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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2021年将迎来中巴建交70周年。“一带一路”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两国进行着深入的合作，包括电影合拍在内的文化合作逐渐增多。[1]2020年11月，中国电影市场时隔45年迎来巴基斯坦的一部力作《翱翔雄心》（哈西布·哈桑，2018）。該片在巴基斯坦国内已创造了最高票房记录，在中国上映，一方面展现巴基斯坦的社会图景和文化风貌;另一方面为中巴友谊70周年献礼。影片的标语是“有国才有家”，将属于巴铁军人的拳拳爱国之情和铮铮热血之念，通过一位女飞行学员克服父亲在空战中牺牲的恐惧和男友在空战中殉职的悲怆，成长为一名优秀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进行铺陈展现，以独特的故事叙述方式和赤诚之心献礼中巴友谊。同时也致敬所有心怀祖国的人，让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挚爱的祖国。
巴基斯坦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以及其常有动荡的安全形势，公共场合聚众观影，相对于别国有时是略显奢侈的选择。在这样的实际国情中，巴基斯坦在近几年的影视业发展中，其影视作品都有独特的社会风貌和别样的情感展演。如何更加真实地再现巴基斯坦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通过选择什么题材能最大化达成一部影片的价值，是巴基斯坦电影的使命之问。这部家国主题的影片《翱翔雄心》，力图通过影像表征爱国情怀，因而基于家国情感生发的情感研究成为不可或缺的探讨维度。
情感研究滥觞于19世纪中叶至二战之前，由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性主义是当时社科研究的主流思潮。但是，对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非理性思潮开始产生。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被战争波及到的各个国家，在战后的复苏和重建中，各种基于人性情感的讨论甚嚣尘上，包括哈贝马斯的社会危机论、各类批判理论、冲突论等。[2]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学领域开始关注情绪研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当意识形态、价值规范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界定了何为情感及情感如何表达，因此情感是社会建构的。近年来，社会学家又认识到情感理解不能忽视生物特征与社会文化的交互关系。受社会心理学影响，认知主体对情境客体的认知亦对情感产生重要影响。生物、文化和认知不可分割地成为体验、解释与表达情感的重要因素。情感研究逐渐发展为社会学的分支领域情感社会学，成为探讨各类文化和社会现象的一个面向。其中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此部聚焦于弘扬其国家主旋律价值观的电影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个体书写：国家至上的军人形象
情感研究文化取向的代表人物戈夫曼发展了涂尔干“互动源自宗教”观念，将之转化为“邂逅”或称“遭遇”“相遇”的概念，即镶嵌在一定场景下的邂逅就是在进行互动。[3]哈姆扎和纳南尔是《翱翔雄心》中践行国家至上理念的典型代表，塑造了果敢坚毅、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军人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事件发生之时的场景，是情感研究中文化取向的维度再现。
在文化脚本的规定下，谈话形式、仪式、框架、道具、表达五个维度直接决定邂逅过程如何产生。在影片中，“国家”二字是根植于巴基斯坦战斗机飞行员们内心当中的至上信仰和赤诚情感。对爱国情感的“邂逅”镶嵌在数个具体而微的场景中。纳南尔在休假期间，并没有接到执行防恐任务，听到同伴聊天，知道祖国面临危机，毅然放弃了陪伴待产的妻子，奔赴战场与战友并肩作战，用行动践行他保卫国家的信念。男主人公哈姆扎以身涉险冲锋在对印作战、反恐作战前线，以最大程度歼灭敌人，保护国家不受侵扰，甚至在负伤后临终前和萨妮娅的通话，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真实叙事中展现其赤诚的爱国之心，为国而战、为国捐躯成为一场光荣的仪式——哈姆扎践行守护国家的誓言。
