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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师岁月
我叫裴瑞昌，是裴世昌的弟弟。我大哥裴世昌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东泉镇西戈山村。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受“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思想进步，爱国爱民。1931年在平遥中学读书时，就因为参加反对镇压声援“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反动校长开除。1933年夏天，大哥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高师班，当时的国师很难考，有3000多人报考，才招160人，初、高级班各80人，难度可想而知。学校不收学费、住宿费，制服、讲义也由校方供给，课本由校方补助半价，学习用具由校方补助1/3，每月每人还发有6元8角生活费，此外国师学生的亲友可随意在学校内寄宿和学习。正是由于这种宽松便利的条件，1933年9月的一天，大哥把我也接到了国师。时年大哥19岁，我11岁，我们住在学生宿舍，我在国师西北角的国师附小上学。在我随大哥同住的日子里，亲历和目睹了国师的爱国学生运动，这段经历让我永生难忘。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坐北朝南，正校门前是后坝陵桥。一进校门对面便是千人大礼堂，这是学生集会的地方，礼堂后面中间是体育场，西边是6个排球场，东边是3个篮球场，球场两侧是学生宿舍，有东、西各11斋。每个斋内由两排对称的南北平房构成一个自然院落，北房为宿舍，南房为自习间，每排有6间房，每个斋有12间，全校共264间。我和大哥住在东4斋5号，同室的还有李雪峰（当时叫张伯枫）、王官朝、杨秉乾等，东6斋6号有邢思廉、郭树身、张清源、张增荣等，东7斋1号有刘定国、曹津等人。这几个斋室的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每次的爱国学生运动都是由他们发起的。再往后走东边是图书馆，西边是自然实验室，图书馆和实验室都是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场所。学校由校本部、体育场和农场三部分组成。光校本部和体育场占地面积就达到147166平方米，校园规模宏大，教学设备先进、齐全。
国师始建于1919年，是阎锡山为培养师资力量而创办的，当时考入国师的有许多是贫苦学生，因此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自从有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但是阎锡山万万没有想到他创办的学校却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和共产党的活动场所，当年省城太原的多次爱国学生运动，都是从国师开始的，国师成为当时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主体和中心。
大哥考入国师后很快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国师学生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因为我年龄小不引人注意，便成为他们的义务情报员，站岗放哨、通风报信、传递书报信息等。党的一些地下工作者有时也在国师寄宿，如张廷秀（现名张廷桢，曾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以同蒲铁路列车长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经常出入大哥宿舍，还有我党省委机关的武荣喜等人。在爱国思想影响下，学生运动开展得十分活跃，阎锡山把国师看成了共产党的据点。
1935年秋，国师学生在太原小东门警备司令部门前集会，抗议政府的不抵抗行为，遭到阎军残酷镇压，大哥、郭树身等多名学生受伤。学生张立成被捕入狱，这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一边罢课一边派出请愿代表团，向督军府、教育厅、警察署抗议，要求释放张立成。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敌人被迫答应让张立成保外就医，但由于在狱中受刑过重，加上他原来就有肺病，出狱没几天就去世了。
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太原，太原爱国学生的声援活动于12月16日正式拉开帷幕，直到20日，全市各大、中学校都掀起了罢课运动。21日，太原市15所大、中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高举着“山西省学生讨逆救国联合会”的大横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师学生走在队首。最后还在海子边（现儿童公园）集合进行抗日讨逆演讲，他们沿途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路过阎锡山的督军府大门时，大哥和学生们用传单包上碎石子，直接扔了进去，激起大家的阵阵笑声和叫好声。
“一二·九”运动后，全市各大、中学校成立了“太原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国师图书馆楼上的“劝业室”开会，会后各校的“抗日救国会”便相继成立了。
