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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一部优秀的电影使他不朽。半个世纪之后，辛德勒时代的种族屠杀仍在发生，令人唏嘘。
保罗·鲁塞萨巴吉纳堪称这样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时期，他保护了1268人免遭屠杀者毒手。他的经历同样感动了好莱坞，以他的故事为蓝本拍摄了影片《卢旺达酒店》，影片导演将鲁塞萨巴吉纳称为“人性的光辉榜样”。
英雄从来都平凡
鲁塞萨巴吉纳无论哪方面在卢旺达都只算得上普通，中等个头，中等身材，态度温和，总是无可挑剔地穿一身黑色西装，打丝绸领带。但作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米勒·科利纳五星级酒店的经理，他在1994年的76天里所做的一切远非普通二字可以形容。
仅凭借一个酒窖、一条电话线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保护了1268名藏身于他酒店的人不被胡图族行刑队抓走。
“没有一个人被带走，没有一个人被殴打，没有一个人被杀害……我的酒店里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这是我唯一关心的，”鲁塞萨巴吉纳说。
鲁塞萨巴吉纳是一个政治观点温和的胡图族人，但不是每个同族人都像他这样，许多平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律师、教师、商人、教士——都加入了屠杀者行列，将刀砍向图西族人的脖子。而许多比酒店似乎更安全的避难点——教堂、学校等地都未能阻止胡图族行刑队进入。成千上万人顷刻间丧命，100天之内，100万人被杀。大屠杀前，图西族占卢旺达人口的14%，而大屠杀后，只占9%。
在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一种疯狂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时，鲁塞萨巴吉纳的善举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噩梦之始
鲁塞萨巴吉纳的噩梦开始于1994年4月9日，那是卢旺达胡图族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后的第三天。总统的遇刺好像催化剂，将本已紧张的两族关系推向崩溃，而一些人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早已策划的大屠杀。
4月9日这天早上，总统卫队的士兵来到了鲁塞萨巴吉纳家，要求他把他们带到米勒·科利纳的姐妹酒店——国宾酒店，他们要把那里变成他们的总部。鲁塞萨巴吉纳拒绝抛下图西族妻子塔提亚娜、4个孩子以及在他家起居室避难的32个邻居，于是所有人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由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护送而来。
然而，刚走没多远，总统卫队的中尉指挥官就停下车来。他将一把半自动步枪交到鲁塞萨巴吉纳手中。“你这个叛徒，”中尉说，“拿起这把枪，杀死这些蟑螂。”当时，鲁塞萨巴吉纳觉得自己死定了，唯一不确定的只是什么时候。他还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按照那个中尉所说，扣动扳机，杀死自己的家人。
“你必须明白，杀人已不再是件复杂的事，”他回忆说，“我们周围都是尸体。这（杀人）就好像是个玩笑，起码很正常。”
说这话的时候，鲁塞萨巴吉纳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死神在头顶徘徊的时刻。
“我对那个（卫队指挥官）人说:‘听着，朋友。杀掉面包车里的老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将得到什么？我知道有人又饿又累，我可以给你钱。干吗不谈谈呢？’”
但这些都不起作用。总统卫队的人说，他们已得到了报酬，每杀一个图西族人都能得到20万西非法郎（约合20美元）。于是，鲁塞萨巴吉纳尝试另一种策略。
“如果你想杀死他们，那就去吧，”鲁塞萨巴吉纳对那个指挥官说，“你不会受益，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只有25岁，但你下半辈子都要双手沾满鲜血地生活。”
然后，鲁塞萨巴吉纳使用了他今后一段时间经常会使用的一句话。他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你将怎样面对历史？”经过近1个小时的交涉，中尉终于接受了交易，但鲁塞萨巴吉纳拒绝透露他到底支付了多少钱。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决定性时刻，“我觉得我已经死了，”他回忆说，“但那之后，我总想我能够找到出路。”
