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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6月1日。夜幕降临了，喧闹的都市恢复了宁静。夏日的繁星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水面上，使整个宇宙显得更加神秘、深远。
在外交部劳顿一整天的陈毅，打开收音机，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正在广播。以大将风度誉满全军的陈毅，仅听两句，竟像突然遭到雷击，朝着快步走来的杜秘书问道：“中央台在广播北大的大字报，怎么回事?”
秘书茫然地摇摇头：“办公厅没有通知啊!”
“我找总理去!”陈毅不等秘书叫车，“噌噌噌”，几步走出院门。
陈毅怎么能不震惊、气恼呢15天前，聂元梓等人“炮轰”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当天晚上，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学校局势才得以稳定。今晚突然将这张大字报撒向全国，难道希望在全国引起大乱?
陈毅是周恩来家的常客，他向警卫点点头，径直走进总理办公室，急不可耐地问道：
“总理，政治局开会了?”
“没有。”周恩来招呼陈毅坐下。
“那是撞鬼了!中央台为什么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还说是什么‘革命’的大字报?把全国人民思想都搞乱了，都起来反对各级党的领导，究竟革谁的命?中央台能负这个责任吗?”陈毅越说越气，一巴掌拍在沙发扶手上。
“你别发火嘛!”周恩来口气平静地说，“我也是刚才知道的。十分钟前，康生同志来电话，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哦，毛主席同意的?”陈毅惊讶地反问。他见周恩来缓缓点头，竟一时语塞。陈毅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地喝着，大半杯茶水下肚，却没品出滋味。他搁下茶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伸手向周恩来要支烟，大口大口吸着。两人默默坐在乳白色烟雾中，相对无言。
不久，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各部委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却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陈毅不客气地给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挂了电话——外交部的运动，中央是叫我陈毅负责的，请你不要插手!他事后毫不隐讳地对周恩来说：“我看总是有人躲在后面，煸动娃娃们冲锋!真的弄到了辱党辱国，对不起，老子要开刀的!”
周恩来深沉的目光里分明流露出担忧，他以商量的口吻说道：“陈总，如果身体可以，我想请你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
“为什么?”陈毅惊异地问：“不是决定你去?”
周恩来有无法直言的缘由。就是几个小时前，周恩来把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请来交待任务：“我很快要出国访问。中央决定，6月下旬召开的亚非作家学会会议由陈老总主持。这是一次有国际影响的会议，警卫工作一定要搞好，不能有丝毫差错。”
傅崇碧严肃地点点头，掏出笔记本和总理一起研究具体方案。
这时，一旁的江青突然大声说道：“陈毅这个人，过去是反毛主席的，他这个人很骄傲!”
康生呷口茶水，接过话茬：“是哦，骄傲得很呐，骄傲得不可一世!”
江青逼视着傅崇碧：“你不要看他是个老总，一有机会，他还要东山再起，还要反毛主席的!他是利用亚非紧急会议提高自己的威信!”周恩来脸色凝重，仿佛没听见江青、康生的话，语气严肃恳切地说：“崇碧同志，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非常重要。中央把主持会议的任务交给陈老总，你一定要保护好会议。派一个团保护好会场，如果有人冲，先扣起来。”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更熟悉他仗义执言、无所畏惧的性格，面对国内复杂的斗争局势，他有心让陈毅回避一下。
陈毅哪里知道这些，执意不肯，认为出访还是周恩来合适。周恩来只好用力握着陈毅的手，深情地摇了摇，说：“好吧，出访还是我去。”顿了顿，又接着说：“陈总，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搞，问题确实错综复杂，我想再提醒你一下，遇事不要急躁，谨慎行事，更不要不分场合地发‘政治脾气’，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保卫措施，你找傅崇碧同志落实一下，既要有防备，又要以宣传教育为士……”
陈毅一一点头应承着。
娴静的月亮像技艺高超的摄影师，悄悄地按下快门，把周恩来与陈毅的身影，留在祖国美丽可爱、却又是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惺惺相惜共迎难
“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领导取消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均变为执行“资反路线”的代理人受到造反派围攻和批判。
陈毅已经隐约感觉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偏人一条礁牙狰狞、风涛险恶的危险航道!他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掉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交部系统批判工作组大，会，陈毅都去参加。没有“我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等最时髦、最能激起狂热掌声的语言，也没有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的废话，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硬是要和稀泥!”
造反派狂妄地直呼其名道：“陈毅，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我决定跟毛主席走!”陈毅一板一眼，毫不含糊：“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被中央文革小组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了攻击和围剿。
一个强烈的念头牢牢攫住陈毅的心，他想同毛泽东谈一谈。
1966年8月31日，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成了人海旗林。天安门城楼上，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微笑着与陈毅握手，一同走进休息室，关切询问情况后说：“我保你!”
“主席，我要争取自己过关，我还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欣然应允。
自从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特别是11月2日，《红旗》杂志第14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发表后，凡是向陈毅提出邀请的群众集会，他都爽快地答应，并且只要参加，必定讲话。 这天，周恩来把陈毅请到自己的住所西花厅，明确地交待任务：“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 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瞪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
陈毅愕然。“文革”以来，有不少同志劝他不要讲话，少惹麻烦。总理没有劝过。况且，就是两三天前，周总理还请他出面讲话嘛!
