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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前，国内的大众媒体和普通百姓并不了解闵恩泽，闵恩泽一路走来，也给不同的人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
在明知闵恩泽签往香港是“借道回国”，仍不放弃说服努力的美国签证官眼中，20世纪50年代的闵恩泽是个沉默但坚定的“顽固”的人；
在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独臂将军余秋里的回忆录中，20世纪60年代的闵恩泽“吃在车间、睡在办公室，和工人一起爬装置、钻高温干燥箱，一心埋头搞研究、搞攻关”，是个实践型的科技帅才；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闵恩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创新，是个“在下班路上的闲聊中也能灵感忽现”的大科学家；
而在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生物柴油等生物质新能源研发领域，闵恩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更是一个谜。
耄耋之年再次“领先世界”
在以废油为原料炼制生物质柴油的技术上，中国领先于世界。中国人每年消耗掉的2250万吨食用油，其中约330万吨成为废弃油脂，但只要回收得当，再经过几个小时的化学反应，就可以变成清洁、无污染的动力能源。整个回收利用产业还能消除“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巨大社会隐患，直接保护中国的食品安全环境。这一领先世界、化害为利的科研成果，正是由闵恩泽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完成的“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该技术已经形成产业链，目前在海南已经有加油站在试点性地输出这样的生物柴油了。
更加重要的是，以生物质新能源来代替日益枯竭的化石能源是国际大趋势。像美国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对从可再生的碳水化合物中提取柴油、汽油形成新的生物质能源燃料，来代替不可再生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非常热衷，每年投入的研发与产业启动资金仅在军费之下，且计划在2020年用30％的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其它如欧盟、巴西等对石油能源危机感较强的国家，更是根据自身的优势做了大量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先导工作。与他们相比，我国在生物质能源开发的一些领域起步晚、原始技术非常稀缺，这对于至2009年底，全年有6704.9万吨汽油消费和1.39亿吨柴油消费的中国来说绝不是好消息。更何况出于对粮食安全和中国人饮食习惯的考虑，我们既不能像美国、欧洲那样用大豆和油菜籽做生物柴油原料，又必须面对每年超过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石油进口、以千万吨计的油料作物进口和大量植物成品油进口。上述每一个数字都给中国发展生物质新能源带来巨大的压力，“近临界醇解”工艺的出现，成了中国人应对压力，转守为攻的符号。对此，国外很多长期投入生物柴油试制的大企业感到非常震惊，而更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引领中国达到今天高度的人，竟是一个长期从事石油催化研究的年过八十的老人。在一个前瞻性的、众多发达国家竞相投入的研发领域，闵恩泽成了他的国际“新同行”眼中的谜。
要解开这个谜，闵恩泽的学生们最有发言权。从2001年开始，他们可选的专业中，除了原有的催化化学、绿色化学，又多了生物质能源的新方向。此前的2000年，闵恩泽在他编著的高新技术科普丛书《绿色化学与化工》一书中，提到了“菜籽油也能用来开汽车”，把欧洲利用菜籽油生产生物柴油及其推广使用的情况介绍到中国。生物柴油是通过可再生的天然油脂资源生产的一种柴油组分。欧盟研究与应用结果表明，生物柴油起动性能与石油柴油无区别，而且燃烧性能好，使用安全，尾气排放可满足欧Ⅲ或欧Ⅳ的标准，是一种优质的清洁柴油。在巨大的需求前景推动下，欧盟以双低菜籽油为原料，美国采用大豆油为原料，精制油料后成功开发了碱催化的酯交换法。但欧美的成功经验正是闵恩泽最初进入生物柴油领域考虑得最多、最慎重的地方。基于现实背景，我国生物柴油采用可食用的植物油是不可行的。但是我国也不缺乏生物柴油的原料，如废弃油脂(餐饮废油、酸化油、废动物油)。由于原料来源途径多，品质差别大，闵恩泽自然想到了开发适合劣质和多种来源原料的技术。
专题研究组成立了，闵恩泽的博士们也像往常一样传阅导师为他们挑选出的大量文献，忙着研讨如何去创新，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院士也只是发现丈夫又开始经常半夜两三点兴奋不已，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写字台前长考疾书。陆婉珍所做的也只能是嘱咐丈夫熬夜时要按时吃药。在大量实验和学术思考之上，闵恩泽领导的团队成功开发了环境友好的“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在劣质和多种来源原料炼油的技术领域领先世界。该工艺于2008年在海南省建成工业示范装置，并已投入生产，B-5生物柴油已在海南的加油站销售。同时闵恩泽的目光远及生物质能源的整个产业，2006年，他主编出版了《生物柴油产业链的开拓》专著。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重要内容之一“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的开发”也是闵恩泽与中国石化总工程师曹湘洪院士、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等业内专家详细讨论、几经考察，根据中国农地、水资源宝贵，滩涂、盐碱地、沙漠地区面积较大的特点确定的。目前这个项目在进小试研究，预计2015年进行户外中试装置研究，2020年建设工业示范装置。可以说，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闵恩泽根据国情和中国“后天与后后天的需求”精心设计的。这是闵恩泽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直进行的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考与探索的结果。