正如戈登所指出的，人们能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关于情感的词汇，理解情感的信念以及情感使用规则，即人们通过社会化行为完成情感文化习得而在社会情境中具备情感表达的能力。影片中一个个独立的巴基斯坦战斗机飞行员正是在其人生成长学习的道路上一次次完成了对国家荣誉至上的情感连接。譬如在巴基斯坦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校长的一段讲话：战斗机飞行员永远将国家安全置于个人安危之上，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危险，一生都在面对危险，但依旧义无反顾就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国家。
军队和战场一直都是男性主导的话语空间，女性的出现完成了对这一话语空间的反向。萨妮娅渴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飞行受训期间处处受到同学萨德的歧视。军事理论课上萨妮娅分析枭龙战机与幻影2000的区别一语中的，萨德暗自怄气迁怒室友;极地生存训练中，萨德又嘲笑萨妮娅身体素质不好，规劝她做女性该做的事情，不要浪费国家资源;飞行训练中，萨妮娅因恐惧不敢完成编组飞行任务，萨德嘲笑她应该去开纸飞机。但是萨妮娅以实际行动有力地回击了男性话语的规训，成为优秀学员，最终获得萨德的认可，也验证了教官曾对她说的话：“男女没有任何差别，自然也不会有优待”。在国家至上的情感信念里，性别意识和宗教意识被收编，为国效力不分男女。
二、集体共鸣：国家征召的三重情感
个人的爱国主义信念征召亲情、友情和爱情，形成集体的情感共鸣，完成爱国主义的家国同构。在戈登的情感文化研究中，情感文化分为冲动意义和组织意义两种定向。冲动意义常常是在违背规则性期望的前提下在自发性的行为中找到自我。组织意义是个体通过对组织规范规则的遵守，在组织意义层面上找到自我。正是这种在组织中的成长生存体验，倒逼冲动意义中的个人，反思其在组织中的适应性，通过反思人们在他者对自我的反馈中完成了自我的定义。通过这一反思过程，情感在确认、表达和体验中得到了转化。[4]
战友情在爱国主义映照下成为集体主义意识的缩影。三架印方战机入侵巴基斯坦领空，哈姆扎不顾指挥官撤退指令，前去营救战友纳南尔，显然是哈姆扎在冲动意义层面的自我表象，但实则是哈姆扎认识到自己与战友密不可分;纳南尔在哈姆扎牺牲后，用其名字给自己孩子命名，纪念深厚的战友情。两人的情感流露，彰显守护国家的崇高使命，任务艰巨需要集体协作，并非单一个体可以完成，是集体主义意识的典型体现。萨妮娅等学员在受训期间，接受一人犯错全员受罚的残酷训练以及极地野外生存的团队作战，在组织的成长生存中，个人在一次次的历练中，将冲动意义中的自我中心，转化为组织意义中的集体主义。巴基斯坦战斗机飞行员在团结协作、相互信任的情感关联中实现了对战友情的升华和组织意义层面的情感共鸣。 爱情被爱国主义征召在这部影片中尤为凸显，小我服从大我，大我存在小我才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萨妮娅爱上了哈姆扎，不如说萨妮娅在爱上哈姆扎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爱国。萨妮娅曾开玩笑让哈姆扎在空军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哈姆扎立马表情凝重，生气地离开。虽然萨妮娅表示是开玩笑逗他，但哈姆扎严肃的表情透露出，巴基斯坦空军及背后的国家是不容玩笑的，无关选择与否，因为哈姆扎的爱情是伴随其生命而存在的——为国而生，为国而死。哈姆扎和萨妮娅的恋情被萨妮娅母亲发现后，萨妮娅母亲逼哈姆扎在空军和萨妮娅之间做出选择。哈姆扎的答复使其爱国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空军，不仅仅是职业，是我们所守护的领空，是我们的国家，放弃空军，就等于背叛我的祖国。我连祖国都背叛了，您还有信心将您的女儿交到我手上吗？”随着哈姆扎的战死，哈姆扎和萨妮娅的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哈姆扎这个满腔热血的爱国军人，教会了萨妮娅什么叫爱国精神——“如果我凯旋，我将再也不离开你;如果我牺牲，我将永远属于你”这是哈姆扎奔赴战场前对萨妮娅说的最后一段话，这样至诚至性的真情让萨妮娅选择成为战斗机飞行员。故去父亲的使命和逝去恋人的担当也在萨妮娅成为飞行员的一刻完成了新的传递。
