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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凌晨，北京公布了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我当时正好没睡觉，直觉告诉我，事情不妙，赶紧在朋友圈里转发了这则消息。一晚上没睡好。到了早上，多地公布了确诊和疑似病例。然后，我看到自己在2013年“非典十周年”写的稿子被转载刷屏。本刊在这天推送了一篇官方信息的综合稿。有读者留言，“作为一个武汉人，要不是看到这个推送，我都不知道武汉有这档子事儿。”这令人不安。到了晚上，钟南山在电视上说新冠肺炎出现人传人现象，大家对待病毒的态度开始有了巨大的扭转。这一天是分水岭。
此时，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本刊纸质版已经休刊。在此之前，编辑部让我准备一下，将关于作家李洱的稿子作为假期结束之后的封面备选。1月20日那天，我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停下了手头上其他的工作，将精力投入到了對疫情的关注。这段时间写疫情之外的文字太难了，几乎提不起精神，每天都在经历着疫情信息带来的心情起伏，坐立不安。
2020年第9期封面报道《李洱 生活在词与物的午后》
李文亮去世那天，朋友圈出现了绝无仅有的时刻，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一件事情表达自己强烈的态度。我看到李洱在微信朋友圈说，加缪在世，也写不出如此惨烈的“境况性现实”。此后，我又看到李洱转发了甘肃支援武汉的护士弱水吟写的诗。再之后，又转发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关于疫情的讲话……
李洱在朋友圈的发言，与之前对他的访谈形成了印证。比如他提到加缪，加缪是李洱非常喜欢的作家，甚至是理解了加缪，才能理解李洱。比如他对诗的推荐，李洱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那是诗的年代，李洱的小说里有许多自己写的诗。他转发了默克尔的发言，要知道，默克尔访华的时候，多次接见过李洱。
我觉得要跟李洱再好好聊一聊，才能将关于他的稿子完成，并与当下最应该思考的境况产生联系。我认为这很重要。虽然说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做，但如此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和每个人都相关的事实摆在面前，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思考，传递这些思考是当务之急。何况作家有社会性的一面。
其间的人际沟通基本都是通过电话或微信。大家足不出户，仿佛已经完全生活在了一个虚拟空间里。很多人之前都说自己很宅，但这次也憋坏了。这种封闭更加凸显了见面的难得。两个人直接面对面感受到的气息是语音和文字无法解决的。我们忽然被抛置于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李洱提到的“境况性”来自于萨义德。大致意思是，任何文本都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大家都处在一个共同都熟悉的文化背景之中。“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你知道我要说的与什么有关。不然，那就是鸡同鸭讲了。”这是李洱的话。此次疫情中，朋友圈出现“撕裂”的一个原因便是大家本就处在不同的信息和观念构成的背景中，之前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实面前还能保持看上去“和气”的状态，但在非常时刻，有的话不吐不快，人所处背景的差异性就放大展现出来了。也许，你们本就不应该互加好友，只不过现在才发现而已。
李洱。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许多人都说这次疫情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疫情几乎已经蔓延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两次世界大战都没这么多国家深度牵涉其中。国与国之间有许多不见武器的“交火”，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是“交火”频繁。
我想起十几年前看过的一本传播学著作叫《交流的无奈》，书的结尾写道：“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由于我们没法亲临所有的现场，交流是受损的，我们接受的信息是受损的，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认知就更依赖于个人的意识构成和信息环境，这是人的有限性，人在有限性之中的拓展需要保持反躬自省的思考。
我从网上读到过李洱在2014年一次关于加缪的读书会上的发言——“他（加缪）写出这个城市在面临这样一种疫情的时候，整个特征，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他的结尾写得非常精彩。我们认为非典结束就胜利了，一些人的命运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就很少再想。”这些话触动了我。我想到了自己在“非典十周年”时写的稿子。2013年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典已经很远了，似乎再也不会来了。那篇稿子现在的阅读数，远远超过当年的阅读数。当一切重来的时候，人们内心才再次升腾起真实的恐惧，但现实已经无法挽回。
加缪写《鼠疫》的年代，欧洲并没有发生鼠疫。这是一种隐喻。但隐喻中的思考却真实而深刻，这样的思考适合任何时代任何空间。