美酒换命
幸运的是，他的职位帮了他的忙。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首都的五星级酒店是这个国家精英人群的社交场所。作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鲁塞萨巴吉纳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卢旺达政界、军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
此外，作为比利时的前殖民地，卢旺达还有一些比利时公司，其中包括比利时航空公司。鲁塞萨巴吉纳所在的米勒·科利纳酒店以及国宾酒店都为比航所有。
基加利城里熟悉政治圈的人都以为，时常举办新闻发布会的米勒·科利纳酒店肯定有联合国军队保护，于是他们蜂拥而至。4月11日，卢旺达的白人几乎已全部撤离，而美国间谍卫星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数千具尸体漂浮在卡盖拉河上，河水将他们一直送到维多利亚湖。
到4月12日时，113个房间的米勒·科利纳酒店已经在满负荷运转，这里聚集了400多人。后来几天，这家五星级酒店越来越像一个难民营，最后人数达到1268人。
鲁塞萨巴吉纳把保护这些人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他以往与军、政高层建立起的良好关系派上了用场。
“如果你想和什么人谈判，你得拉近他们，给他们想要的东西。”鲁塞萨巴吉纳说。他们想要的是酒，而且他们知道鲁塞萨巴吉纳这里有全市最好的酒窖。“这就是卢旺达的办事方式，你交谈，你协商，通常总得边喝边谈。”鲁塞萨巴吉纳说。
酒店的常客中包括陆军参谋长奥古斯坦·比祖蒙古将军。尽管比祖蒙古现在因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但鲁塞萨巴吉纳还是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
一天，胡图族武装分子进入酒店，声称要把这里的图西族人都杀死。鲁塞萨巴吉纳和比祖蒙古正在国宾酒店痛饮啤酒和白兰地。听到这消息后，他们急忙赶回米勒·科利纳酒店。据鲁塞萨巴吉纳回忆，比祖蒙古掏出枪来喊道:“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我就杀了他;如果一个人打了人，我也杀了他;如果你们不在5分钟之内离开，我就把你们全毙了。”胡图族武装分子最终离开了。
在这里，种族不是界限
酒店的261房间是鲁塞萨巴吉纳全家居住过的地方，但住在那里的不仅是他们几个，还有两家总共40人都住在这个房间。这还是因为他们来得早，能够住在房间里。后来的人只能随便找地方睡:在走廊上，会议厅，甚至咖啡厅里。
在酒店寻求避难的人是一群不一般的人。其中有被屠杀的图西族总理的孩子、其后的三任总理、基加利前总检察官等。他们中还有牧师、主教、知识分子、商人、记者等。甚至有一些杀人者会把自己的图西族妻子或母亲带到这里躲藏。这也是众多难民能够在米勒·科利纳酒店幸存的原因之一。
弗朗索瓦·哈比亚卡勒是个立场温和的胡图族人，曾担任过公共服务部部长。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米勒·科利纳酒店。“每个阶层都有人在这里，”他回忆说，“胡图族、图西族，各个政党——所有人都和谐地居住在这里。保罗是（保证这种和谐的）原因——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从不因为你的身份而给你特别关照。如果他不那样，在米勒·科利纳酒店内部就可能爆发内战。”
加萨斯拉夫妇的逃生经历是所有米勒·科利纳幸存者中的经典，鲁塞萨巴吉纳可以不夸张地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让-巴蒂斯特和奥黛特·加萨斯拉都是医生，在图西族知识分子圈里很知名。屠杀开始后，两人试图带着孩子逃离基加利。他们想去接奥黛特的姐姐、一位知名的女议员，但遭到一群刚刚杀死奥黛特姐姐的武装人员的袭击，不得不退回自己家。广播里说，加萨斯拉夫妇已经被打死。
其后的两周时间，他们不敢呆在屋里，而是躲藏在房子外面的树丛里。与此同时，鲁塞萨巴吉纳一直在寻找他们，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让－巴蒂斯特以为是武装分子打来检查他们是否已死，所以不让奥黛特接电话。最后，奥黛特实在忍受不住煎熬。她说，再这样下去他们不被砍死也会饿死，不管怎样都会死，索性横下一条心，接听了电话。
电话救了他们。让-巴蒂斯特描绘他们抵达米勒·科利纳酒店时的心情:“就像是从地狱走进了地上的天堂”。他们看到了许多像他们一样被宣布死亡的人。“想到与这些人死在一起，我们有了一种奇怪的舒适感……我们非常高兴能与朋友们死在一起，”让-巴蒂斯特说。奥黛特后来还为一个17岁女孩接生了孩子。此后，女孩与她的图西族歌手男友在酒店举行了婚礼，婚礼由一位主教主持，孩子也受了洗礼。
安全转移
住进米勒·科利纳酒店并不是进了保险箱，在那些日子里，这里的居民时刻与死神打交道。