记得当时的学生抗日救国会是公开组织，因为有专门的办公室。办公室就设在东4斋到东5斋之间的一个里外套间里，门口挂着“抗日讨逆救国会”的牌子。一进门正对面墙上贴着大幅标语“满腔热血，干!干！！干!!!”两面侧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语录（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被捕入狱
1936年2月，东渡红军已到达晋中地区，太原的大营盘一带也插上了红旗，阎锡山非常恐慌。他一边出动全部兵力抵阻，一边在太原残酷镇压进步活动。报纸也连日刊登各种反动法令“对共产党同情支持的人立即捉拿，立予枪毙”“重金悬赏捉拿共产党”，等等。阎锡山授权各保卫团长、县长“抓到共党可先斩后奏”；下令封锁太原八门，各门派员设卡搜查行人；宣布城内戒严，晚上11点后得有通行证和口令才可通行。13岁至60岁的男子都要佩戴政府颁发的布质徽章，在校学生不准随意外出，各院校不能容纳闲杂人等寄住校内。阎锡山还派出大批军警、宪兵、特务，明查暗访，发现可疑分子即予逮捕。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太原城，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投入监狱，每天都有人被枪杀。
国师学生运动必然是阎锡山重点镇压的对象。阎锡山不仅派兵把守国师，不准学生自由出入，而且还派出许多特务，买通国师的门房，混入学校刺探进步学生的活动。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起护校队在学校周围墙上和校门设了岗哨，由看护队员日夜守卫。
1936年2月20日夜里，看护校门的学生发现两个陌生人偷偷溜进学校鬼头鬼脑到处窥探，便报告了“抗日救国会”，邢思廉马上召集救国会人员研究，一致决定把他们当小偷抓起来。抓住后大家认出他们是小北门警署的巡警宋文济和什长阎松林。知道他们是搞特务活动的，就把这二人捆起来吊在篮球架上，邢思廉、段若宗、乔增禄带头抽打审问，两个特务承认是奉山西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专门来侦察学生活动的，并在供词上签字画押。
阎锡山得知学生吊打警官一事，便借此诬陷国师学生已接受共产党的武器，并为红军东渡准备暴动。于是在1936年3月3日深夜，出动千余人将学校围了个水泄不通，天快亮时，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他们冲进学校抓人。当时为方便开展秘密活动，大哥等十余人住进了学校东北角的校医室里。这次也未能幸免，都被搜捕了出来。 106名具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都被集中到教室里，由校长冯司直亲自协助军警宪兵查对人员，当下放了一些，剩下的学生被捆着押到警备司令部后，多数人被保释放了出来，最后按照敌人掌握的黑名单，正式逮捕了16人，事后我听大哥讲，16人中有段若宗（武乡人）、乔增禄(昔阳人)、刘定国、张增荣（忻州人）、胡荣贵(忻州人)、邢思廉(崞县永兴村人)、曹津(汾阳城内西街人)、张清源(洪洞人)、智泽民、杨绍曾、张近智、武先烈(以上4人籍贯记不清了)，我大哥裴世昌、孔繁珠(朔州人)、樊希骞(临县人)，还有一个人，据敌人报纸上登的是韩昌万，但他确实是逃脱了，因为在搜捕后的第二天我还在新南门街碰上了他。他急匆匆地往城外跑，看见我过来，一摆手，低声和我说：“让你二哥躲避躲避，情况不好。再见!”便匆匆地走了。
被捕的16人中，段若宗、刘定国、邢思廉、曹津、乔增禄、张清源6人被判了死刑，都牺牲了。张近智患心脏病死在了山西陆军监狱（现太原市小东门面粉二厂院内）。除樊希骞外，其余都被判了有期徒刑。我大哥被判了七年。判刑时间最长的就是七、八年。
1936年3月19日、21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两天，阎锡山分两批枪杀了这6名学生。19日是段若宗、乔增禄、邢思廉、曹津， 21日是张清源、刘定国。我亲眼目睹了他们上刑场时的英雄形象，他们临刑时沿途讲演、不断喊口号，尤其是刘定国、曹津更是威武不屈，英姿凛然，令人敬仰。
3月19日早上，阎军从法院把五花大绑的4名学生押往大南门外行刑。途经五一路、柳巷、钟楼街、大南门，路两边人山人海，壮士们一路上演讲揭露阎锡山的反动本质，高呼着：“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时沿途的群众都掉下了眼泪。我跟着大哥的同学们一直追着行刑的队伍跑，到了钟楼街一个照相馆的台阶上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囚车上面押着和大哥朝夕相处共同斗争的兄弟，他们也是我的哥哥。我无能为力，只能再多看他们几眼，遥望着为他们送行。他们的面孔，我至今都能忆起，宛如昨天，历历在目，每每讲起，万分悲愤。
据大哥出狱后说，当时被判死刑的学生，多系被敌人抓到文字证据或有人招供出后又当堂进行了对质，再就是参与了吊打警官事件的。判了有期徒刑的是敌人未抓到证据的。在审讯过程中，多数人都受到酷刑，如打背花(用麻绳拧成麻花状，醮上水抽打脊背)、压杠子（用木棍压腿）等，我大哥被压过三次杠子、打过背花。因敌人搜查时只在衣箱里搜出他的小楷旧剧本，并未查出其他证据，所以侥幸没判死刑。
1936年10月，薄一波奉党的指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的名义，到太原来工作。来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责成薄一波营救关在山西陆军监狱的王若飞（化名黄敬斋）。薄一波同阎锡山几经磋商，阎锡山终于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但是坚持要把所有政治犯移到训导院去，做个过渡后再释放。
大哥和王若飞同在陆军监狱，狱中的政治犯约二十七八人，在西安事变后，分三批先后转到训导院，大哥是在1937年4月底到的训导院，每天上课以自习为主，课程表上排的是阎锡山的“按劳分配”“唯中哲学”等，但实际上是由王若飞讲“政治经济学”“一元史观”“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等。训导生穿的衣服还是监狱服，灰粗布的，左胸佩戴的布质徽章上写着训导生XXX，编号XXX。
