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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成为率先完成脱贫任务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30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全国最小省份之一；全面小康指数达到95%以上……多年来，浙江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战略，不断创新精准扶贫方式，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
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
双峰乡横山村，磐安县一个下山移民村，全村43户108人，生活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山村美景中。
“移民下山前，村民砍树卖钱，填了肚皮、坏了生态。现在靠12家农家乐，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坦了。”看着进村入住农家乐的游客越来越多，村委会主任张招银脸上乐开了花：“去年上半年，村里已经消除‘4600元以下’贫困户。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扶贫政策，现在许多村民可能还生活在‘4600元以下’。”
横山村从“砍砍卖卖”到“看看住住”的变化，是浙江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22万户、43万人实现了脱贫。成为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尽管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浙江脱贫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由于自然禀赋不同，区域发展并不平衡，浙西南部分县乡曾存在一定的贫困人口。1978年，全省贫困人口还有1200万人，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始终把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重要引领，把消灭贫困、统筹城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1998年，浙江一举摘掉了8个县的“贫困帽”，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从“八八战略”，到“两富”“两美”浙江，惠及全省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重要指引、发展主线。
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多年来，省委、省政府一手抓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手抓低收入农户加快增收，与“五年计划”同步出台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新世纪以来共印发4个省委文件；与“党政换届”同步实施针对扶贫对象的扶贫举措，逐步减少低收入贫困农户，提高低收入农户致富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把扶贫开发纳入“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坚持党政主导，战略推进，实施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2013—2017年）等一系列专项扶贫行动，持续加大了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形成各方合力推进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机制，制定“二类六档”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淳安等26县基本运转、民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转移支付。每年投入近千亿元，用以建设“高速公路网络工程”、乡村“康庄工程”、水运强省工程。“十二五”时期，省财政向淳安等26县转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亿元以上。
2015年初，省委、省政府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作出了到2015年底基本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贫困现象的决策，并纳入2015年省政府民生十方面实事，狠抓落实。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战略思想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着力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实现战略性转变，精准发力补短板、持续给力打基础，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让低收入群众共享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2015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宣布：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兑现了对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
“大数据”扶贫，精准到人
