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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声中,请记得曾有一位老“愚公”,默默地举过一盏灯,义无反顾地走在时代的前头。他就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誉为“公仆榜样”的项南!
创办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
1989年3月13日,北京在连日阴雨之后转晴,人民大会堂湖南厅里暖意融融,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后改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里举行简朴却又不失隆重的成立仪式。
“人望幸福树望春”,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理想,更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应运而生,肩负着开辟扶贫资金“第二渠道”的使命。这也是项南的使命!这位曾经的改革开放先锋,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个闲不住、有着强烈使命担当的人,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居二线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时刻还想着为党和国家尽心尽力。1988年10月,他从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那里接下了筹建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并担任会长的聘书。胡耀邦得知后说,项南一定能做好。
筹办基金会,一切从零开始,举步维艰。没钱,就凑。第一次项南拿了500元,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拿了300元,在这个基础上铺开工作。农业部提供10万元办公经费后,他们精打细算,一分钱掰作两分钱使用。
没地方办公,就在项南或何载家开会。几次重要会议这样轮流着过来。后经康克清帮助,总算在北京官园找到了一间租金低廉的办公室。房间狭窄不说,办公条件也极为简陋,人到得多了,有关工作就只能在走廊站着商谈。
改革开放的大门才开启10年,国民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水平。全国尚有1.2亿多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就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开放省份发展也不平衡,不少山区地县也还存在亟须解决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大面积老区,曾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几十年后仍然过不上好日子。想到这些,项南心中就一阵隐痛。离休后,他曾婉言谢绝多个任职的邀请,却愿为扶贫事业披挂出征,决心以另一种行动,来弥补心中这份隐痛和内疚;以另一种情怀,来表达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百姓的热爱。
项南清醒地意识到,该基金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基金会,筹款乃首要任务,必须利用一切渠道向海内外筹集资金。
以小行星为捐助者命名
1989年冬,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维灿突然接到项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他正在创办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但缺少资金,能不能帮他筹一笔款,以尽快启动基金会的正常工作。
项南是经过一番斟酌,才尝试开此口的,这是一家他在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鼎力支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
刘维灿在千里之遥的电话里,不假思索地说:“项老这么大年纪,还在为国操劳,为民解忧,在我和企业遇到困难时您全力支持,现在我一定支持您,这是我应该做的。”她爽快地表示,以华美卷烟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基金会捐赠40万元,支持基金会就是支持全国的扶贫工作。
刘维灿由此被引上扶贫之路,随后她请求中国烟草总公司增拨5000箱生产指标,在厦门市政府的支持下,用这批香烟增加的税利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1000万元。
扶贫基金会大受鼓舞:会长的面子可真值钱啊,一个电话1000万!那个时候的100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
“天文”二字让项南灵光一闪:国际上有个天文学会规定,哪个国家发现的小行星,就由哪个国家来命名。得到这个命名,那你的名字将长期在天空与日月争辉,与宇宙同存。能不能搞一些有偿命名,人员限定在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学家、慈善家、企业家,以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想法一提出,赞声一大片。于是,项南通过北京天文台等部门争取到一些小行星的命名权,哪位华侨巨资赞助扶贫基金,就以这颗小行星为其命名。
“来大陆投资,幸遇项公这样的好人!”印尼著名华侨企业家李陆大和项南一番接触后,由衷地佩服起他身上那股自然的真朴、不落俗套的仪节、表里如一的公仆情怀。在福建见面时,偶尔也曾带上大小不一的“伴手礼”,但没有一次不被项南拒之门外。项南的人格,在李陆大心目中,可谓赤子其心,坦荡其怀。
在项南等人的多方接触、广结善缘之下,一笔又一笔大小不一的资金,像一个又一个跳动着的小红心,拥进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账户。
小行星命名大会上,项南请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有关部门领导等。当捐款的华侨们笑靥如花地接过命名证书和捐款的荣誉证书时,台下掌声雷动。高潮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经报请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把该台1980年在金牛座首次发现的小行星(编号3609)命名为“李陆大星”。
