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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红和她的团队,像“阿甘”一样一直奔跑在公益的路上。她眼里的“热闹”,早已不是娱乐圈的地位与繁华,而是她的慈善。
如今,是韩红名望最盛之时,也是她踌躇满志之刻。
韩红眼里的“热闹”,早不是她的演唱会,而是她的慈善。她希望人们未来在提到韩红的时候,将“慈善家”的名头放在“歌唱家”之前——前者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而她也确确实实,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基金会做到远超出一个普通明星所能达到的高度,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其背后的意义来说。
老舍在小说《离婚》的开头这样介绍主人公:“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把“大哥”换成“大姐”,说的就是韩红。长久以来,她以“大姐”的特质为人们所熟知。朋友们都称她“老韩”,无论年龄比她大,还是比她小,就像称呼隔壁家热心的王大哥、马大姐——弟子除外,师门有师门的规矩,她要求他们毕恭毕敬地喊自己“师父”。
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老韩”?韩红自己也记不清了,“好像小时候大家就这么叫”。她喜欢那种照顾别人的感觉,“当我自己强大以后,我有能力照顾别人,我能够从这个事情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快乐”。
2011年,韩红和她的基金会扩大了这种照顾,筹建了一个名为“百人援助”公益项目,每年领着一批从大都市大医院要来的医生,带着药品,去医疗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义诊送药,譬如西藏、青海、新疆,团队把今年的援助地定为了贵州。
220人组成的慈善队伍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半个月里,队伍沿着贵州边境走,一天换一个县城,上午给人们义诊,下午赶路,路程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七八个小时。56辆车在山路上蜿蜒三千多米,浩浩荡荡。韩红所坐的一号车在最前面。作为一个开过F1的女明星,她习惯抓起车钥匙走向驾驶座,“不是我喜欢飙车,我是队伍的总指挥,我不往前冲谁往前冲?”她特意针对车这个敏感词做出了补充——两年前,她曾因开车违章被骂“滚出部队”。
贵州海拔高,日头晒,下午两三点最是让人昏昏欲睡,每辆车配备的对讲机里便会响起韩红中气十足的声音:“今天的义诊非常成功,我感谢大家,给大家唱首歌吧,《天路》。咳,咳咳。——咦?怎么没有掌声?”另一台对讲机及时切进来,“啪啪啪”一阵鼓掌和欢呼,“老大牛逼!”她哈哈大笑,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
到了义诊地,医疗队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搭建起大棚子,以作为临时医院,棚子上写着医生们所属的医院,还有接诊的科目。当地政府早已提前通知群众这支医疗队的到来,所有愿意前来的病人都能领号排队就诊。医疗队诊治的病症多以白血病、白内障手术和新生儿疾病为主,也有例外——当医疗队发现当地某种病症特别多时,他们会成立专门的项目组。
这些年的义诊活动让韩红掌握了新的才能。她自称拜了队伍中的三位名医为师,并乐于在义诊现场亲自为病人诊断,一旦得到医生们的认可,便喜滋滋地环顾人群,“我都快成半个医疗专家了”,她掰着指头数,“眼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儿科都有了一些常识吧,外科差点意思,包括耳鼻喉科,应该基本上都可以”。
但在老友崔永元看来,韩红“不像一个做基金会的人”,因为“做基金会的人都是有规则,有专注的方向,做得很有秩序、有条不紊,但韩红是冲动型的、脑袋发热型的,路上碰到什么就说这个要管、那个要管,让基金会的秘书长很头疼”。
在义诊现场看到重病的小孩子,她立刻红了眼圈,紧走几步搂到怀里,轻声细语地抚慰,然后许诺:“娃娃不怕,我们带你去北京治病,到时候韩老师陪你去做手术,好不好?”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紧随身后,记下她许的每一个承诺,以确保她最终不会言而无信。
“我就想成为中国的阿甘,我就什么都不想,我就去做,某一天回头去看,哇,两百多人、蜿蜒的车队——一直跟着我的老记者知道的,我们(医疗队)一开始才几十人。”韩红说。
这位早年成名的女歌手正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至少60%吧”。人们恍然意识到,除了会唱歌之外,韩红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她的朋友遍布演艺圈、政坛、商界、军队:每年都有不少明星面孔出现在她的慈善队伍中;项目的赞助商是在“两会”上结识的企业家。
