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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到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将军，可说几乎无人不知，然而，人们对冯将军的爱女冯理达的情况和事迹未必有多少了解。1982年9月11日在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邓小平亲切地接见了冯玉祥将军的亲属。邓小平回顾了历史上他与冯玉祥交往的情景，特别强调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表现很好，我和焕章先生是有缘的。”这指的是大革命年代，邓小平曾受我党派遣到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搞过革命工作，与冯玉祥有过一段交往。邓小平还对冯玉祥将军的几个子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冯玉祥将军戎马半世纪，以开明正派、廉洁奉公而著称，对子女要求甚严，从不让他们搞特殊化。他曾无数次地嘱咐他的子女们：“要自爱，要处处想到同胞，爱护同胞。不能为一己私欲干出损害人民利益的事，要靠自己的双手生活。”
冯理达生于1925年，母亲李德全思想开明进步，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她乐于助人，在西北军将士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李德全在青年时代就参加过“五四”运动。1924年与冯玉祥结婚。李德全对医学一直有兴趣，且有良好的基础。多年来，李德全既是冯玉祥的贤内助，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抗战军兴，她积极投身于神圣的抗战事业。1942年夏，冯理达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重庆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陪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日军飞机常飞来重庆进行轰炸、扫射。冯玉祥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虽说并无多少实权，地位却相当高，是主张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进步阵营的核心人物。他在重庆给过中共以不少切实的帮助。冯理达严遵父母教诲，上学放学从不坐人力车、三轮车，坚持背着书包步行；穿得也很朴素，布衣布鞋，“土”气得很，与重庆上层社会那些娇气十足、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形成鲜明对比，也颇为社会舆论称道。冯理达很有抱负，少女时代想当个科学家，又想当个机械工程师。而且，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对医学也感兴趣。当她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犹豫不定时，父亲和母亲对她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学点救死扶伤的本领，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
就这样，冯理达考进了成都齐鲁大学。该大学系抗战之初从山东内迁来的，原为德国教会所创办，师资力量雄厚，校风较好。在齐鲁大学，冯理达有个特点：她不盲从，有主见，不一味只钻研西方医学，她对祖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医药学从不排斥，同样有兴趣。闲暇还留心收集中医秘方、偏方、汤头歌诀等。曾跟二位老中医学习过针炙，还读过《伤寒论》、《黄帝内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试图用西医科学理论来印证中医学治病理论。仅就这一点来说，冯理达就显示出见识不凡，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944年，冯理达以优异成绩毕业。两年后，转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将军因追求进步，反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南京中央政府屡遭排挤、打击，被派往美国考察水利。冯玉祥不屈不挠，在美国仍坚持爱国反蒋立场，一再利用公开演讲或发表文章来抨击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止援助蒋政权。蒋介石一伙对冯玉祥恨之入骨，威胁利诱无效，遂派特工潜往美国，企图暗杀冯玉祥。但都没成功。