这些日程安排都由项南布置,如何接待,邀请哪些人,会议议程,直到生活安排,他都事事操心,件件落实。
李陆大和胞兄李尚大都与项南熟识,回国投资也总是一起行动,后因某些不同意见而心生隔阂。项南知道这一情况,所以这次李陆大捐款,在印制纪念册时,特别交代工作人员,一定要加上李尚大的照片,并选定李尚大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的合影,叫人送去制作。李氏昆仲看后都高兴异常,冰释前嫌。这事傳开后,项南那种“慊慊为人,矫矫为官”的形象,更是赢得了华侨朋友的敬重。
勾画出中国第一幅贫困区地图
一旦走上道阻且长的扶贫之路,项南便心无旁骛,他边干边调查研究,以掌握贫困百姓的第一手资料。1990年8月,他和副会长何载一道前往河南,参加全国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推广会。会议一结束,两人商定到贫困的秦巴山区,考察一下推广小麦复种增产等措施的可行性。
两位省部级老干部坐火车去南阳,完全可订一个软卧包厢,可他们却自行买了硬座票,也不带随员,到南阳后又一路辗转奔波,进入莽莽秦巴山区。路途坎坷,项南的布鞋鞋底断了,他就找了根绳子,把鞋底绑到脚上,就这样日夜兼程,深入穷乡僻壤,直接与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交谈。
北京、河南、陕西三省市得悉项南和何载“失踪”,都派人来追。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一直追到安康,总算追上了,所见情景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
一次又一次,项南与其他老同志一起挤长途汽车,坐火车硬座,跋涉在苍凉的黄土高坡,穿越渺无人烟的沙漠,自带干粮奔走呼号,为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送上温暖,献策献计,宣传发动。按他们自谦的话说,是为政府工作做点拾遗补阙的实事。
不管现实环境好坏,筹款和扶贫是否如愿,项南自信总有可以游刃的空间,天地很大,不要受眼前一时一地的局限。他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和创造性的扶贫新路,如沿海发达省份和内地贫困地区要对口扶贫、扶贫到户;要实行开发式扶贫,扶贫要先扶志,治贫要先治愚;要吸引世行、亚行资金,建立扶贫银行等。
一天,项南忽然想要一张全国贫困地区分布图。贫困地区到底有多大面积,有多少人口,人均年收入多少,周边和哪里毗邻,气候条件如何,资源如何分布?如果有一张图文并茂的标识地图,让人一目了然,研究起工作也就方便多了。
哪来现成之图呢?项南自己买来中国地图和颜料,在家中反复琢磨,苦心描绘。可描了一张又一张,都不理想,只能自恨非丹青妙手。后来请来了专家指导,把沙漠地区到大石山区、喀斯特地貌,把高原地区到欠发达老少边地区都一一放入,分头标上横断山区、秦巴山区、太行山区、陇中南地区、闽西赣南等地区,并用不同颜色勾画出来。就这样,中国第一幅贫困区地图在项南手中绘制出来了,人人都说这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
项南说,扶贫工作不能只是解决具体问题,而应该做到“点明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他自身便是一盏灯,独善其身不够,还要照亮他人。
终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盏灯,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这盏灯的温度、善意和光芒,情不自禁地也挑灯拨火,为百姓点灯。不到三年,海内外源源不断的捐赠,积沙成塔般把这盏灯垒高到了亿元的平台,由此照亮了中西部一大片贫困地区。
“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
项南关心扶贫的效果,坚持“扶贫到户”的方针和做法。经他和同人们呼号,河南、陕西、河北、山西等省引进了孟加拉的农村银行模式,创立了“扶贫互助合作社”形式,社会效益高、农民受益多、发展快、覆盖面大。同时,还在华北、西北、西南各选择一个贫困县,开展扶贫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开发、生态平衡、科教领先和少生优育等项内容的系统开发。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地方。
身处扶贫第一线,项南编了个简单明了的扶贫“三字经”:“只服务,不营利;只帮助,不代替。重造血,少输液;重开发,少救济。要脱贫,靠自力;要致富,靠科技。”
国务院扶贫办称赞项南,从扶贫纲领计划到每一件细小繁杂的事务都尽心尽力,这才是真正的“扶贫状元”。他则风趣地称自己是“叫花子头”,哪儿贫穷往哪儿跑。他说,大凡老少边穷地区往往是交通不發达地区,扶贫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交通设施,修铁路,修公路,发展内河航运。
项南说,扶贫不能光靠“输血”,“造血”更重要。而要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使他们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他向有关部门提出,让西部贫困地区的行政领导到东部地区挂职交流。中组部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支持了这个名为“东西互助”的创举,在加快西部脱贫步伐时,也为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探索了经验。
项南说:“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在中组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先进支部和劳动模范为贫困地区举办干部培训班,为成千上万人提供学习机会。这对提高贫困地区干部素质,交流扶贫致富经验,增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决心和信心,实施精准扶贫等,都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身在厦门特区的刘维灿,受项南精神的感召,退休后坚定献身扶贫事业。经与项南商定,她努力争取到厦门市政府批准从华美公司中方所得中拨出200万元作为特别经费,创办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厦门培训中心。
厦门培训中心一年多时间里连办八期,共计培训中西部贫困地区16个省区市的495名地县级领导干部。通过理论辅导、参观典型、联系实际、敞开思想、找出差距、明确方向,干部们的思想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回岗后对本地区的脱贫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
