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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我的父母携全家下放晋城巴公镇。寒风霜雪，我们乘敞篷卡车，在太行山上一路攀行，走向未知。告别古城之际，吴增义、刘小四、高明宪三弟兄冒雪相送，我心苦痛，无语凝重，泪湿衣襟。一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沉沉幻象，重重魔影……
是体育运动， 拯救了我那荒诞而又芜杂的少年劫难。
1970年以来，我本是晋城巴公化肥厂一名青年学徒工，却因为地区体委上调体育骨干， 常常外出受训。成年累月在多个青少年集训队打篮球，练自行车。“文革”乱世，国省地三级体委解散了职业运动队，我只能混了一天算一天。与伙伴们不同的是，我每月还有青年工人一份工资，日子比别人宽松些。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担忧前途，心有不甘，又非常无奈。
1975年落实干部政策，我父母从巴公化肥厂和高平县革委会调回地委，重新工作。全家又搬回了晋东南地委大院。我仍在自行车队苦练。
1976年9月中旬，地直单位和长治市10万人集会，在八一广场悼念毛泽东逝世。阴雨连绵不止，人心复杂难测。
晋东南， 是仅次于陕北延安的中共第二大根据地，但人们的思想情感， 却与延安民众有着很大不同： 抗战中，是国民党川军李家钰所部，浴血长治誓不降敌，百姓尽知。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牺盟会，在太行太岳各县建政，名义上仍然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统帅。老八路一二九师到来后，人们心中普遍认为，是晋东南小米和城乡老百姓养育了中共大军，保全了各级干部，最后胜利靠的是太行太岳人民支持。毛泽东始终没有来过晋东南。民间交口称赞最多者，集中在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黄克诚以及牺牲的左权、李家钰、武士敏等国共将领身上，沁水县曾经改称志敏县，辽县改称左权县。从历史上看，明清两朝和民国建政，上党地区潞商纵横，物产丰盛，经济繁荣，城乡少灾，毛泽东也说这里是个有鱼有肉的脚盆。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所以，陕北民众唱出了“东方红、大救星”，此曲却不会在晋东南产生……
记得追悼大会那天，我走在体育界的队伍中，沿英雄街向着城市北部新广场缓慢行进。淫雨渐渐湿透了运动衣，周身发冷。队友们悄悄议论着：听说，省市各级体育比赛都取消了。这消息传播开来，使人极不快活。这意味着，我们自行车队， 打去冬以来苦苦训练，一桶桶汗水就算白流。取消比赛， 意味着运动队行将解散。这时，主教练胡庚秉先生郁闷地行走在我的身边，突然发出一声浩叹，低沉地抱怨道：这年头，甚事也干球不成！
的确郁闷。我们的前程在哪里？还将这样混下去吗？
那年我21岁，常常手捧一本破书，“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向何处去？
我的忏悔故事，便要从这里说起。
忽一日，从地委到体委，到处传播着一条消息，撼动人心。人们说：北京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联手抓捕了王、张、江、姚，形势即刻发生剧变。很快，消息被全部证实。当时叫做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顿时，人心大振，众情鼎沸。我记得地委书记王绣绵，亲自带领几位副书记，带领全体地市干部， 走上街头，走在了游行庆贺最前列，昂首挺胸，发自内心地高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坚决打倒“四人帮”！那真叫痛快。地委书记亲自率众游行，这情景十年来从未有过。
人们看到了生活希望，我眼前呈现一片光明。这时，我父母奉调省城，搬家到太原定居。我则从晋城调回长治，在地区交通系统从事职工体育活动，准备着人生大转型。
人们早已对“文革”抱有强烈不满。此刻，种种不满对准了曾经造反夺权、曾经主导社会潮流的那一派，具体说就是晋东南全区的联字号头头们，他们成了“四人帮”伸向晋东南的黑手。这顶帽子用起来非常顺当，不由分说，一家伙就戴在了这群人头上。好像长达十年两派斗争，一下子等来了最后结局：老干部和红字号夺取了全面胜利，铁板钉钉。