2010年，闵恩泽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生物质炼油化工厂推动能源化工迈上碳水化合物新时代》向中科院提交了报告。闵恩泽亲自撰写了一章，对我国生物质能源，包括乙醇汽油、秸秆乙醇、微藻生物柴油及新一代生物质汽油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在生物质能源的大多数研发领域，世界先进国家已经走到我们国家的前面，已是耄耋之年的闵恩泽对自己依然充满了信心：“我们不仅要急起直追，而且要争取技术领先权易于我手。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永远超不过人家。”
“国家需求”是一生的动力
闵恩泽对自己一辈子工作的总结非常简练，“我这一生只做了三类工作，第一类是国防急需，石化发展急需；第二类是帮助企业扭亏为盈；第三类就是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工作。”其间，闵恩泽对“国家需求”的理解是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
上世纪60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闵恩泽仅用了5年时间就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为中国自主开发了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满足了国家空军用油的急需。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曾这样叙述这段历史：“我把研制催化剂的重担，交给了石油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闵恩泽同志……”而闵恩泽的感受是“我原来在美国就想，(回国后)担任题目组长就行了，但是后来给我的任 务远远不止这样，又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结果到1964年，我国主要石油炼制催化剂的生产均已立足国内，并奠定了石油炼制催化剂生产技术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石油炼制催化技术已基本满足当时炼油工业的需求，但化工催化技术还基本停留在依靠引进上。恰逢闵恩泽从1980年开始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同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又当选中科院化学部常委、副主任。他就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炼油催化转移到化工催化技术上，组织力量专门对国外重大化工技术进步的历史、国外催化剂和工艺创新的经验等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并总结中国自身的科研经验，形成“新催化材料是创造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工艺的源泉，新反应工程是发明新工艺的必由之路”的认识。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才有了后来带动我国绿色化学研究的广泛开展的“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和获得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等项目。正如从1984年开始就与闵恩泽合作的石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何鸣元所说，“闵先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责任感。”“搞科研的人往往强调兴趣，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他就研究什么，哪怕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生物质新能源的开发，则是今天闵恩泽最想做的两件事之一。“我还想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把我50多年的自主创新案例写下来，它贴近实际、真实生动，容易学习理解，培养创新型人才另一件事就是(中国)面临油价飚升和大量进口石油的挑战，我将在利用生物质资源生产车用燃料和有机化工产品领域中继续努力，参加攻关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概括起来说，我要做的就是明天、后天甚至后后天的，国家长远性、战略性、基础性研究需要的事。”
从“应急”到“责任”再到一种从容的战略选择与部署，在国家需求的指引下，闵恩泽的人生步伐从未停滞、常走常新。
创新精神薪火相传
