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莙，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文学院创作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散文选刊》《散文百家》《青年作家》等刊。有散文、小说入选各种选本。
　　一
　　我好像从来没有发现过他的老，我甚至觉得，他根本就不会老去。
　　即便是，自我记事起，他就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
　　当年家住糖果厂，他从乡下来时，人刚站在厂门口，车间那些工人连他的面都还没有见着呢，就会喊我：“杨二妹，你屋公公来了。”对的，他是我的祖父，因为随身携带的一副“洪钟大嗓”，先已当当当地，响彻在厂子的上空。祖父的村子离城不到十公里，隔不了多久就会进城赶场，或是买东西，或是卖东西，或是给我们捎东西，当然也顺道看看在城里照看孙女的老伴儿。一落座，土地、庄稼、邻里、猪狗鸡鸭……就通过他那口“洪钟”，让在座诸位的耳膜，咔嚓作响。祖母就会嘴一撇，眼仁子朝他一斜，嗔怪道：“小声点嘛，没得哪个是聋子！”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立刻调小了音量。不过对祖父来说，刻意压低嗓子说话显然是一门有难度的技术活，他完全不能掌握，忽高忽低的，听着别扭。祖父每次来，妈妈都会给他冲一搪瓷缸子白糖开水，待水不烫了，咕咚咕咚几口，这下子好了，被糖水浇灌的“大钟”，在经过短暂的压抑之后解放出来，誓与隔壁车间里轰鸣的机器，一较高低。
　　那个时候，年幼的我，只看到他精力旺盛地敲着他的“洪钟”。
　　即便是，祖母在八十岁那一年，丢下八十一岁的他，先行撤退。
　　我和姐姐把眼睛哭成了金鱼眼，但他一滴泪也没有，反倒劝起我和姐姐，“孙女吔，莫哭了，想开点嘛，你们也尽了做孙女的心了，婆婆都八十岁了，有哪样好怄的嘛？”其实最怄的人应该是他，要不，家中本就鸡鸭成群猫狗打架的，他怎会几天后又从集市上牵回一头半大羊儿？两个人，一口锅里舀了六十一年的饭，忽然间剩下他一人，他得让更多的生命制造出更多的声音，去填补祖母走后，变得无比安静的院子和无比空落的日子。“这个羊儿乖，会吃得很，看它那身肉嘛。”当他讲起他的羊，当他咩咩咩地，唤着那只肥滚滚的羊儿时，那副大嗓门蓦地温柔下来，以致让人觉得，那是母亲在唤着孩子，是陷在爱情里的后生，轻轻唤着他心爱的姑娘。
　　那个时候，与青春挥手告别的我，看到了他的寂寞，但并未看出他的老。
　　即便是，一个异姓兄弟的去世，引发出九十岁的他，一大通关于人老了怎样怎样的慨叹。
　　“杜家湾的杜刚义老弟”，祖父在一块小木板上搓包谷，“也翘灯儿了（去世）。”他唱歌一般，把这四个字长长地弹落在空荡荡的院落。“本来七月间做九十岁生的，还说去喝他的酒吔。”他低着头，看不到他的表情。我有些敷衍地嗯哦着，我不知道杜刚义是谁。“四个儿，回来了三个。”接着他如释重负一般“哎呀”一声后，说：“死了也好，人老了，吃个饭漏汤滴水，说个话痰齁气喘，走个路杵棍戳棒，一天还咳咳孔孔的，你说哪个见得嘛？”我正寻思着该回应点什么了，却听到他斩钉截铁的一句：“哪个都见不得！”说罢便闭了嘴巴。院子安静得如同明亮的黑夜。不过也就停顿了片刻，又说了起来：“人老了没得意思哦，吃得做不得，我说死了还好些，不磨折自己，也不磨折别个，两边都落个清静。”他的话一起了头，就犹如那滔滔江水，没个完。
　　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他的伤感，他的无奈，但依然没有看出他的老。
　　老了就是，吃饭漏汤滴水，说话痰齁气喘，走路杵棍戳棒，外加一天咳咳孔孔。
　　老了还是，吃得做不得，或者吃不得更做不得。
　　我的祖父，一样不占。
　　二