原来，各地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如果听任停产串联的势头发展，后果不只是运输紧张、社会秩序混乱，而是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乃至崩溃!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号召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海报已经贴出去了，数万张入场券也下发了，中央文革坚决反对开会，罪名是“以生产压革命”。明摆着，“文革小组”的决定不容抗拒。周恩来提出：“会议照开，这么多工人集合起来也不容易，就请陈老总给工人同志们作个形势报告吧!”
“可以，我讲!”陈毅满口答应。陈毅非常清楚周恩来的苦衷。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使他始终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他必须执行主席的部署，跟上“文革小组”的安排，不与他们硬顶，因为“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他又必须牢牢抓紧工农业生产等实际工作，尽量减少运动对生产的冲击和影响，因为他是总理。他肩上担着八亿人民的衣食住行。他必须正视现实，光靠革命口号，养不活几亿人民!陈毅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正以其诚恳与智慧，竭尽全力寻找“向中央”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全力辅佐!
在这次会上，陈毅从国际形势讲到工人阶级的责任，讲到“当家人”要坚持狠狠抓生产，狠狠抓革命。这种发言，当然又遭到造反派的攻击……
周恩来话语充满忧虑：“林彪批判了谷牧同志起草的工交系统‘文革’十条规定，说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看样子，余秋里、谷牧同志今后都很难出面讲话了。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嘛!一年之际在于春，明年初，部长们被围斗不能工作，全年的工作就要受影响了。”周恩来见陈毅点头赞同，话头一转：“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么样?”
“叫我带头向造反派检讨?”陈毅顿时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我有什么错误?要学生们顾大局，这话错了?要工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这话错吗?只要我说的没有错，我就坚持!我就是不低头，不检讨!”
“陈总!”周恩来双目注视着陈毅，几乎是恳求了：“就忍了这一次吧!”
“不!”陈毅断然回绝，“士可杀，不可辱!大不了一把刀子。”
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陈毅说：“陈总呀，我希望你再想一想。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都不能中断，你要是总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啊!”
陈毅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今天明显露出疲倦、憔悴的神色，他不愿再惹总理烦恼，有些含糊其辞地说：“好!我回去再想想吧!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过去了。这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议，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
陈毅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每次开会，总是“文革小组”的几位“左派”包场，无限上纲的攻击性言辞，高八度的骂街腔调，令人腻烦。身边叶剑英递给他一张信笺，努努嘴，没吭声。陈毅一看，是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陈毅提笔批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绝妙好词!站在最后的感叹号，画得又粗又重，像陈毅伸起的大拇指!突然，他发现叶剑英正震惊、痛楚地凝视着一个方向……陈毅转目追寻过去，顷刻，他也象冷不丁掉进冰水中：坐在斜对面的周恩来，用右手支撑着前额，两只眼睛不断眨动着，眨动着，可是终于抵抗不住，慢慢地合拢了。
“周总理在打瞌睡!”陈毅简直不敢相信!当然，这只是几秒钟的情景。此时，周恩来已站起身，缓步走到墙边，向痰盂里倒掉少许冷茶，又提起水瓶，往杯里添些热水。几步的活动，他已恢复了精力，坐回座位，继续听取陈伯达喋喋不休的质问和声讨。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保持平衡了!他紧紧抿住双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记得有一次在非洲某国访问，长途的飞行，紧张的会谈，再加上炎热干燥的沙漠气候，陈毅直感到困倦不堪，在从机场开往宾馆的汽车里睡着了，周总理右肩托着他，左手不断向路边欢迎的群众挥动致意，精神饱满极了，直到进市区才唤醒陈毅……就从那一次，周恩来建议陈毅戴上副墨镜，凡由他出面主谈时，陈毅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会儿。但有一个条件：不准打呼噜……
可今天，周恩来竟也打瞌睡了!他实在太累了。
会散了，叶剑英在门口放慢脚步，等陈毅出来，上了陈毅的车。车开动了，两人却心事凝重，沉默无言。分手前，叶剑英握住陈毅的手晃了晃，说：“陈总，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没有总理不行呀!”
陈毅凝重地点点头。
周恩来刚进家门，陈毅也推门进来。
“陈总，找我有事?”周恩来见陈毅神情有些异样，亲切地询问道。
“总理，我想通了。我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着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就带个头，以大事为重。”他揽着陈毅的肩，慢慢踱着步，叮咛道：“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陈毅告辞时，周恩来留他吃饭。
“不了。”陈毅不忍心再劳累总理，他摇摇头：“张茜还在家等着呢。”走至门边，陈毅又站住了。他转过脸，望着周恩来说：“总理，你要多保重身体嘞!不只是为自己、为大姐，是为整个党，整个国家!”
陈毅喉头一阵发紧，他急转身走出门，让两颗晶亮的泪珠，躲过周恩来敏锐的眼睛，悄悄落在自己的前襟!
同忍辱共负重
外交部天天能与陈毅打交道的造反派头头们首次发现：陈毅近来沉默了。凡向他请示，他一反平常果断干脆的作风，总回答一句话：“等我请示周总理以后再定!”