哈比亚卡勒说:“好几周，我们都在等死。武装分子袭击了我们好几次，最后我们还遭到炮击。还有，我们还可能死于饥饿。”
由于不断有人躲进米勒·科利纳酒店，食品越来越成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鲁塞萨巴吉纳开始协商将酒店居民转移到图西族控制的地区。酒店的大多数人认为鲁塞萨巴吉纳会在第一时间离开。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决定留下，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妻子塔提亚娜和让-巴蒂斯特都试图说服他，但鲁塞萨巴吉纳决心已定。“如果我救了自己，那么想起1000多人因我而死会怎样？我怎么面对历史？”
5月3日，第一次转移行动失败。包括塔提亚娜和孩子、加萨斯拉夫妇在内的70人试图转移，但有人告诉了武装分子，结果他们在路上被截，遭到了殴打。直到5月27日，酒店里第一批100多难民才得以转移。在转移前的那天晚上，261房间的几个家庭凑在一起。“我们决定，无论谁活着，都要照顾其他家的孩子，视同己出，”让-巴蒂斯特说，“我们告诉孩子们，从现在起他们就是亲兄弟姐妹。”
转移行动取得成功。到6月18日，所有米勒·科利纳酒店的难民都安全转移，没有一人丧生。
离开酒店后，鲁塞萨巴吉纳带着孩子开车前往塔提亚娜的家乡。在平常，那是一段让人心旷神怡的旅程，青山翠谷，炊烟犬吠，一派农家风韵。可是，1994年，这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没有车，没有动物。唯一的声音是狗吞食死尸的声音，”鲁塞萨巴吉纳说，“整个乡村弥漫着死亡的味道。”
在塔提亚娜家，他们发现了起居室的血迹，顺着血迹，他们找到了一个坟墓，那里埋葬着塔提亚娜的母亲、嫂子、4个孙子、1个孙女的尸体。只有在此时，平静的鲁塞萨巴吉纳愤怒了，他第一感觉到如果手里有枪，他可能会杀人。回到基加利，他又继续管理了两年米勒·科利纳酒店。1996年，他自我放逐到比利时。也许他的离开源于他内心深处对祖国的失望。
“我不会闭嘴不言。可我们卢旺达人到现在依然不能正视邪恶……胡图族会告诉你他们的历史，图西族也一样。对我来说，我们都有罪。按照这两种逻辑，我都失去了亲人。我们需要坐在一起，胡图族人、图西族人，共商未来。”
就像鲁塞萨巴吉纳对那位中尉所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结束。你将如何面对历史？”
保罗·鲁塞萨巴吉纳堪称这样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时期，他保护了1268人免遭屠杀者毒手。他的经历同样感动了好莱坞，以他的故事为蓝本拍摄了影片《卢旺达酒店》，影片导演将鲁塞萨巴吉纳称为“人性的光辉榜样”。
英雄从来都平凡
鲁塞萨巴吉纳无论哪方面在卢旺达都只算得上普通，中等个头，中等身材，态度温和，总是无可挑剔地穿一身黑色西装，打丝绸领带。但作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米勒·科利纳五星级酒店的经理，他在1994年的76天里所做的一切远非普通二字可以形容。
仅凭借一个酒窖、一条电话线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保护了1268名藏身于他酒店的人不被胡图族行刑队抓走。
“没有一个人被带走，没有一个人被殴打，没有一个人被杀害……我的酒店里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这是我唯一关心的，”鲁塞萨巴吉纳说。
鲁塞萨巴吉纳是一个政治观点温和的胡图族人，但不是每个同族人都像他这样，许多平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律师、教师、商人、教士——都加入了屠杀者行列，将刀砍向图西族人的脖子。而许多比酒店似乎更安全的避难点——教堂、学校等地都未能阻止胡图族行刑队进入。成千上万人顷刻间丧命，100天之内，100万人被杀。大屠杀前，图西族占卢旺达人口的14%，而大屠杀后，只占9%。
在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一种疯狂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时，鲁塞萨巴吉纳的善举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噩梦之始
鲁塞萨巴吉纳的噩梦开始于1994年4月9日，那是卢旺达胡图族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后的第三天。总统的遇刺好像催化剂，将本已紧张的两族关系推向崩溃，而一些人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展开了早已策划的大屠杀。
