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云，1954年12月生于江西省井冈山市。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部队任职。1985年调总政解放军文艺社工作，历任《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解放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2015年至2018年任《诗刊》主编助理（特邀）。编辑出版大量军事文学作品。主编《新时期军事文学·诗歌卷》《建国50周年军事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军事文学经典大系·诗歌卷》《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精选》，参与编辑《中国新诗百年志》。出版诗集《红色沼泽》《黑罂粟》《沿火焰上升》《向天堂的蝴蝶》《烤蓝》《眼睛里有毒》（中国台湾）《大地上万物皆有信使》《金盔》;长篇纪实小说《瞳人》，长篇纪实文学《血满弓刀》《莫斯科落日》（上下集）;诗文集《生命中最美的部分》《凤凰》等20余部。获《萌芽》《诗刊》《人民文学》《十月》年度优秀作品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新作品特殊贡献奖、闻一多诗歌奖等奖项。诗集《烤蓝》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坐在透过落地鋼窗就能看见万木葱茏的阳台上，读三色堇通过微信传给我的三组诗，三组饱满、繁茂、沉郁，恍若与她同名花草那般葳蕤的诗，不知不觉中，我感到自己正在一个巨大而空旷的秘境里盘桓。三组诗的题目分别为《阿拉善的石头》《西域之魅》和《万物各有所安》。而我关心的是，它们除去都是诗人的新作和倾心之作，三者之间是否还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者说，从阿拉善到西域再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万物，是否只有按照这个顺序，才能“各有所安”？
　　它们的存在就是回答。因为贯穿阿拉善的石头与西域之魅与万物各有所安的，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时间之轴。而且，三个题目差不多构成了形式逻辑上的三段论。换句话说，时间成了三组诗中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庞大又深邃的意象。它们在诗里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主宰着万事万物的兴亡更替但却神龙见首不见尾。
　　作为基本常识，我们知道，一切都在时间中;时间深藏着人类和世界无穷无尽的奥秘。无数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诗人沉迷其中，甘愿为其焚膏继晷，穷经皓首，乐而忘返。哲学家们孜孜不倦探讨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说到底，就是对时间的追问。文学革命，具体地说，我们的小说和诗歌从传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走向狂风飙突的现代主义，就在于对时间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柏格森直觉主义哲学开了这方面的先河。法国哲学家把时间区分为“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两个概念。所谓空间时间，是用空间的固定概念来说明时间，把时间看成各个时刻的依次延伸，是表现时间宽度的数量概念。通俗地说，就是时间的长度无始无终，时间的宽度无边无际。心理时间是进入意识深处的时间，是表现时间强度的质量概念。柏格森称之为“意识的蔓延”。一旦进入心理时间，这时的时间便脱离了数量的轨道，由客观呈现转变为主观感受，可以无限地停滞、倒退和延伸，也可以无限膨胀、弯曲和漫漶。而且各个时刻可以相互颠倒、交叉和渗透，如同一个面团，任凭你翻来覆去地揉搓，做成各种食物。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中支离破碎的轰炸画面，达利画中软塌塌地挂在树上的钟，就是心理时间作为时间强度的质量概念诞生的杰作，在艺术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现代小说和诗歌也从心理时间的概念中获得了重新处理时态和结构的各种新颖的技巧。