在美国留学的冯理达与父母朝夕相处，她渐渐对父亲的英文秘书罗元铮产生了好感。罗元铮不过才二十出头，年轻英俊、才气过人、思想敏锐，一向追求进步。他在国内读书时就多次参加反蒋集会游行，或写文章抨击腐朽反动的蒋政权。他的名字上过军统的黑名单。
他出身于成都一书香门第，父母开明，家中兄妹姐妹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多半学有所成。罗元铮颇受冯玉祥器重，认为他是个人才。他也看上了朴实勤奋、有才情的冯理达，接触中产生了恋情。冯玉祥看出来后，心中暗喜。在他的提议与安排下，冯理达与罗元铮结合了。冯将军送给他们的惟一礼物就是一副亲手写的对联：“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
二
1948年，返回祖国途中的冯玉祥将军不幸死于黑海上一客轮的火灾，李德全被烧伤。这一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真相至今还是个谜。说法不一，不排除是国民党特工在帝国主义者配合下搞的谋杀阴谋。冯玉祥将军的遇难对于中国人民是一重大损失。冯理达与丈夫罗元铮随同父母一块经欧洲返祖国，因没乘上同一艘船而幸免于难。这对青年夫妇伤痛欲绝。
他们认为，发奋工作，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干出成绩正是对父亲的最好的纪念。
冯理达不久后就赴前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求学。她勤学好问，珍惜时间，加上基础厚实，学贯中西。她以优成绩毕业后，就留院直升研究生，专门研究免疫学异，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她所撰写的免疫学专著在苏联医学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苏联专家们认为冯理达有关免疫学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对国际上流行的免疫学基本理论起到了完善并充实的作用。1950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应斯大林之邀出访苏联，他们抽空接见了我国留学生代表，冯理达就在其中。毛主席、周总理都亲切地与她握手，称赞她取得的成绩，勉励她学到更多的东西。
1953年，列宁格勒地区流行起白喉病。医院里人满为患，儿童患者尤其多，就连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些官兵也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抗白喉疫苗和抗菌素不够用，死者在增加。
前苏联中央政府紧急抽调几百名医护人员赶赴列宁格勒。军队和警察奉政府命令，划出隔离区，以防疫情进一步蔓延。出于对当时的国际政治气候的考虑，报纸上都尽量对外界封锁消息。冯理达和同学们奋不顾身地投入救护工作。她起早摸黑，不怕吃苦，深入伊格瓦拉什街区，抢救病人，进行消毒。她爱动脑筋，想到白喉病主要系由病毒引起，在我国历史上就曾多次流行，造成相当严重的灾祸。清朝末年西北关中地区的一次白喉流行就夺去了十几万人宝贵的生命，令人们谈之色变。而在民国初年，华北一些地区又流行白喉时，天津、北京等市若干民间中医采用针炙术加上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药汤辅助服用，居然有效地控制住疫情的蔓延。死亡人数大为减少，成千上万人(主要是儿童)被治愈，恢复了健康。以至于平津等地一些欧美传教士、医生大为惊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那儿，为什么就不能运用针炙术为饱受白喉病折磨的友邦人民治病解除痛苦呢?冯理达把自己的想法对几位学医的同学讲了。他们出于谨慎，劝说冯理达小心行事。因为她虽懂得中医药，但毕竟不是中医，又没有行医执照，如出了差错，就不太好办。但冯理达坚持治病救人要紧，顾不上考虑种种利害了。说干就干，她先用一直带在身边的银针在自己身体上刺有关穴位，作反应试验，待感到有把握了，便投入抢救，并辅之以西药服用，来个中西医结合，居然取得了不错的疗效，对儿童患者的疗效尤其好，许多人摆脱了死神的威胁，恢复了健康。在冯理达的带动下，中国留学生们都投入了救护工作。苏联医生们先是将信将疑，渐渐的，他们在事实面前信服了，有的医生也学起针炙术……几个月下来，奇迹出现了，列宁格勒消灭了白喉传染病。冯理达一时成了全苏联医学界的新闻人物。《真理报》、《消息报》、《列宁格勒人报》等报刊纷纷刊登介绍她的文章、照片报道等。
