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后，报刊评论逐渐打破“栏”的界限，呈现出版面化的倾向。在这场被称作“时代先声”的“时评热”中，时评正是以“大众视点”、“平民写作”来彰显的。换言之，这一时期评论空间的拓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群言评论”(可归为后来的“来论”）的“攻城略地”。
　　以《南方都市报》为例，由普通读者撰文的栏目先后开设了十余个，其中包括“视点”、“观点交锋”、“议论风生”、“读者来论”等；而从文章数量来看，每天的“来论”数量基本保持在两篇或两篇以上，约占“时评”版文章总量的１／３甚至１／２。经过２００３年４月２日的版面调整，《南方都市报》的“来论”完全突破了“专栏”的界限，辟出“来论版”，形成独立版面，以“视点”、“马上评论”、“一家之言”等栏目为主打，专门刊发来论，不仅起到了丰富评论品种、壮大评论队伍的作用，而且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互动互进，在客观上拓宽了公共空间，提升了读者的主体地位。
　　“公共空间”(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又译作“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构建的“政治性乌托邦”的关键词。按照哈氏的定义，它是“允许市民自由发表和交流意见，以形成共识和公众舆论的地方。它向公众开放，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这块地方自由讨论有关公共利益的任何事务。大众传媒是这一领域的主要论坛”。
　　《南方都市报》的“来论版”开辟后，该报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言论空间的扩大：言论版由以前的一个版面扩大到两个版，评论总量也由扩版前的４～６条增加到如今的８～１０条。伴随着量的激增而来的是微妙的质的变化。
　　一方面，来论版的相对独立使得“来论”自成生态、生机盎然。《南方都市报》从２００３年４月６日起即在“来论版”下方注明“本版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既表明了该版面的非官方色彩，同时又促进了话题的多样选择和表达的自由阐发。
　　另一方面，“来论版”采用的是与“社评版”对页的形式，在视觉上不会破坏言论版面的整体感。这种版式与《纽约时报》言论版的做法颇为相似，后者强调“来论”与“社论版”评论的冲突性，在版式设计上体现了一种“平衡”理念。而《南方都市报》的言论版，就目前而言，来论与社评实现了“空间同一”，但尚未实现“共时态”生存。也就是说，在该报同一天刊发的评论中，鲜见社评版文章与“来论”围绕同一现象或主题展开评论。在笔者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观点之间的冲突性。
　　从话语空间的角度说，来论版的开辟是公共空间的开放；而从传播主体的角度看，辟出专门的来论版刊登作为读者的来论，则是社会参与的强化。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方传播学界提出了社会参与理论(或称民主参与理论），认为作为受众的公民不仅有“知”(即知晓信息）的权利，而且有“传”(即表达意见）的权利。《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等报纸的每一篇“来论”下面均会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所在城市甚至个人职业。《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４日“来论版”刊发了６篇文章，标明来自北京、广东、四川、河南、山东、东莞等五省市，职业身份有职员、教师、交警、记者等等。这表明，来论突破了编辑部、职业写手、政治精英写作的界限，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拿起手中的笔，写“我”所想，书“我”所感。
　　诚然，来论及其独立版面的出版本身是社会民主化的体现，是读者主体意识的体现，是公民参与传播过程的体现。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读者平等参与和交流为基点、形成多元开放言论空间为目标的“来论”及其“来论版”一定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