当年，一个地区的交通系统，体制庞大，辖属甚广，职工上万。晋东南行署交通局管辖长治、晋城两大汽车运输公司和16个县运公司，包括全区客运。还有地县两级公路段和运管站、监理所，全区最大的汽车修配中心长治大修厂。行政业务统管各县交通局。“文革”中， 交通系统是个重灾区，乱到不可收拾。
而今，晋东南“揪出了‘四人帮’伸向我区的黑手”， 各行各业揪出了众多“帮派体系代理人”。交通系统重点清查对象更是一大串，本系统举行批斗大会，把清查对象连绑带铐好大一群， 常常人满为患， 而且批斗手段极狠。我曾看到批斗大会一例： 长运公司将某头头捆绑后， 用吊车吊至半空示众。
本系统批斗对象太多，导致登台发言批判的积极分子紧俏，人手竟不够用。尽管这些对象同属于“反革命大案”，但各人案情还有区别，因此，除去总体性的批判大稿外，每会仍需要积极分子针对不同对象，做出具体批判，从而加大批斗力度。
如此斗人整人，都是“文革”做法，都是无视法治那一套。
我调来交通系统，主要是搞好职工体育，起先并不热衷于政工活动。但政治就在我们身边，政治生活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要争当一名进步青年就更难躲开。我， 就是在政工干将人手紧俏之际，被看中、被动员、被考验、被提升到批斗讲坛，予以“重用”的。
我登台批判他人，平生仅此一次，却在心灵上留下了长久波动。那是一种无端参与整人之后，良知颤抖导致的不安。过一阵子，参与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宽恕自己，自我原谅，然后麻木，直至忘却。在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人和事， 岂止千千万万？
我们与批判对象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凭什么也要登台助阵、竭力呐喊呢？这正是值得智者们深切反思的地方。
是啊，我们需要反省和检讨，找一找不同程度参与整人的原因，做一个心理剖析，“挖一挖思想根源”。
领导分配我登台批判，对象是长治汽车大修厂韩田胜。这位中年汉子，在联字号阵营里不算显要头目，在交通系统清查对象中排排队，也比较靠后，顶多在本厂圈内当一名造反骨干。老韩是哪里人，都干过哪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清就登台批判人家？问题就在这里： 1976年底，我从晋城巴公化肥厂调回长治，实际上久在地区篮球队训练，或赴省参赛。最初调动手续， 落在交通系统辖属的长治汽车大修厂工会。继续加盟地直职工或交通系统男篮，还当过领队和教练。这时，行署交通局决定， 从本系统上调一名文体骨干，稳定地经营管理交通男篮。局领导如果把我从大修厂上调机关，以工代干，手续十分简单。而我在体坛厮混经年，本是乱世权宜之计，现在年龄不小了，也愿意稳定下来，读书学习，谋一个好工作。当时有句流行话语，叫做“把‘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众多同伴正在复习功课，迎战高考。体育饭碗不能端一辈子，我亦有自己的私心搅动。此时此刻，交通系统的中心工作，正是强势揭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唯此为大， 把对立派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一个背景。
地区交通局郭四元局长，“文革”前做过壶关县委书记，“文革”中受尽磨难。1976年夏秋造反派批邓反击，又把他当成“走资派复辟”典型，多次围攻骂闹，日夜不宁。他当然憎恨“四人帮”帮派体系及其“伸向我区的黑手”。这位老干部对我极好，我与其子宪平一块儿长大，是同学也是弟兄。老局长常对我说：“都不小了，可不敢再耽搁下去，要关心全局工作，多读多写多锻炼，从政治上要求进步。”我心感动；批斗对象韩田胜，恰恰正面纠缠过郭四元局长。我虽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入派，却很自然地将韩当成了对立派成员：整郭伯伯的人，会是好人吗？我登台发言批判，这又是一个原因。