1958年，冯理达一再谢绝了苏联方面的挽留之后，带着满腔热情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工作。她丈夫罗元铮则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夫妇俩相敬相爱，各自在学术事业上都有建树。冯理达至诚至孝，每年清明，她都要去山东泰山为父亲扫墓，献上一束鲜花，这已成为她生活中一个定例。她保持着父亲传给她的急公好义的性格，在哪儿都以公益为重，乐于助人。一年春天，在从北京开往南方的客车上，冯理达看着报纸，渐生倦意，打起瞌睡，朦胧中忽听到前边人声嘈杂。她问一旅客，才知车上有一位来自山东农村的孕妇因旅途疲劳又紧张而早产。冯理达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这时，车上喇叭中响起了列车员的声音，问列车上有没有妇科医生，请速为产妇提供帮助。冯理达虽没学过接生，但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挺身而出，赶了过去，分开众人，挤到那孕妇的车座边。孕妇蜷在椅上，脸上满是汗珠，痛苦不堪地呻吟着，她一身半旧的土棉布衣裤，下身已渗出血水，小生命很快就要出世。她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急得结结巴巴，话都说不清楚，眼里盈满泪水。冯理达说明了身份，叫大家不必紧张，指挥几位女乘客用布衣布料将孕妇坐椅全遮挡起来。尔后，她用肥皂洗手消毒，又点上打火机将临时找来的剪刀等消毒。尔后，她亲自为孕妇接生，忙得脸上汗水都顾不上拭去。约半小时后，孕妇顺利产下一婴儿。大家都松了口气，喜形于色。冯理达忙完后，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中，回到自己座位上。她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是她完全应该做的，也是她带给长眠在山东泰山之麓的父亲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当然，类似这样热心助人的事对于冯理达来说就太多了，不胜枚举。冯理达从不喜欢张扬，就当没这些事。她淡泊名利，平日就怕见记者，怕接受采访。她最向往的生活是为事业而奋斗，是灯下苦读学习，是实验室里的科研工作。“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的这句名言已成为她的座右铭。
三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神州陆沉地覆天翻，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瘫痪。冯理达也难逃灾劫，被造反分子贴了大字报。冯理达的处境引起周总理关注。一天，周办来了电话，叫她去中南海有事。她如约赶到中南海内西华厅。总理不在，邓颖超一人在等她。邓大姐布衣布鞋，面色憔悴、蜡黄，且有些浮肿，可以看出她熬过了不少不眠之夜。她慈祥地笑笑，握握冯理达的手：“这些日子你一定吃了不少苦。”
冯理达只感到鼻子发酸，两眼湿润了。邓大姐又说道：“总理又出去了，这些日子他一天平均接见十几批各省、市造反派、红卫兵代表，还常常受到围攻。他已筋疲力尽了。这不，新疆三派代表团又等着他和其它中央首长接见。总理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常常吃饭时就能睡熟……”说到这里，邓大姐心思重重，深深地叹口气。她问冯理达愿不愿到部队工作。“想去，我太想去部队了!”冯理达回答说。
“那你就去海军总医院吧，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这是总理的意见。”很多话已尽在不言中。确实，在“文革”浩劫下的中国，部队是比较好的去处。冯理达甚为感动，紧紧地握住邓大姐的手说：“谢谢总理，谢谢大姐。”
就这样，她成为海军总医院一名高级军医。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冯理达在1979年出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力投入工作的她还抽空研读气功典籍，勇于探索实践，天天坚持练功，寒暑不辍，毅力惊人。几年下来，她的功力大为增进，为不少人治好了痼疾，在军内外已有些名气，至于报酬，她一向分文不取。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常运用西医疗法配合中医疗法和气功。1979年秋，冯理达应叶剑英元帅之邀去他住所治病。冯理达先仔细研究了叶帅的病历，为他量了体温，尔后运用中医的望、切、搭脉等手段，判断叶帅的失眠、心悸等病症主要是年老体弱所致，宜适当进补，辅之以药物治疗，并一天几次针炙，以增强自身免疫抗病能力。经过冯理达的精心治疗，叶帅自感体力、精力明显有恢复，称赞冯理达“果然有些本领”。
1989年，冯理达应邀为聂荣臻元帅治病，让他摆脱了长期低体温、食欲减退的困扰。1989年9月2日，邓小平夫人卓琳不慎扭伤腰脊骨，疼痛无比，几次治疗，疗效并不明显。冯理达又被邓家请进中南海，她对卓琳精心施治了好几次，邓夫人痊愈后很开心，逢人便说：“理达的医技了不起，果然名不虚传。”
罗元铮、冯理达婚后几十年伉俪情深，只有一个孩子，上世纪80年代初已去日本留学，学有所成。几十年来，他们铭记父亲的遗训：洁身自好，独立自主。他们磊落宽广的情怀和热爱祖国、专心于科研的精神堪为世人所称道。2003年8月31日，罗元铮辞世，给冯理达留下永久的悲痛。