先出训导院的政治犯不仅需要履行出院手续，写学习心得，还要在一张铅印的纸上签名，履行书面手续，纸上写着：出去后要安分守己，拥护阎会长守土抗战。履行了书面手续的人，都服从“组织”分配，成为各牺盟会特派员等。
大哥是最后一批出训导院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写学习心得，不签名，不拥护阎会长，而之后训导院也急着要结束，就选派一个人念书面手续上的誓词，再由大家举手表示同意，有的举、有的不举，办完了出院手续。大哥在训导院待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出训导院时是在旧历端阳节以后，大约在五月中旬。
剧社社长
大哥出狱后，随同狱中战友王若飞等20余人一起前往陕北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当时大哥本想带我一起去，但因我年纪小，这才作罢。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1938年8月，大哥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简称野战政治部）民运部第一科科长。在晋北、晋中、晋东南发动组织群众参军参战。随后又任八路军政治部秘书，先后协助邓小平、傅钟工作。1940年调回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联防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1年任《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时年26岁。因热爱晋剧，1942年调晋绥边区任七月剧社社长。
大哥上任伊始，便组织了以训练基本功和排练为中心的秋、冬季集训。剧社驻扎在黄河边上的李家窊村。集训中，他常常亲临现场检查、指导，重视培养演员的“四功五法”，从唱念做打到吹拉弹唱。并且要求演员们扎扎实实、一丝不苟，使大家受益匪浅。他带领大家起早贪黑地苦练，踢腿下腰、拉架子、拿大鼎、翻小翻、走台步、跑圆场，而且还开始排练武打戏。大家练功的时候，乡亲们常常把排练场围得水泄不通。
在剧社，大哥是社长，是教员也是演员。大哥很注重剧社的政治文化学习，并亲自编写教材。课本由《抗战日报》社铅印。他每周都亲自讲授一节党课，从不用提纲，他以自己丰富的战斗阅历，联系理论和实际，像讲故事一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深地吸引着大家。每次到他讲课的这天，连马夫、炊事员、老百姓都赶来听课，在大槐树下一坐就是三个钟头，没有一个人走的。
大哥很善于团结教育演员们，对待演员们既是同志，又是知心朋友，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在剧目上推陈出新，编排创作了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及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的自编自导的街头剧，极大地丰富了演出剧目，封建、反动、迷信、色情的坏戏从不上演。通过排戏，大哥训练培养了一批新演员，对剧社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3年初，剧社向晋绥领导机关进行汇报演出，演出时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首长均光临看戏，对剧社在集训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接着进行公演，丰富多彩的剧目和精湛的技艺，使观众耳目一新，尤以晋剧那委婉而酣畅的唱腔，倍受青睐。 1943年4月，大哥当选了“晋西民间戏剧研究会”的主任理事，领导七月剧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战士斗志、唤起民众抗日等方面，继续贡献着力量。
据《抗战日报》1943年4月13日报道称：“七月剧社应各界邀请，先后参加兴县骡马大会及各处举行之大会，演出晋剧和郿户（剧），备受热烈欢迎。在兴县大会演出，群众往观者达万人。在乡间演出时，每日也不下五、六千人。计前后四十余天，演出达七、八十场。效果空前。在巡回演出时，沿途群众争相邀留，应接不暇。”
1943年夏天，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七月剧社奉命将队伍分为若干小组开赴兴县、临县，以演讲、说快板、活报剧、皮影戏等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分裂。
1943年秋，当剧社正在太三分区为吕正操率领的部队慰问演出时，日军开始了秋季“扫荡”，七月剧社转赴黄河以西到达陕西佳县一带，先后为一二○师后勤机关及太三分区医院，兰家会村等地军民进行慰问演出，辗转月余。老百姓经常是走二三十里山路来看戏。陕北的冬天，露天场子里寒风凛冽，有时刚开戏不久便大雪纷飞，战士们也要坚持看戏，大家都说“下刀子也要看完”。
在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大哥还参与演出，成功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失空斩》中的诸葛亮、《哭灵堂》中的刘备、《下河东》中的赵匡胤、《陆文龙》中的王佐、《杀府》中的伍子胥等，最受观众好评和欢迎。
大哥潜心研究晋剧艺术，他说音乐是戏剧艺术的灵魂，各名家各流派的形成，主要取决于音乐唱腔的创新，其区别就在于唱腔差异。他常和演员们一块琢磨各种唱段，创作了风格独特的“乱弹”，颇受听众喜爱。他认真细致地把音符一一记录下来，对晋剧音乐做了全面、概括的记录、整理、创新工作。这些记录后来都被常苏民整理在《山西梆子音乐概述》一书中。大哥也十分重视晋剧艺术的改革，提出净化舞台、文武场面要用幕布围挡等创新手段，还取消了“捡场”（在舞台上搬置道具）、“饮场”（戏班旧俗，指给台上的演员递送茶水）、“哪咦呀哈”的行腔等。