代际的信仰传承，成为爱国精神延续的重要仪式。柯林斯同样受到涂尔干的影响，将戈夫曼的邂逅概念，转化为仪式理论中的观点，即互动仪式成为唤醒情感和增强情感的重要成分。[5]飞行学员结业典礼上，有很多学员父母参加典礼，因其父辈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包括哈姆扎和萨妮娅，在一定程度上子承父业，完成了爱国主义在家庭内部的同构以及精神信仰的传承。哈姆扎牺牲后，纳南尔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哈姆扎，寓意其子能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也能成为国家的英雄。爱国情怀在代际间的信仰传承中完成了情感征召。
影片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互动仪式场景中，参与人员的心境状态、思维节奏以及行为动态形成正向循环，从而在场景互动中引发集体共鸣，完成国家情感对亲情、友情、爱情的三重征召。
三、爱国情怀：国族意识的核心指向
关于情感的价值，萨默·伊佛勒保留柯林斯提出的拥有权力、地位和他人建立团结能最大化情感能量外，提出通过探究新的关系、新的角色和新的团结亦能增加情感能量。[6]情感能量也是国族意识产生的原动力和发动力。影片中，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爱国主义精神中实现勾连，国族意识的核心指向就是爱国情怀。萨妮娅在飞行学员面试时与考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考官：如果要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也就意味着必须要放弃美国国籍，你考虑清楚了吗，毕竟美国国籍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萨妮娅：美国国籍我早就放弃了，美国是特朗普的美国，而我的根在巴基斯坦。
互动符号论认为在具体的情境性中自我概念会因人们能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呈现不同的身份。一般情况下，身份必须与整体的自我概念保持一致，当不同身份出现冲突时，必然会出现调节行为。整部影片是以萨妮娅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为主线，穿插其与哈姆扎的爱情故事。这一对话在叙述主线中属于倒叙开场的情节，萨妮娅的“美国国籍我早就放弃了”颇具双关意味，表面上是执行飞行学员报名条例的提前预判，深层意味是在与哈姆扎恋爱的过程中，哈姆扎展现的对飞行员职业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深深感染了萨妮娅，在哈姆扎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下，萨妮娅学会了如何爱国。这一系列从语言到行动的表现都是萨妮娅国族意识觉醒的调试行为，即放弃美国国籍，重拾内心的信仰，将守护她的根——巴基斯坦作为毕生的信念并付诸于行动。
如果说萨妮娅成为飞行员，寻求身份与自我认知一致是文化冲突在个体身上的再现，那么放弃美国国籍成为真正的巴基斯坦公民则是寻根之旅，在他我文化对比中对自我与国族关系的重新认知完成了对萨妮娅的情感唤醒。而同一文化语境下自我与国族的关系无须重新确认，但不同身份发生冲突时，调节行为有赖于情感能量的释放。影片中未接到防恐任务的纳南尔听到即将出征的消息后，四重身份开始产生冲突，作为国家的卫士，无论国家是否征召，关键时候都应该挺身而出、为国而战;作为战友的帮手，战斗事关战友的生死;作为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家人亦需要陪伴和呵护。自我俨然在四重身份中消失不见，融入情感洪流之中。
斯特赖克提出把个体身份置于“显著层级”（salience hierarchy）中，身份层级越高，个体越有可能协调各种姿态向他人展示这种身份的特征。身份寓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之中，与他人的关联度越多强度越高，身份的显著度越明显情感反应越强烈。而麦考尔和西蒙斯将个体身份置于“突出层级”（prominence hierarchy）中，突出层级高的身份是个体期待中的人格价值和道德意义的身份，即个体选择的理想的自我身份。而身份又是临时的、变化的、协商的，当人们的多重身份发生冲突时必须通过协商才能使互动过程平稳有序。个体在维持情境中自我与身份标准自我相统一的努力程度越高，情感程度越高。
影片中曾经同样在空中战斗的哈姆扎父亲，认为儿子在与他争吵之后奔赴战场，没有拿出战斗机飞行员的专业精神，感情用事才牺牲，有违他从小对哈姆扎的教养，所以在哈姆扎牺牲后，对他的“懦弱行径”耿耿于怀，几处场景都充斥着强烈的情感怒喝。这种儿子到底是民族英雄之子还是懦弱失败之人？在哈姆扎父亲的心中不断交织，因为其看到的事实场景的呈现给予了他强烈的内心冲突性认知。这种因为事件冲突引发的身份层级不匹配的强烈情感冲突将两辈人的爱国情怀都呈现出来，直指有国才有家的国族意识和爱国情感。