我在写稿子的时候，一再提起了《鼠疫》的结尾，这个结尾的文字应该像刻刀凿进石头一样被我们铭记：“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鼠疫》里的主人公）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重新吸取教训的代价太沉重了，但可能始终会再来，只能希望不要再来得那么快，这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
此时，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本刊纸质版已经休刊。在此之前，编辑部让我准备一下，将关于作家李洱的稿子作为假期结束之后的封面备选。1月20日那天，我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停下了手头上其他的工作，将精力投入到了對疫情的关注。这段时间写疫情之外的文字太难了，几乎提不起精神，每天都在经历着疫情信息带来的心情起伏，坐立不安。
李文亮去世那天，朋友圈出现了绝无仅有的时刻，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一件事情表达自己强烈的态度。我看到李洱在微信朋友圈说，加缪在世，也写不出如此惨烈的“境况性现实”。此后，我又看到李洱转发了甘肃支援武汉的护士弱水吟写的诗。再之后，又转发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关于疫情的讲话……
李洱在朋友圈的发言，与之前对他的访谈形成了印证。比如他提到加缪，加缪是李洱非常喜欢的作家，甚至是理解了加缪，才能理解李洱。比如他对诗的推荐，李洱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那是诗的年代，李洱的小说里有许多自己写的诗。他转发了默克尔的发言，要知道，默克尔访华的时候，多次接见过李洱。
我觉得要跟李洱再好好聊一聊，才能将关于他的稿子完成，并与当下最应该思考的境况产生联系。我认为这很重要。虽然说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做，但如此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和每个人都相关的事实摆在面前，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思考，传递这些思考是当务之急。何况作家有社会性的一面。
其间的人际沟通基本都是通过电话或微信。大家足不出户，仿佛已经完全生活在了一个虚拟空间里。很多人之前都说自己很宅，但这次也憋坏了。这种封闭更加凸显了见面的难得。两个人直接面对面感受到的气息是语音和文字无法解决的。我们忽然被抛置于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李洱提到的“境况性”来自于萨义德。大致意思是，任何文本都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大家都处在一个共同都熟悉的文化背景之中。“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你知道我要说的与什么有关。不然，那就是鸡同鸭讲了。”这是李洱的话。此次疫情中，朋友圈出现“撕裂”的一个原因便是大家本就处在不同的信息和观念构成的背景中，之前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实面前还能保持看上去“和气”的状态，但在非常时刻，有的话不吐不快，人所处背景的差异性就放大展现出来了。也许，你们本就不应该互加好友，只不过现在才发现而已。
许多人都说这次疫情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疫情几乎已经蔓延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两次世界大战都没这么多国家深度牵涉其中。国与国之间有许多不见武器的“交火”，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是“交火”频繁。
我想起十几年前看过的一本传播学著作叫《交流的无奈》，书的结尾写道：“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由于我们没法亲临所有的现场，交流是受损的，我们接受的信息是受损的，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认知就更依赖于个人的意识构成和信息环境，这是人的有限性，人在有限性之中的拓展需要保持反躬自省的思考。
我从网上读到过李洱在2014年一次关于加缪的读书会上的发言——“他（加缪）写出这个城市在面临这样一种疫情的时候，整个特征，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他的结尾写得非常精彩。我们认为非典结束就胜利了，一些人的命运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就很少再想。”这些话触动了我。我想到了自己在“非典十周年”时写的稿子。2013年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典已经很远了，似乎再也不会来了。那篇稿子现在的阅读数，远远超过当年的阅读数。当一切重来的时候，人们内心才再次升腾起真实的恐惧，但现实已经无法挽回。
加缪写《鼠疫》的年代，欧洲并没有发生鼠疫。这是一种隐喻。但隐喻中的思考却真实而深刻，这样的思考适合任何时代任何空间。
我在写稿子的时候，一再提起了《鼠疫》的结尾，这个结尾的文字应该像刻刀凿进石头一样被我们铭记：“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鼠疫》里的主人公）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重新吸取教训的代价太沉重了，但可能始终会再来，只能希望不要再来得那么快，这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