对即将迎来87岁生日的闵恩泽老人而言，生物质能源已经倾注了他10多年的心血，是他对中国未来的承诺和展望，我们不能错过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中国的发展更不能假手他人，中国“新能源”的“新”不在于“新旧”，而在于“创新”。
人们惊异于闵恩泽先生在科研领域的高产与高寿，闵先生也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认真地回顾与总结，他的答案是：创新的灵感来自于联想，联想来自于博学广识和集体智慧。像艺术创作一样，科学创新同样离不开灵感。在一首打油诗中，闵恩泽这样写道：“市场需求，兴趣推动，苦苦思索，趣味无穷；灵感突现，豁然开朗，发现创新，十分快乐……”
博学广识是闵恩泽终生学习的结果，无论是文革时在牛棚中整理新中国炼油工作的历程与得失，还是在癌症、高血压、胆结石、胰腺炎等各种病痛折磨中的晚年时光，闵恩泽从来没有停止学习。直到今天，他还一直保持多年养成的习惯：查阅国外资料。石科院图书馆订的炼油、催化、化工方面的国外原版杂志，寄来以后图书管理员先送到他办公室，他一本一本地浏览，一篇一篇地看，了解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与国际前沿。不仅自己如此，他对所有参与新能源等各个专题研究的学生也有严格的要求，并渐渐地在他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风气和共识，形成了一种高度专注的集体智慧。
石科院院长龙军这样评价闵恩泽：“他的巨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卓越的科研成果，更在于他带出了一支勇于攻关、善于团结、勤谨踏实的科研队伍，为石化研究储备了一个人才库。”“一项成果出来之后，往往第一位署名的不是闵先生，而是具体负责的同志。在他的影响下，基础研究部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这样就激励了团队的整体作战精神，有利于发挥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自1978年以来，闵恩泽共带出20多名博士研究生，16名硕士研究生，10名博士后；目前还在培养博士生。这些学生当中，不少已经成长为我国石化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闵先生对学生既严格、又随和。”1985年开始跟闵先生读博士的石科院副总工程师宗保宁说，“和闵先生在一起搞科研，没有任何拘束，很放松、很舒服，因为老先生允许学生们对他说“NO”，只要你的思路合理、判断合情，闵老先生都会认真倾听。即使普通的科技人员跟闵先生讨论，闵先生也特别愿意，从不摆架子。所以在闵先生周围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年轻人都愿意跟着他做事。”
时至今日，闵恩泽的创新精神和、“唐僧取经”般的责任意识与团队意识，早已在他遍及天下的学生和“战友”之间传为美谈。相信在生物柴油、汽油得到推广的未来，闵恩泽先生仍然会是一个传奇。虽然这个“传奇”在夫人陆婉珍院士的眼中完全不同：“他对我来说很平凡。但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认真，甚至有的同志觉得他太认真了'比如说看期刊杂志，他每篇都要看；第二，他有责任心，重诚信，讨厌说了不算的人。”
责任编辑华南
在明知闵恩泽签往香港是“借道回国”，仍不放弃说服努力的美国签证官眼中，20世纪50年代的闵恩泽是个沉默但坚定的“顽固”的人；
在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独臂将军余秋里的回忆录中，20世纪60年代的闵恩泽“吃在车间、睡在办公室，和工人一起爬装置、钻高温干燥箱，一心埋头搞研究、搞攻关”，是个实践型的科技帅才；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闵恩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创新，是个“在下班路上的闲聊中也能灵感忽现”的大科学家；
而在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生物柴油等生物质新能源研发领域，闵恩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更是一个谜。
耄耋之年再次“领先世界”
在以废油为原料炼制生物质柴油的技术上，中国领先于世界。中国人每年消耗掉的2250万吨食用油，其中约330万吨成为废弃油脂，但只要回收得当，再经过几个小时的化学反应，就可以变成清洁、无污染的动力能源。整个回收利用产业还能消除“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巨大社会隐患，直接保护中国的食品安全环境。这一领先世界、化害为利的科研成果，正是由闵恩泽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完成的“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该技术已经形成产业链，目前在海南已经有加油站在试点性地输出这样的生物柴油了。
更加重要的是，以生物质新能源来代替日益枯竭的化石能源是国际大趋势。像美国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对从可再生的碳水化合物中提取柴油、汽油形成新的生物质能源燃料，来代替不可再生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非常热衷，每年投入的研发与产业启动资金仅在军费之下，且计划在2020年用30％的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其它如欧盟、巴西等对石油能源危机感较强的国家，更是根据自身的优势做了大量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先导工作。与他们相比，我国在生物质能源开发的一些领域起步晚、原始技术非常稀缺，这对于至2009年底，全年有6704.9万吨汽油消费和1.39亿吨柴油消费的中国来说绝不是好消息。更何况出于对粮食安全和中国人饮食习惯的考虑，我们既不能像美国、欧洲那样用大豆和油菜籽做生物柴油原料，又必须面对每年超过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石油进口、以千万吨计的油料作物进口和大量植物成品油进口。上述每一个数字都给中国发展生物质新能源带来巨大的压力，“近临界醇解”工艺的出现，成了中国人应对压力，转守为攻的符号。对此，国外很多长期投入生物柴油试制的大企业感到非常震惊，而更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引领中国达到今天高度的人，竟是一个长期从事石油催化研究的年过八十的老人。在一个前瞻性的、众多发达国家竞相投入的研发领域，闵恩泽成了他的国际“新同行”眼中的谜。
