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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研究中心主任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黄纪苏：强调价值多元化，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价值观太不多元，财富价值观越来越通吃独大。知识分子向官员看齐，官员向富豪看齐，骨子里还都是向钱看。而且上行下效，发了财的没完没了，没发上的不依不饶，这是造成社会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营建一种多元的价值环境，钱少点也能得到尊重，这样大家的气才能顺点儿，心才能静点儿，社会也才能和平一点儿，人回首一生才不会觉得就像过了一遍点钞机。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要相对多元一些，做官的有做官的滋味，读书的有读书的乐趣，挣钱的有挣钱的追求，不像现在都堵在一条财富道上。知识分子本来最有条件为这个社会做表率，因为他不但有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十分充分的文化支撑，什么“张三影”、“柳三变”、“温八叉”真是要多少有多少。但如今他们在财富面前，在掌握着财富的权力面前，一个个低三下四看着跟小罗锅似的。
秦晖：这点我可能跟纪苏有点不同，我觉得这个价值多元是只要有充分的自由就会形成的东西，如果现在大家都奔着当大官去，其实都是制度造成的。价值多元，在我看来就是要更多的自由。如果用权力的力量去提倡某一种价值，是很难实现价值多元的。还有一点，现在崇拜钱更根本是崇拜权力，所谓的拼爹其实是拼官，现在连和尚都要讲处级、科级，钱权结合得越来越牢固了。
《南风窗》：在单一的财富价值观之下，因为家庭背景等各种原因，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这两端之间的失衡或者平衡状况，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黄纪苏：社会公平是核心问题。贫富分化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到90年代愈演愈烈，虽然权贵阶级一马当先，但平民也还有机会，起来的不少，应该说那时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机会平等。今天利益越来越固化，随便举个例子，前几年去蕲春参加一个活动，负责接待的女孩非常漂亮，一问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当时我还感慨中国文艺资源的下溢是好事情啊。但这两年，净听人说谁谁又从下面跑回到北上广了，为什么呢，因为地方上几乎都是拼爹拼关系，只好跑到北上广拼能力拼学历赌运气。
利益格局的固化成为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普遍现象，则是近10年的事。个人奋斗、艰苦创业模式越来越被垄断、食利、世袭的腐朽格局所取代。郊区农民分了5套房子一夜暴富，不夜以继日搓麻难道还要起早贪黑修自行车么？有位财源滚滚的青年作家也发誓让闺女一辈子什么都不干光吃喝玩乐。这个问题的确有中国特色，那就是权力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从自由到垄断也是市场的必然逻辑，他胜出了，攻下了山头，当然想一劳永逸，发明各种损招不让别人攻上来。市场所打造的“名牌”、“明星”，本质上就是垄断收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什么例外的，美国常春藤大学富人子弟有多少？不过也要承认，西方国家在打破垄断、重造机会平等方面比我们做得要好。例如，他们财产税的征收比例都快赶上抄家土改，相当于半份社会革命了。咱们这儿的立法就很难推动，都想着长宜子孙啊。
黄纪苏：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越走越好，但这个体系的路却越走越窄。所以，中国要想谋长远，就必须成为改造这个体系的中坚力量；要成为这样的力量，中国需要改造自己，包括自己的世界观—目前的这个只认成就不管问题的“中国模式”是远远不够的。
我感觉，上世纪80年代有种布衣精神，那时的年轻人耻于炫耀门第，都想凭本事考上清华北大。90年代中开始，风气开始发生了变化。前不久我看一个电视婚恋节目，一男一女都在北京上学，男的来自河南，毕业后要女友跟他一起回去，说家里把两人的公务员职位都安排好了。女友说我想先在北京试试，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如果去河南，就全靠你家里的关系了。男孩听了几乎是条件反射地问，“有关系干嘛不靠？”80年代不会有人好意思在电视上这么说吧。价值观都变了。
《南风窗》：像黄老师刚刚说的，90年代之后像“有关系干嘛不用”这种不以为耻的观念是怎么促成的？按理说现代社会应该更自由，认识更先进才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何光沪：我想到的最简单的原因，包括经济状况：由于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年轻人找工作确实很难，还有房价高得离谱。有一点我跟秦晖是一致的：中国的房价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土地制度的问题。这导致年轻人对买房绝望，30年不吃不喝都买不起，全世界平均数字是不到10年工资，美国是3到5年。这种状态要想在北京买房子，你不拼爹，没办法。这种状况以前叫“赤贫”，比“贫穷”可怕得多。我们这个社会一些部分是赤贫，连精神也处于赤贫状态。
秦晖：“贫”是个经济概念，现在更主要是贵贱的区分是非常之大的。
《南风窗》：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经济发展到现在，出现了本质上相似的问题，那就是要防止某些领域的封建化。
黄纪苏：谁来到这个世上都要劳动都要奋斗，人生就该如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都比封建主义的不劳而获要强。中国近代基本口号是反帝反封建，这的确有道理。现在不提反封建了，看来不行。旧的“封建”还没肃清，新的“封建”又来了。
秦晖：但是纪苏，现在基本上在史学界“封建”和“专制”已经是两个词了。不过你的意思我是同意的。
