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位诗人叫贾岛，早年家境贫寒，出家当了和尚……”某著名特级教师批评说，“这是典型的病句，但大家都这么说，书上也这么写，集非成是，也就习焉不察。”他认为，从语法规范的角度看，“早年”之前，应添上主语“贾岛”或“他”。另外，他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贾岛是唐朝的一位诗人，早年家境贫寒，出家當了和尚……”
　　这批评当然很有道理，从表面上看，句子的组成成分确乎不完整，但从表达效果看，似乎也不会产生歧义，那个“家境贫寒，出家当和尚”的当然是贾岛，不会是其他人。添上“他”或“贾岛”作主语，诚然可以使句子的结构符合语法规范，但句子就不够简练了，有点累赘。由“唐朝有位诗人叫贾岛”，改为“贾岛是唐朝的一位诗人”，意思不变但表达的效果显然有差异。前者是讲故事的口气，后者是平白的叙述和说明。儿童喜欢听故事，以讲故事的口气与儿童说话，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唐朝有位诗人叫贾岛”，意味着后面有关于贾岛的故事。贾岛的什么故事呢？儿童感到好奇。这样的开场白，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难道就不要语法，不要规范了吗？语法规范当然是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好像也不必过分死板。中国古人说，“词达而已”，即把话说明白，让人能领会意思就可以了。“修辞以立诚”，花里胡哨的修饰大可不必，画地为牢的语法大概也不必太拘泥。语言终究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它是动态发展的，也是约定俗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语言在具体应用时有很强的情境性，它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表达，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样式，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风格。因此，同一个意思，可以有多样的句式表达，指望靠一个叫作语法的东西来一统江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语言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私人性的，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总要符合某种统一的规范，否则语言的交流就会有障碍，或不明其意，或产生歧义。语文学习是民族母语的学习，母语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精神的渊源。五千年中华文明留下恒河沙数的文化典籍，我们的先人举笔造文，用意详审，不可能没有行文的规范，但又确乎没有留下专门的语法著作。文章当然要通，句子当然要顺，但通与不通、顺与不顺，似乎并不取决于有无语法教学，也没有所谓的“语法”来衡量。儿童从开蒙进学到科场考试，期间或私塾或书院，无论家学渊源，还是名师指教，似乎都不涉专门的语法教学。
　　“语法”作为特定的概念，是西风东渐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封锁的国门打开，有学者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的典籍进行总结、分析和提炼，意在搞出一个体系化的语言应用法则。《马氏文通》开先河，以后便有各种版本的“语法”，语法的体系日臻完备。汉语语法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西学中用的产物，也是中国语言学界与世界对话的尝试。语法的最大作用，大概是方便语文教学，它使儿童的语言学习有章可循，教师的教学评价有法可依。但带有西方文化烙印的体系化“语法”，是否真能适应并涵盖丰富多彩的汉语表达，这是值得怀疑的。从先秦诸子到唐宋八大家，似乎没有循所谓的“语法”，而写出文采斐然的篇章；鲁迅、朱自清那一代且不论，当代作家的代表作，大概也少有经得起所谓“语法”的严格分析。
　　语法是语言应用的通用法则，它所关注的是语言的使用是否规范，重点在词语的运用与句式的表达是否恰当。但语言是思想的家园，思想的复杂性决定语言意蕴的复杂，语言在特定情境中的运用更是丰富多样，语言在各种文体中鲜活的呈现很难用抽象的概念给予规定。况且，汉语的形象性与表意性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抽象性和表音符号。如果说西方语言分析的着眼点在言与意二者的关系，那么，汉语分析的着眼点在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汉语并不追求确定，但多带有不确定的意会，它不执着于定义的精准，但有想象的开阔与丰富。
　　汉语是“象”的思维，不同于西方的概念化思维，所以语言表达比较率性与自由，这也很合于儿童的天性。小学阶段的语言规范训练是需要的，应该讲一点语法，但要求不要太苛刻，否则，既不合民族母语的特点，也无助儿童学习语言的兴趣，似乎规范了，但思想僵化了，话语单调了，表达枯燥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