韩红擅长资源整合,也享受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十年前,她的好友赵薇也曾想过做类似的事情,但最终只在自己的家乡安徽芜湖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奖学助学基金。她清楚:“这种事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要不断往里投钱,最好是得到政府的支持,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资格……”
“困难肯定是有的。”韩红基金会理事长李健承认,“但你要说困难呢,我们每次都能解决——主要解决的途径还是靠韩老师。”她是基金会的绝对核心。企业的赞助都是她一个个电话,跟老朋友争取来的,医疗专家队伍则讨自各大医院的院长办公室——她一家家去敲门“刷脸”,“院长,您就给个话吧”。这些方法通常都能奏效。
她有一种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能力,那就是“敢”。援贵途中,她有一次半撒娇式地说:“我介绍一下,X总是我哥们儿,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他这个人也从来不张扬,好,我就敢这样了,X总,你给我10万块。”
话音落下,对讲机里半晌没有动静。又有人开始捐款,不是X总。过了许久,X总终于出声,没提10万块的事儿,而是建议基金会多做宣传和社会募捐。韩红情绪不似之前高涨,简单对他的提议表示感谢,便换了话题。
然而,出现在晚餐上的韩红又高兴起来。她宣布,下午这场无心的“动员”,一共筹得善款101万5000元,其中包括X总的10万。在大声念过所有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额——几乎每个人都捐了——之后,她再次感谢了“我的哥们儿X总”的仗义之举,并带头报以热烈的掌声。 韩红从没停止为公益做贡献,也从没在这件事上低调过。
韩红有一套自己关于亲密关系的表述方式。李健是她“生死之交的战友”,“天底下最牛逼的孝子”;车队队长白文杰是“我的老大哥,我们队的英雄”;参加爱心活动的明星都是“兄弟”和“妹妹”,弟子们全是“儿子”和“闺女”,随队拍摄的记者们则是“与狗仔不同的,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媒体”。
其中有一些友谊的确来之不易。李健的母亲、陈奕迅的父亲患病,都是她帮忙联系医院,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她就是希望别人喜欢她。”韩红的好朋友、中央电视台编导喻江曾对媒体说。
韩红6岁丧父,9岁母亲再婚,将她送到北京与卖冰棍的奶奶和叔叔相依为命。她称这段路为“投奔”,“我必须得看人脸色,我知道我未来要在别人家生活,那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只是我的奶奶和叔叔。”
绿皮火车从拉萨到北京开了三天三夜,经过无数漆黑的山洞,让年幼的韩红惊惧不已。这种恐惧始终伴随着她,如今四十多岁的人了,坐火车过山洞的时候仍然要把眼睛蒙上。半夜十一点到了奶奶家,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拿起扫把扫地,奶奶问大晚上你扫什么地?她说:我能干活,我会干活。“而且我说我不喜欢吃肉,奶奶。其实就是讨好了。”奶奶和叔叔抱着她哭,说我们不会让你干活的,只要家里有钱,肯定把所有的肉都给你吃。
2005年奶奶去世,韩红患上了抑郁症。她几乎三年没出门,饭也不吃,每天在家抽烟,琢磨活下去的意义。结论是,“已经没有人爱我了,那我就爱别人好了”。于是她去汶川救灾,随后又成立了基金会,每年带队到贫困地区做义诊。在义诊现场,她最见不得孩子和老人受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因为“孩子是我,老人是奶奶”。
喻江觉得,这么些年来,韩红始终是个小孩子,需要依靠身边人的支持才能活下去。老志愿者们还记得,在2011年援藏活动的告别餐会上,喝多了的她搂着一位志愿者的脖子,突然就哭了起来:“不要离开我,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好吗?”
尽管韩红没有承认,但酒后的这场哭泣似乎透露了她内心的某种怀疑——或者说,是所有“大人物”内心的怀疑:人们对她的拥簇,究竟是出于喜爱和忠诚,还是因为她是他们的老板、合作伙伴、顶头上司的好朋友、一句话能决定事情成败的社会活动家?
“一直”“永远”“一辈子”,这种在大多数人看来太过沉重的字眼,频繁而自然地从韩红口中说出来。但凡给予过她点滴支持的人,都被她终身铭记。她至今仍常常提起,9岁那年在火车上给她买过一个盒饭的阿姨是在郑州下的车,“我感激她一辈子”。每年慈善活动的动员大会上,她都会回忆第一年援藏时孙楠从新加坡转四次飞机到西藏昌都的事,“真的仗义,真的一辈子不能忘”。而马海生觉得,师父最初对他青眼相看,就是因为他是潮汕人,“师父一直说,她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一位潮汕的大姐出钱给她发了第一张唱片”。
援贵途中的一天下午,韩红在车上讲起了小时候奶奶教她施舍乞丐的往事,认为那是自己做慈善的初心。这个故事打动了一位车手,对方主动提出给基金会捐款5000元。其他人纷纷响应,一路上,对讲机里不断传来“某某捐款多少元”的消息。韩红大为动容,她当即宣布自己捐款20万元,“回头从我的私人账户里扣”,然后抒情般地对着对讲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跟韩红跟对了,记住,我韩红这一辈子都不会负你们,你们相信吗?”