黄纪苏：这里用的“封建”的确在史学上不大准确，但习惯上都这么用，图个方便吧。“封建”跟你说的“专制”还有些区别，“专制”更是个政治概念，而“封建”则不仅是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概念。“反封建”不但要反对政治专制，要监督权力，同时也要对各种原因造成的垄断、食利、不劳而获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批判。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研究中心主任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黄纪苏：强调价值多元化，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价值观太不多元，财富价值观越来越通吃独大。知识分子向官员看齐，官员向富豪看齐，骨子里还都是向钱看。而且上行下效，发了财的没完没了，没发上的不依不饶，这是造成社会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营建一种多元的价值环境，钱少点也能得到尊重，这样大家的气才能顺点儿，心才能静点儿，社会也才能和平一点儿，人回首一生才不会觉得就像过了一遍点钞机。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要相对多元一些，做官的有做官的滋味，读书的有读书的乐趣，挣钱的有挣钱的追求，不像现在都堵在一条财富道上。知识分子本来最有条件为这个社会做表率，因为他不但有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十分充分的文化支撑，什么“张三影”、“柳三变”、“温八叉”真是要多少有多少。但如今他们在财富面前，在掌握着财富的权力面前，一个个低三下四看着跟小罗锅似的。
秦晖：这点我可能跟纪苏有点不同，我觉得这个价值多元是只要有充分的自由就会形成的东西，如果现在大家都奔着当大官去，其实都是制度造成的。价值多元，在我看来就是要更多的自由。如果用权力的力量去提倡某一种价值，是很难实现价值多元的。还有一点，现在崇拜钱更根本是崇拜权力，所谓的拼爹其实是拼官，现在连和尚都要讲处级、科级，钱权结合得越来越牢固了。
公平与正义
《南风窗》：在单一的财富价值观之下，因为家庭背景等各种原因，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这两端之间的失衡或者平衡状况，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黄纪苏：社会公平是核心问题。贫富分化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到90年代愈演愈烈，虽然权贵阶级一马当先，但平民也还有机会，起来的不少，应该说那时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机会平等。今天利益越来越固化，随便举个例子，前几年去蕲春参加一个活动，负责接待的女孩非常漂亮，一问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当时我还感慨中国文艺资源的下溢是好事情啊。但这两年，净听人说谁谁又从下面跑回到北上广了，为什么呢，因为地方上几乎都是拼爹拼关系，只好跑到北上广拼能力拼学历赌运气。
利益格局的固化成为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普遍现象，则是近10年的事。个人奋斗、艰苦创业模式越来越被垄断、食利、世袭的腐朽格局所取代。郊区农民分了5套房子一夜暴富，不夜以继日搓麻难道还要起早贪黑修自行车么？有位财源滚滚的青年作家也发誓让闺女一辈子什么都不干光吃喝玩乐。这个问题的确有中国特色，那就是权力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从自由到垄断也是市场的必然逻辑，他胜出了，攻下了山头，当然想一劳永逸，发明各种损招不让别人攻上来。市场所打造的“名牌”、“明星”，本质上就是垄断收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什么例外的，美国常春藤大学富人子弟有多少？不过也要承认，西方国家在打破垄断、重造机会平等方面比我们做得要好。例如，他们财产税的征收比例都快赶上抄家土改，相当于半份社会革命了。咱们这儿的立法就很难推动，都想着长宜子孙啊。
黄纪苏：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越走越好，但这个体系的路却越走越窄。所以，中国要想谋长远，就必须成为改造这个体系的中坚力量；要成为这样的力量，中国需要改造自己，包括自己的世界观—目前的这个只认成就不管问题的“中国模式”是远远不够的。
我感觉，上世纪80年代有种布衣精神，那时的年轻人耻于炫耀门第，都想凭本事考上清华北大。90年代中开始，风气开始发生了变化。前不久我看一个电视婚恋节目，一男一女都在北京上学，男的来自河南，毕业后要女友跟他一起回去，说家里把两人的公务员职位都安排好了。女友说我想先在北京试试，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如果去河南，就全靠你家里的关系了。男孩听了几乎是条件反射地问，“有关系干嘛不靠？”80年代不会有人好意思在电视上这么说吧。价值观都变了。
《南风窗》：像黄老师刚刚说的，90年代之后像“有关系干嘛不用”这种不以为耻的观念是怎么促成的？按理说现代社会应该更自由，认识更先进才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何光沪：我想到的最简单的原因，包括经济状况：由于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年轻人找工作确实很难，还有房价高得离谱。有一点我跟秦晖是一致的：中国的房价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土地制度的问题。这导致年轻人对买房绝望，30年不吃不喝都买不起，全世界平均数字是不到10年工资，美国是3到5年。这种状态要想在北京买房子，你不拼爹，没办法。这种状况以前叫“赤贫”，比“贫穷”可怕得多。我们这个社会一些部分是赤贫，连精神也处于赤贫状态。
秦晖：“贫”是个经济概念，现在更主要是贵贱的区分是非常之大的。
《南风窗》：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经济发展到现在，出现了本质上相似的问题，那就是要防止某些领域的封建化。
黄纪苏：谁来到这个世上都要劳动都要奋斗，人生就该如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都比封建主义的不劳而获要强。中国近代基本口号是反帝反封建，这的确有道理。现在不提反封建了，看来不行。旧的“封建”还没肃清，新的“封建”又来了。
秦晖：但是纪苏，现在基本上在史学界“封建”和“专制”已经是两个词了。不过你的意思我是同意的。
黄纪苏：这里用的“封建”的确在史学上不大准确，但习惯上都这么用，图个方便吧。“封建”跟你说的“专制”还有些区别，“专制”更是个政治概念，而“封建”则不仅是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概念。“反封建”不但要反对政治专制，要监督权力，同时也要对各种原因造成的垄断、食利、不劳而获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