要解开这个谜，闵恩泽的学生们最有发言权。从2001年开始，他们可选的专业中，除了原有的催化化学、绿色化学，又多了生物质能源的新方向。此前的2000年，闵恩泽在他编著的高新技术科普丛书《绿色化学与化工》一书中，提到了“菜籽油也能用来开汽车”，把欧洲利用菜籽油生产生物柴油及其推广使用的情况介绍到中国。生物柴油是通过可再生的天然油脂资源生产的一种柴油组分。欧盟研究与应用结果表明，生物柴油起动性能与石油柴油无区别，而且燃烧性能好，使用安全，尾气排放可满足欧Ⅲ或欧Ⅳ的标准，是一种优质的清洁柴油。在巨大的需求前景推动下，欧盟以双低菜籽油为原料，美国采用大豆油为原料，精制油料后成功开发了碱催化的酯交换法。但欧美的成功经验正是闵恩泽最初进入生物柴油领域考虑得最多、最慎重的地方。基于现实背景，我国生物柴油采用可食用的植物油是不可行的。但是我国也不缺乏生物柴油的原料，如废弃油脂(餐饮废油、酸化油、废动物油)。由于原料来源途径多，品质差别大，闵恩泽自然想到了开发适合劣质和多种来源原料的技术。
专题研究组成立了，闵恩泽的博士们也像往常一样传阅导师为他们挑选出的大量文献，忙着研讨如何去创新，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院士也只是发现丈夫又开始经常半夜两三点兴奋不已，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写字台前长考疾书。陆婉珍所做的也只能是嘱咐丈夫熬夜时要按时吃药。在大量实验和学术思考之上，闵恩泽领导的团队成功开发了环境友好的“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艺，在劣质和多种来源原料炼油的技术领域领先世界。该工艺于2008年在海南省建成工业示范装置，并已投入生产，B-5生物柴油已在海南的加油站销售。同时闵恩泽的目光远及生物质能源的整个产业，2006年，他主编出版了《生物柴油产业链的开拓》专著。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重要内容之一“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的开发”也是闵恩泽与中国石化总工程师曹湘洪院士、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等业内专家详细讨论、几经考察，根据中国农地、水资源宝贵，滩涂、盐碱地、沙漠地区面积较大的特点确定的。目前这个项目在进小试研究，预计2015年进行户外中试装置研究，2020年建设工业示范装置。可以说，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每一步，都是闵恩泽根据国情和中国“后天与后后天的需求”精心设计的。这是闵恩泽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直进行的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考与探索的结果。
2010年，闵恩泽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生物质炼油化工厂推动能源化工迈上碳水化合物新时代》向中科院提交了报告。闵恩泽亲自撰写了一章，对我国生物质能源，包括乙醇汽油、秸秆乙醇、微藻生物柴油及新一代生物质汽油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在生物质能源的大多数研发领域，世界先进国家已经走到我们国家的前面，已是耄耋之年的闵恩泽对自己依然充满了信心：“我们不仅要急起直追，而且要争取技术领先权易于我手。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永远超不过人家。”
“国家需求”是一生的动力
闵恩泽对自己一辈子工作的总结非常简练，“我这一生只做了三类工作，第一类是国防急需，石化发展急需；第二类是帮助企业扭亏为盈；第三类就是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工作。”其间，闵恩泽对“国家需求”的理解是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
上世纪60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闵恩泽仅用了5年时间就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为中国自主开发了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满足了国家空军用油的急需。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曾这样叙述这段历史：“我把研制催化剂的重担，交给了石油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闵恩泽同志……”而闵恩泽的感受是“我原来在美国就想，(回国后)担任题目组长就行了，但是后来给我的任 务远远不止这样，又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结果到1964年，我国主要石油炼制催化剂的生产均已立足国内，并奠定了石油炼制催化剂生产技术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石油炼制催化技术已基本满足当时炼油工业的需求，但化工催化技术还基本停留在依靠引进上。