韩红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服人”,是因为“我一直是个好人”。“大家在这个圈里泡了这么多年,谁都知道谁是吧?我韩红没做过坏事吧?我不去做任何小动作,我不在背后捅咕任何人,我干干净净,我很正直你知道吧。”
付大人物的代价
入行这么多年,韩红没有拍过广告,没接过代言,一是因为部队的纪律,二是“有一些食品的我不敢做,怕出事”。她自认是演艺圈的“乖孩子”,从不参加派对,晚上十点后几乎不出门,所谓的“夜生活”往往就是去路边吃烤串。
“我的门下,哼,规矩大了。”韩红轻哼一声。弟子们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得向她报备,不能太奢华,“我希望他们出污泥而不染”。
“污泥是指演艺圈吗?”记者问。
“是啊,难道它还不是污泥吗?污泥不是别人说的,是他们自己做的。”近两年来,她对演艺圈尤其失望,“不好的事情,被爆出来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说吸毒?您觉得是不可原谅的吗?”
短暂的沉默。她稍稍坐直了身体,换上一种更郑重的语气:“这个事情本身来说是不应该的,但是就年轻人的年纪和未来来说,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注意,我没有按照你说的觉得不可原谅,我是说事情本身不应该发生,但是年轻人还是可以被原谅的。”
援贵第二天,姚笛要来的消息在队伍中盛传。然而,在遵义人民广场举行的发车仪式上,一字排开接受韩红感谢的明星中并没有见到她的身影。直到仪式接近尾声,她才在助理的护送下悄无声息地登上舞台,插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自与文章的婚外情曝光之后,她已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当晚的动员大会上,韩红发表了一番热情的陈词:“谁能说这一辈子你不犯错误?如果一个孩子犯了错误,我们却把她拒之门外,那个孩子的自尊心永远都会受到损伤。我选择的是,我去拥抱她,我去爱她,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爱到底!”姚笛上台,抱着她哭得泣不成声。
韩红说,本来今年她还喊了柯震东,因对方在拍戏而作罢,“明年吧,明年我争取叫他过来”。
她觉得,自己真的是年龄大了,“以前我是非黑即白的,但是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狠不下心再去骂他们。你得给他们重生的机会——都是一些孩子,别往死里弄,干吗呀。”
她并没有主动提及自己曾经的遭遇,但事实上,“这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冤枉了”。
2013年8月,韩红先是在长安街走公交车道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事故,随后被人拍下边开法拉利边打电话的照片,紧接着又因名下一辆路虎挪用牌照被罚了5000块。尽管已经流着泪道歉“我确实错了”,仍有人在网上让她去死。
那段时间,韩红觉得心灰意冷。她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当了那么多年“乖孩子”、做了那么多好事之后,人们还会因为一些无心之失而对她恶语相向。但她后来又想通了:“因为你的确开车打电话了。是的,所有的司机都不敢说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但是你是韩红。”“你挣的钱是大人物的钱,所以你付出的代价就一定是大人物的代价。”她决定承担一个“大人物”所该承担的代价,“撑不住滚蛋就可以了”。
不仅如此,她还越战越勇:“谁来拉这些孩子一把?你告诉我,演艺圈哪个人这么做了?也就我老韩一拍胸脯就站出来了。”她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神气,“我们演艺圈缺乏敢担当的人啊。我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演艺圈人士,抱点团,一起把输掉的面子都赢回来。”
韩红的偶像是任志强,一个在地产界以敢说话被赋予“大炮”名号的人。
她从没怀疑过自己可以实现这些抱负,恰如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怀疑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大人物”。早在当文艺兵时,她就在送给友人的照片上写道“我永远是我,一个不愿做凡人的我。这辈子,命不可贵,事业为血,看着我,准能登上歌坛的首位”,落款是“北京青年歌手韩红”。
而关于她最新的新闻是,“韩红艺术学院”也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学,这是少数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教育部下属正规院校,届时,她又将增加一个自己向往已久的新头衔:教育家。
(张号荐自腾讯网)
如今,是韩红名望最盛之时,也是她踌躇满志之刻。