牺牲前后
1944年初，中共晋绥八地委和第八军分区，决定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去敌占区开展秘密武装工作，并配合武装斗争开展政治攻势。
同年，大哥便奉命调到晋中平川开辟工作，任宣传部长、武工队政委、对敌斗争委员会委员。晋中平川包括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太原等主要县市的开阔地区，面积约220多平方公里，是敌占区。是我晋冀豫边区和延安党中央陆地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大哥主要活动在北格、刘家堡、西里解、东里解、张花、张花营等村。他们走村串户，在各村做宣传调查工作，散发宣传品；秘密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反内战宣传；走访开明乡绅，促使他们掩护革命干部，购买抗日物资，鼓励他们为抗战尽力；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大哥结合张花营村村民喜爱晋剧并有“闹票儿”（晋剧票友）的习俗，在该村把革命歌剧《血泪仇》改编成晋剧进行排演。利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晋剧艺术形式激发群众的阶级仇和民族恨。
《血泪仇》创作于1943年冬，它是革命性、艺术性紧密结合的传奇性戏剧。剧情是河南50多岁的农民王仁厚一家靠25亩地维持生计。为保住独子王东才不去当兵，王老汉卖了十亩地交壮丁费。后来反动派再次征兵，又有王东才。这次王老汉卖光土地才赎回儿子，没了土地就像没了生命，一家人只好逃荒。还未上路，王东才又被抓去当兵，王仁厚一家落得人财两空。王老汉领着妻子、儿媳、女儿、孙子逃荒，途中儿媳被国民党兵强奸致死，妻子气得得了疯病。在国统区被逼得家破人亡，到解放区的王老汉分了土地当了劳动英雄。生活刚刚稳定，然而1943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被抓去当兵的王东才被派到解放区做特务。第一次放毒，毒死了自己儿子，第二次行刺，差点杀死父亲，他这才幡然醒悟，用手榴弹炸死敌副官“刽子手”，又参加保卫边区的战斗，最后全剧在欢庆胜利中落下帷幕。
2012年4月7日上午，我女儿裴卓英来到我大哥生前战斗过的太原市小店区北格乡张花营村。走访并记录下了大哥在这里的工作情况。
村民何玮，男，1933年生，虽近80高龄，但是身体结实，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1945年时他12岁，他说村民都认识并记得张俊杰（裴世昌）。每逢阴天下雨或农闲时节村民不能下地干活时，就在村里的醋坊里，张俊杰指导大家排练《血泪仇》且出演剧中主角王仁厚。何玮说自己当时年纪虽小，但经常去看戏。村民王丙生，男，1934年生，身体很好，上过学，有文化，他也清楚地记得张俊杰是个晋剧行家，指导村民排演《血泪仇》《贵州民变》等剧目。王丙生说：在村里“晋川通”字号的百货铺子东面搭了一个不高的台子，临近学校的后操场，比较宽敞。他们在台子上演出，老百姓在台下看戏。还听说张俊杰是地下党，他动员村里四五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到西山参加了八路军，有荣运祥、杜金壁、吴善迅、吴善休等人。
当天下午我女儿拜访了同我大哥一块牺牲的王茂烈士的儿子王浩英，1937年生。他说张俊杰长得白白净净，并讲述了他父亲和张俊杰牺牲的情况。2012年5月4日上午，她又拜访了离休干部肖辉。肖辉，男，1927年生，太原南郊区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在晋中平川从事对敌斗争，离休前为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副厅级）。他说张俊杰整洁精干，常穿一件长衫大褂，像教书先生，很有风度。他讲述了我大哥牺牲前后的经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清源、太原、徐沟三县分治，中共太原县新县委、县民主政府成立，县委书记为张云、县长为周凤鸣。1946年2月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春节，中共太原县委、县政府决定，为庆祝“小解放”（抗战胜利）、减租减息以及除霸工作的基本完成，决定由裴世昌负责组织演员先后在南格村、张花营村排练《血泪仇》《反徐州》《斩子》等剧目，并定于农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16日）与太三区晋剧团在南格村联合公演三天，以示庆祝。周凤鸣指示裴世昌和张花村村长、武工队队长王茂（小名補德）二人，前去榆次南庄村联系太三区晋剧团，途中二人与从车辋村出来抢粮的阎军遭遇，不幸被捕。被捕后裴世昌大义凛然、忠贞不屈，受尽各种酷刑也未泄露党的机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敌人见得不到口供，气急败坏，三五天后便在榆次东阳镇将裴世昌、王茂二人残忍杀害。裴世昌牺牲时年仅31岁。
大哥牺牲后，张云把烈士遗物交给县委宣传干事肖辉保存。一支不好使的钢笔、一双筷子、一只洗漱用的布袋子就是大哥的“全部财产”。
1946年夏，阎锡山为了修建以太原为中心的百里防线，先以“水漫”式进攻，侵占我晋中平川解放区，要将我党政军工作人员一网打尽。11月初肖辉等工作人员涌进了清源县白石沟，11月5日阎锡山包围了白石沟，肖辉在突围时，把大哥的这三件遗物埋在山上的大石头旁边，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大哥一生正气浩然，风雨沉浮，许多人至今都深深地怀念着他，并永远记着他的名字，以及他用青春和生命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责编 王燕萍）