还有，汽车大修厂郭有山老厂长，是一位高级技工，抗战时期就给八路军造枪。对立派闹事，夺走他上下班的自行车，他每天步行20里，坚持上班不迟到，令我敬佩。时逢批斗大会人手不足，这位老厂长出面动员我：“年轻人不能光打球。局领导对你很器重，你要敢于同坏人坏事进行批判斗争，就把批判韩田胜的任务交给你吧！”我犹豫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怎么办？老厂长当即指导：让政工组帮你看材料嘛，一看材料， 甚都有啦！ 老一辈委以重任，年轻人增添信心。这又是一个原因。
局、厂两位郭老， 对我支持信赖，起着外部推进作用，而更深层原因，还在于自己内心世界有一种欲望，呈现半明半暗状态。前些年，我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甘心混迹体坛，这时，我似乎觉得时来运转，祥光大现，要抓住机遇，改变命运，积极表现才艺，争取发展上进，尽快实现自我。我没有想过，这种机遇，实是沿用“文革”暴虐做法的继续，这种上进，乃是建立在他人苦痛基础上的。批斗他人，我的命运可能转好，他的命运可能转坏，甚至很糟。
另一重虚荣和私心在于：让别人看看，谁不会写写文章？诚然，极端粗鄙的大批判稿件，满纸套话大话空话， 算不上什么文章， 但是，“文革”以来看个遍，铺天盖地满人间，批判稿又怎能不算文章呢？ 这文章别人会写，吃香喝辣，我用些心思，会比别人写得更好。
后来我才明白，心底欲望太强，便会丧失理性。很可能，“文革”中万千青年造反，起初都抱有好的理想欲望，或崇拜领袖投身革命，或追求主流挺身而出，或年轻虚荣表现自我，或随波逐流亦步亦趋，结果，助推革命风潮，投身社会洪流，追求人生进步，却被历史环境无情地推入了残酷斗争漩涡，直至形成坏事，参与族群分裂而不自知，反而越斗争越顽强，离原先目标越来越远。理想被扭曲被异化，革命变成整人，从而又被人整，眼看就会胜利，忽然坠入失败，恶性循环；历史环境恶劣不堪，好理想总是带来坏结果。部队记者刘景林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北京东安市场附近一所小学，有个女孩要求加入红小兵组织，头头说她革命不够坚决。她随手找了一把尖刀，来到关押老师的教室，当场把一位老师捅死。回头说：我可以当红小兵了吧！可见革命人，随时可能变成杀人者。
更多人随波逐流，内心麻木， 参与了整人斗争，从不知不觉开始，到不知不觉结束，不当回事了。
在种种人生欲望驱使下，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角色。也可以说，从一名运动员转向政治大批判，我比许多同伴转得都快。
谁是韩田胜？我根本不认识。一开始，先由汽车大修厂政工组清查办提供素材，多是对韩粗浅片面的揭发材料，内容比较杂乱，还有简短的批判小稿。我并未核实事例，似乎也不需要核实，便将其中一些内容重新排列组合，归纳成厂内、厂外， 不同活动范围之两大方面，厂内破坏生产秩序，厂外冲击各级党委，然后上纲上线，把韩等参加派性活动，与“文革”中央帮派集团篡党夺权罪证上挂下联，且结合本省本区同派揪斗老干部等实际，呼应对照，从逻辑上，从时间上，从相似性上， 推导出一种共同的阴谋性质，居高临下，从而坐实基调，使其无可辩驳。然后在表述上大举加工润色，采用北京高端主流提法，模拟受害群众悲情控诉话语，一会儿肯定句，一会儿反问句，大而无当，不一而足。最后警示一番：清查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树欲静而风不止，严防黑手末日反扑。全文以紧跟华主席奔四化压轴，高呼口号甩出豹尾。
无非就是这一套罢。“文革”青年，无师自通，上台批判，不学也会。这比打赢一场球赛容易得多。
我交给大会组织者审看稿子，表扬有加。只是提出批斗人多，要掌握好时间，注意精练一些，未必都用排比句。
终于，交通系统批斗“四人帮”黑手大会，在地区大礼堂如期举行。现场总指挥——现在叫司仪， 高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拉上来！只听舞台地板好一阵嗵嗵巨响，如战鼓擂动，一大溜昔日联字号造反战士，有老有小，尽成囚犯。他们被武装人员猛烈地拉上台来，面色灰白，衣衫褴褛，深度垂首弯腰，以脑袋顶部朝向大众，没有半些奈何。台上高呼口号，声震全堂，山呼海啸。
这些人曾经批斗“走资派”，也是这般模样，形式几无变化。
依次发言批判，我排列偏后。他人发言中，我留意观察韩田胜本人。看他长相特征，穿着工装，不过一位普通技工，很难促发我生长仇恨情绪。我倒是注意到了自己有变，今日的我，居然在运动衣外面，套了一件蓝布制服外套，这样是不是就像一个机关干部了？