影片结尾萨妮娅将哈姆扎弥留之际最后一通电话里叙述的战斗场景，告诉了哈姆扎的父亲，最終解除哈姆扎父子之间的误会之后，对哈姆扎父亲的那一声“爸爸”和拥抱，在情感释放中完成身份层级的情感勾连，同时也完成信仰的传递，接棒哈姆扎及其父亲作为战斗机飞行员未完成的誓言。这份爱国情怀和国族信仰将会在世世代代的精神延绵中得到发扬光大。
结语
该片不足之处在于，相对于我们长久以来阅听的影片，片中存在故事结构叙事略显跳跃，衔接不顺畅;镜头转换铺陈随性散乱，情节较简单等明显缺憾。但是以目前巴基斯坦电影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该片在巴基斯坦经济社会等有限的资源中，呈现出了除本文中所阐述的内涵之外的其他亮点：其一，此片延续了其民族特色中歌舞元素的呈现，是印巴电影惯有的风格特色，插曲均带有民族特色，旋律动感又很好地契合了剧情;其二，影片中对极端分子和空军官兵们的多种宗教信仰没有刻意回避，真实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对大众破除偏见有一定的益处，以便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和体察巴基斯坦的真实风貌;其三，此片是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的大屏幕首秀，枭龙战机是见证中巴人民友谊源远流长的战斗机，在中巴建交70周年之际，枭龙的亮相与《翱翔雄心》的展映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见证中巴友谊不竭的生命力。
巴基斯坦影片《翱翔雄心》从个体书写到集体共鸣再到爱国情怀，塑造了国家至上的军人形象，展现了国家征召的三重情感，呈现了国族意识的核心指向，将有国才有家的信念贯穿始终。该片微观层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有血有肉;中观层面集体精神的表达有情有义;宏观层面国家主义的建构有本有源。影片中浓烈真挚的情感表达触动着观影者对自我国家的情感勾连，有着不可多得的情感共鸣和能量赋能。
参考文献：
[1]王珊.时代变迁下的巴基斯坦电影业[ J ].当代电影，2018（9）：75-79.
[2]李慧璐.情感社会学视域下网络IP剧中“霸道总裁”形象研究[D].河南大学，2020：15-16.
[3]芮必峰.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64-70.
[4][美]格里高利·费希特，[美]艾丽卡·罗森博格，费希特，等.心理学：联系的世界[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56.
[5][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商务印书馆，2009：89.
[6][美]乔纳森·特纳，[美]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3-81.
巴基斯坦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以及其常有动荡的安全形势，公共场合聚众观影，相对于别国有时是略显奢侈的选择。在这样的实际国情中，巴基斯坦在近几年的影视业发展中，其影视作品都有独特的社会风貌和别样的情感展演。如何更加真实地再现巴基斯坦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通过选择什么题材能最大化达成一部影片的价值，是巴基斯坦电影的使命之问。这部家国主题的影片《翱翔雄心》，力图通过影像表征爱国情怀，因而基于家国情感生发的情感研究成为不可或缺的探讨维度。
情感研究滥觞于19世纪中叶至二战之前，由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性主义是当时社科研究的主流思潮。但是，对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非理性思潮开始产生。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被战争波及到的各个国家，在战后的复苏和重建中，各种基于人性情感的讨论甚嚣尘上，包括哈贝马斯的社会危机论、各类批判理论、冲突论等。[2]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学领域开始关注情绪研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当意识形态、价值规范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界定了何为情感及情感如何表达，因此情感是社会建构的。近年来，社会学家又认识到情感理解不能忽视生物特征与社会文化的交互关系。受社会心理学影响，认知主体对情境客体的认知亦对情感产生重要影响。生物、文化和认知不可分割地成为体验、解释与表达情感的重要因素。情感研究逐渐发展为社会学的分支领域情感社会学，成为探讨各类文化和社会现象的一个面向。其中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此部聚焦于弘扬其国家主旋律价值观的电影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个体书写：国家至上的军人形象
