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厅级贪官张绍仓近日在庭审中，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可是，张绍仓的悔过书，竟然与《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有抄袭的嫌疑。
　　近几年，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押上了法庭，于是在法庭上念自己的悔过书，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般来说，贪官的悔过书还是发自内心的。可是如今，贪官连悔过书都有抄袭的嫌疑，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在笔者看来，这表面是偶然现象，实则有必然的因素。
　　忏悔，本身是一个宗教词语，或者说是一个道德词语，它和法律是没有关系的。因此，贪官在法庭上只需要认罪，而不需要表白自己的忏悔。如果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违背了自己的入党誓词，也只应该向党的纪检部门忏悔，而不需要在法庭上作“忏悔秀”。实际上，贪官选择在法庭上念自己的悔过书，其根本目的不在“悔过”，而是希望以此博得法官的同情，以便减轻处罚。这也难怪他们的悔过总是不会忘记“恳求法庭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为了功利的目的，尊严、良心、原则和法律在贪官的眼中都不存在了，就会不择手段，抄袭悔过书也就十分正常了。
　　除了法官往往因为贪官“忏悔”，就认为其认罪态度较好，在量刑的时候酌情减轻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刺激着贪官抄袭忏悔书，那就是反腐败的功利目的。贪官的忏悔书，在纪检部门眼中，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证明反腐败彻底，贪官已经真正认识到错误了；二是可以把贪官的忏悔书作为廉政教育的教育材料，教育后人。因此，忏悔书就成了反腐败工作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实际上，靠贪官的悔过书来反腐败，效果是甚微的，要真正反腐败，就必须靠制度，必须靠严格执法，靠“严以治吏”。因此，在悔过书已经成为反腐败工作的附带形式主义的时候，出现抄袭现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对于贪官的忏悔书出现部分雷同，也是十分正常的，不一定是抄袭。因为，所有贪官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无论具体情节如何，无论数目大小，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忘记了信仰，忘记了法律，人性的贪欲加上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忘记自我修养。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为党为人民”，所以说都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加之忏悔书被媒体曝光的也太多了，贪官的悔过书已经格式化了，加上身为领导对下进行“廉政教育”也讲过多次，自己写作悔过书的时候，也就再一次格式化了，出现部分雷同本就在“情理之中”。再说，你要他写出一点创新的悔过书还真难为他们了，或者说那真要撒谎了。
　　何为忏悔？“发露已罪，痛责悔改，哀求证明，决不复作也”。忏悔不是为了“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而是证明自己确实认识到自己错了，是要勇于承担由于犯错导致的后果和责任。贪官们需不需要忏悔？需要，但需要的是真正的忏悔。当年刘青山事发后，公家的交待下属，私人的委托家属，然后坦然走向刑场，这才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