“陈毅肯定挨中央批评了!”“陈毅只得老老实实写检查了!”外交部造反派的窃窃私语，迅速从各种渠道传向社会，“外院”造反派批判陈毅的调子直线上升，竟然绘制了近百张批判陈毅的漫画，放在学校里展出已不过瘾，一纸“最最强烈要求”递至周恩来办公桌上：立即调拨一节火车，供“革命小将”专用。他们要把批判陈毅的画展运往全国各地展出。同时还强烈要求：陈毅必须滚到外院革命造反派面前低头认罪。
周恩来看到这份名日请求、 实为通牒的信，果断地向秘书布置：“请你安排一个时间，我接见他们。”
秘书迅速翻手中笔记本，为难地说：“总理，今天实在安排不下，一昼夜只有24小时，现在已经排满16个小时了……”
“不行，只能安排在今天，夜长梦多，不能让他们这样胡闹下去!你想法插空，总之，一定要在今天。”
最后，“空”是“插”到了，当然，又插掉总理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在外语学院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的谈话记录，从1966年至1973年8年间共接见二十多次，其中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底，短短30天里，周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五次之多，累计二十多小时。有一半时间，是为了说服造反派正确看待陈毅。当时，六位副总理都遭炮轰，为保护每一位战友，周恩来经受了造反派多少次轮番围攻，强咽过多么大的屈辱，这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
周恩来每次接见造反派，陈毅并不出席。接见时的情况，周恩来也从未向他谈起。不过，周恩来每次接见讲话的内容，陈毅却能从造反派的小报上看到。有时候，读着读着，陈毅禁不住痛楚地闭上眼睛。他从字里行间不难想见造反派蛮横无理，咄咄逼人；周恩来苦口婆心、忍气相劝的场面。他常仰天长叹：无论从公从私，周恩来都是我的兄长，不是周总理用自己的身体遮挡着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被撂倒了。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一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检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周恩来最后总结：“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上的事，让陈毅同志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谢谢大家支持。”会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口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向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像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像是卸去沉重的枷锁，准备投身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2月13日和16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的问题，以四位副总理和四位元帅为代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会议当晚，周恩来没去“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碰头会上的情况——党内畅所欲言本来很正常，他是政治局常委，他一向给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矛盾的办法。
然而，2月16日当晚，由江青安排，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他们一番摇唇鼓舌，诬蔑栽赃，顿时激起毛泽东的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无法实现了。
于是，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向这批被他们视为喉中鲠、肉中刺的开国元勋，发起了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猖狂围攻。
陈毅被诬蔑为“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组成的一文一武政变中心的穿针引线的人”，“是二月逆流的黑统帅，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在中央生活会上批斗还不足打倒搞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陈毅等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篡改，并冠以“二月逆流”的巨型高帽，通过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有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极左思潮被煽动了、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地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制造种种事端，企图把陈毅从周恩来严密保护下抢到自己手中，听凭造反派从精神上乃至肉体上批倒批臭。
造反派每回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来亲自参加，其实等于陪斗。
偶尔总理外事活动无法分身，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并且派自己的秘书、卫士长从头至尾参加会议，一为保护陈毅安全，二为自己随时掌握真实情况，以防万一。
一天吃罢晚饭，陈毅接完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招呼备车，天黑后出发。
“又要上哪儿?”张茜不安地问道。
“噢，总理让我今晚住进人民大会堂，那里安静，能好好睡一觉，省得明天挨批判时打瞌睡。”陈毅口吻轻松，说完还笑了笑。
张茜望着陈毅明显消瘦的脸庞，凄楚地摇摇头。短短二十几天，陈毅已被大会、小会批判六七次。陈毅从没向她细说被批斗的详情。可是，如果没有特殊威胁，总理是不会让他住进人民大会堂的……想到这里，泪水顺着她苍白的面颊，滚落下来。
“哎，你不要担心嘛!”陈毅扶着妻子的肩膀安慰道：“总理考虑问题一向仔细，他担心造反派明天再截我的汽车，就采取这预防万一的措施，你不必紧张嘛!北京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嘛!”
在人民大会堂边厅休息室里，陈毅早早熄灯上了床，为了明天精力充沛，他强迫自己闭上了双眼。没有高音喇叭的吼叫，心思再重也抗不住多日的困倦和疲劳，陈毅终于睡着了。
在同一座建筑的另一个边厅里，周恩来正在接见下午在外交部闹事的造反派代表。造反派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批评，从半夜一直纠缠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18个小时，心脏又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递给被造反派尊为“革命干部”的姚登山，他竟置之不理，听任造反派胡闹下去。
周恩来生气地站起来，严厉地批评：“冲外交部，不管怎么样，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造反派立即毫无理性地叫嚷，高声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你们是不是跟我开辩论会?!”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批评造反派，更是一语道破幕后怂恿、策划者的险恶用心，“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地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了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起周恩来离开会场。造反派依旧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
“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边的周恩来陡然回转身来，两眼燃烧着愤怒的烈焰，严正警告：“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的批斗会场里被滞留了近20个小时，至繁星满天的午夜，他才乘车回到家中。等候在会客室的卞主任立即 戴上听诊器，为陈毅检查。
“卞主任，你怎么来了?”陈毅略觉吃惊：“为什么不去照顾总理?”
“是总理交代我来看看您的。”卞主任解释说，“总理担心您身体吃不消。”陈毅眼睛热了，他动情地说：“谢谢总理了。听说总理早晨心脏不好，现在怎样?”