　　“我吃也吃得，做也做得。”这话，时不时就要从祖父的洪钟大嗓里传出来，当当当—响亮，嘎嘣脆，透着一股高踞云端的自豪感。
　　确实吃得，“干筋筋，瘦壳壳，一顿要吃八钵钵”，这句俗话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并且吃得特别香，就算只有三五颗牙齿了，也叭叽得有滋有味。不知道的人看着他吃饭的样子，会以为，别是饿几顿了吧。
　　也确实做得，屋前的那块土里瓜菜飘香;坡上，夏可掰包谷，秋可收豆子。他老说，他有的是力气。如今很多地都荒芜了，面对那些空地，他心痛得很，直摇头。别人的地他管不了，自家的若是这么荒着，那就是罪过，就是对不起老天爷，老天爷给的地和力气，岂能白白浪费了？他自己不肯闲着，因此自己的地也不能闲着。当然，祖父的“做得”不只限于农活，他和小儿子住一个院子，小儿子的小儿子也外出打工后，祖父就为那幢两层小楼当起了保安。“那扇铁门就是一千多，楼上的窗子也贵得很，我不守到起得行哟？”好像有他在，贼便作不了贼。
　　吃得，却做不得，对于祖父这样一辈子都在干活的老农来说，大概是一件最为郁闷的事。那不是混吃等死又是什么？吃得不过是活着的前提，做得才是活着的意义，也才能够活得更理直气壮一些。
　　祖父不时要进城，去大儿子和女儿的家中走走，有时捎些土鸡蛋，地里的花生出来了，包谷吃得了，豌豆荚成熟了，也会装在背篼里进城去。
　　对于城里的生活，祖父认为简直是不可理喻。“一进屋就把门关到起，住对门都不得打声招呼，你说这些街上的人怪不怪嘛。”在那进屋就关门的房子里，祖父坐一会儿就开始前仰后合地啄瞌睡。留他耍几天，每次都咧开嘴巴打着哈哈，“还耍，病都要耍出来。”然后，把屋头的畜牲，坡上的庄稼一个接一个地搬到指头上，它们，都在巴巴地等着他回去哩。对了，还有小儿子家里的铝合金窗子和大铁门。地球离了谁都照转不误，可是他待了一辈子的那个山旮旯，少了他，就不得行。
　　麦子收割下来了
　　祖父和晚辈们一道
　　把麦子一箩一箩挑到晒坝
　　他86岁的腿脚生风
　　86歲的背不驼—
　　一棵终生汲取泥土营养的庄稼
　　再健康不过
　　…………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段分行的文字。下乡看祖父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几乎记得住每一次的内容。要不就在院坝等他从地里回来，要不就看到他在院坝晒花生、选豆子……有时候是往返于某个农庄时顺道去看看他，说会儿话后，把上次对他的叮嘱复制一遍，然后走人。祖父总有东西要让我们带走，又生怕他的晚辈们提不动似的，非要送到公路上。到公路有一段上坡路，走着走着，他的洪钟大嗓，便当当当地，穿过他的背影，敲打着我的耳朵。 　　如今，祖父已将八十六岁送走好几年了，腿脚照样生风。但倘若仅仅只是身体健康，他的那双腿脚，也生不起风。
　　祖父是七个月出生的早产儿，谁都说他活不了，就算活下来也活不长，却一直健康地活着，因此他自认是得了老天爷的偏爱，所以哪怕一棵毫不起眼的小草，也能给他一个桃红柳绿的春天。
　　有一回他到家里来，喝了几口开水后，便说个不停。“嘿！”他大喊一声，说，“今天赶车，售票员还不收我的钱吔，说老年人赶公共汽车不要钱了。”他大声武气地说着，笑容盛不住了，从脸上的沟壑里哗哗淌出。父亲告诉他，现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免费乘坐公交车。祖父瞪大了眼睛，激动不已，连声道：“那才好哦！那才好哦！”
　　一会儿，祖父又声惊四座地“嘿”了一声，继续他心花怒放的讲述：“车里头挤得很，我还坐到座位了，是别个让给我坐的，心硬是好啊！”看他发光的脸庞，听他用吼似的声音说话，我想，当时他在感谢人家的时候，那激动的大嗓门极有可能把人吓住。一大把年纪了，别人让个座也算正常，竟也能欢喜成这样。
　　当年，小城的公共汽车非常拥挤，一踏上去我就会想到《围城》中把车厢形容成沙丁鱼罐头，人挤得身体都扁了的那句话，而祖父记住的，尽是让他展颜的事。