韩红眼里的“热闹”,早不是她的演唱会,而是她的慈善。她希望人们未来在提到韩红的时候,将“慈善家”的名头放在“歌唱家”之前——前者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而她也确确实实,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基金会做到远超出一个普通明星所能达到的高度,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其背后的意义来说。
想成为中国的阿甘
老舍在小说《离婚》的开头这样介绍主人公:“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把“大哥”换成“大姐”,说的就是韩红。长久以来,她以“大姐”的特质为人们所熟知。朋友们都称她“老韩”,无论年龄比她大,还是比她小,就像称呼隔壁家热心的王大哥、马大姐——弟子除外,师门有师门的规矩,她要求他们毕恭毕敬地喊自己“师父”。
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老韩”?韩红自己也记不清了,“好像小时候大家就这么叫”。她喜欢那种照顾别人的感觉,“当我自己强大以后,我有能力照顾别人,我能够从这个事情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快乐”。
2011年,韩红和她的基金会扩大了这种照顾,筹建了一个名为“百人援助”公益项目,每年领着一批从大都市大医院要来的医生,带着药品,去医疗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义诊送药,譬如西藏、青海、新疆,团队把今年的援助地定为了贵州。
220人组成的慈善队伍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半个月里,队伍沿着贵州边境走,一天换一个县城,上午给人们义诊,下午赶路,路程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七八个小时。56辆车在山路上蜿蜒三千多米,浩浩荡荡。韩红所坐的一号车在最前面。作为一个开过F1的女明星,她习惯抓起车钥匙走向驾驶座,“不是我喜欢飙车,我是队伍的总指挥,我不往前冲谁往前冲?”她特意针对车这个敏感词做出了补充——两年前,她曾因开车违章被骂“滚出部队”。
贵州海拔高,日头晒,下午两三点最是让人昏昏欲睡,每辆车配备的对讲机里便会响起韩红中气十足的声音:“今天的义诊非常成功,我感谢大家,给大家唱首歌吧,《天路》。咳,咳咳。——咦?怎么没有掌声?”另一台对讲机及时切进来,“啪啪啪”一阵鼓掌和欢呼,“老大牛逼!”她哈哈大笑,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
到了义诊地,医疗队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搭建起大棚子,以作为临时医院,棚子上写着医生们所属的医院,还有接诊的科目。当地政府早已提前通知群众这支医疗队的到来,所有愿意前来的病人都能领号排队就诊。医疗队诊治的病症多以白血病、白内障手术和新生儿疾病为主,也有例外——当医疗队发现当地某种病症特别多时,他们会成立专门的项目组。
这些年的义诊活动让韩红掌握了新的才能。她自称拜了队伍中的三位名医为师,并乐于在义诊现场亲自为病人诊断,一旦得到医生们的认可,便喜滋滋地环顾人群,“我都快成半个医疗专家了”,她掰着指头数,“眼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儿科都有了一些常识吧,外科差点意思,包括耳鼻喉科,应该基本上都可以”。
但在老友崔永元看来,韩红“不像一个做基金会的人”,因为“做基金会的人都是有规则,有专注的方向,做得很有秩序、有条不紊,但韩红是冲动型的、脑袋发热型的,路上碰到什么就说这个要管、那个要管,让基金会的秘书长很头疼”。
在义诊现场看到重病的小孩子,她立刻红了眼圈,紧走几步搂到怀里,轻声细语地抚慰,然后许诺:“娃娃不怕,我们带你去北京治病,到时候韩老师陪你去做手术,好不好?”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紧随身后,记下她许的每一个承诺,以确保她最终不会言而无信。
“我就想成为中国的阿甘,我就什么都不想,我就去做,某一天回头去看,哇,两百多人、蜿蜒的车队——一直跟着我的老记者知道的,我们(医疗队)一开始才几十人。”韩红说。
这位早年成名的女歌手正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至少60%吧”。人们恍然意识到,除了会唱歌之外,韩红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她的朋友遍布演艺圈、政坛、商界、军队:每年都有不少明星面孔出现在她的慈善队伍中;项目的赞助商是在“两会”上结识的企业家。
韩红擅长资源整合,也享受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十年前,她的好友赵薇也曾想过做类似的事情,但最终只在自己的家乡安徽芜湖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奖学助学基金。她清楚:“这种事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要不断往里投钱,最好是得到政府的支持,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资格……”