“休息一下，稍好些。”卞主任放下听诊器，“总理太累了，他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可是，唉，现在这种作法，我真不能理解……”接着，卞主任向陈毅讲述了早晨的情况。
这天清晨，卞主任扶周恩来睡上床，吸完一袋氧气，总理脸上慢慢有些血色，呼吸均匀，脉搏平稳，渐渐进入梦乡。刚睡半小时，悬挂在墙外的高音喇叭，又一齐叫喊起来。卞主任急忙起身关紧北窗，可是无法挡住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周恩来被惊醒了，他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向床边卞主任问道：“我睡多久了?是不是该起床了?不能耽误接见时间……”
“总理，您刚睡了半小时，再睡会儿吧!”
总理轻轻“哦”了一声，又闭上双眼。不过，眼睑一直在颤动着，隔一会儿，睁眼看看枕边的手表，后来，干脆睁开眼睛，凝视着天花板……
卞志强忍不住恳求道：“总理，我是医生，我不讲话，我就失职。您的心脏再也经不起这种嘈杂环境的折磨，您必须离开这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否则……”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啰嗦?!”周恩来突然发火了：“我早就说过，就是炮轰，我也不能离开中南海!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造反派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里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这些老同志，我是一定要保的，毛主席也让我保，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阵地!我能临阵脱逃吗?!”
卞主任低下头，强忍着泪水检讨说：“总理，您别生气，是我说错了……”
寂静片刻，周恩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在卞主任的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说：“卞主任，请你原谅，我在外头受了气，就拿你们出气了，我知道你是好心，是关心我。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卞主任握住周恩来的手，热泪夺眶而出，他真想向周总理大声说：“只要您能心里痛快，只要您身体好，想说您就说吧!”可是，泪水哽住了咽喉，他只能点点头……
卞主任为陈毅检查了身体，陈毅亲自把他送到门口，握别时又叮嘱一句：“请转告总理，我一切都好，不要担心，请他自己多保重。”
憾痛总在永别时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开始了。直肠癌已广泛转移，正进行放射治疗的陈毅坚持从医院赶来，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开会，周恩来提出发言时录音的建议，陈毅完全赞成。他说：“我希望把记录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参考。”
三万多字的发言，陈毅又讲了整整一上午，话刚讲完，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涌了出来。医生将他搀扶上车，送回医院。
为挽救陈毅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又亲笔批准日坛医院给陈毅作了胃肠短路手术。
1972年1月2日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同志现在神志非常清醒，似是回光返照现象。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乘车赶到日坛医院，急步走进陈毅病房，掩门长谈。
周恩来离去一会儿，陈毅又陷入昏迷……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
哭声骤然四起……
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夜色是这样的黑，这样的浓。忙了整整一天的周恩来，沿着狭窄的楼梯，一级一级走进地下甬道，陈毅的遗体已经移到301医院的太平间。
陈毅静静地躺在风口处，身上只盖着一层白布床单。
周恩来清癯的面容凝聚着深深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礼毕，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周恩来重新为陈毅拉平床单，动作轻缓、小心，床单盖好后，又往里掖了掖。
立在旁边的张茜呜咽出声，她握住周恩来伸来的右手，抽泣着说：“周总理，您要多保重身体啊!大姐也为您担心。”
“谢谢。”
周恩来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向安卧着的陈毅投去永别的目光：黎明时刻，陈毅的遗体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要赶散!”周恩来声音不大，态度果断：“组织他们进去告别一下!”这是回复中组部部长的电话。医院从早到晚聚集了数百人，有地方干部，也有军人。都是按上定规格无资格参加遗体告别的。
放下电话，望着桌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恩来沉重地叹息一声。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八宝山。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占去一大半篇幅。
对于悼词，毛泽东圈去了“有功有过”四个字，这对周恩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现在悼词尽管对陈毅没有作充分的评价，但是肯定了陈毅一生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精神。他若在天有灵，是会首肯的，况且悼词张茜已经看了，她亲口对周恩来说：“我只要‘优秀党员’、‘忠诚战士’两句话就够了!”这是一位熟知丈夫情操的好妻子!
这几天来，宋庆龄副主席来过电话，她坚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打印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秘书还接到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挂来的电话，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又何尝不愿满足这种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呢?!可是，政治局定下的规格，他无权改动。
10日下午3点，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
中午12点，周恩来面前的饭菜几乎没动。往日宁静的西花厅里，一直响着周恩来沉重的长时间的踱步声。
中南海里。
毛泽东突然缓缓从床上坐起来：“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像严冬刮起的一阵春风，驱散了周恩来的满面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宏亮有力：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决定，这既是周恩来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他机敏过人的才智和果断!
搁下电话，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迅速超过毛泽东的专车。
待毛泽东走下车时，周恩来已用电话调来了十几个电热炉，调来了报社、电台记者。
毛泽东泪流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我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场。毛泽东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夹大袍，衣袖上缠着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缓慢、沉重，不足600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这样的感情失控，出现在素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实属罕见，陡然增添了会场的悲痛气氛，硬压在心底的呜咽声、抽泣声顿时响成一片。
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屈辱的所有同志。
后来
4年后，1976年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总理也被“文革”和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一次，高龄病重的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为历史留下永久的遗憾。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流泪为他送行。周恩来的骨灰洒向了祖国的江河湖海、苍茫大地。
周恩来、陈毅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永远生活在人民心里。
责编 张潇中
1966年6月1日。夜幕降临了，喧闹的都市恢复了宁静。夏日的繁星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水面上，使整个宇宙显得更加神秘、深远。
在外交部劳顿一整天的陈毅，打开收音机，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正在广播。以大将风度誉满全军的陈毅，仅听两句，竟像突然遭到雷击，朝着快步走来的杜秘书问道：“中央台在广播北大的大字报，怎么回事?”
