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婚姻跟家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有关，跟家族的生殖繁荣有关，甚至跟国家的国防安全有关，惟独与两个当事人无关
　　
　　德国的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法国的阿兰·佩雷菲特说：“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就连马克思在得知太平天国的故事后，也隔着千山万水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文化乃制度之母，中国古代那种超稳定的封建制度系统之所以能坚持两千多年，以及这种系统之下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消极因素在清帝制被推翻后的继续存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重估与清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会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
　　中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丰富，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传统文化的这种弹性与隐蔽性可概括为“文化的陷阱”。这种陷阱，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讲，会使张勋复辟，会使袁世凯称帝，更会使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这种陷阱，从社会生活层面来讲，会使女人继续坚持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裹脚，会使臣民意识、奴性意识继续存留，会使诸多政策与教育“目中无人”。
　　我们需要提醒：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需有一只警惕的眼，怀疑的眼。如果不能像周树人那样，从仁义道德的经书里看出“吃人”二字，那么至少要向北岛那样对着天空叫喊：我不相信——天空是蓝的!
　　人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灵魂，文化的积淀。国民性格，就是传统文化的立体再现。复杂及早熟的文化，让中国人不可理解。一家一户的农业个体生产方式，让中国人先天缺少合作精神、公德意识及利他主义。保守、重天命轻人力也是中国的“农业副产品”。只知天下与朝廷的宇宙观又让中国人先天缺少国家意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意仅是保仁义文化而非朝廷与国家，朝廷与国家，在文人眼里，与他们无关，与草食者无关。
　　奴性文化造就的永远是奴隶而不是公民。希望奴隶爱国，就像商纣王希望奴隶替他打仗一样。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似乎可以把根挖到此处。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领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你别指望这小子有任何良心上的羞愧。他说了，想让清朝那个皇帝哭鼻子。
　　只有臣民，没有公民的社会是很可怕的。如何判断臣民与公民?卢梭说过：“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中国男人的雄性精神伤害最大。儒家再在一旁怂恿他们无原则的忠与孝。于是汉唐时期还算赳赳武夫的中国男人，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女性化。但是男性在女性面前，又需要那么一种阳刚，没有办法，女人只好裹了小脚，柔顺轻怯下去，这样，再弱不禁风的男人，打起女人来，怎么看怎么像一个男人!所以，不要仅说中国女人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中国男人何尝躲过?
　　中国文化早熟的表现之一，就是孔子那样的圣人提前发现了女人乃是一种最危险的物种。圣人提议“男女别于途”的前提当然是男女同走一条道上就会发生多重“事故”。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圣人们把大半的才智都用来设计对付女人了：不让她们出门，不让她们读书，不让她们自己挑婆家，不让她们自己离婚，不让她们自己改嫁。即使这样，女人还有“母老虎”的余威，干脆，给她们裹个小脚算了。中国，从此塌了牛边天。
　　贪污是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史，伴随着五千年的贪污史。清官乃不祥之物。因为清官是封建体制的特产，与法制有碍，与民主无关。清官情结是下跪的草民对上苍的一种祈盼，对意外的一种憧憬。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皇帝树立清官榜样，但是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没劲的。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长河里最灿烂的一簇。但是这一簇最大的缺陷是；奋斗几千年，竟没有给自身奋斗出一个安全堡垒。也许，事情从一开始就坏了，始皇采纳了李斯的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定性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如此环境，就不能奢望中国会出现什么思想家。我们所能发现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臣妾心态、怨妇心情、争宠心理、“好女不嫁二夫”的贞节精神，老庄的那种非暴力不合作——俺不跟你玩——就算是最高境界了。
　　鉴于这层传统缺陷，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应该补充以下三味“冲剂”：
　　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
　　批判性，所谓的批判，福柯的意思是“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
　　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要留在文化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
　　常说弱国无外交，我说，强国也无外交。康乾盛世之时，大清有真正的外交吗?没有，它只有朝贡。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仅在于，大明把朝贡的舞台扩大了，广告做大了，炒作做火了而已。周宁说：制度会使机会变成灾难。我说，传统与惯性，会让人把丧事办成喜事。有人说，鸦片战争乃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误会，我表示同意，文化可能是冲突的所有根源。
　　中国的农业问题与农民起义其实就是个温饱问题和人口问题，封建统治者的小农思维导致他们发现不了人口问题，小老百姓用战争均贫富的思想又使他们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温饱问题。于是，轮回悲剧开始上演：农民仅是充当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起义的失败，乃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得救，农民起义的成功，仅是一个农民领袖的得意。站在这个角度，农民起义胜又如何?败又如何?站在道德的角度，地主不仅仅代表恶，农民也不仅仅意味着善。天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儿。
　　中国传统婚姻跟家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有关，跟家族的生殖繁荣有关，甚至跟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有关，但惟独与两个当事人无关。
　　中国的天子乃是天字第一号驯虎专家，后宫养万只母老虎，没有点魄力，怎么玩得转?更关键的是，天下所有男人所选的媳妇儿，都是人家皇帝挑剩下的。“天下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折腰行吗?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于是，每个中国男人都有做皇帝的心思。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生当如此!做不成，就在家演习——三妻四妾娶回家。
　　当然，一个老婆也没有的，就是光棍。社会最怕的就是光棍，因为光棍总在等时机揭竿而起。他们说，不患寡，只患不均。他们不知道，大洋那边的康帕内拉已经给他们想好了，公妻制。看来，不只中国传统文化有陷阱，西方文化也难免，我们要瞪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