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问题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4月27日省委十三届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补短板的若干意见》中，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被作为需要重点补齐的两大民生短板之一。
不可否认，虽然已经如期完成脱贫，但是全省不少农户脱贫基础还不稳固，存在“返贫”的风险和压力。“精准扶贫，就是要对症下药”。近年来，浙江各地从健全发现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入手，在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增强合力上发力，努力接长低收入群体的幸福短板，让每个人都活出幸福感。
2016年 3月18日，记者来到磐安县双峰乡皿一村特困户羊昌大家采访，正碰上前来走访的双峰乡乡长胡志峰和乡村干部。
今年79岁的羊昌大是皿一村的农户，孤寡无子女，没有劳动能力，生活拮据，被县里列入特别扶贫数据库。
“磐安按照省里规定，较早就建立了扶贫数据库，创新建立了影像档案，采取照片、PPT等影像资料反映低收入农户的住房、家庭成员、致贫原因、从事产业、帮扶责任人等情况，做到精准识别。”磐安县副县长陈新森说。
找准、找全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2011年，浙江按照当年农民收入40%左右和农村户籍人口10%左右的“两条标尺”，确定了4600元（2010年）的省定扶贫标准。2014年末2015年初，在原有低收入农户数据库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全面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确保做到不错户、不漏人，确认了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21万户、43万人，并做好了信息核查、数据核实、建档立卡等基础性工作。在采访时记者发现，各地精准扶贫做到“一户一策一干部，扶贫信息全覆盖”，一本本“帮扶台账”架起了贫困群众和结对干部间的亲密桥梁。 为确保消除贫困成果真实可信，2015年末，省人大、省政协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花名册内的43万贫困人口，进村入户、逐人走访、当面问询、一一核对，确保不落一户一人。
然而，扶贫对象随时会发生变化，动态管理和即时扶贫必须跟上。各地不断创新机制和载体，做到随时跟踪和解决动态贫困。
“我们建立了月度走访调研制度和扶贫数据监测机制，扶贫结对干部定期下点走访，按照‘看房屋算家当，看产业算后劲，看劳力算收入，看医教算支出’的办法，登记家庭人口变动、收入、支出、产量、走访情况等，做到月度、季度、年度三汇总，实现一本在手，情况一目了然。”磐安县特扶办副主任胡飞标介绍说。
“我们正在建一个扶贫动态信息平台。”苍南县扶贫办副主任林增阔说，为防止返贫，苍南按照政策、数据、资源对接的要求，尝试搭建“互联网+扶贫”信息平台，对扶贫、脱贫进行动态精细管理。
持续增强“造血”能力
贫困不仅是生活物质的匮乏，更是发展权利的缺失。增强扶贫对象的“造血”功能，让贫困者不仅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更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自身的尊严。
54岁的李美英，现在是杭州下沙高教园区一家缙云烧饼店的老板，不久前还是因丈夫生病、家庭缺失劳力而导致处于“4600元以下”的缙云农民。
“一天营业额有2000多元呢！”说起眼下的烧饼生意，李美英喜笑颜开，和记者说起了她的“烧饼故事”。得到缙云政府的帮扶，她参加了烧饼师傅培训，并在杭州下沙开了一家缙云烧饼示范店。
现在，她不仅还清了5万元负债，还有了积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而最让她惊喜的是，今年还拿到了政府给予的1万元“示范店”补贴。
为帮助农户增收，缙云县将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政府先后成立了“烧饼办”，开设了“烧饼班”，制作了“烧饼书”，一些从“路边摊”做到“示范店”的模范户，政府还给予奖励。此举不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农户”贫困现象，还在全县掀起一股“双创”热潮。如今，缙云有6000多人开出烧饼示范店，年营业收入突破7亿元。
缙云“扶贫烧饼”成就富民产业，生动反映出浙江各地针对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众实际，精准创设载体，将扶贫的“规划图”变成“施工图”。
在金华兰溪市黄店镇社溪村，60多岁的唐赛娥一有空就从经纪人那里拿回礼品袋，然后穿带子。“天天在家做，每个月都有六七百块钱的收入。”唐赛娥说，烧完饭、打扫完卫生，搞来料加工做点活，既能赚钱补贴家用，还能充实生活。在浙江，像唐赛娥一样从事来料加工的农民超过百万，来料加工在全省异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覆盖率已接近90%，人均年加工费收入超8000元。
随着电商的兴起，衢州龙游县结合当地发展特色，通过协调推进电商平台建设、产业基地孵化、农村电商培育，探索出了一条电商产业扶贫的新路径。2015年上半年，龙游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达到5089元，同比增长18.4%。目前，龙游县从事网创人员达到4600名，开设网店2800多家。
位于浙南最偏远地区的泰顺县培坑村，得益于村级资金互助会的资金支持，村民纷纷贷款办起织带厂，解决了村民增收与家门口就业难题。村委会主任毛定够说：“留在村里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更没啥存款，多亏村里的资金互助会，为我们提供了急需的贷款。”泰顺县经过几年发展，至今已有103家村级资金互助会。
记者了解到，2014年，浙江全面推行以“丰收爱心卡”为载体的扶贫小额信贷制度，积极开展扶贫资金互助会及其联合会试点，低收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提升。“十二五”时期向欠发达地区累计发放小额信贷26.43亿元。