在一名体育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唉，一个人学好很难，学坏则非常容易。 我完全忽略了韩田胜其人之存在，更无视于他今后的人生命运。我只是坐在那里进一步温习批判稿，考虑如何取得批判效果。就像运动员临上赛场之前，进行自我心理调整那样。仿佛我所面对的韩田胜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战术对象，一个衣衫符号，一个进攻篮筐。我这才明白，每到严酷批判之际，从来没人把对手当成人。
但是，场上一个细节却让我难忘，好像还激发了我的不满。当我批判发言到半中间时，久久弯腰未动的韩田胜，他位于我的右侧，竟然倒过头来，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我观看数秒钟，好像在听，又好像不同意我的发言。哟，我正在批判你，你看什么？你必须更深地低头认罪才对。你居然使用目光还击批判者，肯定是不老实嘛。而日后想来，强势群体剥夺了人家的话语权，封了人家的嘴，韩田胜先生转头看我两眼，实是情理之中，正常反应。也许他很奇怪：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家伙？素不相识，甚情况也不了解，公然在此振振有词，胡乱批我许多事情，这小子是干甚的？想一想，人家韩田胜不过一名本派副手，而在批判稿中，快要把他批成一个十恶不赦大首犯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还不是莫须有的那一套吗？
在那样的时代里，由一只狼孩转变为一匹凶狠的大狼，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实话说，我登台批判发言，效果不好也不坏，并没有引起我所预期的轰动效应。尽管如此，领导还是鼓励了我，称赞我初出茅庐，已经干得不错，批中了黑手反动要害。成王败寇，古今如此。强权对待贼人，不讲道理。我可以胡批一气，你必须忍气吞声，除非你某日翻身，再来批我。于是，世间敌人越来越多，“文革”对立不可调和。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没有，东方的孔孟中庸尽遭抛弃，“和”文化，善良心，早已荡然不存，这就是不仁。
“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这场批斗会如果放在运动前期，我与韩田胜必然分裂成两大对立派，不斗个十年八年，不斗个百多回合，不斗个你死我活，双方不会罢休。正如以暴力对待暴力，只能导发更多暴力那样。
呜呼！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反思和忏悔往事，说出一个沉痛道理：我们都当过打手啊！斯言振聋发聩。洪子诚先生“文革”挨批，当他匆匆焚毁工作笔记本时，猛然发现自己于1958年和1959年之间，也曾扮演了一名“批判者”角色，批判对象是王力、王瑶、吴组缃、林庚、高名凯、游国恩等知名教授。到了“文革”，下面的学生们正在向昔日的批判者学习，开批洪老师。洪子诚先生指出：一次次角色轮动转换，罪孽种子早已播种下来，到“文革”轮着了自己……
那次交通系统批斗会之后，我正式调入地区交通局。而倒霉的韩田胜先生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他何以安身立命度过晚年？我不得而知。他的家庭遭到了怎样的劫难？我不得而知。
他难免遭到当时清查扩大化的严重打击。
我不是主办韩田胜一案的责任人，似乎就可以安心了？不，我在这里向韩田胜先生致以深切歉意，请他原谅我的盲目批判，原谅一个所谓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了不该做的糊涂事；我留在地区行署交通局机关工作，似乎应该高兴，但是三十年过去，我心依然沉重。一想到韩田胜先生和无数“文革”牺牲者坠向深渊，我还高兴什么？不论占据怎样堂而皇之的理由，我们都负有责任在身。乌合之众，劣迹斑斑，我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文革”，我们不该保持安心平静。我们曾是构建荒诞历史的离乱人，大小角色都是角色啊。