我叫裴瑞昌，是裴世昌的弟弟。我大哥裴世昌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东泉镇西戈山村。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受“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思想进步，爱国爱民。1931年在平遥中学读书时，就因为参加反对镇压声援“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反动校长开除。1933年夏天，大哥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高师班，当时的国师很难考，有3000多人报考，才招160人，初、高级班各80人，难度可想而知。学校不收学费、住宿费，制服、讲义也由校方供给，课本由校方补助半价，学习用具由校方补助1/3，每月每人还发有6元8角生活费，此外国师学生的亲友可随意在学校内寄宿和学习。正是由于这种宽松便利的条件，1933年9月的一天，大哥把我也接到了国师。时年大哥19岁，我11岁，我们住在学生宿舍，我在国师西北角的国师附小上学。在我随大哥同住的日子里，亲历和目睹了国师的爱国学生运动，这段经历让我永生难忘。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坐北朝南，正校门前是后坝陵桥。一进校门对面便是千人大礼堂，这是学生集会的地方，礼堂后面中间是体育场，西边是6个排球场，东边是3个篮球场，球场两侧是学生宿舍，有东、西各11斋。每个斋内由两排对称的南北平房构成一个自然院落，北房为宿舍，南房为自习间，每排有6间房，每个斋有12间，全校共264间。我和大哥住在东4斋5号，同室的还有李雪峰（当时叫张伯枫）、王官朝、杨秉乾等，东6斋6号有邢思廉、郭树身、张清源、张增荣等，东7斋1号有刘定国、曹津等人。这几个斋室的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每次的爱国学生运动都是由他们发起的。再往后走东边是图书馆，西边是自然实验室，图书馆和实验室都是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场所。学校由校本部、体育场和农场三部分组成。光校本部和体育场占地面积就达到147166平方米，校园规模宏大，教学设备先进、齐全。
国师始建于1919年，是阎锡山为培养师资力量而创办的，当时考入国师的有许多是贫苦学生，因此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自从有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但是阎锡山万万没有想到他创办的学校却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和共产党的活动场所，当年省城太原的多次爱国学生运动，都是从国师开始的，国师成为当时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主体和中心。
大哥考入国师后很快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国师学生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因为我年龄小不引人注意，便成为他们的义务情报员，站岗放哨、通风报信、传递书报信息等。党的一些地下工作者有时也在国师寄宿，如张廷秀（现名张廷桢，曾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以同蒲铁路列车长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经常出入大哥宿舍，还有我党省委机关的武荣喜等人。在爱国思想影响下，学生运动开展得十分活跃，阎锡山把国师看成了共产党的据点。
1935年秋，国师学生在太原小东门警备司令部门前集会，抗议政府的不抵抗行为，遭到阎军残酷镇压，大哥、郭树身等多名学生受伤。学生张立成被捕入狱，这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他们一边罢课一边派出请愿代表团，向督军府、教育厅、警察署抗议，要求释放张立成。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敌人被迫答应让张立成保外就医，但由于在狱中受刑过重，加上他原来就有肺病，出狱没几天就去世了。
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太原，太原爱国学生的声援活动于12月16日正式拉开帷幕，直到20日，全市各大、中学校都掀起了罢课运动。21日，太原市15所大、中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高举着“山西省学生讨逆救国联合会”的大横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师学生走在队首。最后还在海子边（现儿童公园）集合进行抗日讨逆演讲，他们沿途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路过阎锡山的督军府大门时，大哥和学生们用传单包上碎石子，直接扔了进去，激起大家的阵阵笑声和叫好声。
“一二·九”运动后，全市各大、中学校成立了“太原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国师图书馆楼上的“劝业室”开会，会后各校的“抗日救国会”便相继成立了。