　　祖父也有遗憾，就是早几年没有去安一副假牙，现在想安了，已经被磨损得奄奄一息的牙龈却不答应了。“我原先还是去问过的，好贵哦，心想要是活不到几年了，那不是把钱白白糟蹋了呀？结果哪个晓得活得到恁个久嘛。”祖父有些难为情，咧着嘴，几粒没有对家的牙齿，就羞涩地探出头来。
　　三
　　我以为，或者整个家族都以为，凭祖父的身体和心态，旁人对他的担心和操心都显得有些多余。直到一次他在家中跨最后一步楼梯时，踩了个空，摔得鼻青脸肿。
　　他坐在床上，一边脸高一边脸低，还有几道血口子，一只眼睛俨然成了熊猫眼。见我们来了，不顾阻拦下了床，还解释道：“你们以为我倒床了？我是冷到起了。”
　　父亲要带他上城里的医院，他冷哼一声，说：“去哪样嘛，敲钱的。”态度鲜明，毫无商量的余地。随后又缓了语气，“没得事的，贵娃子给我开了药的，只吃了一道就已经好得多了。”贵娃子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按辈分，是他的重孙子。我们问，为什么不把脸上的伤口贴点纱布？答，我都吃了消炎药了，还贴啥子纱布嘛？
　　父亲给在云南和广东的两个兄弟打电话，商议祖父以后的生活问题。父亲的意思，他们的父亲不能再一个人过日子了。这意味着，两个兄弟就得放弃外面的活计，和工钱。
　　这明显不划算，万万使不得！
　　“就是破了点皮，又用不着哪个照顾，回来做啥子嘛？清耍呀？”祖父一张脸更青了。
　　见父亲板着脸不开腔，祖父又讨好地说：“我主要是忙着去吃个生，怕去晚了才摔倒的，以后我走路注意到起，完全没得问题，你放心嘛老大。”那样子，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诚恳地认错并表决心。
　　于是，祖父继续着从前的日子。不过，他又非常牛气地给“我吃也吃得，做也做得”那句话添了个尾巴：摔也摔得。
　　赤脚医生贵娃子为他曾祖父的摔得而直咂嘴巴，他说这种摔法，像这种年纪的人，不是摔瘫，就是摔死。
　　祖父没摔瘫更没摔死，脸上也没留下疤子，所以很为自己的“经摔”而得意。
　　套用“六十岁的人，三十岁的心脏”这句话，彼时的祖父拥有一颗四十六点五岁的心脏，正值年富力强。
　　四
　　一年之后，祖父的一个侄子去世了，八十三岁。尽管是远房，却走得近，我的父母亲得了消息后，表情复杂地出了门。
　　是死了几天才被邻居发现的，说是，都发臭了。
　　村子里没多少人了，却一样被决堤的人声淹没。
　　那位远房几年前也同儿子住在一起，因为儿媳那张成天气鼓饱胀的脸，又回到老屋单过。祖父对此很是赞同，“还自在些，不看别个的脸色，岁数都要多活两年。”
　　也不知那远房得了自在后，是否多活了两年;如果继续跟着儿子，发病时有个照应，不知又能否挺过这一劫。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如果这两年是因为单过而赚来的，那么，发病时身边有个照应或许还有救一说，也便不存在。一切都说不清，也无需说清。
　　那远房去世后，他的儿女们都回来了，乡音已改的，也塵灰满面地赶到。几个女人拿纸巾抹着眼睛，面对直挺挺躺在堂屋里的老人大放悲声：“晓得的，知道是你个人要单过，不晓得的，还以为是我们照顾不周，呜……”
　　老人去得冷清，儿女们便要让他黄泉路上走得热闹。葬礼的动静，逢年过节都难以望其项背，在村子里算得上前无古人。鞭炮震天价地响，锣儿鼓儿哐哧啷哧不断地敲，还专门请了歌舞班子，歌声欢快热烈，动感十足，掀起了一阵又一阵高潮。
　　瞧那阵仗，老人清静了好几年的一双耳朵，被活活震醒也说不定。
　　五
　　离过年还有那么几个月，祖父的三个儿子、两个儿媳，以及还挤得出时间的几个孙辈，便已经坐在乡下老房子的堂屋里。这样的场面，就算过年，就算给祖父过生，也难得遇上一回。
　　是时候将祖父的去向问题摆到桌面上了，决不允许再放任他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那位远房侄子的过世，让儿子、儿媳们迅速地围坐一起。