4月9日这天早上，总统卫队的士兵来到了鲁塞萨巴吉纳家，要求他把他们带到米勒·科利纳的姐妹酒店——国宾酒店，他们要把那里变成他们的总部。鲁塞萨巴吉纳拒绝抛下图西族妻子塔提亚娜、4个孩子以及在他家起居室避难的32个邻居，于是所有人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由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护送而来。
然而，刚走没多远，总统卫队的中尉指挥官就停下车来。他将一把半自动步枪交到鲁塞萨巴吉纳手中。“你这个叛徒，”中尉说，“拿起这把枪，杀死这些蟑螂。”当时，鲁塞萨巴吉纳觉得自己死定了，唯一不确定的只是什么时候。他还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按照那个中尉所说，扣动扳机，杀死自己的家人。
“你必须明白，杀人已不再是件复杂的事，”他回忆说，“我们周围都是尸体。这（杀人）就好像是个玩笑，起码很正常。”
说这话的时候，鲁塞萨巴吉纳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死神在头顶徘徊的时刻。
“我对那个（卫队指挥官）人说:‘听着，朋友。杀掉面包车里的老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将得到什么？我知道有人又饿又累，我可以给你钱。干吗不谈谈呢？’”
但这些都不起作用。总统卫队的人说，他们已得到了报酬，每杀一个图西族人都能得到20万西非法郎（约合20美元）。于是，鲁塞萨巴吉纳尝试另一种策略。
“如果你想杀死他们，那就去吧，”鲁塞萨巴吉纳对那个指挥官说，“你不会受益，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只有25岁，但你下半辈子都要双手沾满鲜血地生活。”
然后，鲁塞萨巴吉纳使用了他今后一段时间经常会使用的一句话。他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你将怎样面对历史？”经过近1个小时的交涉，中尉终于接受了交易，但鲁塞萨巴吉纳拒绝透露他到底支付了多少钱。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决定性时刻，“我觉得我已经死了，”他回忆说，“但那之后，我总想我能够找到出路。”
美酒换命
幸运的是，他的职位帮了他的忙。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首都的五星级酒店是这个国家精英人群的社交场所。作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鲁塞萨巴吉纳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卢旺达政界、军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
此外，作为比利时的前殖民地，卢旺达还有一些比利时公司，其中包括比利时航空公司。鲁塞萨巴吉纳所在的米勒·科利纳酒店以及国宾酒店都为比航所有。
基加利城里熟悉政治圈的人都以为，时常举办新闻发布会的米勒·科利纳酒店肯定有联合国军队保护，于是他们蜂拥而至。4月11日，卢旺达的白人几乎已全部撤离，而美国间谍卫星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数千具尸体漂浮在卡盖拉河上，河水将他们一直送到维多利亚湖。
到4月12日时，113个房间的米勒·科利纳酒店已经在满负荷运转，这里聚集了400多人。后来几天，这家五星级酒店越来越像一个难民营，最后人数达到1268人。
鲁塞萨巴吉纳把保护这些人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他以往与军、政高层建立起的良好关系派上了用场。
“如果你想和什么人谈判，你得拉近他们，给他们想要的东西。”鲁塞萨巴吉纳说。他们想要的是酒，而且他们知道鲁塞萨巴吉纳这里有全市最好的酒窖。“这就是卢旺达的办事方式，你交谈，你协商，通常总得边喝边谈。”鲁塞萨巴吉纳说。
酒店的常客中包括陆军参谋长奥古斯坦·比祖蒙古将军。尽管比祖蒙古现在因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但鲁塞萨巴吉纳还是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
一天，胡图族武装分子进入酒店，声称要把这里的图西族人都杀死。鲁塞萨巴吉纳和比祖蒙古正在国宾酒店痛饮啤酒和白兰地。听到这消息后，他们急忙赶回米勒·科利纳酒店。据鲁塞萨巴吉纳回忆，比祖蒙古掏出枪来喊道:“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我就杀了他;如果一个人打了人，我也杀了他;如果你们不在5分钟之内离开，我就把你们全毙了。”胡图族武装分子最终离开了。
在这里，种族不是界限
酒店的261房间是鲁塞萨巴吉纳全家居住过的地方，但住在那里的不仅是他们几个，还有两家总共40人都住在这个房间。这还是因为他们来得早，能够住在房间里。后来的人只能随便找地方睡:在走廊上，会议厅，甚至咖啡厅里。