记得当时的学生抗日救国会是公开组织，因为有专门的办公室。办公室就设在东4斋到东5斋之间的一个里外套间里，门口挂着“抗日讨逆救国会”的牌子。一进门正对面墙上贴着大幅标语“满腔热血，干!干！！干!!!”两面侧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语录（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被捕入狱
1936年2月，东渡红军已到达晋中地区，太原的大营盘一带也插上了红旗，阎锡山非常恐慌。他一边出动全部兵力抵阻，一边在太原残酷镇压进步活动。报纸也连日刊登各种反动法令“对共产党同情支持的人立即捉拿，立予枪毙”“重金悬赏捉拿共产党”，等等。阎锡山授权各保卫团长、县长“抓到共党可先斩后奏”；下令封锁太原八门，各门派员设卡搜查行人；宣布城内戒严，晚上11点后得有通行证和口令才可通行。13岁至60岁的男子都要佩戴政府颁发的布质徽章，在校学生不准随意外出，各院校不能容纳闲杂人等寄住校内。阎锡山还派出大批军警、宪兵、特务，明查暗访，发现可疑分子即予逮捕。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太原城，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投入监狱，每天都有人被枪杀。
国师学生运动必然是阎锡山重点镇压的对象。阎锡山不仅派兵把守国师，不准学生自由出入，而且还派出许多特务，买通国师的门房，混入学校刺探进步学生的活动。学生们自发地组织起护校队在学校周围墙上和校门设了岗哨，由看护队员日夜守卫。
1936年2月20日夜里，看护校门的学生发现两个陌生人偷偷溜进学校鬼头鬼脑到处窥探，便报告了“抗日救国会”，邢思廉马上召集救国会人员研究，一致决定把他们当小偷抓起来。抓住后大家认出他们是小北门警署的巡警宋文济和什长阎松林。知道他们是搞特务活动的，就把这二人捆起来吊在篮球架上，邢思廉、段若宗、乔增禄带头抽打审问，两个特务承认是奉山西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专门来侦察学生活动的，并在供词上签字画押。
阎锡山得知学生吊打警官一事，便借此诬陷国师学生已接受共产党的武器，并为红军东渡准备暴动。于是在1936年3月3日深夜，出动千余人将学校围了个水泄不通，天快亮时，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他们冲进学校抓人。当时为方便开展秘密活动，大哥等十余人住进了学校东北角的校医室里。这次也未能幸免，都被搜捕了出来。 106名具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都被集中到教室里，由校长冯司直亲自协助军警宪兵查对人员，当下放了一些，剩下的学生被捆着押到警备司令部后，多数人被保释放了出来，最后按照敌人掌握的黑名单，正式逮捕了16人，事后我听大哥讲，16人中有段若宗（武乡人）、乔增禄(昔阳人)、刘定国、张增荣（忻州人）、胡荣贵(忻州人)、邢思廉(崞县永兴村人)、曹津(汾阳城内西街人)、张清源(洪洞人)、智泽民、杨绍曾、张近智、武先烈(以上4人籍贯记不清了)，我大哥裴世昌、孔繁珠(朔州人)、樊希骞(临县人)，还有一个人，据敌人报纸上登的是韩昌万，但他确实是逃脱了，因为在搜捕后的第二天我还在新南门街碰上了他。他急匆匆地往城外跑，看见我过来，一摆手，低声和我说：“让你二哥躲避躲避，情况不好。再见!”便匆匆地走了。
被捕的16人中，段若宗、刘定国、邢思廉、曹津、乔增禄、张清源6人被判了死刑，都牺牲了。张近智患心脏病死在了山西陆军监狱（现太原市小东门面粉二厂院内）。除樊希骞外，其余都被判了有期徒刑。我大哥被判了七年。判刑时间最长的就是七、八年。
1936年3月19日、21日，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两天，阎锡山分两批枪杀了这6名学生。19日是段若宗、乔增禄、邢思廉、曹津， 21日是张清源、刘定国。我亲眼目睹了他们上刑场时的英雄形象，他们临刑时沿途讲演、不断喊口号，尤其是刘定国、曹津更是威武不屈，英姿凛然，令人敬仰。
3月19日早上，阎军从法院把五花大绑的4名学生押往大南门外行刑。途经五一路、柳巷、钟楼街、大南门，路两边人山人海，壮士们一路上演讲揭露阎锡山的反动本质，高呼着：“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时沿途的群众都掉下了眼泪。我跟着大哥的同学们一直追着行刑的队伍跑，到了钟楼街一个照相馆的台阶上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囚车上面押着和大哥朝夕相处共同斗争的兄弟，他们也是我的哥哥。我无能为力，只能再多看他们几眼，遥望着为他们送行。他们的面孔，我至今都能忆起，宛如昨天，历历在目，每每讲起，万分悲愤。
据大哥出狱后说，当时被判死刑的学生，多系被敌人抓到文字证据或有人招供出后又当堂进行了对质，再就是参与了吊打警官事件的。判了有期徒刑的是敌人未抓到证据的。在审讯过程中，多数人都受到酷刑，如打背花(用麻绳拧成麻花状，醮上水抽打脊背)、压杠子（用木棍压腿）等，我大哥被压过三次杠子、打过背花。因敌人搜查时只在衣箱里搜出他的小楷旧剧本，并未查出其他证据，所以侥幸没判死刑。
1936年10月，薄一波奉党的指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的名义，到太原来工作。来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责成薄一波营救关在山西陆军监狱的王若飞（化名黄敬斋）。薄一波同阎锡山几经磋商，阎锡山终于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但是坚持要把所有政治犯移到训导院去，做个过渡后再释放。
大哥和王若飞同在陆军监狱，狱中的政治犯约二十七八人，在西安事变后，分三批先后转到训导院，大哥是在1937年4月底到的训导院，每天上课以自习为主，课程表上排的是阎锡山的“按劳分配”“唯中哲学”等，但实际上是由王若飞讲“政治经济学”“一元史观”“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等。训导生穿的衣服还是监狱服，灰粗布的，左胸佩戴的布质徽章上写着训导生XXX，编号XXX。