小说中的意识流，电影中的蒙太奇，诗歌中的通感和意念等等，都是心理时间运用于艺术创作而产生的崭新表现形式。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和辽阔的世界，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交叉运用，可以让我们在两种时间中彼此穿越，来回腾挪。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同历史对话，同古人对话，同尚在时间之外的未来对话，甚至与神，与任何一个星球，任何一个族类对话，就是成功例证。面对横陈和堆积在我们面前的庞大时空，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凝固的物体，时间的遗迹和残骸;对于正在进行的时间，则可以把它们当成摇曳生姿的生命，让它们自由生长、移动和流淌。前者如山冈、沙漠、草原、王陵、土丘、烽燧、坍塌的城墙、破败的岩画等等;而摇曳生姿，呈各种姿势生长、移动和流淌的时间，则可以是风、河流、花草、牛羊、遥远的传说、推陈出新的手工技艺等等。现代诗歌创作，正是具有无限弹性的心理时间作用于空间时间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换句话说，面对庞大的世界，诗人们早已超出简单的描摹和复制，从而进入一个重构和再生的天马行空阶段，呈现出一幅幅无比惊艳和奇妙的图景。
　　三色堇的《阿拉善的石头》和《西域之魅》触及的就是这样的时间;或者说，她是以不同的视距和心理层次来把握时间的。比如，她这样书写阿拉善的石头：“这些来自阿拉善亿万年前的石头∕带着风声，带着苍茫之气∕带着落在大地上暗淡的阴影∕……仔细辨认着，它的每一片花纹∕它的气质，它的姿态∕让我嗅到了遥远和荒凉的味道”（《阿拉善的石头》）;这样看待在贺兰山下的风中滚动的石头：“它们光滑的表面充满了苍茫的记忆∕旷野里依然留有西戎、鲜卑、突厥、党项的气味∕往昔的企图与一种疏远了的艺术∕覆盖着一些草木的寂静”（《贺兰山下》）。石头怎么会有气质和记忆？西域那些曾经强蛮但消逝已久的民族，又如何气味尚存？这种主客观感觉的相互置换和移情别恋，便是来自于心理时间对空间时间的再造。再如落日里的西夏王陵，通过诗人的心理感受，在她的作品里已发生与现实世界相比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变异：“一个朝代的披甲英雄或是一件锈迹斑斑的兵器∕让我在残壁断垣的土墙中触摸到历史沉重的喘息。地平线上耸起的大大小小的陵丘∕是否有一座会埋着一位麻色布裙的贺兰姑娘？∕我想弄明白这些被灰色的光线照耀着的土丘，是否属于寂静的深处。”在这里，诗人使用了一个多达36个字的长句，就是从诗歌建筑上试图复制已经被黄土覆盖的西夏王陵的辽阔、苍凉和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霸道。还有大冬树山垭口海拔4120米的雪山，在诗人看来：“它们令我混沌又清醒∕浩瀚的草原越发高远，深沉∕我的灵魂触到高原秘境中∕酷烈壮丽之大美。”西域用烈日和暴风旷日持久地雕刻出来的险峻，让诗人既看到了酷烈之美，也看到了它的“疼痛和失去的彼岸”，它“剑矢擦过的边墙上九百年后依然寸草不生”，它用辉煌的落日遮蔽的历史真相。 　　读着三色堇这些不乏雄奇和苍凉的诗作，与诗人欣赏西域的酷烈壮丽相比，显而易见，她更欣赏那些以顽强的意志攀缘在酷烈壮丽之上的新生，哪怕它们是纤细和弱小的，像尘埃那样微不足道。她称这些顽强的生命为“一些鲜活的事物”，并不吝热情给予由衷地赞颂和讴歌。出现在她笔下的这些事物，有时是风，有时是河流，有时是草原，有时是鸟雀和蝴蝶，有时是咖色的骏马等等。例如阿拉善和西域的风，在女诗人的眼里，忽而浩浩荡荡，幕天席地，忽而轻歌曼舞，温柔多情，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把山冈吹成平地，把悬崖吹为断壁，同时摇醒星星点点的青草，让昔日的不毛之地有了生生不息的绿色。她给予的关注和体恤是，真诚地走近它们，深情地拥抱和抚摸它们：“我在河边选择倾听∕倾听风从它的前世吹到今生∕从它的对岸吹到彼岸”（《奔涌的八宝河》）;或者在风中幸福地战栗：“草原的风晃动着我的喜悦∕我像一头兴奋的小兽”（《我的阿柔草原》）;再或者追踪它们的身影，凝望“风，吹着遍野的芒草∕和越来越短的白昼∕吹着枝头最后一颗皱皮的红柿子∕秦岭深处那些大片倔强地∕昂着头颅的芒花”（《路过深秋的芒草》）。然后，喁喁的对大地表白：“在深秋的风里∕我只能坐在贺兰山下的一块石头上∕心，离它越来越近。”（《阿拉善的石头》）与亲近阿拉善和西域的风一样，在那些日子，她无时无刻都在倾听草灰蛇线般的一线生机在苍凉大地的内部萌动。比如，在《翻越大冬树山桠口雪山》中：“我呼吸着牛羊的味道，狼毒花的味道，宗教的味道……∕它们令我混沌又清醒∕浩瀚的草原越发高远，深沉。”