在合肥租下的那间屋子，不仅不要他出抚养费，每个月还给他一些钱，只希望他能多给女儿一点爱。没想到，日益穷困潦倒的王川，竟把我给女儿的生活费自己开销了。等我在上海买了房子，并准备把女儿接过来时，他居然以女儿的自由和生活来要挟我，说我不给他15万元，就不放孩子到上海来。
我愤怒至极，一次次跟他在电话里争吵。他自始至终都摆出一副无赖相，扬言说，我如果不给他钱，他就把女儿杀了，然后再自杀!当我忍无可忍，准备向公安部门报案时，他竟劫持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女儿是我的心头肉，一想到她被自己那个混蛋父亲劫走了，一直下落不明，我就心如刀绞。朋友们再三劝我放宽心，王川毕竟是孩子的父亲，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难道他连虎狼都不如?很侥幸，半个月后，女儿因为出水痘，急需住院，王川当时身无分文，只好再次打电话来求我。
我当天就买飞机票回合肥，一出机场我就打110报警，随后请赶来的警察和我一起，赶到与王川约定的见面地点。女儿一见到我，一头扑过来。因为有警察在场，王川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女儿正发着高烧，浑身长满了痘瘢，往外流脓水，头发像是一年没梳，小脸脏得仿佛一辈子也没洗过，那副小模样，跟小叫花子没什么两样。
1999年，我把女儿带到了上海。这年她已经7岁了，正好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花了4万多元，给她找了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女儿在我身边过得很愉快，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向我表达欢心。她天天跟在我的屁股后头，用她甜甜的声音说：“我的妈妈是最爱我的!”
一番悲欢离合后，我也把许多事情看得很淡了，惟有对文学的那份爱恋，始终耿耿于怀。现在我也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时间，可以进行真正的创作。记得17岁那年，我刚发表第一篇小散文时，就想到将来一定要写大书。2000年夏天，我为躲避大上海的喧闹，跑到苏州郊区一个农民家的小屋里，历时1年完成了一部长达50集的电视剧初稿。现在我已经跟上海永乐影视公司签订了合同，只等我把剧本修改完，立即投入拍摄，我给它起名《百年沉浮》。
我来自最为卑微的社会底层，这种卑微的程度，你用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词儿来形容都不为过。我写作的目的，就像杰克·伦敦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从小，我就不知道生父是谁
我出生在安徽西部的一个穷乡僻壤。母亲是农民的女儿，解放前，有个土财主的独生儿子相中了她。那个男人恐怕是真心的，他冲破当时十分森严的门第界限与她结了婚。婚后他们一直没孩子，作为一个女人，这在旧社会，她的家庭境遇可想而知。妈妈常遭婆婆的谩骂和羞辱。
1948年，村里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受苦受难的妇女典型，母亲被“救”了出来。有个工作组组长对我母亲异乎寻常地热情，帮她办了离婚，还让她到处去诉苦，说自己翻身解放后得到的好处。不久，母亲便当“官”了，她从村民小组长干到团支部书记，以后又干过妇女主任。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吃的，母亲再次得到了那位已当上公社书记的工作组长的“关怀”，也就在这个时候她怀上了我。
1964年3月，我出生了，从小我就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尽管我一再怀疑他就是那位工作组组长。这个不明不白的身份，给我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屈辱和歧视。也许是为了遮人耳目，在我出世前，母亲匆忙嫁给了邻村一个离了婚的木匠。木匠和他前妻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母亲嫁给他后，又生了3个弟妹，加上我一共6个孩子。