项南高兴地说:“这是扶贫工作的创新,思想扶贫比资金扶贫有着更大的效果。”
“滴水穿石”摆脱贫困
“项南的扶贫思路和他在扶贫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对我和宁德地委的同志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扶贫工作方针,做好扶贫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启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回忆。
项南创建中国扶贫基金会前,习近平已从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上,到了福建最贫困的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大力领导脱贫攻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各部委负责人来福建考察,少有到闽东的。这种情况到1983年福安县赤溪村成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后始有改变。项南几次到闽东考察,都有意地带上了“大团队”,在省里凡有合适场合必讲闽东,到北京汇报工作时也常常提及闽东,还不时对省直机关负责人提出闽东某方面的问题进行“考试”,督促他们常去调查研究,出点子,支招,拿出实际行动帮助闽东脱贫。 项南说,闽东山海资源条件优越,念“山海经”得天独厚。他曾站在闽东葛洪山上,望着山海相依的景象,感叹有加:闽东不富,天地难容。当地干部群众听后莫不感动。他还说:“福建要抓两浦,一个是闽南漳浦,一个闽东霞浦,两浦竞争看谁最有谱。”
霞浦和漳浦大力发展海产养殖,成为闻名全省的养殖“两浦”。1985年,漳浦县已建成7.5万多亩养殖基地,总产1万吨,比上年增长四成多;霞浦县沿海群众组成联合体,吸收新技术,发展对虾养殖。海水养殖,犹如建造了一个蓝色银行,把“两浦”群众带上了致富路。
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88年习近平主政闽东,这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老区,仍是福建最为贫困的地区,也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缘与穷困地区,“老少边穷”四个字,闽东全都沾上了。
习近平身体力行,走遍了闽东的山山水水,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发展思路,使闽东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经济发展大有起色。后来,他把在宁德工作期间的思考和文章汇集成册,起名《摆脱贫困》出版。
项南欣然为这本书作序,其中说:“近平同志有些想法,是想得很深、很细的。如提倡‘滴水穿石’的精神,‘弱鸟先飞’的意识等,目的都是为了发扬人的首创精神,为了力戒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真正把心贴在人民身上。我们一向认为,贫困并不要紧,最怕的思想贫乏,没有志气。成天想到的,不是向上伸手,就是怨天尤人。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摆脱贫困呢?……”
习近平曾深情回忆:
“项南对闽东的脱贫工作一直非常关心。我到宁德地区去工作后,他曾对我说,他离开福建后,總觉得欠了闽东人民的账,在福建工作期间,虽然走过了闽东的大部分县市,但对闽东的具体帮助不够,要我们在闽东地区的脱贫致富上多下功夫,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做工作。我知道,项南说自己欠了闽东的账,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自谦……他对闽东的干部群众在摆脱贫困的奋斗中所表现出来的‘滴水穿石’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项南十分赞赏我们地委一班人从闽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这种‘弱鸟先飞’的主张。”
聂帅的重托
2017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开篇就以“口述体”讲到项南:项南同志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没有明显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的事情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文中提到的河北阜平,是项南关心的扶贫重点地区之一。
项南有过“扶贫要先扶智”的提法,因而特别重视职业教育。1991年3月,项南在河北阜平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落实发展战略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才,建议建立职业学校。会后还参加选校址,帮助筹措资金建成了阜平职业教育中心,开办后又多次亲临指导。
北辰集团董事长孙梦兰被项南引上扶贫之路后,还发动海内外朋友“咸与维新”。得知日本国际文化友好协会会长阪井久之的第一笔捐赠才1000美元,孙梦兰很不高兴,心想这也太寒酸了吧。项南却出面热情接待,阪井久之深受感动。事后,阪井久之年复一年组织发动数千日本人士开展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活动,让河北省五个县的2000多名失学儿童重回校园,并为阜平捐建了一所小学和一个培训中心。
“扶贫怎样有利就怎样办,只要扶贫,不论什么形式,什么名义,都可以尝试和支持。”项南这句话,也像一盏灯一样,点亮在孙梦兰的心头。1993年,他响应项南的号召,组织北京北辰集团与日本国际文化友好协会两家各700人,“一对一”地救助失学儿童。
1997年6月,阜平有人以扶贫名义利用北辰集团搞其他名堂,给该公司造成很大损失。孙梦兰一气之下,想从扶贫工作中撤退。项南特地把他请到家中,耐心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在终身为人民服务路上会有艰辛的,不能遇到问题就回头。”那天,项南敞开心扉谈了自己对扶贫、富民的思路,让孙梦兰一辈子难忘。
1997年8月8日,经项南倡议的富本职业教育基金会在阜平成立。项南题词“发展职教,志在富民”,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发展职教在扶贫富民中的重要作用。
富本职教基金会“十年树木”之后,阜平老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孙梦兰说:“项公对得起聂帅的重托!”