提到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将军，可说几乎无人不知，然而，人们对冯将军的爱女冯理达的情况和事迹未必有多少了解。1982年9月11日在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邓小平亲切地接见了冯玉祥将军的亲属。邓小平回顾了历史上他与冯玉祥交往的情景，特别强调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表现很好，我和焕章先生是有缘的。”这指的是大革命年代，邓小平曾受我党派遣到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搞过革命工作，与冯玉祥有过一段交往。邓小平还对冯玉祥将军的几个子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冯玉祥将军戎马半世纪，以开明正派、廉洁奉公而著称，对子女要求甚严，从不让他们搞特殊化。他曾无数次地嘱咐他的子女们：“要自爱，要处处想到同胞，爱护同胞。不能为一己私欲干出损害人民利益的事，要靠自己的双手生活。”
冯理达生于1925年，母亲李德全思想开明进步，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她乐于助人，在西北军将士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李德全在青年时代就参加过“五四”运动。1924年与冯玉祥结婚。李德全对医学一直有兴趣，且有良好的基础。多年来，李德全既是冯玉祥的贤内助，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抗战军兴，她积极投身于神圣的抗战事业。1942年夏，冯理达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重庆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陪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日军飞机常飞来重庆进行轰炸、扫射。冯玉祥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虽说并无多少实权，地位却相当高，是主张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进步阵营的核心人物。他在重庆给过中共以不少切实的帮助。冯理达严遵父母教诲，上学放学从不坐人力车、三轮车，坚持背着书包步行；穿得也很朴素，布衣布鞋，“土”气得很，与重庆上层社会那些娇气十足、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形成鲜明对比，也颇为社会舆论称道。冯理达很有抱负，少女时代想当个科学家，又想当个机械工程师。而且，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对医学也感兴趣。当她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犹豫不定时，父亲和母亲对她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学点救死扶伤的本领，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
就这样，冯理达考进了成都齐鲁大学。该大学系抗战之初从山东内迁来的，原为德国教会所创办，师资力量雄厚，校风较好。在齐鲁大学，冯理达有个特点：她不盲从，有主见，不一味只钻研西方医学，她对祖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医药学从不排斥，同样有兴趣。闲暇还留心收集中医秘方、偏方、汤头歌诀等。曾跟二位老中医学习过针炙，还读过《伤寒论》、《黄帝内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试图用西医科学理论来印证中医学治病理论。仅就这一点来说，冯理达就显示出见识不凡，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944年，冯理达以优异成绩毕业。两年后，转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将军因追求进步，反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南京中央政府屡遭排挤、打击，被派往美国考察水利。冯玉祥不屈不挠，在美国仍坚持爱国反蒋立场，一再利用公开演讲或发表文章来抨击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止援助蒋政权。蒋介石一伙对冯玉祥恨之入骨，威胁利诱无效，遂派特工潜往美国，企图暗杀冯玉祥。但都没成功。