金华武义县于1993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下山脱贫，异地发展”的扶贫之路，其成功经验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等世界性会议上被推广介绍，成为异地下山脱贫与百姓增收、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多赢”的“县域样本”。
区域“手牵手”，“摘帽”GDP
走进松阳县裕溪乡章山村，阡陌交错、鸡犬相闻，马蹄形的山坳里错落分布着一幢幢黄墙黛瓦的宅院。“多亏了山海协作项目，让我们抓住发展民宿的机会。”53岁的特色民宿经营户胡定虎兴奋地告诉记者。
松阳县和余姚市从2006年起共同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百村发展促进计划”。2015年，裕溪乡章山村签订的帮扶项目是民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在山海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胡定虎和11户村民将自住老屋的闲置房间重新装修、添置设施，办起了外土内洋的特色民宿，仅国庆长假就赚进960元。
近年来，浙江通过山海协作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方式由“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加快扶贫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子。
2002年起，浙江大力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浙东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与浙西南的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结合起来，此举既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又促进发达地区转型升级，实现了互动双赢。
“百村经济发展促进计划”“省外浙商帮扶低收入群众增收152计划”……2002年以来，实施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8980个，到位资金3033.8亿元；建成9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10个省级山海协作职业技能实训基地，组织培训并转移劳动力28万人，帮扶低收入群众实现增收25亿元。
丽水，这个浙西南的山区市，过去人们提起来，都会连连摇头。而现在，不独生态环境质量全省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也是连续四年全省第一。这有赖于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地区特别扶持政策。
2010年底，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内生功能，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11年开始对经济发展最落后、生态保护最繁重、地理位置最偏远的12个县（市、区），实施三年一期的特别扶持政策，其中丽水的县（市、区）占了一半。 2011—2013年，第一轮特扶累计完成项目1536个，投资144.3亿元；2014—2016年，第二轮特扶计划扶持“扶贫开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三大类19个子项458个项目，带动总投资126.4亿元，重点县自我发展能力和民生保障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2015年初，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淳安等26个欠发达县（市、区）一次性全部“摘除”欠发达县“帽子”决策，并出台《关于推进淳安等26县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包括：保持对26县支持政策不变，不再考核GDP及相关指标，探索绿色GDP考核；考核结果与财政补助奖励、土地指标配置等相挂钩，形成“干得好的奖、增、加，干不好的罚、减、换”激励机制。
贫困县退出机制，卸下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这些县市能根据自身特点，摆脱过去为了指标生搬硬套他人经验的尴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据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淳安等26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7403元，增长18.3%，高出全省农民收入增幅8.8个百分点。
构建合力扶贫大格局
在一个个扶贫措施和项目的背后，是一支强大的扶贫“大军”。全省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发达县镇等与扶贫重点村结对帮扶，并动员民营企业、爱心人士等力量参与扶贫，构建起了全社会合力扶贫的大格局。
2015年12月10日晚，初冬的景宁带着丝丝寒意，浙医一院院长王伟林、党委书记顾国煜带领10余名该院专家赶赴景宁，送上了远程教学、多参数生命采集等价值400余万元的医疗设备，并设立了“浙医一院精准医疗扶贫基金”200万元，用于帮助景宁偏远地区的村民看病。
“浙医一院来此开展医疗扶贫两年来，给景宁百姓带来了福音。以前，我县病人动不动就要奔波到外地看病，现在外地的病人还要赶过来看病！” 景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学智说。
在景宁已建9个远程会诊平台基础上，浙医一院还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送达基层，帮助偏远地区提升诊疗水平，实现“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县”。目前，浙医一院已与150多家基层医院实现远程联网诊疗。