情感研究文化取向的代表人物戈夫曼发展了涂尔干“互动源自宗教”观念，将之转化为“邂逅”或称“遭遇”“相遇”的概念，即镶嵌在一定场景下的邂逅就是在进行互动。[3]哈姆扎和纳南尔是《翱翔雄心》中践行国家至上理念的典型代表，塑造了果敢坚毅、时刻准备为国捐躯的军人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事件发生之时的场景，是情感研究中文化取向的维度再现。
在文化脚本的规定下，谈话形式、仪式、框架、道具、表达五个维度直接决定邂逅过程如何产生。在影片中，“国家”二字是根植于巴基斯坦战斗机飞行员们内心当中的至上信仰和赤诚情感。对爱国情感的“邂逅”镶嵌在数个具体而微的场景中。纳南尔在休假期间，并没有接到执行防恐任务，听到同伴聊天，知道祖国面临危机，毅然放弃了陪伴待产的妻子，奔赴战场与战友并肩作战，用行动践行他保卫国家的信念。男主人公哈姆扎以身涉险冲锋在对印作战、反恐作战前线，以最大程度歼灭敌人，保护国家不受侵扰，甚至在负伤后临终前和萨妮娅的通话，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真实叙事中展现其赤诚的爱国之心，为国而战、为国捐躯成为一场光荣的仪式——哈姆扎践行守护国家的誓言。
正如戈登所指出的，人们能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关于情感的词汇，理解情感的信念以及情感使用规则，即人们通过社会化行为完成情感文化习得而在社会情境中具备情感表达的能力。影片中一个个独立的巴基斯坦战斗机飞行员正是在其人生成长学习的道路上一次次完成了对国家荣誉至上的情感连接。譬如在巴基斯坦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校长的一段讲话：战斗机飞行员永远将国家安全置于个人安危之上，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危险，一生都在面对危险，但依旧义无反顾就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国家。
军队和战场一直都是男性主导的话语空间，女性的出现完成了对这一话语空间的反向。萨妮娅渴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飞行受训期间处处受到同学萨德的歧视。军事理论课上萨妮娅分析枭龙战机与幻影2000的区别一语中的，萨德暗自怄气迁怒室友;极地生存训练中，萨德又嘲笑萨妮娅身体素质不好，规劝她做女性该做的事情，不要浪费国家资源;飞行训练中，萨妮娅因恐惧不敢完成编组飞行任务，萨德嘲笑她应该去开纸飞机。但是萨妮娅以实际行动有力地回击了男性话语的规训，成为优秀学员，最终获得萨德的认可，也验证了教官曾对她说的话：“男女没有任何差别，自然也不会有优待”。在国家至上的情感信念里，性别意识和宗教意识被收编，为国效力不分男女。
二、集体共鸣：国家征召的三重情感
个人的爱国主义信念征召亲情、友情和爱情，形成集体的情感共鸣，完成爱国主义的家国同构。在戈登的情感文化研究中，情感文化分为冲动意义和组织意义两种定向。冲动意义常常是在违背规则性期望的前提下在自发性的行为中找到自我。组织意义是个体通过对组织规范规则的遵守，在组织意义层面上找到自我。正是这种在组织中的成长生存体验，倒逼冲动意义中的个人，反思其在组织中的适应性，通过反思人们在他者对自我的反馈中完成了自我的定义。通过这一反思过程，情感在确认、表达和体验中得到了转化。[4]
战友情在爱国主义映照下成为集体主义意识的缩影。三架印方战机入侵巴基斯坦领空，哈姆扎不顾指挥官撤退指令，前去营救战友纳南尔，显然是哈姆扎在冲动意义层面的自我表象，但实则是哈姆扎认识到自己与战友密不可分;纳南尔在哈姆扎牺牲后，用其名字给自己孩子命名，纪念深厚的战友情。两人的情感流露，彰显守护国家的崇高使命，任务艰巨需要集体协作，并非单一个体可以完成，是集体主义意识的典型体现。萨妮娅等学员在受训期间，接受一人犯错全员受罚的残酷训练以及极地野外生存的团队作战，在组织的成长生存中，个人在一次次的历练中，将冲动意义中的自我中心，转化为组织意义中的集体主义。巴基斯坦战斗机飞行员在团结协作、相互信任的情感关联中实现了对战友情的升华和组织意义层面的情感共鸣。 