这就注定了我在这个家庭内会有什么样的境遇。脾气暴躁的养父动辄以老拳相加。有一次，我实在是饿坏了，把家里的半根黄瓜给偷吃了，养父回家后发现了，揪起我的衣领，一把就将我从窗子里扔了出去。我被摔昏过去，躺在泥地上半天没有知觉。
穷人的孩子，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挣扎着。五六岁时，为了能上学，我就自己养兔子攒学费，天气冷，我就把兔子养在背篓里，用破棉絮和杂草裹着，天天扛在肩上背进背出。每次就养两只，长到三四斤后就抱到集市上卖，每次都能卖个十块八块的，这样，我不仅能攒够上学的费用，还能为自己挣来过年时的新衣裳。那时我还不到10岁，缺少别人起码的关心，我只有自己照料自己。
12岁那年，有一次养父骑自行车带着我过一座木桥，结果连人带车一起掉到了干枯的河床上，他爬起来，扛起车就独自走了，把我一个人撂在那里不管不问。我哪里爬得起来，因为我的腿已经摔断了，只好一步一步，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爬回了家。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能再上学了。家里人都把我看成要死的人，没人来管我。这时，也许是良心发现吧，养父终于来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我想吃糖。糖真的买来了，是1分钱一粒的那种硬糖。我第一次知道，糖竟然那么甜。我心里却觉得很苦，心想，吃过这些糖后，我就要死了。
我后来发现自己死不了，就拼命地补习那段荒废了的学业。我知道，最终想要离开这个冷酷的家，自己只有多学知识才有出路。
屋里那盏煤油灯总是长时间地亮着，怕养父责怪，我只能把灯火拨到最小，因为看不清课本上的字，我就把头与灯火凑得很近，火苗便会燎焦我的头发。
通过努力，我终于考上了幼儿师范学校。尽管只是一所中专，但却是我们那个贫困地区最难考的，因为在这里念书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15元钱的生活补助以及32斤粮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上工作。那年，我才17岁。
孤独中的我，不知该走什么路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开始学画画。
有一次，我正画黄昏落日，却突然感到，其实任何一种色彩都画不出那种令人忧伤的美丽。于是我收了画笔，回到宿舍后，怀着那份挥之不去的沉重心情，我写了一篇日记，起名《艺术也会羞愧》。过了两个月，我随手翻看自己的日记，发现这是一篇很完整的散文，就把它寄给了《青年文学》杂志。没想到三个月后，这篇小文章竟被刊登了出来。
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不足30元，还要给养父寄去15元。学画画，我买不起颜料和画布，搞文学则不同，只需要一支笔和几张纸。当幼儿教师，多的就是笔和本。这样一来，我干脆一心走文学之路。
刚到小镇上班，我似乎就开始了初恋。我长得还算漂亮，惹得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常托人上门来提亲，今天是镇长的弟弟，明天是局长的儿子，我都一一拒绝了。我的初恋对象是一个从合肥来我们小镇实习的大学生，因为没地方住，碰巧幼儿园放暑假，房子空着，所以他就住到了幼儿园里。一天我值班，从门缝里发现了他的求爱信，没有署名。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觉得很兴奋很紧张，连拿信的手都在发抖。
过了很长时间，当他实习结束准备回合肥时，才怯生生地跑来敲开我的房门，问我收到信没有。他和我想像的大不一样，长相普通得毫无特点。但从小缺少亲情爱护的我，需要的只是一份关怀和温情。似乎未加任何思考，我就默许了他的求爱。
此后的几个周末，我的宿舍门前总会按时响起阵阵清脆的声音，那是他花了30多元钱买来的一辆破自行车的铃声。他是从合肥骑了几十里路跑来看我的。他的生活费用全部由他父母供给，手头自然也很拮据，乘长途汽车往返，来回要花8元钱路费，30块钱最多只能使我们相聚4个周末，但这辆破旧的自行车却可以让我们相聚无数个周末。
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婚姻与爱情。他说，他爱我的真正目的就是想和我组成家庭，然后生儿育女。我却用当时最时髦的腔调来反驳他：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吗?