多年来，浙江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拓展扶贫领域，丰富扶贫形式，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扶贫部门牵头实施、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扶贫开发推进机制，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2016年3月18日下午，记者走进磐安县尚湖镇大王村王春银家的时候，女儿订婚的队伍刚走，王春银两口子满脸洋溢着喜气。
王春银今年61岁，老两口和女儿都是残疾。今年26岁的女儿，从小就耳聋，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大学毕业后在金华的一家物流公司上班。2015年，王春银一家低保金领到了7200元；王春银被聘到扶贫公益岗当村保洁员，每个月有了500元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按照因病、因学、因残、因灾等致贫类别，全县定制了相应的脱贫套餐。”尚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柏炯告诉记者，王春银一家三口享受的是针对因病、因残、因灾致贫户推出的“优先列入救灾救济+优先纳入低保+社会捐款资助” 脱贫套餐，对因学致贫户，县里还有“优先享受助学政策+‘免抵押、免担保’助学贷款+社会捐款资助”脱贫套餐。
扶贫难，难在脱贫户中，有一半以上是自身缺乏“造血”功能、主要依靠社会救助来保障基本生活的人群，这部分人很容易返贫。所以，必须进一步强化低保兜底功能，扩大低保覆盖，确保绝对贫困现象不出现反复。
“2015年浙江全省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所有县的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4600元以上，新增低保人员12万人，实现保基本、保民生。”省民政厅负责人告诉记者，2016年浙江省城乡低保标准将提高10%。
国土部门对农民异地搬迁“戴帽”下达每人4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指标，对12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年安排2700亩建设用地指标；省科技厅、省卫计委分别组建了对26县的科技专业帮扶团组和卫生专业帮扶团组……省级党政35个职能部门按照扶贫开发职责分工，制定职能扶贫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及配套政策。
2016年5月23日，在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浙江省副省长黄旭明在作《关于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目前，省级226个单位组成29个帮扶团组，每年安排帮扶资金1.5亿元以上，省级九批次的农村工作指导员落实项目20万个，争取扶贫资金91.6亿元。
同时，浙江还引导、鼓励民营企业主、浙商、华人华侨和爱心人士建立乡情公益基金，积极回报家乡。各地还创新成立扶贫开发投融资公司，吸引金融资金、工商资本、社会资本等积极参与扶贫开发。
“十三五”大幕徐徐展开，站在新的起点上，浙江继续前行，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开启扶贫开发“加速度”，努力实现“不让一个人掉队”的高水平全面小康。
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
双峰乡横山村，磐安县一个下山移民村，全村43户108人，生活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山村美景中。
“移民下山前，村民砍树卖钱，填了肚皮、坏了生态。现在靠12家农家乐，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坦了。”看着进村入住农家乐的游客越来越多，村委会主任张招银脸上乐开了花：“去年上半年，村里已经消除‘4600元以下’贫困户。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扶贫政策，现在许多村民可能还生活在‘4600元以下’。”
横山村从“砍砍卖卖”到“看看住住”的变化，是浙江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22万户、43万人实现了脱贫。成为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尽管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浙江脱贫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由于自然禀赋不同，区域发展并不平衡，浙西南部分县乡曾存在一定的贫困人口。1978年，全省贫困人口还有1200万人，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始终把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重要引领，把消灭贫困、统筹城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1998年，浙江一举摘掉了8个县的“贫困帽”，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从“八八战略”，到“两富”“两美”浙江，惠及全省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重要指引、发展主线。