“还我青山绿水,富我老区人民”
福建和江西有不少老区和贫困地区,经项南推动,赣南、闽西(原中央苏区)的老干部召开了座谈会,还成立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老促会”)。此后每逢全国两会期间,老促会几乎都要召集在京老干部开会,报告家乡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征询意见。项南把出国见闻和启示告诉大家,从一头猪身上生发出许多的致富门路。他还引进了一些重要的扶贫项目,默默地为老区做了别人做不来的许多工作。
项南在福建省委书记任上,没给老家连城县额外多拨一分钱、一两物资,却挂念着老家人民的脱贫,投身全国扶贫事业后,自然没再把连城视为“例外”。
1993年底,项南得知连城县经省里有关专家考察论证后,选定自己的出生地朋口乡作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新路的示范点,欣然题写“朋口环保农民城”。对于中国第一个冠以“环保”二字的农民城,项南对这项事业极为关注,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句话就说要“还我青山绿水,富我老区人民”。 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期间,项南一如担当福建省委书记之时,从未因私批给家乡连城一分钱,却不止一次地为包括连城在内的贫困老区铁路交通着急,呼吁发展铁路不能再耽误了,无论如何都要挤了钱来修铁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下力气解开铁路建设滞后之结。他希望国家能从发展老区经济和加强国防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尽快把连接赣南、闽西的赣龙铁路修好。得知赣龙铁路因走向争议而延误时机,他在列席党的十五大会议期间专门给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写信:“走向发生争议不一定是坏事,但总要有个是非标准,无非是选择一条线路短、花钱少、工程量小、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方案,而不能取决于地方的局部利益或某个首长的个人决断。”这个顾全大局的建议,得到铁道部门和省里的大力支持。
项南在闽西考察了一个又一个项目,约见了一个又一个侨胞。他关心連城机场的建设、冠豸山和梅花山自然保护区的开发……
项南以率先垂范的工作热情和特有的人格力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国和世界的扶贫事业中来。
“何必计较鞭加背,铁人本是拓荒牛”
1993年开头,项南写了首打油诗,既明志,也自励:“风吹雨打不回头,骨痹筋摧勿怨尤。何必计较鞭加背,此生原是拓荒牛。”
1996年4月,项南住进了北京医院。儿女们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时的精神状态:“即使是在谈到他遭受的最不公正对待的往事时,他也从不为自己难过,他只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担忧。他充满无限惋惜地说:‘我们浪费掉的时间太多了,如果能够早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给国家和人民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就能多做多少事,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这是父亲对整个国家的叹息。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叹息。”
一百多天大病住院,项南却还情牵扶贫大业。每天探望或谈工作的中央领导和各方人士络绎不绝,弄得医院领导既生气又心疼:“项老为扶贫命都搭进去了,你们还不放过他!”为了控制来访客人,医院硬是在他的病房门口挂上了“谢绝会客”的牌子。
出院不久,1997年就快到了。项南闲不住,每天依旧排得满满的工作也不让他闲下来。他改了改1993年那首打油诗,还是明志、自励:“矢志扶贫夕阳红,光明磊落无所求。何必计较鞭加背,铁人本是拓荒牛。”
1997年11月10日下午,项南在家会见出访归来专程来看望自己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谈到了福建的扶贫攻坚。他知道习近平不久前在老区武平提出要“扶真贫,真扶贫”。在扶贫事业上,项南和习近平总有说不完的话。
下午5时,项南赴王府井饭店,就如何借力金融手段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百姓脱贫等事,向香港银行家吕培基移樽就教。晚8时许,赶到中国大饭店,会见从印尼飞抵北京的著名侨领李尚大之子李川羽一行。那晚谈到10时许,项南忽感不适,起身伸手向妻子汪志馨要硝酸甘油,还未入嘴便猝然倒下……
习近平后来写下了闻此噩耗时的那种震惊心情:“直到这最后的一面,项南留给我的印象还是那么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谁能相信,他竟会这样突然地离开我们。”
(谨以此文献给2020年即将全面打赢的脱贫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