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重点是“调结构”,重点是鼓励消费,扩大内需,从而摆脱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分依赖。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是 “高投资、低消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社会保障房计划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
　　刺激消费的各种手段可以概括为两类:提高居民收入和降低居民储蓄率。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房计划,对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从而刺激居民消费能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
　　高房价是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的中国城市里,人们日常的消费、教育、医疗支出,一旦和买房子比较,恐怕都是小巫见大巫。
　　存钱买房,恐怕是当前中国居民,尤其是25岁-40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人口进行储蓄的最重要动机。如果房价上涨速度总是快于收入上涨的速度,对于那些想买房的人群,他们的储蓄率可能不得不随着房价进一步提高。
　　中国的高房价根源是高地价,这已成为共识。高地价的最大受益者是土地出让人,即地方政府。
　　出让土地,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以土地为载体实现了财富从土地购买者到土地售让者的转移。从这个角度出发,房地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去十几年,也是中国的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在这一财富转移过程,房地产开发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介。他们和任何其他中介机构一样,只是雁过拔毛,在利益链上获取一部分而已。
　　财富从家庭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会直接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由于家庭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公共部门高,而公共部门的平均投资倾向比家庭部门高,财富在两部门的重新分配,自然会产生刺激投资、抑制消费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过去十年里,投资占GDP比重快速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有别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试想,如果土地资源不是被政府垄断,而是家庭部门中的其他主体拥有,那由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财富转移,将发生在家庭部门的不同主体之间,而不是家庭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这样,如果把家庭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财富并没有因此减少。从而,家庭部门的整体消费水平并不会受到抑制。
　　基于以上分析,要有效实现“调结构,刺激消费”的目标,需要改变当前这一不利于消费的财富分配格局,或者至少防止其进一步恶化。
　　社会保障房计划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本质上,社会保障房的价格低,是由于地价低。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房低价出让土地,本质上是“还富于民”,是财富从公共部门返回家庭部门的过程。
　　同时,如果社会保障房计划可以带来增加总体房地产供给的效果,会帮助抑制当前整体房价过快上涨,并稳定对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一定程度上削弱居民部门的储蓄动机,有利于鼓励消费。
　　中国在未来3年-5年内,“调结构,刺激消费”能否实现突破性进展,社会保障房计划的成败是关键。很多分析人士建议中国应像很多较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降低居民储蓄率来刺激消费。笔者不敢苟同。
　　发达国家建立的高度发达的社保体系,的确有效地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并调动了消费。然而,那些能“有效降低私人储蓄率”的社保体系,是基于过分乐观的人口及经济增长假设之上建立的。实践证明,人口老化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放缓,使发达国家的社保体系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并为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财务负担。这样的社保体系,本质上是引起收入的代际转移的一种机制,它只能刺激从社保体系中受益的那一代人的消费,不仅不能使未来一代人受益,反而由于财政负担的增加可能降低未来一代人的消费潜力。
　　鉴于原有社保体系暴露出的弊端,当前各国相关改革的方向是“做实个人账户”,即从“代际收入的转移”转向“个人强制储蓄”模式。然而,鉴于中国居民存在很高的自愿储蓄倾向,以“做实个人账户”为特征的社保模式,并不能明显降低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从而也起不到有效刺激消费的作用。
　　中国固然需要社保体系,但其主要目的应是局限在建立一种覆盖全社会的保险机制,旨在降低小概率、不可预见的不利事件对参保人的破坏性影响。降低储蓄率并刺激私人消费不应成为社保体系的主要目的。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