这样，还不到第十个周末，我就开始对他有些厌烦，并想办法躲避他。曾经有许多次，他在深秋的寒风中往返四五个小时跑来找我，最后却连我的影子也见不着。那年过春节，他再一次来找我，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竟然感到紧张，并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担心他会掏出硫酸、刀片，做出毁容、伤人之类的非常举动，于是我叫上一大帮朋友责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眼里虽然没有泪水，却有一种无以名状的伤心绝望，这种眼神所透露出来的寒意，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后悔不迭。
我和他再相见，已是6年多以后的事了。这6年中，我稍有闲暇就会想起他。我真的很孤独，需要用这样的回忆来温暖我接近冰点的心。6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再次推开了我的那扇小门。那一刻，我被他感动了，我便抱出所有关于他的日记让他阅读，当时我有一种预感，似乎自己孤独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这一次，他掉下了眼泪。他说，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的拒绝，他一气之下去了西藏。在那里，他拾牛粪、放牧羊群，忍受失恋的痛苦，完全变成了一个牧民。因为父母很想让他回到合肥来，就寄去一张姑娘的照片要他回来结婚，当初他还不知道那是一个残疾姑娘，只是从长相上看，那姑娘跟我相像。现在，他马上就要做父亲了。
可以想像，当时的我是多么震惊和内疚。我的心像是被刀剜似的难受，哭得伤心至极。我哭着求他，让我做一夜他的妻子。他却执著地轻声劝我，应当把自己的贞操留给未来爱我和我爱的丈夫。临走时，他说：“当你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记着，我便是你最后的一条路!”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他说这话蕴含着怎样的分量。
8年婚姻生活，4次自杀
几年来我在影视界不断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些成就。1990年夏天，我创作的一部电视剧在黄山开拍，去参加开镜仪式时认识了一个作家，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王川。他比我大10岁，尝遍了他们那一代人所有的苦头：失学、下乡、挨饿、没有爱情的婚姻，后来又为了离婚，弄得穷困潦倒，欠下一屁股的债。
毫不夸张地说，当初我是铁了心要嫁给王川的。但不久我却发现，王川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可他的理想与现实始终不能同步。他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文字的价值，瞧不起我写的所有电视剧本，但显然我的成功率要比他高，这就使他的心理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并开始不断地朝我身上发泄。我渐渐进入了由王川制造的暴力生活中，而他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经历了无数次的原谅，无数次的重演，无数次的绝望后，我身心疲惫不堪。当我第一次提出要和他离婚时，我发现王川再次发出的忏悔确实是真诚的，他的“保证”是那样的斩钉截铁。事实上，家境的贫寒也确实让我离不了婚，我想真要离婚了，我连买一口锅、一张床的钱都没有，这叫我如何去过独立的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整整8年。而在这8年中，我曾经4次自杀。有一次，他把我打得小便都失禁了，我实在忍受不下去，就抓过两瓶安眠药，未做任何思考，一仰头通通灌进了嘴里。开始王川还以为我是在吓唬他，连理都没理我。等我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王川躲在一边哭。药性使我足足昏睡了三天三夜。护士后来告诉我，我被王川送进医院时，瞳孔都放大了。
出院时，王川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以后他若再发脾气，就同意跟我离婚。结果，没过几天时间，他又旧病复发，不仅把我打得遍体鳞伤，还把电视机也砸了个稀烂。他自知理亏，更知道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他了，便取走了家里仅有的5000元存款，离家出走了。