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多年来，省委、省政府一手抓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手抓低收入农户加快增收，与“五年计划”同步出台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新世纪以来共印发4个省委文件；与“党政换届”同步实施针对扶贫对象的扶贫举措，逐步减少低收入贫困农户，提高低收入农户致富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把扶贫开发纳入“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坚持党政主导，战略推进，实施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2013—2017年）等一系列专项扶贫行动，持续加大了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形成各方合力推进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机制，制定“二类六档”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淳安等26县基本运转、民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转移支付。每年投入近千亿元，用以建设“高速公路网络工程”、乡村“康庄工程”、水运强省工程。“十二五”时期，省财政向淳安等26县转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亿元以上。
2015年初，省委、省政府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作出了到2015年底基本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贫困现象的决策，并纳入2015年省政府民生十方面实事，狠抓落实。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战略思想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着力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实现战略性转变，精准发力补短板、持续给力打基础，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让低收入群众共享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2015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宣布：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兑现了对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
“大数据”扶贫，精准到人
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问题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4月27日省委十三届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补短板的若干意见》中，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被作为需要重点补齐的两大民生短板之一。
不可否认，虽然已经如期完成脱贫，但是全省不少农户脱贫基础还不稳固，存在“返贫”的风险和压力。“精准扶贫，就是要对症下药”。近年来，浙江各地从健全发现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入手，在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增强合力上发力，努力接长低收入群体的幸福短板，让每个人都活出幸福感。
2016年 3月18日，记者来到磐安县双峰乡皿一村特困户羊昌大家采访，正碰上前来走访的双峰乡乡长胡志峰和乡村干部。
今年79岁的羊昌大是皿一村的农户，孤寡无子女，没有劳动能力，生活拮据，被县里列入特别扶贫数据库。
“磐安按照省里规定，较早就建立了扶贫数据库，创新建立了影像档案，采取照片、PPT等影像资料反映低收入农户的住房、家庭成员、致贫原因、从事产业、帮扶责任人等情况，做到精准识别。”磐安县副县长陈新森说。
找准、找全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2011年，浙江按照当年农民收入40%左右和农村户籍人口10%左右的“两条标尺”，确定了4600元（2010年）的省定扶贫标准。2014年末2015年初，在原有低收入农户数据库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全面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确保做到不错户、不漏人，确认了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21万户、43万人，并做好了信息核查、数据核实、建档立卡等基础性工作。在采访时记者发现，各地精准扶贫做到“一户一策一干部，扶贫信息全覆盖”，一本本“帮扶台账”架起了贫困群众和结对干部间的亲密桥梁。 为确保消除贫困成果真实可信，2015年末，省人大、省政协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花名册内的43万贫困人口，进村入户、逐人走访、当面问询、一一核对，确保不落一户一人。
然而，扶贫对象随时会发生变化，动态管理和即时扶贫必须跟上。各地不断创新机制和载体，做到随时跟踪和解决动态贫困。
“我们建立了月度走访调研制度和扶贫数据监测机制，扶贫结对干部定期下点走访，按照‘看房屋算家当，看产业算后劲，看劳力算收入，看医教算支出’的办法，登记家庭人口变动、收入、支出、产量、走访情况等，做到月度、季度、年度三汇总，实现一本在手，情况一目了然。”磐安县特扶办副主任胡飞标介绍说。
“我们正在建一个扶贫动态信息平台。”苍南县扶贫办副主任林增阔说，为防止返贫，苍南按照政策、数据、资源对接的要求，尝试搭建“互联网+扶贫”信息平台，对扶贫、脱贫进行动态精细管理。
持续增强“造血”能力
贫困不仅是生活物质的匮乏，更是发展权利的缺失。增强扶贫对象的“造血”功能，让贫困者不仅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更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自身的尊严。