“困难肯定是有的。”韩红基金会理事长李健承认,“但你要说困难呢,我们每次都能解决——主要解决的途径还是靠韩老师。”她是基金会的绝对核心。企业的赞助都是她一个个电话,跟老朋友争取来的,医疗专家队伍则讨自各大医院的院长办公室——她一家家去敲门“刷脸”,“院长,您就给个话吧”。这些方法通常都能奏效。
她有一种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能力,那就是“敢”。援贵途中,她有一次半撒娇式地说:“我介绍一下,X总是我哥们儿,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他这个人也从来不张扬,好,我就敢这样了,X总,你给我10万块。”
话音落下,对讲机里半晌没有动静。又有人开始捐款,不是X总。过了许久,X总终于出声,没提10万块的事儿,而是建议基金会多做宣传和社会募捐。韩红情绪不似之前高涨,简单对他的提议表示感谢,便换了话题。
然而,出现在晚餐上的韩红又高兴起来。她宣布,下午这场无心的“动员”,一共筹得善款101万5000元,其中包括X总的10万。在大声念过所有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额——几乎每个人都捐了——之后,她再次感谢了“我的哥们儿X总”的仗义之举,并带头报以热烈的掌声。 韩红从没停止为公益做贡献,也从没在这件事上低调过。
“大人物”的内心怀疑
韩红有一套自己关于亲密关系的表述方式。李健是她“生死之交的战友”,“天底下最牛逼的孝子”;车队队长白文杰是“我的老大哥,我们队的英雄”;参加爱心活动的明星都是“兄弟”和“妹妹”,弟子们全是“儿子”和“闺女”,随队拍摄的记者们则是“与狗仔不同的,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媒体”。
其中有一些友谊的确来之不易。李健的母亲、陈奕迅的父亲患病,都是她帮忙联系医院,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她就是希望别人喜欢她。”韩红的好朋友、中央电视台编导喻江曾对媒体说。
韩红6岁丧父,9岁母亲再婚,将她送到北京与卖冰棍的奶奶和叔叔相依为命。她称这段路为“投奔”,“我必须得看人脸色,我知道我未来要在别人家生活,那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只是我的奶奶和叔叔。”
绿皮火车从拉萨到北京开了三天三夜,经过无数漆黑的山洞,让年幼的韩红惊惧不已。这种恐惧始终伴随着她,如今四十多岁的人了,坐火车过山洞的时候仍然要把眼睛蒙上。半夜十一点到了奶奶家,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拿起扫把扫地,奶奶问大晚上你扫什么地?她说:我能干活,我会干活。“而且我说我不喜欢吃肉,奶奶。其实就是讨好了。”奶奶和叔叔抱着她哭,说我们不会让你干活的,只要家里有钱,肯定把所有的肉都给你吃。
2005年奶奶去世,韩红患上了抑郁症。她几乎三年没出门,饭也不吃,每天在家抽烟,琢磨活下去的意义。结论是,“已经没有人爱我了,那我就爱别人好了”。于是她去汶川救灾,随后又成立了基金会,每年带队到贫困地区做义诊。在义诊现场,她最见不得孩子和老人受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因为“孩子是我,老人是奶奶”。
喻江觉得,这么些年来,韩红始终是个小孩子,需要依靠身边人的支持才能活下去。老志愿者们还记得,在2011年援藏活动的告别餐会上,喝多了的她搂着一位志愿者的脖子,突然就哭了起来:“不要离开我,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好吗?”
尽管韩红没有承认,但酒后的这场哭泣似乎透露了她内心的某种怀疑——或者说,是所有“大人物”内心的怀疑:人们对她的拥簇,究竟是出于喜爱和忠诚,还是因为她是他们的老板、合作伙伴、顶头上司的好朋友、一句话能决定事情成败的社会活动家?
“一直”“永远”“一辈子”,这种在大多数人看来太过沉重的字眼,频繁而自然地从韩红口中说出来。但凡给予过她点滴支持的人,都被她终身铭记。她至今仍常常提起,9岁那年在火车上给她买过一个盒饭的阿姨是在郑州下的车,“我感激她一辈子”。每年慈善活动的动员大会上,她都会回忆第一年援藏时孙楠从新加坡转四次飞机到西藏昌都的事,“真的仗义,真的一辈子不能忘”。而马海生觉得,师父最初对他青眼相看,就是因为他是潮汕人,“师父一直说,她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一位潮汕的大姐出钱给她发了第一张唱片”。
援贵途中的一天下午,韩红在车上讲起了小时候奶奶教她施舍乞丐的往事,认为那是自己做慈善的初心。这个故事打动了一位车手,对方主动提出给基金会捐款5000元。其他人纷纷响应,一路上,对讲机里不断传来“某某捐款多少元”的消息。韩红大为动容,她当即宣布自己捐款20万元,“回头从我的私人账户里扣”,然后抒情般地对着对讲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跟韩红跟对了,记住,我韩红这一辈子都不会负你们,你们相信吗?”