先出训导院的政治犯不仅需要履行出院手续，写学习心得，还要在一张铅印的纸上签名，履行书面手续，纸上写着：出去后要安分守己，拥护阎会长守土抗战。履行了书面手续的人，都服从“组织”分配，成为各牺盟会特派员等。
大哥是最后一批出训导院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写学习心得，不签名，不拥护阎会长，而之后训导院也急着要结束，就选派一个人念书面手续上的誓词，再由大家举手表示同意，有的举、有的不举，办完了出院手续。大哥在训导院待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出训导院时是在旧历端阳节以后，大约在五月中旬。
剧社社长
大哥出狱后，随同狱中战友王若飞等20余人一起前往陕北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当时大哥本想带我一起去，但因我年纪小，这才作罢。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1938年8月，大哥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简称野战政治部）民运部第一科科长。在晋北、晋中、晋东南发动组织群众参军参战。随后又任八路军政治部秘书，先后协助邓小平、傅钟工作。1940年调回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联防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1年任《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时年26岁。因热爱晋剧，1942年调晋绥边区任七月剧社社长。
大哥上任伊始，便组织了以训练基本功和排练为中心的秋、冬季集训。剧社驻扎在黄河边上的李家窊村。集训中，他常常亲临现场检查、指导，重视培养演员的“四功五法”，从唱念做打到吹拉弹唱。并且要求演员们扎扎实实、一丝不苟，使大家受益匪浅。他带领大家起早贪黑地苦练，踢腿下腰、拉架子、拿大鼎、翻小翻、走台步、跑圆场，而且还开始排练武打戏。大家练功的时候，乡亲们常常把排练场围得水泄不通。
在剧社，大哥是社长，是教员也是演员。大哥很注重剧社的政治文化学习，并亲自编写教材。课本由《抗战日报》社铅印。他每周都亲自讲授一节党课，从不用提纲，他以自己丰富的战斗阅历，联系理论和实际，像讲故事一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深地吸引着大家。每次到他讲课的这天，连马夫、炊事员、老百姓都赶来听课，在大槐树下一坐就是三个钟头，没有一个人走的。
大哥很善于团结教育演员们，对待演员们既是同志，又是知心朋友，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在剧目上推陈出新，编排创作了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及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的自编自导的街头剧，极大地丰富了演出剧目，封建、反动、迷信、色情的坏戏从不上演。通过排戏，大哥训练培养了一批新演员，对剧社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3年初，剧社向晋绥领导机关进行汇报演出，演出时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首长均光临看戏，对剧社在集训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接着进行公演，丰富多彩的剧目和精湛的技艺，使观众耳目一新，尤以晋剧那委婉而酣畅的唱腔，倍受青睐。 1943年4月，大哥当选了“晋西民间戏剧研究会”的主任理事，领导七月剧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战士斗志、唤起民众抗日等方面，继续贡献着力量。
据《抗战日报》1943年4月13日报道称：“七月剧社应各界邀请，先后参加兴县骡马大会及各处举行之大会，演出晋剧和郿户（剧），备受热烈欢迎。在兴县大会演出，群众往观者达万人。在乡间演出时，每日也不下五、六千人。计前后四十余天，演出达七、八十场。效果空前。在巡回演出时，沿途群众争相邀留，应接不暇。”
1943年夏天，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七月剧社奉命将队伍分为若干小组开赴兴县、临县，以演讲、说快板、活报剧、皮影戏等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分裂。
1943年秋，当剧社正在太三分区为吕正操率领的部队慰问演出时，日军开始了秋季“扫荡”，七月剧社转赴黄河以西到达陕西佳县一带，先后为一二○师后勤机关及太三分区医院，兰家会村等地军民进行慰问演出，辗转月余。老百姓经常是走二三十里山路来看戏。陕北的冬天，露天场子里寒风凛冽，有时刚开戏不久便大雪纷飞，战士们也要坚持看戏，大家都说“下刀子也要看完”。
在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大哥还参与演出，成功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失空斩》中的诸葛亮、《哭灵堂》中的刘备、《下河东》中的赵匡胤、《陆文龙》中的王佐、《杀府》中的伍子胥等，最受观众好评和欢迎。
大哥潜心研究晋剧艺术，他说音乐是戏剧艺术的灵魂，各名家各流派的形成，主要取决于音乐唱腔的创新，其区别就在于唱腔差异。他常和演员们一块琢磨各种唱段，创作了风格独特的“乱弹”，颇受听众喜爱。他认真细致地把音符一一记录下来，对晋剧音乐做了全面、概括的记录、整理、创新工作。这些记录后来都被常苏民整理在《山西梆子音乐概述》一书中。大哥也十分重视晋剧艺术的改革，提出净化舞台、文武场面要用幕布围挡等创新手段，还取消了“捡场”（在舞台上搬置道具）、“饮场”（戏班旧俗，指给台上的演员递送茶水）、“哪咦呀哈”的行腔等。