在《落日里的西夏王陵》中：“这是巧合还是天意？∕我看到一只白色的蝴蝶落在土冢的边缘，另一只已不知去向∕西夏的墓丘下是否也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我的阿柔草原》中：“无穷无尽的哈日嘎纳花啊∕绽放到怎么都停不下来∕它带着时间的颜色为草原的盛夏而舞∕一首诗紧挨着我坐了下来∕一只鸟雀的词语在我面前盘旋。”而八宝河的河水在她听来，“这是高原最悲壮的身影∕奔涌而下的像是溅响的蹄声”。象征吉祥幸运的阿咪东索，则是她心中的神山圣域，在虔诚地仰望中，她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凄美的传说，而是一场绚烂了所有的风景，润泽每一个朝圣者的灵魂，命中注定相遇的慈悲，她的恩泽与神迹将人间充盈得心满意足。进而，“众神找到了庙宇，我找到了月光的华服”，她的内心终于充满倾诉的欲望：“上帝啊，请不要让我去天堂∕也不要让我去地狱∕就让我在祁连山的美景中与一些∕鲜活的事物紧紧相拥！”（《眺望阿咪东索》）
　　三色堇生活在她反复表明的古都长安，阿拉善和西域之行满足了她对沙漠、戈壁和祁连山那种粗粝和空旷的期待，此行创作的《阿拉善的石头》和《西域之魅》，也契合了她带有几分侠气的诗学追求，但她毕竟是被邀请去采风的，作品中难免留下浮光掠影和走马观花的痕迹。因为，无论对于阿拉善还是西域，她都是匆匆过客。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物各有所安》便以她对都市生活长期的感同身受弥补了前两组诗的仓促，但在对世界的认知上，又与前两组诗保持着融会贯通的气韵。最大的不同，是作品携带着比前两组诗更贴近自身的体温。或者说，这组诗的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因其主客观的高度重合和交融也更值得信任。
　　请注意女诗人在作为这组诗的主题同时又是组诗名字的核心短诗《万物各有所安》中，是以什么样的形象把自己推到读者面前的：
　　“我没有等来那个送信的人∕昂贵的情感，无法辨别的事物∕冬天与春天之间来去的行程∕我即使忍住了冲动，又加深了忧郁∥时间的暴力让我两手空空∕我不是宿命论者∕这个春天忽然让我有些悲伤∕也许，这是我必须熬过的夜∕也许。我想要经历曾经失去的∥寒风从背后吹来∕我似乎有了遇到奥拉孔的惊慌∕不再喋喋不休∕我在一本旧诗集里寻找朗静的苍天∕朝向那闪着微光的边缘∕我就是那个‘持镜的孩子’。”
　　“那个送信的人”自然是“我”在苦苦等待送来好消息的人，但他没有如愿出现。所谓“昂贵的感情，无法辨别的事物”，对于内心丰富的女儿身来说，莫过于弥足珍贵的父女、母女、夫妻和儿孙等亲情以及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生离死别。让人痛心的是，好消息没有等到，黑色的日子突如其来，因此她诅咒导致她两手空空的“时间的暴力”。在此，我要告诉读者的是 ，作品中写到的冬天与春天之间“来去的行程”，正是在去冬今春暴发，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并至今仍感到心力交瘁的那场世纪大瘟疫。偏偏在这时，作为老军人并给自己带来无尽荣耀和福祉的父亲走到了生命终点。这对一个进入中年的女人，该是多么残酷和沉重的打击！因此，当她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她想说出这一切又难以启齿，这便让她怀有与希腊神话中说出真相的奥拉孔和那个“持镜的孩子”相同的惊慌。
　　悲愤，忧伤，恍惚，焦虑，想哭声音已嘶哑，想说又无人倾诉，诗人的心境在这个“杂乱无章的春天”，可谓万箭穿心，颠连起伏，五味杂陈，过得格外的凄楚和悲痛。知道了这些，细心的读者对三色堇这组诗作里频频出现“时间”和“黑夜”这两个词，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先看“时间”：在前面我们已经读到的《万物各有所安》中，已经熟悉“时间的暴力让我两手空空”这样异常尖锐和充满痛感的句子;在《生命中的某一天》中，又出现了“我们在颂词里相遇∕在海水无法抵达的地方相知∕你說天色尚早，我说还有时间∕我们不去谈论人性的交替∕远方消失的身影”。在《杂乱无章的春天》中，“时间”伴随悲悯的祈祷袅袅传来“今晚的月亮有多美∕风吹着祷词，远方的消息，黄昏的钟声，一朵花的高度∕也吹着曼德尔施塔姆的忧伤∕时间将我磨损得越来越小”。甚至她决绝断言：“长路的尽头堆满了悬尘∕没有人能真正地解开时间的谜底”。而“黑暗”成了她最怕触碰又无可回避的词：在这组诗的第一首《我无法近距离接近黑暗》中，“黑暗”便作为死亡的象征沉重地悬垂下来，“我轻轻地斜靠在暮色里∕不再需要更多地倾诉∕这注定是一个泛滥的夜晚∕风吹落黑暗，吹落我一生的怀念”。出现在《一个怀揣口琴的人》里的黑暗，泄露了隐藏在她心里难以言说的疼痛，“我终于有了一个不敢碰触的夜晚∕这是人世间最美妙的心音∕随着这悠扬之声，我开始了人生最漫长的旅行”。