秘书茫然地摇摇头：“办公厅没有通知啊!”
“我找总理去!”陈毅不等秘书叫车，“噌噌噌”，几步走出院门。
陈毅怎么能不震惊、气恼呢15天前，聂元梓等人“炮轰”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当天晚上，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学校局势才得以稳定。今晚突然将这张大字报撒向全国，难道希望在全国引起大乱?
陈毅是周恩来家的常客，他向警卫点点头，径直走进总理办公室，急不可耐地问道：
“总理，政治局开会了?”
“没有。”周恩来招呼陈毅坐下。
“那是撞鬼了!中央台为什么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还说是什么‘革命’的大字报?把全国人民思想都搞乱了，都起来反对各级党的领导，究竟革谁的命?中央台能负这个责任吗?”陈毅越说越气，一巴掌拍在沙发扶手上。
“你别发火嘛!”周恩来口气平静地说，“我也是刚才知道的。十分钟前，康生同志来电话，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哦，毛主席同意的?”陈毅惊讶地反问。他见周恩来缓缓点头，竟一时语塞。陈毅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地喝着，大半杯茶水下肚，却没品出滋味。他搁下茶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伸手向周恩来要支烟，大口大口吸着。两人默默坐在乳白色烟雾中，相对无言。
不久，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各部委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却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陈毅不客气地给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挂了电话——外交部的运动，中央是叫我陈毅负责的，请你不要插手!他事后毫不隐讳地对周恩来说：“我看总是有人躲在后面，煸动娃娃们冲锋!真的弄到了辱党辱国，对不起，老子要开刀的!”
周恩来深沉的目光里分明流露出担忧，他以商量的口吻说道：“陈总，如果身体可以，我想请你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
“为什么?”陈毅惊异地问：“不是决定你去?”
周恩来有无法直言的缘由。就是几个小时前，周恩来把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请来交待任务：“我很快要出国访问。中央决定，6月下旬召开的亚非作家学会会议由陈老总主持。这是一次有国际影响的会议，警卫工作一定要搞好，不能有丝毫差错。”
傅崇碧严肃地点点头，掏出笔记本和总理一起研究具体方案。
这时，一旁的江青突然大声说道：“陈毅这个人，过去是反毛主席的，他这个人很骄傲!”
康生呷口茶水，接过话茬：“是哦，骄傲得很呐，骄傲得不可一世!”
江青逼视着傅崇碧：“你不要看他是个老总，一有机会，他还要东山再起，还要反毛主席的!他是利用亚非紧急会议提高自己的威信!”周恩来脸色凝重，仿佛没听见江青、康生的话，语气严肃恳切地说：“崇碧同志，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非常重要。中央把主持会议的任务交给陈老总，你一定要保护好会议。派一个团保护好会场，如果有人冲，先扣起来。”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更熟悉他仗义执言、无所畏惧的性格，面对国内复杂的斗争局势，他有心让陈毅回避一下。
陈毅哪里知道这些，执意不肯，认为出访还是周恩来合适。周恩来只好用力握着陈毅的手，深情地摇了摇，说：“好吧，出访还是我去。”顿了顿，又接着说：“陈总，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搞，问题确实错综复杂，我想再提醒你一下，遇事不要急躁，谨慎行事，更不要不分场合地发‘政治脾气’，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保卫措施，你找傅崇碧同志落实一下，既要有防备，又要以宣传教育为士……”
陈毅一一点头应承着。
娴静的月亮像技艺高超的摄影师，悄悄地按下快门，把周恩来与陈毅的身影，留在祖国美丽可爱、却又是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惺惺相惜共迎难
“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领导取消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均变为执行“资反路线”的代理人受到造反派围攻和批判。
陈毅已经隐约感觉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偏人一条礁牙狰狞、风涛险恶的危险航道!他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掉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交部系统批判工作组大，会，陈毅都去参加。没有“我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等最时髦、最能激起狂热掌声的语言，也没有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的废话，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硬是要和稀泥!”
造反派狂妄地直呼其名道：“陈毅，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我决定跟毛主席走!”陈毅一板一眼，毫不含糊：“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被中央文革小组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了攻击和围剿。
一个强烈的念头牢牢攫住陈毅的心，他想同毛泽东谈一谈。
1966年8月31日，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成了人海旗林。天安门城楼上，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微笑着与陈毅握手，一同走进休息室，关切询问情况后说：“我保你!”
“主席，我要争取自己过关，我还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欣然应允。
自从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特别是11月2日，《红旗》杂志第14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发表后，凡是向陈毅提出邀请的群众集会，他都爽快地答应，并且只要参加，必定讲话。 这天，周恩来把陈毅请到自己的住所西花厅，明确地交待任务：“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 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瞪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
陈毅愕然。“文革”以来，有不少同志劝他不要讲话，少惹麻烦。总理没有劝过。况且，就是两三天前，周总理还请他出面讲话嘛!