牺牲前后
1944年初，中共晋绥八地委和第八军分区，决定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去敌占区开展秘密武装工作，并配合武装斗争开展政治攻势。
同年，大哥便奉命调到晋中平川开辟工作，任宣传部长、武工队政委、对敌斗争委员会委员。晋中平川包括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太原等主要县市的开阔地区，面积约220多平方公里，是敌占区。是我晋冀豫边区和延安党中央陆地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大哥主要活动在北格、刘家堡、西里解、东里解、张花、张花营等村。他们走村串户，在各村做宣传调查工作，散发宣传品；秘密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反内战宣传；走访开明乡绅，促使他们掩护革命干部，购买抗日物资，鼓励他们为抗战尽力；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大哥结合张花营村村民喜爱晋剧并有“闹票儿”（晋剧票友）的习俗，在该村把革命歌剧《血泪仇》改编成晋剧进行排演。利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晋剧艺术形式激发群众的阶级仇和民族恨。
《血泪仇》创作于1943年冬，它是革命性、艺术性紧密结合的传奇性戏剧。剧情是河南50多岁的农民王仁厚一家靠25亩地维持生计。为保住独子王东才不去当兵，王老汉卖了十亩地交壮丁费。后来反动派再次征兵，又有王东才。这次王老汉卖光土地才赎回儿子，没了土地就像没了生命，一家人只好逃荒。还未上路，王东才又被抓去当兵，王仁厚一家落得人财两空。王老汉领着妻子、儿媳、女儿、孙子逃荒，途中儿媳被国民党兵强奸致死，妻子气得得了疯病。在国统区被逼得家破人亡，到解放区的王老汉分了土地当了劳动英雄。生活刚刚稳定，然而1943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被抓去当兵的王东才被派到解放区做特务。第一次放毒，毒死了自己儿子，第二次行刺，差点杀死父亲，他这才幡然醒悟，用手榴弹炸死敌副官“刽子手”，又参加保卫边区的战斗，最后全剧在欢庆胜利中落下帷幕。
2012年4月7日上午，我女儿裴卓英来到我大哥生前战斗过的太原市小店区北格乡张花营村。走访并记录下了大哥在这里的工作情况。
村民何玮，男，1933年生，虽近80高龄，但是身体结实，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1945年时他12岁，他说村民都认识并记得张俊杰（裴世昌）。每逢阴天下雨或农闲时节村民不能下地干活时，就在村里的醋坊里，张俊杰指导大家排练《血泪仇》且出演剧中主角王仁厚。何玮说自己当时年纪虽小，但经常去看戏。村民王丙生，男，1934年生，身体很好，上过学，有文化，他也清楚地记得张俊杰是个晋剧行家，指导村民排演《血泪仇》《贵州民变》等剧目。王丙生说：在村里“晋川通”字号的百货铺子东面搭了一个不高的台子，临近学校的后操场，比较宽敞。他们在台子上演出，老百姓在台下看戏。还听说张俊杰是地下党，他动员村里四五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到西山参加了八路军，有荣运祥、杜金壁、吴善迅、吴善休等人。
当天下午我女儿拜访了同我大哥一块牺牲的王茂烈士的儿子王浩英，1937年生。他说张俊杰长得白白净净，并讲述了他父亲和张俊杰牺牲的情况。2012年5月4日上午，她又拜访了离休干部肖辉。肖辉，男，1927年生，太原南郊区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在晋中平川从事对敌斗争，离休前为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副厅级）。他说张俊杰整洁精干，常穿一件长衫大褂，像教书先生，很有风度。他讲述了我大哥牺牲前后的经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清源、太原、徐沟三县分治，中共太原县新县委、县民主政府成立，县委书记为张云、县长为周凤鸣。1946年2月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春节，中共太原县委、县政府决定，为庆祝“小解放”（抗战胜利）、减租减息以及除霸工作的基本完成，决定由裴世昌负责组织演员先后在南格村、张花营村排练《血泪仇》《反徐州》《斩子》等剧目，并定于农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16日）与太三区晋剧团在南格村联合公演三天，以示庆祝。周凤鸣指示裴世昌和张花村村长、武工队队长王茂（小名補德）二人，前去榆次南庄村联系太三区晋剧团，途中二人与从车辋村出来抢粮的阎军遭遇，不幸被捕。被捕后裴世昌大义凛然、忠贞不屈，受尽各种酷刑也未泄露党的机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敌人见得不到口供，气急败坏，三五天后便在榆次东阳镇将裴世昌、王茂二人残忍杀害。裴世昌牺牲时年仅31岁。
大哥牺牲后，张云把烈士遗物交给县委宣传干事肖辉保存。一支不好使的钢笔、一双筷子、一只洗漱用的布袋子就是大哥的“全部财产”。
1946年夏，阎锡山为了修建以太原为中心的百里防线，先以“水漫”式进攻，侵占我晋中平川解放区，要将我党政军工作人员一网打尽。11月初肖辉等工作人员涌进了清源县白石沟，11月5日阎锡山包围了白石沟，肖辉在突围时，把大哥的这三件遗物埋在山上的大石头旁边，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大哥一生正气浩然，风雨沉浮，许多人至今都深深地怀念着他，并永远记着他的名字，以及他用青春和生命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