在酒店寻求避难的人是一群不一般的人。其中有被屠杀的图西族总理的孩子、其后的三任总理、基加利前总检察官等。他们中还有牧师、主教、知识分子、商人、记者等。甚至有一些杀人者会把自己的图西族妻子或母亲带到这里躲藏。这也是众多难民能够在米勒·科利纳酒店幸存的原因之一。
弗朗索瓦·哈比亚卡勒是个立场温和的胡图族人，曾担任过公共服务部部长。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米勒·科利纳酒店。“每个阶层都有人在这里，”他回忆说，“胡图族、图西族，各个政党——所有人都和谐地居住在这里。保罗是（保证这种和谐的）原因——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从不因为你的身份而给你特别关照。如果他不那样，在米勒·科利纳酒店内部就可能爆发内战。”
加萨斯拉夫妇的逃生经历是所有米勒·科利纳幸存者中的经典，鲁塞萨巴吉纳可以不夸张地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让-巴蒂斯特和奥黛特·加萨斯拉都是医生，在图西族知识分子圈里很知名。屠杀开始后，两人试图带着孩子逃离基加利。他们想去接奥黛特的姐姐、一位知名的女议员，但遭到一群刚刚杀死奥黛特姐姐的武装人员的袭击，不得不退回自己家。广播里说，加萨斯拉夫妇已经被打死。
其后的两周时间，他们不敢呆在屋里，而是躲藏在房子外面的树丛里。与此同时，鲁塞萨巴吉纳一直在寻找他们，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让－巴蒂斯特以为是武装分子打来检查他们是否已死，所以不让奥黛特接电话。最后，奥黛特实在忍受不住煎熬。她说，再这样下去他们不被砍死也会饿死，不管怎样都会死，索性横下一条心，接听了电话。
电话救了他们。让-巴蒂斯特描绘他们抵达米勒·科利纳酒店时的心情:“就像是从地狱走进了地上的天堂”。他们看到了许多像他们一样被宣布死亡的人。“想到与这些人死在一起，我们有了一种奇怪的舒适感……我们非常高兴能与朋友们死在一起，”让-巴蒂斯特说。奥黛特后来还为一个17岁女孩接生了孩子。此后，女孩与她的图西族歌手男友在酒店举行了婚礼，婚礼由一位主教主持，孩子也受了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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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米勒·科利纳酒店并不是进了保险箱，在那些日子里，这里的居民时刻与死神打交道。
哈比亚卡勒说:“好几周，我们都在等死。武装分子袭击了我们好几次，最后我们还遭到炮击。还有，我们还可能死于饥饿。”
由于不断有人躲进米勒·科利纳酒店，食品越来越成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鲁塞萨巴吉纳开始协商将酒店居民转移到图西族控制的地区。酒店的大多数人认为鲁塞萨巴吉纳会在第一时间离开。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决定留下，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妻子塔提亚娜和让-巴蒂斯特都试图说服他，但鲁塞萨巴吉纳决心已定。“如果我救了自己，那么想起1000多人因我而死会怎样？我怎么面对历史？”
5月3日，第一次转移行动失败。包括塔提亚娜和孩子、加萨斯拉夫妇在内的70人试图转移，但有人告诉了武装分子，结果他们在路上被截，遭到了殴打。直到5月27日，酒店里第一批100多难民才得以转移。在转移前的那天晚上，261房间的几个家庭凑在一起。“我们决定，无论谁活着，都要照顾其他家的孩子，视同己出，”让-巴蒂斯特说，“我们告诉孩子们，从现在起他们就是亲兄弟姐妹。”
转移行动取得成功。到6月18日，所有米勒·科利纳酒店的难民都安全转移，没有一人丧生。
离开酒店后，鲁塞萨巴吉纳带着孩子开车前往塔提亚娜的家乡。在平常，那是一段让人心旷神怡的旅程，青山翠谷，炊烟犬吠，一派农家风韵。可是，1994年，这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没有车，没有动物。唯一的声音是狗吞食死尸的声音，”鲁塞萨巴吉纳说，“整个乡村弥漫着死亡的味道。”
在塔提亚娜家，他们发现了起居室的血迹，顺着血迹，他们找到了一个坟墓，那里埋葬着塔提亚娜的母亲、嫂子、4个孙子、1个孙女的尸体。只有在此时，平静的鲁塞萨巴吉纳愤怒了，他第一感觉到如果手里有枪，他可能会杀人。回到基加利，他又继续管理了两年米勒·科利纳酒店。1996年，他自我放逐到比利时。也许他的离开源于他内心深处对祖国的失望。
“我不会闭嘴不言。可我们卢旺达人到现在依然不能正视邪恶……胡图族会告诉你他们的历史，图西族也一样。对我来说，我们都有罪。按照这两种逻辑，我都失去了亲人。我们需要坐在一起，胡图族人、图西族人，共商未来。”
就像鲁塞萨巴吉纳对那位中尉所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结束。你将如何面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