赵瑜，1955年生，山西长治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三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出版有《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等。
是体育运动， 拯救了我那荒诞而又芜杂的少年劫难。
1970年以来，我本是晋城巴公化肥厂一名青年学徒工，却因为地区体委上调体育骨干， 常常外出受训。成年累月在多个青少年集训队打篮球，练自行车。“文革”乱世，国省地三级体委解散了职业运动队，我只能混了一天算一天。与伙伴们不同的是，我每月还有青年工人一份工资，日子比别人宽松些。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担忧前途，心有不甘，又非常无奈。
1975年落实干部政策，我父母从巴公化肥厂和高平县革委会调回地委，重新工作。全家又搬回了晋东南地委大院。我仍在自行车队苦练。
1976年9月中旬，地直单位和长治市10万人集会，在八一广场悼念毛泽东逝世。阴雨连绵不止，人心复杂难测。
晋东南， 是仅次于陕北延安的中共第二大根据地，但人们的思想情感， 却与延安民众有着很大不同： 抗战中，是国民党川军李家钰所部，浴血长治誓不降敌，百姓尽知。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牺盟会，在太行太岳各县建政，名义上仍然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统帅。老八路一二九师到来后，人们心中普遍认为，是晋东南小米和城乡老百姓养育了中共大军，保全了各级干部，最后胜利靠的是太行太岳人民支持。毛泽东始终没有来过晋东南。民间交口称赞最多者，集中在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黄克诚以及牺牲的左权、李家钰、武士敏等国共将领身上，沁水县曾经改称志敏县，辽县改称左权县。从历史上看，明清两朝和民国建政，上党地区潞商纵横，物产丰盛，经济繁荣，城乡少灾，毛泽东也说这里是个有鱼有肉的脚盆。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所以，陕北民众唱出了“东方红、大救星”，此曲却不会在晋东南产生……
记得追悼大会那天，我走在体育界的队伍中，沿英雄街向着城市北部新广场缓慢行进。淫雨渐渐湿透了运动衣，周身发冷。队友们悄悄议论着：听说，省市各级体育比赛都取消了。这消息传播开来，使人极不快活。这意味着，我们自行车队， 打去冬以来苦苦训练，一桶桶汗水就算白流。取消比赛， 意味着运动队行将解散。这时，主教练胡庚秉先生郁闷地行走在我的身边，突然发出一声浩叹，低沉地抱怨道：这年头，甚事也干球不成！
的确郁闷。我们的前程在哪里？还将这样混下去吗？
那年我21岁，常常手捧一本破书，“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向何处去？
我的忏悔故事，便要从这里说起。
忽一日，从地委到体委，到处传播着一条消息，撼动人心。人们说：北京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联手抓捕了王、张、江、姚，形势即刻发生剧变。很快，消息被全部证实。当时叫做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顿时，人心大振，众情鼎沸。我记得地委书记王绣绵，亲自带领几位副书记，带领全体地市干部， 走上街头，走在了游行庆贺最前列，昂首挺胸，发自内心地高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坚决打倒“四人帮”！那真叫痛快。地委书记亲自率众游行，这情景十年来从未有过。
人们看到了生活希望，我眼前呈现一片光明。这时，我父母奉调省城，搬家到太原定居。我则从晋城调回长治，在地区交通系统从事职工体育活动，准备着人生大转型。
人们早已对“文革”抱有强烈不满。此刻，种种不满对准了曾经造反夺权、曾经主导社会潮流的那一派，具体说就是晋东南全区的联字号头头们，他们成了“四人帮”伸向晋东南的黑手。这顶帽子用起来非常顺当，不由分说，一家伙就戴在了这群人头上。好像长达十年两派斗争，一下子等来了最后结局：老干部和红字号夺取了全面胜利，铁板钉钉。