原来，各地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如果听任停产串联的势头发展，后果不只是运输紧张、社会秩序混乱，而是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乃至崩溃!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号召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海报已经贴出去了，数万张入场券也下发了，中央文革坚决反对开会，罪名是“以生产压革命”。明摆着，“文革小组”的决定不容抗拒。周恩来提出：“会议照开，这么多工人集合起来也不容易，就请陈老总给工人同志们作个形势报告吧!”
“可以，我讲!”陈毅满口答应。陈毅非常清楚周恩来的苦衷。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使他始终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他必须执行主席的部署，跟上“文革小组”的安排，不与他们硬顶，因为“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他又必须牢牢抓紧工农业生产等实际工作，尽量减少运动对生产的冲击和影响，因为他是总理。他肩上担着八亿人民的衣食住行。他必须正视现实，光靠革命口号，养不活几亿人民!陈毅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正以其诚恳与智慧，竭尽全力寻找“向中央”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全力辅佐!
在这次会上，陈毅从国际形势讲到工人阶级的责任，讲到“当家人”要坚持狠狠抓生产，狠狠抓革命。这种发言，当然又遭到造反派的攻击……
周恩来话语充满忧虑：“林彪批判了谷牧同志起草的工交系统‘文革’十条规定，说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看样子，余秋里、谷牧同志今后都很难出面讲话了。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嘛!一年之际在于春，明年初，部长们被围斗不能工作，全年的工作就要受影响了。”周恩来见陈毅点头赞同，话头一转：“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么样?”
“叫我带头向造反派检讨?”陈毅顿时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我有什么错误?要学生们顾大局，这话错了?要工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这话错吗?只要我说的没有错，我就坚持!我就是不低头，不检讨!”
“陈总!”周恩来双目注视着陈毅，几乎是恳求了：“就忍了这一次吧!”
“不!”陈毅断然回绝，“士可杀，不可辱!大不了一把刀子。”
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陈毅说：“陈总呀，我希望你再想一想。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都不能中断，你要是总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啊!”
陈毅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今天明显露出疲倦、憔悴的神色，他不愿再惹总理烦恼，有些含糊其辞地说：“好!我回去再想想吧!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过去了。这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议，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
陈毅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每次开会，总是“文革小组”的几位“左派”包场，无限上纲的攻击性言辞，高八度的骂街腔调，令人腻烦。身边叶剑英递给他一张信笺，努努嘴，没吭声。陈毅一看，是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陈毅提笔批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绝妙好词!站在最后的感叹号，画得又粗又重，像陈毅伸起的大拇指!突然，他发现叶剑英正震惊、痛楚地凝视着一个方向……陈毅转目追寻过去，顷刻，他也象冷不丁掉进冰水中：坐在斜对面的周恩来，用右手支撑着前额，两只眼睛不断眨动着，眨动着，可是终于抵抗不住，慢慢地合拢了。
“周总理在打瞌睡!”陈毅简直不敢相信!当然，这只是几秒钟的情景。此时，周恩来已站起身，缓步走到墙边，向痰盂里倒掉少许冷茶，又提起水瓶，往杯里添些热水。几步的活动，他已恢复了精力，坐回座位，继续听取陈伯达喋喋不休的质问和声讨。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保持平衡了!他紧紧抿住双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记得有一次在非洲某国访问，长途的飞行，紧张的会谈，再加上炎热干燥的沙漠气候，陈毅直感到困倦不堪，在从机场开往宾馆的汽车里睡着了，周总理右肩托着他，左手不断向路边欢迎的群众挥动致意，精神饱满极了，直到进市区才唤醒陈毅……就从那一次，周恩来建议陈毅戴上副墨镜，凡由他出面主谈时，陈毅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会儿。但有一个条件：不准打呼噜……
可今天，周恩来竟也打瞌睡了!他实在太累了。
会散了，叶剑英在门口放慢脚步，等陈毅出来，上了陈毅的车。车开动了，两人却心事凝重，沉默无言。分手前，叶剑英握住陈毅的手晃了晃，说：“陈总，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没有总理不行呀!”
陈毅凝重地点点头。
周恩来刚进家门，陈毅也推门进来。
“陈总，找我有事?”周恩来见陈毅神情有些异样，亲切地询问道。
“总理，我想通了。我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着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就带个头，以大事为重。”他揽着陈毅的肩，慢慢踱着步，叮咛道：“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陈毅告辞时，周恩来留他吃饭。
“不了。”陈毅不忍心再劳累总理，他摇摇头：“张茜还在家等着呢。”走至门边，陈毅又站住了。他转过脸，望着周恩来说：“总理，你要多保重身体嘞!不只是为自己、为大姐，是为整个党，整个国家!”
陈毅喉头一阵发紧，他急转身走出门，让两颗晶亮的泪珠，躲过周恩来敏锐的眼睛，悄悄落在自己的前襟!
同忍辱共负重
外交部天天能与陈毅打交道的造反派头头们首次发现：陈毅近来沉默了。凡向他请示，他一反平常果断干脆的作风，总回答一句话：“等我请示周总理以后再定!”
