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庸与中道，二者意义较为相近。中庸概念由孔子首先提出来，《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中道美德这一观点，指出在实践事务上也和在感情事务上一样，存在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情形。他认为道德德性是适度，它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中庸与中道相比较，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诸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异同，本文将从中庸与中道的理论提出、思想内涵、达到途径等方面予以论述。
　　[关键词]中庸之道；中道美德；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40—02
　　
　　一、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孔子(前551～前479)，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集大成者。当时多变的政局使他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历经了14年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虽即如此，但孔子仍克己修身，反躬自省，游说于诸侯。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在这种变革动荡的时代中，许多人都会提出不同的主张。孔子在政治上强调以礼立国“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同时，《论语·子路》中还记载了他提出的尊君而不主张独裁的言论。在这种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孔子所提出的中庸，就是倡导以礼修身养性，这便是中国家国一体的文化特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从家族伦理到国家伦理精神的体现，充分反映出孔子伦理思想的进步，以及为调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服务的主观政治思想意愿。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希腊科学精神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伦理思想里“中道”居于核心地位，是最高的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方法论和全部思想的基石。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腊由城邦奴隶制向中央集权奴隶制过渡的时期。各城邦内奴隶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中小奴隶主破产，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大奴隶主手中。马其顿帝国建立后，希腊各城邦均受其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国家的形式，他认为以中小奴隶主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既是最好的，又是稳定的。这种政体的优点还体现在中产阶级适应理性，不会走极端。他说：“在一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这一中道理论的提出，虽然只是他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但这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密不可分，他当时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老师，与马其顿王亲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为维护马其顿帝国的统治利益，他提出这一中道伦理观，想以此来协调各方面的矛盾。
　　孔子的理论提出比亚里士多德早一个多世纪，但纵观他们所处的相似的动荡而变革的时代背景，他们的中庸与中道思想提出的主旨意图，却有极其相近之处。中庸与中道思想是中西方伦理精神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反映出人们一定的价值标准和文化取向，是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无论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还是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中庸与中道的思想内涵
　　
　　孔子非常崇尚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那么何为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强调君子应以中庸为行动指针，以中道行事，这便是合乎天地好生之德。中庸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恰到好处之度。《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有共通之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德性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同感情与实践相关，而感情与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而过度和不及都被他称之为恶。都同样会毁灭德性。正如他所举例，这就像体力与健康的情形一样，锻炼过度或过少都损害体力。同样，饮食过多或过少也会损害健康，只有适量的饮食才能增进和保持健康。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中庸、中道归于“至善”。
　　《中庸》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中”、“庸”与“和”自然是不能分开的、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和者，中之所达。正如《中庸》载：“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进一步说明，君子以中庸为行为规范，以中求和，环顾左右，权衡利弊，做出科学的判断，并非无原则的调和折中。所以，中庸反对极端，追求和谐的境界，尽可能缓解各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以期达到伦理的、政治的及社会的和谐。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其中有过度、不及与适度，他所说的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感情与实践中，恶要么达不到正确，要么超过正确。德性则要找到并且选取正确。所以，虽然从其本质或概念来说德性是适度的，但从善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极端。正如勇敢与节制方面不可能有过度与不及——因为适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极端一样。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反对极端，而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适度，本身就是一个极端。
　　《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孔子所言中庸，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更要求君子应当每日克己复礼，时刻自省，如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之道不仅是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而且已成为检验是否为君子的一种标尺。这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极相吻合。他认为适度就是德性的特点，过度和不及就是恶的特点。同时，“德性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恶也是一样……既然做还是不做高尚(高贵)的行为，做还是不做卑贱的行为，都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关系到一个人是善还是恶，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个人的品质就决定于他怎样运用他的能力”。
　　
　　三、中庸与中道的达到途径
　　
　　其一，孔子作为中国儒家伦理精神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直接脱胎于“礼”与“仁”。儒家伦理精神人伦建构的原理是礼，是由家族伦理到国家伦理；人性提升的原理是仁，是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而德性修养的原理则是由修已到安人。由成已到成物。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维系儒家这种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根源在于血缘、宗法、政治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充分体现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情伦理思想所提倡的克己复礼，以人治人的中庸思想，最终构建家国一体的和谐社会，这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中道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思想直接反映在他的政治主张上，认为应建立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因为“法律问题总是在政治的共同体的范围里制定的。所有的共同体都是政治共同体的部分，政治的共同体维护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靠法律”，因为“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既然违法的人是不公正的，而守法的人是公正的，所有的合法行为就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正的。因为，这些行为是经立法者规定为合法的，这些规定都是公正的。所有的法律都是促进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同时，他还阐明了法律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因为法律可以使人变好”。
　　其二，中庸与中道思想在生活中是作为“至善”的最高行为准则和追求的目标，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在具体的行动中总会有些偏差，如何达到适度，或最大限度地接近适度，在这方面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法。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处便是阐述在退而求其次的时候，也要在二者中取其优，要么锐意进取，要么做事不越度。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既然要准确地选取适度非常困难，我们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就只能是如谚语所说‘在两恶中择其轻。”无论是选取哪种方法，也都是强调要尽可能地趋善避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