当年，一个地区的交通系统，体制庞大，辖属甚广，职工上万。晋东南行署交通局管辖长治、晋城两大汽车运输公司和16个县运公司，包括全区客运。还有地县两级公路段和运管站、监理所，全区最大的汽车修配中心长治大修厂。行政业务统管各县交通局。“文革”中， 交通系统是个重灾区，乱到不可收拾。
而今，晋东南“揪出了‘四人帮’伸向我区的黑手”， 各行各业揪出了众多“帮派体系代理人”。交通系统重点清查对象更是一大串，本系统举行批斗大会，把清查对象连绑带铐好大一群， 常常人满为患， 而且批斗手段极狠。我曾看到批斗大会一例： 长运公司将某头头捆绑后， 用吊车吊至半空示众。
本系统批斗对象太多，导致登台发言批判的积极分子紧俏，人手竟不够用。尽管这些对象同属于“反革命大案”，但各人案情还有区别，因此，除去总体性的批判大稿外，每会仍需要积极分子针对不同对象，做出具体批判，从而加大批斗力度。
如此斗人整人，都是“文革”做法，都是无视法治那一套。
我调来交通系统，主要是搞好职工体育，起先并不热衷于政工活动。但政治就在我们身边，政治生活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头缝里，要争当一名进步青年就更难躲开。我， 就是在政工干将人手紧俏之际，被看中、被动员、被考验、被提升到批斗讲坛，予以“重用”的。
我登台批判他人，平生仅此一次，却在心灵上留下了长久波动。那是一种无端参与整人之后，良知颤抖导致的不安。过一阵子，参与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宽恕自己，自我原谅，然后麻木，直至忘却。在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人和事， 岂止千千万万？
我们与批判对象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凭什么也要登台助阵、竭力呐喊呢？这正是值得智者们深切反思的地方。
是啊，我们需要反省和检讨，找一找不同程度参与整人的原因，做一个心理剖析，“挖一挖思想根源”。
领导分配我登台批判，对象是长治汽车大修厂韩田胜。这位中年汉子，在联字号阵营里不算显要头目，在交通系统清查对象中排排队，也比较靠后，顶多在本厂圈内当一名造反骨干。老韩是哪里人，都干过哪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清就登台批判人家？问题就在这里： 1976年底，我从晋城巴公化肥厂调回长治，实际上久在地区篮球队训练，或赴省参赛。最初调动手续， 落在交通系统辖属的长治汽车大修厂工会。继续加盟地直职工或交通系统男篮，还当过领队和教练。这时，行署交通局决定， 从本系统上调一名文体骨干，稳定地经营管理交通男篮。局领导如果把我从大修厂上调机关，以工代干，手续十分简单。而我在体坛厮混经年，本是乱世权宜之计，现在年龄不小了，也愿意稳定下来，读书学习，谋一个好工作。当时有句流行话语，叫做“把‘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众多同伴正在复习功课，迎战高考。体育饭碗不能端一辈子，我亦有自己的私心搅动。此时此刻，交通系统的中心工作，正是强势揭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唯此为大， 把对立派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一个背景。
地区交通局郭四元局长，“文革”前做过壶关县委书记，“文革”中受尽磨难。1976年夏秋造反派批邓反击，又把他当成“走资派复辟”典型，多次围攻骂闹，日夜不宁。他当然憎恨“四人帮”帮派体系及其“伸向我区的黑手”。这位老干部对我极好，我与其子宪平一块儿长大，是同学也是弟兄。老局长常对我说：“都不小了，可不敢再耽搁下去，要关心全局工作，多读多写多锻炼，从政治上要求进步。”我心感动；批斗对象韩田胜，恰恰正面纠缠过郭四元局长。我虽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入派，却很自然地将韩当成了对立派成员：整郭伯伯的人，会是好人吗？我登台发言批判，这又是一个原因。
还有，汽车大修厂郭有山老厂长，是一位高级技工，抗战时期就给八路军造枪。对立派闹事，夺走他上下班的自行车，他每天步行20里，坚持上班不迟到，令我敬佩。时逢批斗大会人手不足，这位老厂长出面动员我：“年轻人不能光打球。局领导对你很器重，你要敢于同坏人坏事进行批判斗争，就把批判韩田胜的任务交给你吧！”我犹豫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怎么办？老厂长当即指导：让政工组帮你看材料嘛，一看材料， 甚都有啦！ 老一辈委以重任，年轻人增添信心。这又是一个原因。