在美国留学的冯理达与父母朝夕相处，她渐渐对父亲的英文秘书罗元铮产生了好感。罗元铮不过才二十出头，年轻英俊、才气过人、思想敏锐，一向追求进步。他在国内读书时就多次参加反蒋集会游行，或写文章抨击腐朽反动的蒋政权。他的名字上过军统的黑名单。
他出身于成都一书香门第，父母开明，家中兄妹姐妹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多半学有所成。罗元铮颇受冯玉祥器重，认为他是个人才。他也看上了朴实勤奋、有才情的冯理达，接触中产生了恋情。冯玉祥看出来后，心中暗喜。在他的提议与安排下，冯理达与罗元铮结合了。冯将军送给他们的惟一礼物就是一副亲手写的对联：“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
二
1948年，返回祖国途中的冯玉祥将军不幸死于黑海上一客轮的火灾，李德全被烧伤。这一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真相至今还是个谜。说法不一，不排除是国民党特工在帝国主义者配合下搞的谋杀阴谋。冯玉祥将军的遇难对于中国人民是一重大损失。冯理达与丈夫罗元铮随同父母一块经欧洲返祖国，因没乘上同一艘船而幸免于难。这对青年夫妇伤痛欲绝。
他们认为，发奋工作，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干出成绩正是对父亲的最好的纪念。
冯理达不久后就赴前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求学。她勤学好问，珍惜时间，加上基础厚实，学贯中西。她以优成绩毕业后，就留院直升研究生，专门研究免疫学异，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她所撰写的免疫学专著在苏联医学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苏联专家们认为冯理达有关免疫学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对国际上流行的免疫学基本理论起到了完善并充实的作用。1950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应斯大林之邀出访苏联，他们抽空接见了我国留学生代表，冯理达就在其中。毛主席、周总理都亲切地与她握手，称赞她取得的成绩，勉励她学到更多的东西。
1953年，列宁格勒地区流行起白喉病。医院里人满为患，儿童患者尤其多，就连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些官兵也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抗白喉疫苗和抗菌素不够用，死者在增加。
前苏联中央政府紧急抽调几百名医护人员赶赴列宁格勒。军队和警察奉政府命令，划出隔离区，以防疫情进一步蔓延。出于对当时的国际政治气候的考虑，报纸上都尽量对外界封锁消息。冯理达和同学们奋不顾身地投入救护工作。她起早摸黑，不怕吃苦，深入伊格瓦拉什街区，抢救病人，进行消毒。她爱动脑筋，想到白喉病主要系由病毒引起，在我国历史上就曾多次流行，造成相当严重的灾祸。清朝末年西北关中地区的一次白喉流行就夺去了十几万人宝贵的生命，令人们谈之色变。而在民国初年，华北一些地区又流行白喉时，天津、北京等市若干民间中医采用针炙术加上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药汤辅助服用，居然有效地控制住疫情的蔓延。死亡人数大为减少，成千上万人(主要是儿童)被治愈，恢复了健康。以至于平津等地一些欧美传教士、医生大为惊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那儿，为什么就不能运用针炙术为饱受白喉病折磨的友邦人民治病解除痛苦呢?冯理达把自己的想法对几位学医的同学讲了。他们出于谨慎，劝说冯理达小心行事。因为她虽懂得中医药，但毕竟不是中医，又没有行医执照，如出了差错，就不太好办。但冯理达坚持治病救人要紧，顾不上考虑种种利害了。说干就干，她先用一直带在身边的银针在自己身体上刺有关穴位，作反应试验，待感到有把握了，便投入抢救，并辅之以西药服用，来个中西医结合，居然取得了不错的疗效，对儿童患者的疗效尤其好，许多人摆脱了死神的威胁，恢复了健康。在冯理达的带动下，中国留学生们都投入了救护工作。苏联医生们先是将信将疑，渐渐的，他们在事实面前信服了，有的医生也学起针炙术……几个月下来，奇迹出现了，列宁格勒消灭了白喉传染病。冯理达一时成了全苏联医学界的新闻人物。《真理报》、《消息报》、《列宁格勒人报》等报刊纷纷刊登介绍她的文章、照片报道等。