眼里流出的是泪，而心里淌出的却是血。我一贫如洗，这时肝脏也出了问题，常常痛得起不来床。无奈之下，我只好给一向很少联系的娘家打了个求助电话。亲戚来后，却没有一个先到病床前问问我的病情，因为在他们眼里，我这个私生女始终都是多余之人。一大群人大吃了一顿我抱着病痛给他们做的丰盛晚餐，接下去又打了一整夜的麻将，天一亮，全都走了。
走投无路的我，最后终于想到了他——那个曾经为我而去了西藏的初恋情人。他的那句“我是你最后的一条路”的话，使我动了心。但是，已经8年过去了，他还愿意兑现当初的承诺吗?电话打过去，我还没有报出名字，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放下电话不到半小时，他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小屋子里。他还保留着初恋时的那份热切，但是显得比以前成熟多了。
第二天，他怀揣着厚厚一沓钞票，说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帮我把病治好。他告诉我，昨晚和妻子商量这件事，他那位身有残疾的妻子并没有反对的意思。这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之后便是住院、治病，他倾其所有悉心照料我，还把我女儿接到他母亲那里，请老人家替我照顾孩子。那天我支吾着问他，该如何感谢你呢?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回答令我顿时泪流满面。他说：“你只要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因为他——我的初恋情人，尽管我遭遇了那么多磨难，但至今我都不怀疑人性的美好。也因为此，我才能从绝境中走出，重新面对人生。对那个被王川砸烂了的家，我请来一位专业电视摄像师，全都拍了下来，并提供给法庭。有了这些证据，1997年法院终于在王川缺席的情况下判决我们离了婚。用抱病卧榻写成的20集电视剧《秋天里的玫瑰》所得的稿酬，我在合肥市区租到一间房子。忙完这一切，他又回到了残疾妻子的身边。
我的女儿和我的写作
在合肥，我一边在一家晚报打工，一边继续写作。1998年，因为上海有线电视台准备开拍我新写的《浮情缘》(播放时已改名《城市爱情》)一剧，我就孤身一人南下了。临行前，我把女儿托付给了保姆。
上海确实是一个文化大都市，我刚把那部电视剧的初稿改完，又来了新的稿约。结果，那年成了我获得大丰收的一年，经济上翻了身，也渐渐有了一点小名气。
怕女儿一个人太孤独，我和前夫王川取得联系，让他住进我在合肥租下的那间屋子，不仅不要他出抚养费，每个月还给他一些钱，只希望他能多给女儿一点爱。没想到，日益穷困潦倒的王川，竟把我给女儿的生活费自己开销了。等我在上海买了房子，并准备把女儿接过来时，他居然以女儿的自由和生活来要挟我，说我不给他15万元，就不放孩子到上海来。
我愤怒至极，一次次跟他在电话里争吵。他自始至终都摆出一副无赖相，扬言说，我如果不给他钱，他就把女儿杀了，然后再自杀!当我忍无可忍，准备向公安部门报案时，他竟劫持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女儿是我的心头肉，一想到她被自己那个混蛋父亲劫走了，一直下落不明，我就心如刀绞。朋友们再三劝我放宽心，王川毕竟是孩子的父亲，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难道他连虎狼都不如?很侥幸，半个月后，女儿因为出水痘，急需住院，王川当时身无分文，只好再次打电话来求我。
我当天就买飞机票回合肥，一出机场我就打110报警，随后请赶来的警察和我一起，赶到与王川约定的见面地点。女儿一见到我，一头扑过来。因为有警察在场，王川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女儿正发着高烧，浑身长满了痘瘢，往外流脓水，头发像是一年没梳，小脸脏得仿佛一辈子也没洗过，那副小模样，跟小叫花子没什么两样。
1999年，我把女儿带到了上海。这年她已经7岁了，正好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花了4万多元，给她找了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女儿在我身边过得很愉快，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向我表达欢心。她天天跟在我的屁股后头，用她甜甜的声音说：“我的妈妈是最爱我的!”
一番悲欢离合后，我也把许多事情看得很淡了，惟有对文学的那份爱恋，始终耿耿于怀。现在我也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时间，可以进行真正的创作。记得17岁那年，我刚发表第一篇小散文时，就想到将来一定要写大书。2000年夏天，我为躲避大上海的喧闹，跑到苏州郊区一个农民家的小屋里，历时1年完成了一部长达50集的电视剧初稿。现在我已经跟上海永乐影视公司签订了合同，只等我把剧本修改完，立即投入拍摄，我给它起名《百年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