局、厂两位郭老， 对我支持信赖，起着外部推进作用，而更深层原因，还在于自己内心世界有一种欲望，呈现半明半暗状态。前些年，我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甘心混迹体坛，这时，我似乎觉得时来运转，祥光大现，要抓住机遇，改变命运，积极表现才艺，争取发展上进，尽快实现自我。我没有想过，这种机遇，实是沿用“文革”暴虐做法的继续，这种上进，乃是建立在他人苦痛基础上的。批斗他人，我的命运可能转好，他的命运可能转坏，甚至很糟。
另一重虚荣和私心在于：让别人看看，谁不会写写文章？诚然，极端粗鄙的大批判稿件，满纸套话大话空话， 算不上什么文章， 但是，“文革”以来看个遍，铺天盖地满人间，批判稿又怎能不算文章呢？ 这文章别人会写，吃香喝辣，我用些心思，会比别人写得更好。
后来我才明白，心底欲望太强，便会丧失理性。很可能，“文革”中万千青年造反，起初都抱有好的理想欲望，或崇拜领袖投身革命，或追求主流挺身而出，或年轻虚荣表现自我，或随波逐流亦步亦趋，结果，助推革命风潮，投身社会洪流，追求人生进步，却被历史环境无情地推入了残酷斗争漩涡，直至形成坏事，参与族群分裂而不自知，反而越斗争越顽强，离原先目标越来越远。理想被扭曲被异化，革命变成整人，从而又被人整，眼看就会胜利，忽然坠入失败，恶性循环；历史环境恶劣不堪，好理想总是带来坏结果。部队记者刘景林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北京东安市场附近一所小学，有个女孩要求加入红小兵组织，头头说她革命不够坚决。她随手找了一把尖刀，来到关押老师的教室，当场把一位老师捅死。回头说：我可以当红小兵了吧！可见革命人，随时可能变成杀人者。
更多人随波逐流，内心麻木， 参与了整人斗争，从不知不觉开始，到不知不觉结束，不当回事了。
在种种人生欲望驱使下，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角色。也可以说，从一名运动员转向政治大批判，我比许多同伴转得都快。
谁是韩田胜？我根本不认识。一开始，先由汽车大修厂政工组清查办提供素材，多是对韩粗浅片面的揭发材料，内容比较杂乱，还有简短的批判小稿。我并未核实事例，似乎也不需要核实，便将其中一些内容重新排列组合，归纳成厂内、厂外， 不同活动范围之两大方面，厂内破坏生产秩序，厂外冲击各级党委，然后上纲上线，把韩等参加派性活动，与“文革”中央帮派集团篡党夺权罪证上挂下联，且结合本省本区同派揪斗老干部等实际，呼应对照，从逻辑上，从时间上，从相似性上， 推导出一种共同的阴谋性质，居高临下，从而坐实基调，使其无可辩驳。然后在表述上大举加工润色，采用北京高端主流提法，模拟受害群众悲情控诉话语，一会儿肯定句，一会儿反问句，大而无当，不一而足。最后警示一番：清查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树欲静而风不止，严防黑手末日反扑。全文以紧跟华主席奔四化压轴，高呼口号甩出豹尾。
无非就是这一套罢。“文革”青年，无师自通，上台批判，不学也会。这比打赢一场球赛容易得多。
我交给大会组织者审看稿子，表扬有加。只是提出批斗人多，要掌握好时间，注意精练一些，未必都用排比句。
终于，交通系统批斗“四人帮”黑手大会，在地区大礼堂如期举行。现场总指挥——现在叫司仪， 高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拉上来！只听舞台地板好一阵嗵嗵巨响，如战鼓擂动，一大溜昔日联字号造反战士，有老有小，尽成囚犯。他们被武装人员猛烈地拉上台来，面色灰白，衣衫褴褛，深度垂首弯腰，以脑袋顶部朝向大众，没有半些奈何。台上高呼口号，声震全堂，山呼海啸。
这些人曾经批斗“走资派”，也是这般模样，形式几无变化。
依次发言批判，我排列偏后。他人发言中，我留意观察韩田胜本人。看他长相特征，穿着工装，不过一位普通技工，很难促发我生长仇恨情绪。我倒是注意到了自己有变，今日的我，居然在运动衣外面，套了一件蓝布制服外套，这样是不是就像一个机关干部了？