爱情被爱国主义征召在这部影片中尤为凸显，小我服从大我，大我存在小我才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萨妮娅爱上了哈姆扎，不如说萨妮娅在爱上哈姆扎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爱国。萨妮娅曾开玩笑让哈姆扎在空军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哈姆扎立马表情凝重，生气地离开。虽然萨妮娅表示是开玩笑逗他，但哈姆扎严肃的表情透露出，巴基斯坦空军及背后的国家是不容玩笑的，无关选择与否，因为哈姆扎的爱情是伴随其生命而存在的——为国而生，为国而死。哈姆扎和萨妮娅的恋情被萨妮娅母亲发现后，萨妮娅母亲逼哈姆扎在空军和萨妮娅之间做出选择。哈姆扎的答复使其爱国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空军，不仅仅是职业，是我们所守护的领空，是我们的国家，放弃空军，就等于背叛我的祖国。我连祖国都背叛了，您还有信心将您的女儿交到我手上吗？”随着哈姆扎的战死，哈姆扎和萨妮娅的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哈姆扎这个满腔热血的爱国军人，教会了萨妮娅什么叫爱国精神——“如果我凯旋，我将再也不离开你;如果我牺牲，我将永远属于你”这是哈姆扎奔赴战场前对萨妮娅说的最后一段话，这样至诚至性的真情让萨妮娅选择成为战斗机飞行员。故去父亲的使命和逝去恋人的担当也在萨妮娅成为飞行员的一刻完成了新的传递。
代际的信仰传承，成为爱国精神延续的重要仪式。柯林斯同样受到涂尔干的影响，将戈夫曼的邂逅概念，转化为仪式理论中的观点，即互动仪式成为唤醒情感和增强情感的重要成分。[5]飞行学员结业典礼上，有很多学员父母参加典礼，因其父辈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包括哈姆扎和萨妮娅，在一定程度上子承父业，完成了爱国主义在家庭内部的同构以及精神信仰的传承。哈姆扎牺牲后，纳南尔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哈姆扎，寓意其子能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也能成为国家的英雄。爱国情怀在代际间的信仰传承中完成了情感征召。
影片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互动仪式场景中，参与人员的心境状态、思维节奏以及行为动态形成正向循环，从而在场景互动中引发集体共鸣，完成国家情感对亲情、友情、爱情的三重征召。
三、爱国情怀：国族意识的核心指向
关于情感的价值，萨默·伊佛勒保留柯林斯提出的拥有权力、地位和他人建立团结能最大化情感能量外，提出通过探究新的关系、新的角色和新的团结亦能增加情感能量。[6]情感能量也是国族意识产生的原动力和发动力。影片中，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爱国主义精神中实现勾连，国族意识的核心指向就是爱国情怀。萨妮娅在飞行学员面试时与考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考官：如果要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也就意味着必须要放弃美国国籍，你考虑清楚了吗，毕竟美国国籍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萨妮娅：美国国籍我早就放弃了，美国是特朗普的美国，而我的根在巴基斯坦。
互动符号论认为在具体的情境性中自我概念会因人们能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呈现不同的身份。一般情况下，身份必须与整体的自我概念保持一致，当不同身份出现冲突时，必然会出现调节行为。整部影片是以萨妮娅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为主线，穿插其与哈姆扎的爱情故事。这一对话在叙述主线中属于倒叙开场的情节，萨妮娅的“美国国籍我早就放弃了”颇具双关意味，表面上是执行飞行学员报名条例的提前预判，深层意味是在与哈姆扎恋爱的过程中，哈姆扎展现的对飞行员职业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深深感染了萨妮娅，在哈姆扎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下，萨妮娅学会了如何爱国。这一系列从语言到行动的表现都是萨妮娅国族意识觉醒的调试行为，即放弃美国国籍，重拾内心的信仰，将守护她的根——巴基斯坦作为毕生的信念并付诸于行动。