　　其实用不着怎样合计，三个儿子，一人负责四个月，公平合理，没谁有意见。不过四叔说他儿子的蘑菇生意做得很好，他实在走不开，又不能像幺叔两口子那样可以轮换着回家，所以该他负责的四个月里，就把祖父接过去。“反正也不远，那边的天气也好，不冷不热的，安逸得很，正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过。”说到云南的天气，四叔打着嘹亮的哈哈。确实适合老年人，四叔五十多岁去的云南，一晃已快十年。
　　“对头对头，现在时兴旅游，你老人家一辈子没出过重庆城，这下子正好出去开开眼界唦。”有人跑接力赛似的，接过了四叔的“哈哈”。
　　“我哪里都不去！”祖父照样像从前一样，高声说“不”。他扳着手指，一一数着他哪里都不去的理由。祖父理了个近似于板寸的平头，多年来他一直保持这个发型，发虽如雪，但一根一根站得笔直，看上去精神头十足。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哪个人能保证自己不出问题？这个事就不要再说了！”父亲试图以长子的身份为他们的决定画上句号。
　　青出于蓝，父亲继承了老杨家特有的大嗓门，可是并没能够胜于蓝，祖父的那口“洪钟”，仍然当当当地敲打着，溅着火星子。
　　就在这时候，一道声线尖细的嗓音从斜刺里响起：“你老人家也莫光是为自己着想嘛，你还是要为我们想一下唦，晓得情况的不说了，就怕那些不晓得的，还说是我们不孝，这个罪名哪个担得起？”
　　听着有些耳熟。正是这一句，胜过千言万语，即刻关停了祖父的嘴巴。也许对付祖父这样的倔脾气，就该下这种力道的猛药？稳、准、狠。
　　大多点头称是，至少“担不起罪名”的这个说法，直抵每个人的心坎。
　　屋子里嘈嘈切切。祖父却不说话了，是在考慮什么？但似乎已不必考虑，现在祖父面临的，并非一道选择题，那么沉默便只能代表默许？如是，他的一年将被这样瓜分：云南四个月，乡下四个月，城里四个月。在天气好得很的云南怎样度过那四个月我不清楚，我也不清楚，在城里我父亲家的四个月，在远离土地的电梯房里，一个踩了一辈子泥巴的老庄稼汉，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病都要着耍出来”？会不会将那些手可摘星辰的高楼，看成是直往天上长的巨型庄稼？会不会，将车流和人群，看成是身穿各色铠甲的虫子和蚂蚁？它们在“庄稼”丛中，跟患了焦虑症似的，急匆匆地奔来窜去。
　　祖父斜靠在竹椅里，裤子挽得高高的，一副准备下田的模样。更准确地说，是刚从田里上来的模样。仿佛一连几天的重活终于干完，已是疲惫至极;连那硬气的白发，也失了魂一样，只剩下一具笔直的躯壳。与我熟悉的那个祖父迥异。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个人，塌陷的双眼耷拉着，似乎要将世间的一切都关闭在眼皮之外;凹陷的嘴巴半张着，却并无半个字吐出来。这个人的皮肤，不，皮子，一张比树皮还皱、比纸片更薄的皮子，被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灰褐色、灰黑色的斑点、斑块所攻陷，而那张皮子之下，除了暴突的青筋以外，全是骨头。嶙峋，可以戳痛人的眼睛。些许恍惚中，好像又回到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其中的一个皮影人，被谁施了定身法，因此，并不回应我搁置于他身上的目光。
　　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看过祖父，从来没有。于是一棵再健康不过的庄稼，就在我长久的注视中，成为一截衰朽的枯藤。
　　就在那一瞬间，我那“吃也吃得，做也做得，摔也摔得”的祖父，突然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