韩红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服人”,是因为“我一直是个好人”。“大家在这个圈里泡了这么多年,谁都知道谁是吧?我韩红没做过坏事吧?我不去做任何小动作,我不在背后捅咕任何人,我干干净净,我很正直你知道吧。”
挣大人物的钱
付大人物的代价
入行这么多年,韩红没有拍过广告,没接过代言,一是因为部队的纪律,二是“有一些食品的我不敢做,怕出事”。她自认是演艺圈的“乖孩子”,从不参加派对,晚上十点后几乎不出门,所谓的“夜生活”往往就是去路边吃烤串。
“我的门下,哼,规矩大了。”韩红轻哼一声。弟子们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得向她报备,不能太奢华,“我希望他们出污泥而不染”。
“污泥是指演艺圈吗?”记者问。
“是啊,难道它还不是污泥吗?污泥不是别人说的,是他们自己做的。”近两年来,她对演艺圈尤其失望,“不好的事情,被爆出来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说吸毒?您觉得是不可原谅的吗?”
短暂的沉默。她稍稍坐直了身体,换上一种更郑重的语气:“这个事情本身来说是不应该的,但是就年轻人的年纪和未来来说,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注意,我没有按照你说的觉得不可原谅,我是说事情本身不应该发生,但是年轻人还是可以被原谅的。”
援贵第二天,姚笛要来的消息在队伍中盛传。然而,在遵义人民广场举行的发车仪式上,一字排开接受韩红感谢的明星中并没有见到她的身影。直到仪式接近尾声,她才在助理的护送下悄无声息地登上舞台,插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自与文章的婚外情曝光之后,她已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当晚的动员大会上,韩红发表了一番热情的陈词:“谁能说这一辈子你不犯错误?如果一个孩子犯了错误,我们却把她拒之门外,那个孩子的自尊心永远都会受到损伤。我选择的是,我去拥抱她,我去爱她,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爱到底!”姚笛上台,抱着她哭得泣不成声。
韩红说,本来今年她还喊了柯震东,因对方在拍戏而作罢,“明年吧,明年我争取叫他过来”。
她觉得,自己真的是年龄大了,“以前我是非黑即白的,但是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狠不下心再去骂他们。你得给他们重生的机会——都是一些孩子,别往死里弄,干吗呀。”
她并没有主动提及自己曾经的遭遇,但事实上,“这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冤枉了”。
2013年8月,韩红先是在长安街走公交车道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事故,随后被人拍下边开法拉利边打电话的照片,紧接着又因名下一辆路虎挪用牌照被罚了5000块。尽管已经流着泪道歉“我确实错了”,仍有人在网上让她去死。
那段时间,韩红觉得心灰意冷。她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当了那么多年“乖孩子”、做了那么多好事之后,人们还会因为一些无心之失而对她恶语相向。但她后来又想通了:“因为你的确开车打电话了。是的,所有的司机都不敢说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但是你是韩红。”“你挣的钱是大人物的钱,所以你付出的代价就一定是大人物的代价。”她决定承担一个“大人物”所该承担的代价,“撑不住滚蛋就可以了”。
不仅如此,她还越战越勇:“谁来拉这些孩子一把?你告诉我,演艺圈哪个人这么做了?也就我老韩一拍胸脯就站出来了。”她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神气,“我们演艺圈缺乏敢担当的人啊。我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演艺圈人士,抱点团,一起把输掉的面子都赢回来。”
韩红的偶像是任志强,一个在地产界以敢说话被赋予“大炮”名号的人。
她从没怀疑过自己可以实现这些抱负,恰如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怀疑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大人物”。早在当文艺兵时,她就在送给友人的照片上写道“我永远是我,一个不愿做凡人的我。这辈子,命不可贵,事业为血,看着我,准能登上歌坛的首位”,落款是“北京青年歌手韩红”。
而关于她最新的新闻是,“韩红艺术学院”也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学,这是少数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教育部下属正规院校,届时,她又将增加一个自己向往已久的新头衔:教育家。
(张号荐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