“陈毅肯定挨中央批评了!”“陈毅只得老老实实写检查了!”外交部造反派的窃窃私语，迅速从各种渠道传向社会，“外院”造反派批判陈毅的调子直线上升，竟然绘制了近百张批判陈毅的漫画，放在学校里展出已不过瘾，一纸“最最强烈要求”递至周恩来办公桌上：立即调拨一节火车，供“革命小将”专用。他们要把批判陈毅的画展运往全国各地展出。同时还强烈要求：陈毅必须滚到外院革命造反派面前低头认罪。
周恩来看到这份名日请求、 实为通牒的信，果断地向秘书布置：“请你安排一个时间，我接见他们。”
秘书迅速翻手中笔记本，为难地说：“总理，今天实在安排不下，一昼夜只有24小时，现在已经排满16个小时了……”
“不行，只能安排在今天，夜长梦多，不能让他们这样胡闹下去!你想法插空，总之，一定要在今天。”
最后，“空”是“插”到了，当然，又插掉总理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在外语学院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的谈话记录，从1966年至1973年8年间共接见二十多次，其中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底，短短30天里，周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五次之多，累计二十多小时。有一半时间，是为了说服造反派正确看待陈毅。当时，六位副总理都遭炮轰，为保护每一位战友，周恩来经受了造反派多少次轮番围攻，强咽过多么大的屈辱，这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
周恩来每次接见造反派，陈毅并不出席。接见时的情况，周恩来也从未向他谈起。不过，周恩来每次接见讲话的内容，陈毅却能从造反派的小报上看到。有时候，读着读着，陈毅禁不住痛楚地闭上眼睛。他从字里行间不难想见造反派蛮横无理，咄咄逼人；周恩来苦口婆心、忍气相劝的场面。他常仰天长叹：无论从公从私，周恩来都是我的兄长，不是周总理用自己的身体遮挡着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被撂倒了。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一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检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周恩来最后总结：“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上的事，让陈毅同志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谢谢大家支持。”会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口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向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像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像是卸去沉重的枷锁，准备投身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2月13日和16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的问题，以四位副总理和四位元帅为代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会议当晚，周恩来没去“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碰头会上的情况——党内畅所欲言本来很正常，他是政治局常委，他一向给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矛盾的办法。
然而，2月16日当晚，由江青安排，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他们一番摇唇鼓舌，诬蔑栽赃，顿时激起毛泽东的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无法实现了。
于是，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向这批被他们视为喉中鲠、肉中刺的开国元勋，发起了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猖狂围攻。
陈毅被诬蔑为“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组成的一文一武政变中心的穿针引线的人”，“是二月逆流的黑统帅，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在中央生活会上批斗还不足打倒搞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陈毅等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篡改，并冠以“二月逆流”的巨型高帽，通过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有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极左思潮被煽动了、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地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制造种种事端，企图把陈毅从周恩来严密保护下抢到自己手中，听凭造反派从精神上乃至肉体上批倒批臭。
造反派每回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来亲自参加，其实等于陪斗。
偶尔总理外事活动无法分身，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并且派自己的秘书、卫士长从头至尾参加会议，一为保护陈毅安全，二为自己随时掌握真实情况，以防万一。
一天吃罢晚饭，陈毅接完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招呼备车，天黑后出发。
“又要上哪儿?”张茜不安地问道。
“噢，总理让我今晚住进人民大会堂，那里安静，能好好睡一觉，省得明天挨批判时打瞌睡。”陈毅口吻轻松，说完还笑了笑。
张茜望着陈毅明显消瘦的脸庞，凄楚地摇摇头。短短二十几天，陈毅已被大会、小会批判六七次。陈毅从没向她细说被批斗的详情。可是，如果没有特殊威胁，总理是不会让他住进人民大会堂的……想到这里，泪水顺着她苍白的面颊，滚落下来。
“哎，你不要担心嘛!”陈毅扶着妻子的肩膀安慰道：“总理考虑问题一向仔细，他担心造反派明天再截我的汽车，就采取这预防万一的措施，你不必紧张嘛!北京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嘛!”
在人民大会堂边厅休息室里，陈毅早早熄灯上了床，为了明天精力充沛，他强迫自己闭上了双眼。没有高音喇叭的吼叫，心思再重也抗不住多日的困倦和疲劳，陈毅终于睡着了。
在同一座建筑的另一个边厅里，周恩来正在接见下午在外交部闹事的造反派代表。造反派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批评，从半夜一直纠缠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18个小时，心脏又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递给被造反派尊为“革命干部”的姚登山，他竟置之不理，听任造反派胡闹下去。
周恩来生气地站起来，严厉地批评：“冲外交部，不管怎么样，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造反派立即毫无理性地叫嚷，高声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你们是不是跟我开辩论会?!”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批评造反派，更是一语道破幕后怂恿、策划者的险恶用心，“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地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了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起周恩来离开会场。造反派依旧在叫嚷：“明天拦住陈毅汽车!”
“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边的周恩来陡然回转身来，两眼燃烧着愤怒的烈焰，严正警告：“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的批斗会场里被滞留了近20个小时，至繁星满天的午夜，他才乘车回到家中。等候在会客室的卞主任立即 戴上听诊器，为陈毅检查。
“卞主任，你怎么来了?”陈毅略觉吃惊：“为什么不去照顾总理?”
“是总理交代我来看看您的。”卞主任解释说，“总理担心您身体吃不消。”陈毅眼睛热了，他动情地说：“谢谢总理了。听说总理早晨心脏不好，现在怎样?”