在一名体育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唉，一个人学好很难，学坏则非常容易。 我完全忽略了韩田胜其人之存在，更无视于他今后的人生命运。我只是坐在那里进一步温习批判稿，考虑如何取得批判效果。就像运动员临上赛场之前，进行自我心理调整那样。仿佛我所面对的韩田胜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战术对象，一个衣衫符号，一个进攻篮筐。我这才明白，每到严酷批判之际，从来没人把对手当成人。
但是，场上一个细节却让我难忘，好像还激发了我的不满。当我批判发言到半中间时，久久弯腰未动的韩田胜，他位于我的右侧，竟然倒过头来，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我观看数秒钟，好像在听，又好像不同意我的发言。哟，我正在批判你，你看什么？你必须更深地低头认罪才对。你居然使用目光还击批判者，肯定是不老实嘛。而日后想来，强势群体剥夺了人家的话语权，封了人家的嘴，韩田胜先生转头看我两眼，实是情理之中，正常反应。也许他很奇怪：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家伙？素不相识，甚情况也不了解，公然在此振振有词，胡乱批我许多事情，这小子是干甚的？想一想，人家韩田胜不过一名本派副手，而在批判稿中，快要把他批成一个十恶不赦大首犯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还不是莫须有的那一套吗？
在那样的时代里，由一只狼孩转变为一匹凶狠的大狼，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实话说，我登台批判发言，效果不好也不坏，并没有引起我所预期的轰动效应。尽管如此，领导还是鼓励了我，称赞我初出茅庐，已经干得不错，批中了黑手反动要害。成王败寇，古今如此。强权对待贼人，不讲道理。我可以胡批一气，你必须忍气吞声，除非你某日翻身，再来批我。于是，世间敌人越来越多，“文革”对立不可调和。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没有，东方的孔孟中庸尽遭抛弃，“和”文化，善良心，早已荡然不存，这就是不仁。
“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这场批斗会如果放在运动前期，我与韩田胜必然分裂成两大对立派，不斗个十年八年，不斗个百多回合，不斗个你死我活，双方不会罢休。正如以暴力对待暴力，只能导发更多暴力那样。
呜呼！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反思和忏悔往事，说出一个沉痛道理：我们都当过打手啊！斯言振聋发聩。洪子诚先生“文革”挨批，当他匆匆焚毁工作笔记本时，猛然发现自己于1958年和1959年之间，也曾扮演了一名“批判者”角色，批判对象是王力、王瑶、吴组缃、林庚、高名凯、游国恩等知名教授。到了“文革”，下面的学生们正在向昔日的批判者学习，开批洪老师。洪子诚先生指出：一次次角色轮动转换，罪孽种子早已播种下来，到“文革”轮着了自己……
那次交通系统批斗会之后，我正式调入地区交通局。而倒霉的韩田胜先生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他何以安身立命度过晚年？我不得而知。他的家庭遭到了怎样的劫难？我不得而知。
他难免遭到当时清查扩大化的严重打击。
我不是主办韩田胜一案的责任人，似乎就可以安心了？不，我在这里向韩田胜先生致以深切歉意，请他原谅我的盲目批判，原谅一个所谓要求进步的青年，做了不该做的糊涂事；我留在地区行署交通局机关工作，似乎应该高兴，但是三十年过去，我心依然沉重。一想到韩田胜先生和无数“文革”牺牲者坠向深渊，我还高兴什么？不论占据怎样堂而皇之的理由，我们都负有责任在身。乌合之众，劣迹斑斑，我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文革”，我们不该保持安心平静。我们曾是构建荒诞历史的离乱人，大小角色都是角色啊。
赵瑜，1955年生，山西长治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三次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出版有《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