《红烛》里写到的黑暗，干脆就是为亲人在漫漫长夜孤苦守灵，“夜，无处不在∕我没有办法不在烛光下注视你的∕第三颗纽扣∕你花衬衫里的内容∥在一片月光下∕任心底的波澜奔流不息∕任一个承诺∕在晚风中撩动着你绵软的醉∕我们早已被爱灼烧得四肢无力”。 　　时间负载着万事万物向前流淌，太阳每天升起，黑暗每天降临。在这里，时间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呼吸，工作，运动，睡眠，思考，创造，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黑暗也不止是夜晚，它包括疾病，灾难，凶险，厄运，死亡，永别，社会的不公，日月的阴晴圆缺，防不胜防的贪污腐败，坑蒙拐骗，溜须拍马，弄虚作假，欺软怕硬，尔虞我诈;还有谣言四起，病毒肆虐，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等等，是一切负面事物的总和。我们面对这样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常常自叹渺小，低能，无可奈何，只能洁身自好，保持内心的高贵、坦荡和纯洁。艾略特说诗歌是纯主观的，就是强调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更高的修为和境界。当然，对这个世界，诗人应该比常人有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却不一定有力量改变它，让它变得哪怕更美好一点，更理性和纯粹一点。女诗人在这个恼人的春天吟咏万物各有所安，我的理解，是虔诚地表达一种希望，一种愿景，祝愿活着的人心想事成，死去的人入土为安。
　　那么，如何对抗黑暗？如何在未来的日子绕开生活中如此多的衰败和不堪，独善其身？三色堇为自己找到的答案，就是在祁连山眺望阿咪东索时获得的她自认为是神的启示，即“与一些鲜活的事物紧紧相拥”。但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也更强烈地意识到，在所有鲜活的事物中，唯有爱才能相伴永远，终其一生。因为在那些日子里，父亲的离世和许多无辜的人死去，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即使在白昼也难以挣脱梦魇缠身，心情变得无比恶劣和低沉，甚至感到前程渺茫，生命黯淡无光。痛失慈父的女诗人在那段日子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是可想而知的：“我无需指证另一场大雪∕悲痛越厚，寒冷就在心里加深一層∕我陷入了一场漫长的徒步之旅∕艰难地跋涉。”（《让我深陷一生的》）有时“整个下午我都在一张纸上旅行∕一些记忆，歇斯底里的欲望∕偶尔对人生的迟疑∕以及那些云里雾里的词语∕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不与生活互为敌意》）当“春光远去”，这个内心悲凉的女人，蓦然发现“剩下的只是我支离破碎的中年”。但让她对自己的“沦陷”引起警觉的，是亲人、诗歌，美，生活中她需要继续承担的责任，是许多的人爱着她，她也爱着他们。而且，这束爱的亮光，突然照亮了她，温暖了她，也拯救了她。“这个春天因你而更加迷人∕谢谢你，总能在我沮丧的时候飘来歌声∕总能包容我的任性与脆弱∕多么希望∕我是你屋后的那一株海棠∥年年为你开花，夜夜为你弥香∕我们的爱各有天命，却终成正果”（《我们在春天相爱》）。这里的“你”，可以是爱人，可以是情人，也可以是儿女，还可以是走向天国的父亲，或者干脆就是她突然意识到的不可须臾离开的爱。之后，她把重新拥抱生活的旅途当成“最好的旅途”;把给自己以爱心的人，称赞为“借给我火种的人”，从哀伤中爆发的热爱奔腾而来：“从西安到深圳是我此生最好的旅途∕我不需要空蹈的赞美∕我只要这壮阔的途中阳光从车窗射进来∕只要路边的小草足够丰盈∕只要一朵桃花挽着另一朵桃花的深情∕还有夜深人静的月光∥我的心开始冒出繁茂的枝蔓∕我甚至爱上越来越青葱的自己∕爱上借给我火种的人。”（《最好的旅途》）到情人节那天，浴火重生，那个曾经像一团火那样热爱生活和家人，热爱诗歌和油画，热爱服装和行走的女诗人，又回来了！这时她怀抱鲜花，春心荡漾，在《写给情人节》中对天倾诉：“我要将得到的福祉全馈赠予你∕我们相望着面对春天的苦楚∕面对萧瑟的大街，最深的深渊∕在属于自己的呼啸里∕用余生去慢慢爱一个人。”
　　就是这样，天地苍茫，原野安详。她说她清楚自己的生命和生命中的绝唱;她还说她不再计较人生的疼痛与失去的彼岸，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任神的目光缓缓拂过万物的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