“休息一下，稍好些。”卞主任放下听诊器，“总理太累了，他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可是，唉，现在这种作法，我真不能理解……”接着，卞主任向陈毅讲述了早晨的情况。
这天清晨，卞主任扶周恩来睡上床，吸完一袋氧气，总理脸上慢慢有些血色，呼吸均匀，脉搏平稳，渐渐进入梦乡。刚睡半小时，悬挂在墙外的高音喇叭，又一齐叫喊起来。卞主任急忙起身关紧北窗，可是无法挡住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周恩来被惊醒了，他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向床边卞主任问道：“我睡多久了?是不是该起床了?不能耽误接见时间……”
“总理，您刚睡了半小时，再睡会儿吧!”
总理轻轻“哦”了一声，又闭上双眼。不过，眼睑一直在颤动着，隔一会儿，睁眼看看枕边的手表，后来，干脆睁开眼睛，凝视着天花板……
卞志强忍不住恳求道：“总理，我是医生，我不讲话，我就失职。您的心脏再也经不起这种嘈杂环境的折磨，您必须离开这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否则……”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啰嗦?!”周恩来突然发火了：“我早就说过，就是炮轰，我也不能离开中南海!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造反派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里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这些老同志，我是一定要保的，毛主席也让我保，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阵地!我能临阵脱逃吗?!”
卞主任低下头，强忍着泪水检讨说：“总理，您别生气，是我说错了……”
寂静片刻，周恩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在卞主任的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说：“卞主任，请你原谅，我在外头受了气，就拿你们出气了，我知道你是好心，是关心我。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卞主任握住周恩来的手，热泪夺眶而出，他真想向周总理大声说：“只要您能心里痛快，只要您身体好，想说您就说吧!”可是，泪水哽住了咽喉，他只能点点头……
卞主任为陈毅检查了身体，陈毅亲自把他送到门口，握别时又叮嘱一句：“请转告总理，我一切都好，不要担心，请他自己多保重。”
憾痛总在永别时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开始了。直肠癌已广泛转移，正进行放射治疗的陈毅坚持从医院赶来，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开会，周恩来提出发言时录音的建议，陈毅完全赞成。他说：“我希望把记录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参考。”
三万多字的发言，陈毅又讲了整整一上午，话刚讲完，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涌了出来。医生将他搀扶上车，送回医院。
为挽救陈毅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又亲笔批准日坛医院给陈毅作了胃肠短路手术。
1972年1月2日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同志现在神志非常清醒，似是回光返照现象。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乘车赶到日坛医院，急步走进陈毅病房，掩门长谈。
周恩来离去一会儿，陈毅又陷入昏迷……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
哭声骤然四起……
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夜色是这样的黑，这样的浓。忙了整整一天的周恩来，沿着狭窄的楼梯，一级一级走进地下甬道，陈毅的遗体已经移到301医院的太平间。
陈毅静静地躺在风口处，身上只盖着一层白布床单。
周恩来清癯的面容凝聚着深深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礼毕，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周恩来重新为陈毅拉平床单，动作轻缓、小心，床单盖好后，又往里掖了掖。
立在旁边的张茜呜咽出声，她握住周恩来伸来的右手，抽泣着说：“周总理，您要多保重身体啊!大姐也为您担心。”
“谢谢。”
周恩来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向安卧着的陈毅投去永别的目光：黎明时刻，陈毅的遗体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要赶散!”周恩来声音不大，态度果断：“组织他们进去告别一下!”这是回复中组部部长的电话。医院从早到晚聚集了数百人，有地方干部，也有军人。都是按上定规格无资格参加遗体告别的。
放下电话，望着桌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恩来沉重地叹息一声。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八宝山。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占去一大半篇幅。
对于悼词，毛泽东圈去了“有功有过”四个字，这对周恩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现在悼词尽管对陈毅没有作充分的评价，但是肯定了陈毅一生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精神。他若在天有灵，是会首肯的，况且悼词张茜已经看了，她亲口对周恩来说：“我只要‘优秀党员’、‘忠诚战士’两句话就够了!”这是一位熟知丈夫情操的好妻子!
这几天来，宋庆龄副主席来过电话，她坚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打印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秘书还接到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挂来的电话，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又何尝不愿满足这种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呢?!可是，政治局定下的规格，他无权改动。
10日下午3点，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
中午12点，周恩来面前的饭菜几乎没动。往日宁静的西花厅里，一直响着周恩来沉重的长时间的踱步声。
中南海里。
毛泽东突然缓缓从床上坐起来：“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像严冬刮起的一阵春风，驱散了周恩来的满面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宏亮有力：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决定，这既是周恩来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他机敏过人的才智和果断!
搁下电话，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迅速超过毛泽东的专车。
待毛泽东走下车时，周恩来已用电话调来了十几个电热炉，调来了报社、电台记者。
毛泽东泪流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我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场。毛泽东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夹大袍，衣袖上缠着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缓慢、沉重，不足600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这样的感情失控，出现在素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实属罕见，陡然增添了会场的悲痛气氛，硬压在心底的呜咽声、抽泣声顿时响成一片。
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屈辱的所有同志。
后来
4年后，1976年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总理也被“文革”和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一次，高龄病重的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为历史留下永久的遗憾。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流泪为他送行。周恩来的骨灰洒向了祖国的江河湖海、苍茫大地。
周恩来、陈毅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永远生活在人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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