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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减排压力的另外一个特殊价值在于,它何尝不是我们抛弃惟GDP,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推动力量
我们不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结果就是一切。本刊截稿时(北京时间19日20点)的最后消息是,大会仍未结束,虽达成初步共识,但各方难掩失望情绪。我们当然期盼各国领导人能够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但如果没有也不必过于悲观。
我们也不认为此次峰会中各主要国家的表现比京都会议和巴厘岛会议时更差。激烈的交锋恰恰是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分配具体任务的实质阶段。在我们看来,哥本哈根峰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围绕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与义务的争论中,一种全新的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已经凝聚,有关发展问题的新的游戏规则乃至道德理念正在形成。
哥本哈根已经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也无须讳言这些共识的背后,依然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博弈——峰会谈判的超常艰辛正是这种博弈的表象。问题是,哥本哈根这个转折点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中国整体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你仅仅在北京上海转了一圈就离开中国,你可能不同意上述看法;但如果你来到中国更多的一些地方,你可能又会认同这样的判断。当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队列里已经比较靠前也是一个事实。
总体而言,中国的能源服务水平不高,中美比较,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4倍多。如果奥巴马总统的意愿实现,到2020年美国减排20%左右;如果中国也实现已经承诺的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届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仍是中国的2倍。
指出这一点是想说,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肯定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最大的政治。
但问题是如何发展?未来从政治、经济到道德,对高碳增长的约束——所谓“绿色壁垒”必然出现。也许今天碳关税还是贸易保护的一个变种,但哥本哈根之后,它在道德上会显得更有力量。无论是中国国情还是世界世情,都决定了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是绿色的发展。
温家宝总理18日在哥本哈根说,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中方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哥本哈根之后如何去落实这些承诺?对中国而言,减排压力的另外一个特殊价值在于,它何尝不是我们抛弃惟GDP,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推动力量。
在日前举行的《财经》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到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说,我们过去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自然资源投入,这些投入的收入者主要是政府、企业和一些很有钱的人,无法充分带动消费。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改变生产的结构。要从原来的主要依靠投资和自然资源投入,转化为依靠就业的增加,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
我们理解,这里至少应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服务业比重;纠正被扭曲的要素价格,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改进对政府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不惟GDP,关键是纠正只看重经济增长指标,忽视社会发展指标的倾向;同时还应该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的局面等。
我们预计,为完成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政府将会采取若干政策安排和措施。比如开征环境税。进一步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在消耗化石原料方面,将会有更多的限制性财税政策出台。同时,煤、电、水、气等资源品价格将会上涨并会实行比较陡峭的阶梯价格,这种上涨除了按照市场规则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含义之外,还增加了减排的内在要求。政府所规划的清洁能源、新材料、转基因技术等七大新兴战略产业将会得到更多政策支持。不仅如此,因为人类能源总消耗量的40%是与家庭直接相关,所以包括个人和家庭在内的节能、低碳的生活方式也会受到鼓励。
在金融领域,为了处理好减排所需巨额投资的代际负担不均衡,中国发行长期“碳国债”的动议也见诸学者的讨论,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以碳汇为锚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探讨之声。
气候峰会期间,众多民间组织(包括中国的在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既是对政治家施加压力与影响的民意表达,也是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改变已经开始。21世纪人类新的游戏规则正在酝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公民都应该理性务实地参与到新规则的制定中。认清大势,自觉做有益的建设性的事情,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同时,我们也更需要耐心和信心。
牛津大学教授威廉贝纳特和彼得科阿特斯在他们合著的《环境与历史》一书中说:“不论在什么经济和意识形态下,人类生存都具有合法性。”发展没有错,但转变亦不可少。■
我们不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结果就是一切。本刊截稿时(北京时间19日20点)的最后消息是,大会仍未结束,虽达成初步共识,但各方难掩失望情绪。我们当然期盼各国领导人能够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但如果没有也不必过于悲观。
我们也不认为此次峰会中各主要国家的表现比京都会议和巴厘岛会议时更差。激烈的交锋恰恰是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分配具体任务的实质阶段。在我们看来,哥本哈根峰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围绕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与义务的争论中,一种全新的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已经凝聚,有关发展问题的新的游戏规则乃至道德理念正在形成。
哥本哈根已经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也无须讳言这些共识的背后,依然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博弈——峰会谈判的超常艰辛正是这种博弈的表象。问题是,哥本哈根这个转折点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中国整体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你仅仅在北京上海转了一圈就离开中国,你可能不同意上述看法;但如果你来到中国更多的一些地方,你可能又会认同这样的判断。当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队列里已经比较靠前也是一个事实。
总体而言,中国的能源服务水平不高,中美比较,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4倍多。如果奥巴马总统的意愿实现,到2020年美国减排20%左右;如果中国也实现已经承诺的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届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仍是中国的2倍。
指出这一点是想说,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肯定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最大的政治。
但问题是如何发展?未来从政治、经济到道德,对高碳增长的约束——所谓“绿色壁垒”必然出现。也许今天碳关税还是贸易保护的一个变种,但哥本哈根之后,它在道德上会显得更有力量。无论是中国国情还是世界世情,都决定了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是绿色的发展。
温家宝总理18日在哥本哈根说,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中方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哥本哈根之后如何去落实这些承诺?对中国而言,减排压力的另外一个特殊价值在于,它何尝不是我们抛弃惟GDP,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推动力量。
在日前举行的《财经》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到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说,我们过去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自然资源投入,这些投入的收入者主要是政府、企业和一些很有钱的人,无法充分带动消费。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改变生产的结构。要从原来的主要依靠投资和自然资源投入,转化为依靠就业的增加,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
我们理解,这里至少应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服务业比重;纠正被扭曲的要素价格,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改进对政府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不惟GDP,关键是纠正只看重经济增长指标,忽视社会发展指标的倾向;同时还应该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的局面等。
我们预计,为完成单位GDP减排40%-45%的目标,政府将会采取若干政策安排和措施。比如开征环境税。进一步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在消耗化石原料方面,将会有更多的限制性财税政策出台。同时,煤、电、水、气等资源品价格将会上涨并会实行比较陡峭的阶梯价格,这种上涨除了按照市场规则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含义之外,还增加了减排的内在要求。政府所规划的清洁能源、新材料、转基因技术等七大新兴战略产业将会得到更多政策支持。不仅如此,因为人类能源总消耗量的40%是与家庭直接相关,所以包括个人和家庭在内的节能、低碳的生活方式也会受到鼓励。
在金融领域,为了处理好减排所需巨额投资的代际负担不均衡,中国发行长期“碳国债”的动议也见诸学者的讨论,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以碳汇为锚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探讨之声。
气候峰会期间,众多民间组织(包括中国的在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既是对政治家施加压力与影响的民意表达,也是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改变已经开始。21世纪人类新的游戏规则正在酝酿,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公民都应该理性务实地参与到新规则的制定中。认清大势,自觉做有益的建设性的事情,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同时,我们也更需要耐心和信心。
牛津大学教授威廉贝纳特和彼得科阿特斯在他们合著的《环境与历史》一书中说:“不论在什么经济和意识形态下,人类生存都具有合法性。”发展没有错,但转变亦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