54岁的李美英，现在是杭州下沙高教园区一家缙云烧饼店的老板，不久前还是因丈夫生病、家庭缺失劳力而导致处于“4600元以下”的缙云农民。
“一天营业额有2000多元呢！”说起眼下的烧饼生意，李美英喜笑颜开，和记者说起了她的“烧饼故事”。得到缙云政府的帮扶，她参加了烧饼师傅培训，并在杭州下沙开了一家缙云烧饼示范店。
现在，她不仅还清了5万元负债，还有了积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而最让她惊喜的是，今年还拿到了政府给予的1万元“示范店”补贴。
为帮助农户增收，缙云县将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政府先后成立了“烧饼办”，开设了“烧饼班”，制作了“烧饼书”，一些从“路边摊”做到“示范店”的模范户，政府还给予奖励。此举不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农户”贫困现象，还在全县掀起一股“双创”热潮。如今，缙云有6000多人开出烧饼示范店，年营业收入突破7亿元。
缙云“扶贫烧饼”成就富民产业，生动反映出浙江各地针对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众实际，精准创设载体，将扶贫的“规划图”变成“施工图”。
在金华兰溪市黄店镇社溪村，60多岁的唐赛娥一有空就从经纪人那里拿回礼品袋，然后穿带子。“天天在家做，每个月都有六七百块钱的收入。”唐赛娥说，烧完饭、打扫完卫生，搞来料加工做点活，既能赚钱补贴家用，还能充实生活。在浙江，像唐赛娥一样从事来料加工的农民超过百万，来料加工在全省异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覆盖率已接近90%，人均年加工费收入超8000元。
随着电商的兴起，衢州龙游县结合当地发展特色，通过协调推进电商平台建设、产业基地孵化、农村电商培育，探索出了一条电商产业扶贫的新路径。2015年上半年，龙游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达到5089元，同比增长18.4%。目前，龙游县从事网创人员达到4600名，开设网店2800多家。
位于浙南最偏远地区的泰顺县培坑村，得益于村级资金互助会的资金支持，村民纷纷贷款办起织带厂，解决了村民增收与家门口就业难题。村委会主任毛定够说：“留在村里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更没啥存款，多亏村里的资金互助会，为我们提供了急需的贷款。”泰顺县经过几年发展，至今已有103家村级资金互助会。
记者了解到，2014年，浙江全面推行以“丰收爱心卡”为载体的扶贫小额信贷制度，积极开展扶贫资金互助会及其联合会试点，低收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提升。“十二五”时期向欠发达地区累计发放小额信贷26.43亿元。
金华武义县于1993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下山脱贫，异地发展”的扶贫之路，其成功经验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等世界性会议上被推广介绍，成为异地下山脱贫与百姓增收、社会发展、生态保护“多赢”的“县域样本”。
区域“手牵手”，“摘帽”GDP
走进松阳县裕溪乡章山村，阡陌交错、鸡犬相闻，马蹄形的山坳里错落分布着一幢幢黄墙黛瓦的宅院。“多亏了山海协作项目，让我们抓住发展民宿的机会。”53岁的特色民宿经营户胡定虎兴奋地告诉记者。
松阳县和余姚市从2006年起共同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百村发展促进计划”。2015年，裕溪乡章山村签订的帮扶项目是民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在山海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胡定虎和11户村民将自住老屋的闲置房间重新装修、添置设施，办起了外土内洋的特色民宿，仅国庆长假就赚进960元。
近年来，浙江通过山海协作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方式由“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加快扶贫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子。
2002年起，浙江大力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浙东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与浙西南的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结合起来，此举既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又促进发达地区转型升级，实现了互动双赢。
“百村经济发展促进计划”“省外浙商帮扶低收入群众增收152计划”……2002年以来，实施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8980个，到位资金3033.8亿元；建成9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10个省级山海协作职业技能实训基地，组织培训并转移劳动力28万人，帮扶低收入群众实现增收25亿元。
丽水，这个浙西南的山区市，过去人们提起来，都会连连摇头。而现在，不独生态环境质量全省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也是连续四年全省第一。这有赖于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地区特别扶持政策。