如果说萨妮娅成为飞行员，寻求身份与自我认知一致是文化冲突在个体身上的再现，那么放弃美国国籍成为真正的巴基斯坦公民则是寻根之旅，在他我文化对比中对自我与国族关系的重新认知完成了对萨妮娅的情感唤醒。而同一文化语境下自我与国族的关系无须重新确认，但不同身份发生冲突时，调节行为有赖于情感能量的释放。影片中未接到防恐任务的纳南尔听到即将出征的消息后，四重身份开始产生冲突，作为国家的卫士，无论国家是否征召，关键时候都应该挺身而出、为国而战;作为战友的帮手，战斗事关战友的生死;作为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家人亦需要陪伴和呵护。自我俨然在四重身份中消失不见，融入情感洪流之中。
斯特赖克提出把个体身份置于“显著层级”（salience hierarchy）中，身份层级越高，个体越有可能协调各种姿态向他人展示这种身份的特征。身份寓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之中，与他人的关联度越多强度越高，身份的显著度越明显情感反应越强烈。而麦考尔和西蒙斯将个体身份置于“突出层级”（prominence hierarchy）中，突出层级高的身份是个体期待中的人格价值和道德意义的身份，即个体选择的理想的自我身份。而身份又是临时的、变化的、协商的，当人们的多重身份发生冲突时必须通过协商才能使互动过程平稳有序。个体在维持情境中自我与身份标准自我相统一的努力程度越高，情感程度越高。
影片中曾经同样在空中战斗的哈姆扎父亲，认为儿子在与他争吵之后奔赴战场，没有拿出战斗机飞行员的专业精神，感情用事才牺牲，有违他从小对哈姆扎的教养，所以在哈姆扎牺牲后，对他的“懦弱行径”耿耿于怀，几处场景都充斥着强烈的情感怒喝。这种儿子到底是民族英雄之子还是懦弱失败之人？在哈姆扎父亲的心中不断交织，因为其看到的事实场景的呈现给予了他强烈的内心冲突性认知。这种因为事件冲突引发的身份层级不匹配的强烈情感冲突将两辈人的爱国情怀都呈现出来，直指有国才有家的国族意识和爱国情感。
影片结尾萨妮娅将哈姆扎弥留之际最后一通电话里叙述的战斗场景，告诉了哈姆扎的父亲，最終解除哈姆扎父子之间的误会之后，对哈姆扎父亲的那一声“爸爸”和拥抱，在情感释放中完成身份层级的情感勾连，同时也完成信仰的传递，接棒哈姆扎及其父亲作为战斗机飞行员未完成的誓言。这份爱国情怀和国族信仰将会在世世代代的精神延绵中得到发扬光大。
结语
该片不足之处在于，相对于我们长久以来阅听的影片，片中存在故事结构叙事略显跳跃，衔接不顺畅;镜头转换铺陈随性散乱，情节较简单等明显缺憾。但是以目前巴基斯坦电影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该片在巴基斯坦经济社会等有限的资源中，呈现出了除本文中所阐述的内涵之外的其他亮点：其一，此片延续了其民族特色中歌舞元素的呈现，是印巴电影惯有的风格特色，插曲均带有民族特色，旋律动感又很好地契合了剧情;其二，影片中对极端分子和空军官兵们的多种宗教信仰没有刻意回避，真实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对大众破除偏见有一定的益处，以便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和体察巴基斯坦的真实风貌;其三，此片是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的大屏幕首秀，枭龙战机是见证中巴人民友谊源远流长的战斗机，在中巴建交70周年之际，枭龙的亮相与《翱翔雄心》的展映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见证中巴友谊不竭的生命力。
巴基斯坦影片《翱翔雄心》从个体书写到集体共鸣再到爱国情怀，塑造了国家至上的军人形象，展现了国家征召的三重情感，呈现了国族意识的核心指向，将有国才有家的信念贯穿始终。该片微观层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有血有肉;中观层面集体精神的表达有情有义;宏观层面国家主义的建构有本有源。影片中浓烈真挚的情感表达触动着观影者对自我国家的情感勾连，有着不可多得的情感共鸣和能量赋能。
参考文献：
[1]王珊.时代变迁下的巴基斯坦电影业[ J ].当代电影，2018（9）：75-79.
[2]李慧璐.情感社会学视域下网络IP剧中“霸道总裁”形象研究[D].河南大学，2020：15-16.
[3]芮必峰.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64-70.
[4][美]格里高利·费希特，[美]艾丽卡·罗森博格，费希特，等.心理学：联系的世界[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56.
[5][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商务印书馆，2009：89.
[6][美]乔纳森·特纳，[美]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