1958年，冯理达一再谢绝了苏联方面的挽留之后，带着满腔热情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工作。她丈夫罗元铮则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夫妇俩相敬相爱，各自在学术事业上都有建树。冯理达至诚至孝，每年清明，她都要去山东泰山为父亲扫墓，献上一束鲜花，这已成为她生活中一个定例。她保持着父亲传给她的急公好义的性格，在哪儿都以公益为重，乐于助人。一年春天，在从北京开往南方的客车上，冯理达看着报纸，渐生倦意，打起瞌睡，朦胧中忽听到前边人声嘈杂。她问一旅客，才知车上有一位来自山东农村的孕妇因旅途疲劳又紧张而早产。冯理达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这时，车上喇叭中响起了列车员的声音，问列车上有没有妇科医生，请速为产妇提供帮助。冯理达虽没学过接生，但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挺身而出，赶了过去，分开众人，挤到那孕妇的车座边。孕妇蜷在椅上，脸上满是汗珠，痛苦不堪地呻吟着，她一身半旧的土棉布衣裤，下身已渗出血水，小生命很快就要出世。她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急得结结巴巴，话都说不清楚，眼里盈满泪水。冯理达说明了身份，叫大家不必紧张，指挥几位女乘客用布衣布料将孕妇坐椅全遮挡起来。尔后，她用肥皂洗手消毒，又点上打火机将临时找来的剪刀等消毒。尔后，她亲自为孕妇接生，忙得脸上汗水都顾不上拭去。约半小时后，孕妇顺利产下一婴儿。大家都松了口气，喜形于色。冯理达忙完后，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中，回到自己座位上。她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是她完全应该做的，也是她带给长眠在山东泰山之麓的父亲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当然，类似这样热心助人的事对于冯理达来说就太多了，不胜枚举。冯理达从不喜欢张扬，就当没这些事。她淡泊名利，平日就怕见记者，怕接受采访。她最向往的生活是为事业而奋斗，是灯下苦读学习，是实验室里的科研工作。“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的这句名言已成为她的座右铭。
三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神州陆沉地覆天翻，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瘫痪。冯理达也难逃灾劫，被造反分子贴了大字报。冯理达的处境引起周总理关注。一天，周办来了电话，叫她去中南海有事。她如约赶到中南海内西华厅。总理不在，邓颖超一人在等她。邓大姐布衣布鞋，面色憔悴、蜡黄，且有些浮肿，可以看出她熬过了不少不眠之夜。她慈祥地笑笑，握握冯理达的手：“这些日子你一定吃了不少苦。”
冯理达只感到鼻子发酸，两眼湿润了。邓大姐又说道：“总理又出去了，这些日子他一天平均接见十几批各省、市造反派、红卫兵代表，还常常受到围攻。他已筋疲力尽了。这不，新疆三派代表团又等着他和其它中央首长接见。总理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常常吃饭时就能睡熟……”说到这里，邓大姐心思重重，深深地叹口气。她问冯理达愿不愿到部队工作。“想去，我太想去部队了!”冯理达回答说。
“那你就去海军总医院吧，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这是总理的意见。”很多话已尽在不言中。确实，在“文革”浩劫下的中国，部队是比较好的去处。冯理达甚为感动，紧紧地握住邓大姐的手说：“谢谢总理，谢谢大姐。”
就这样，她成为海军总医院一名高级军医。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冯理达在1979年出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力投入工作的她还抽空研读气功典籍，勇于探索实践，天天坚持练功，寒暑不辍，毅力惊人。几年下来，她的功力大为增进，为不少人治好了痼疾，在军内外已有些名气，至于报酬，她一向分文不取。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常运用西医疗法配合中医疗法和气功。1979年秋，冯理达应叶剑英元帅之邀去他住所治病。冯理达先仔细研究了叶帅的病历，为他量了体温，尔后运用中医的望、切、搭脉等手段，判断叶帅的失眠、心悸等病症主要是年老体弱所致，宜适当进补，辅之以药物治疗，并一天几次针炙，以增强自身免疫抗病能力。经过冯理达的精心治疗，叶帅自感体力、精力明显有恢复，称赞冯理达“果然有些本领”。
1989年，冯理达应邀为聂荣臻元帅治病，让他摆脱了长期低体温、食欲减退的困扰。1989年9月2日，邓小平夫人卓琳不慎扭伤腰脊骨，疼痛无比，几次治疗，疗效并不明显。冯理达又被邓家请进中南海，她对卓琳精心施治了好几次，邓夫人痊愈后很开心，逢人便说：“理达的医技了不起，果然名不虚传。”
罗元铮、冯理达婚后几十年伉俪情深，只有一个孩子，上世纪80年代初已去日本留学，学有所成。几十年来，他们铭记父亲的遗训：洁身自好，独立自主。他们磊落宽广的情怀和热爱祖国、专心于科研的精神堪为世人所称道。2003年8月31日，罗元铮辞世，给冯理达留下永久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