2010年底，围绕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内生功能，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11年开始对经济发展最落后、生态保护最繁重、地理位置最偏远的12个县（市、区），实施三年一期的特别扶持政策，其中丽水的县（市、区）占了一半。 2011—2013年，第一轮特扶累计完成项目1536个，投资144.3亿元；2014—2016年，第二轮特扶计划扶持“扶贫开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三大类19个子项458个项目，带动总投资126.4亿元，重点县自我发展能力和民生保障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2015年初，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淳安等26个欠发达县（市、区）一次性全部“摘除”欠发达县“帽子”决策，并出台《关于推进淳安等26县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包括：保持对26县支持政策不变，不再考核GDP及相关指标，探索绿色GDP考核；考核结果与财政补助奖励、土地指标配置等相挂钩，形成“干得好的奖、增、加，干不好的罚、减、换”激励机制。
贫困县退出机制，卸下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这些县市能根据自身特点，摆脱过去为了指标生搬硬套他人经验的尴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据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淳安等26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7403元，增长18.3%，高出全省农民收入增幅8.8个百分点。
构建合力扶贫大格局
在一个个扶贫措施和项目的背后，是一支强大的扶贫“大军”。全省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发达县镇等与扶贫重点村结对帮扶，并动员民营企业、爱心人士等力量参与扶贫，构建起了全社会合力扶贫的大格局。
2015年12月10日晚，初冬的景宁带着丝丝寒意，浙医一院院长王伟林、党委书记顾国煜带领10余名该院专家赶赴景宁，送上了远程教学、多参数生命采集等价值400余万元的医疗设备，并设立了“浙医一院精准医疗扶贫基金”200万元，用于帮助景宁偏远地区的村民看病。
“浙医一院来此开展医疗扶贫两年来，给景宁百姓带来了福音。以前，我县病人动不动就要奔波到外地看病，现在外地的病人还要赶过来看病！” 景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学智说。
在景宁已建9个远程会诊平台基础上，浙医一院还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送达基层，帮助偏远地区提升诊疗水平，实现“小病在乡村、大病不出县”。目前，浙医一院已与150多家基层医院实现远程联网诊疗。
多年来，浙江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拓展扶贫领域，丰富扶贫形式，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扶贫部门牵头实施、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扶贫开发推进机制，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2016年3月18日下午，记者走进磐安县尚湖镇大王村王春银家的时候，女儿订婚的队伍刚走，王春银两口子满脸洋溢着喜气。
王春银今年61岁，老两口和女儿都是残疾。今年26岁的女儿，从小就耳聋，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大学毕业后在金华的一家物流公司上班。2015年，王春银一家低保金领到了7200元；王春银被聘到扶贫公益岗当村保洁员，每个月有了500元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按照因病、因学、因残、因灾等致贫类别，全县定制了相应的脱贫套餐。”尚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柏炯告诉记者，王春银一家三口享受的是针对因病、因残、因灾致贫户推出的“优先列入救灾救济+优先纳入低保+社会捐款资助” 脱贫套餐，对因学致贫户，县里还有“优先享受助学政策+‘免抵押、免担保’助学贷款+社会捐款资助”脱贫套餐。
扶贫难，难在脱贫户中，有一半以上是自身缺乏“造血”功能、主要依靠社会救助来保障基本生活的人群，这部分人很容易返贫。所以，必须进一步强化低保兜底功能，扩大低保覆盖，确保绝对贫困现象不出现反复。
“2015年浙江全省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所有县的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4600元以上，新增低保人员12万人，实现保基本、保民生。”省民政厅负责人告诉记者，2016年浙江省城乡低保标准将提高10%。
国土部门对农民异地搬迁“戴帽”下达每人4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指标，对12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年安排2700亩建设用地指标；省科技厅、省卫计委分别组建了对26县的科技专业帮扶团组和卫生专业帮扶团组……省级党政35个职能部门按照扶贫开发职责分工，制定职能扶贫五年规划、年度计划及配套政策。
2016年5月23日，在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浙江省副省长黄旭明在作《关于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目前，省级226个单位组成29个帮扶团组，每年安排帮扶资金1.5亿元以上，省级九批次的农村工作指导员落实项目20万个，争取扶贫资金91.6亿元。
同时，浙江还引导、鼓励民营企业主、浙商、华人华侨和爱心人士建立乡情公益基金，积极回报家乡。各地还创新成立扶贫开发投融资公司，吸引金融资金、工商资本、社会资本等积极参与扶贫开发。
“十三五”大幕徐徐展开，站在新的起点上，浙江继续前行，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开启扶贫开发“加速度”，努力实现“不让一个人掉队”的高水平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