恰逢闵恩泽从1980年开始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同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又当选中科院化学部常委、副主任。他就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炼油催化转移到化工催化技术上，组织力量专门对国外重大化工技术进步的历史、国外催化剂和工艺创新的经验等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并总结中国自身的科研经验，形成“新催化材料是创造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工艺的源泉，新反应工程是发明新工艺的必由之路”的认识。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才有了后来带动我国绿色化学研究的广泛开展的“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和获得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等项目。正如从1984年开始就与闵恩泽合作的石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何鸣元所说，“闵先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责任感。”“搞科研的人往往强调兴趣，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他就研究什么，哪怕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生物质新能源的开发，则是今天闵恩泽最想做的两件事之一。“我还想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把我50多年的自主创新案例写下来，它贴近实际、真实生动，容易学习理解，培养创新型人才另一件事就是(中国)面临油价飚升和大量进口石油的挑战，我将在利用生物质资源生产车用燃料和有机化工产品领域中继续努力，参加攻关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概括起来说，我要做的就是明天、后天甚至后后天的，国家长远性、战略性、基础性研究需要的事。”
从“应急”到“责任”再到一种从容的战略选择与部署，在国家需求的指引下，闵恩泽的人生步伐从未停滞、常走常新。
创新精神薪火相传
对即将迎来87岁生日的闵恩泽老人而言，生物质能源已经倾注了他10多年的心血，是他对中国未来的承诺和展望，我们不能错过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中国的发展更不能假手他人，中国“新能源”的“新”不在于“新旧”，而在于“创新”。
人们惊异于闵恩泽先生在科研领域的高产与高寿，闵先生也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认真地回顾与总结，他的答案是：创新的灵感来自于联想，联想来自于博学广识和集体智慧。像艺术创作一样，科学创新同样离不开灵感。在一首打油诗中，闵恩泽这样写道：“市场需求，兴趣推动，苦苦思索，趣味无穷；灵感突现，豁然开朗，发现创新，十分快乐……”
博学广识是闵恩泽终生学习的结果，无论是文革时在牛棚中整理新中国炼油工作的历程与得失，还是在癌症、高血压、胆结石、胰腺炎等各种病痛折磨中的晚年时光，闵恩泽从来没有停止学习。直到今天，他还一直保持多年养成的习惯：查阅国外资料。石科院图书馆订的炼油、催化、化工方面的国外原版杂志，寄来以后图书管理员先送到他办公室，他一本一本地浏览，一篇一篇地看，了解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与国际前沿。不仅自己如此，他对所有参与新能源等各个专题研究的学生也有严格的要求，并渐渐地在他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风气和共识，形成了一种高度专注的集体智慧。
石科院院长龙军这样评价闵恩泽：“他的巨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卓越的科研成果，更在于他带出了一支勇于攻关、善于团结、勤谨踏实的科研队伍，为石化研究储备了一个人才库。”“一项成果出来之后，往往第一位署名的不是闵先生，而是具体负责的同志。在他的影响下，基础研究部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这样就激励了团队的整体作战精神，有利于发挥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自1978年以来，闵恩泽共带出20多名博士研究生，16名硕士研究生，10名博士后；目前还在培养博士生。这些学生当中，不少已经成长为我国石化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闵先生对学生既严格、又随和。”1985年开始跟闵先生读博士的石科院副总工程师宗保宁说，“和闵先生在一起搞科研，没有任何拘束，很放松、很舒服，因为老先生允许学生们对他说“NO”，只要你的思路合理、判断合情，闵老先生都会认真倾听。即使普通的科技人员跟闵先生讨论，闵先生也特别愿意，从不摆架子。所以在闵先生周围有一个很好的氛围，年轻人都愿意跟着他做事。”
时至今日，闵恩泽的创新精神和、“唐僧取经”般的责任意识与团队意识，早已在他遍及天下的学生和“战友”之间传为美谈。相信在生物柴油、汽油得到推广的未来，闵恩泽先生仍然会是一个传奇。虽然这个“传奇”在夫人陆婉珍院士的眼中完全不同：“他对我来说很平凡。但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认真，甚至有的同志觉得他太认真了'比如说看期刊杂志，他每篇都要看；第二，他有责任心，重诚信，讨厌说了不算的人。”
责任编辑华南